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这指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一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在于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论形态。不同于以往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素的真理，它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是从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出发，是从客观世界中，特别是从革命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学体系;它用唯物史观阐明了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为摧毁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善于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这使得这新世界观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

　　中国共产党90多年自身建设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从我们党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始终如一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在一部分党员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思想多元化的情况下，一些错误思潮的侵蚀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使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社会上弥漫着金钱至上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谋取私利，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时髦。

　　这种历史的短视者往往把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危机，以为天下未可乐观。列宁就曾经把这二者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反映到革命运动内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第二国际后期，由于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出现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列宁就曾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次危机。但如果把这种运动的危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像列宁所斥责的：这“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下流文人无聊的议论，他们想把社会党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争论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会党的分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对理论的背离或僵化，因而要克服这种危机，决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们记忆犹新，当20年前苏东剧变发生后，西方反共势力欣喜若狂，喋喋不休地宣称共产主义已经死亡。但是，2008年发生的源自美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许多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在西方世界出现了“回归马克思”热。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生命力。

　　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科学地观察形势，把握历史的主动;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

　　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忠诚地践行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邓小平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他还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就告诉我们，践行党的纲领，就要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作出了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再认识的理论升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形成了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成为我们党继续前进的旗帜。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科学定位，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蕴含了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辩证统一的思想内涵，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为党的当前任务而奋斗，但心中又必须高悬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在完成当前历史性任务的时候，又要为将来向更高阶段发展准备条件，这样一步一步地接近并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目标。这表明，把最终目标和当前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现阶段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正确认识并贯穿于自己的行动之中的。

　　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的辩证统一，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特别是要体现在全面贯彻党的基本政策上。在此，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例，来说明在基本政策的层面上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纲领辩证统一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重申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纠正了过去超越阶段的错误，从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效地防止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保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不止一次地提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前进。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回答当时有人怀疑深圳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明确地说深圳是社会主义，因为占主体的是公有制。其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

　　由上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又是一个过渡性的发展阶段。经过30多年改革的今天，还要继续警惕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防止把初级阶段凝固化、永恒化，而忘记了党的最高目标。那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一再警示的要防止改革的逆向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之后，老一辈革命家彭真在思考新中国国史问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为总纲。纲举目张。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写进党章的。抓住这一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放弃了这一点，就要演变。抓住了这一点，就不会“左”右摇摆，即使摇摆也不会太大。放弃了，就不知道摇摆到哪儿去了。苏东不就是这样吗?

　　三

　　我们党要长期执政，就要始终不渝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和风险。毫无疑义，这同样是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的题中之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能否做到“慎终如始”，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如果骄傲了，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样的话十个就会有十个失败;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追求享乐腐化，骄奢淫逸。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他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由此可见，我们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也依然维系于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提出的这条民主新路，就一定会获得人心。这里关键是党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宗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人执政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个人当官、聚财、敛财;要始终保持“两个务必”，不以权谋私，广开言路，接受群众监督。如果不是这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灵魂，失去了根本。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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