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必须同“官国”传统彻底决裂

[乌有之乡按语]面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务必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走入了误区，社会主义走上了邪路。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主人翁的社会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乃至保命的生存保障资料也几近丢光。反思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何会走到今天这般境地，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正是中国的“官国”传统十分深厚，“官本位”文化深入人心，虽然在“文革”中遭受冲击，但是伴随着毛主席的逝世和“文革”遭受彻底否定，“官国”传统迅速死灰复燃，不仅干部特权思想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当中也逐步被毒化，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工人阶级不仅没有继续发展巩固主人翁地位的民主权力，反而逐步失去了尚不充分的民主政治权利，也就逐步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跌入到今天这个弱势群体的地步。面向未来，一切还要争取社会主义的人士，都必须正视这个历史，都必须总结这个教训，彻底批判“官国”传统，进行真正意义的“文化革命”，还要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毛主席当年有很多光辉的思想，这是我们必须学习。梁柱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很好的典范。只是感到原文的题目不足以醒目，我们发该文的时候做了改动，特此说明。
2007年6月8日

同官僚主义彻底决裂

文/梁柱

1959年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以中央赴老区慰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他在参观当时尚未修复的革命遗址时，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谢老同身边的同志讨论：解放快十年了，共产党建立的是一个新政权，毛主席为什么一再教导反对官僚主义？有同志回答：人一当官，就容易脱离群众。谢老对这个回答显得很满意，他进一步发挥说：这就是“官国”的遗产之一。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难的是，中国是一个“官国”，官国的遗产很容易被继承，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

谢老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这里，他把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和特权享受，概括为“官国”的遗产，这是对长期封建社会传统的形象化说明，是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的，权力具有两重性，人民赋予的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能被用来谋取私利。

谢老说，中国第一个在制度上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当官的没有特权了。我们就靠这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联系实际、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的比别人好，穿的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险。是的，进城之后当了官，面对可能滋长的特权思想和作风，一些从井冈山，从万里长征，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求索破题之途。

在谢老讲这番话之后的第六个年头，毛泽东也在井冈山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他也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通过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众的监督力量，来保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

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他认为，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防止腐化变质，同时他又强调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失去了理想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场谋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搁置、被践踏。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使之能始终保持社会公仆的本色。当时，八机部部长、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通过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在报告中深有感触地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对此，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66页）

应该看到，毛泽东这个警示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显著改善，但毋庸讳言，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出现了诸多令人堪忧的问题。应当看到，在当今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态势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那种特权思想除了继续表现在工作作风之外，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走上了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不择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权贪污受贿，盗窃国库，榨取人民血汗，聚敛大量财富；有的官商勾结，权力投资，为掠取不义之财，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有的纵容家属经商，利用特权一夜暴富，自己却做秀清廉公正，欺骗公众；有的以末日心态大量掠取财富，在国外营造销金窟，怀揣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有的活像封建时代官吏，戴了乌纱还嫌小，着了红袍想紫袍，跑官买官，卖官鬻爵；有的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权，竟烧香拜佛，弄神做鬼，乞灵风水，迷信忌讳，修祖坟，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央虽三令五申，严加惩治，这样的人仍前“腐”后继，揭出的事实触目惊心，叹为观止。那些极端的腐败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是和平时期党的事业的背叛者。每念及此，深感毛泽东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在中国，“官国”的传统有多么深厚的土壤，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习惯势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党的事业的拥护者，都要同这种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教导，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共产党员要勇于埋葬官场习气，打破特权思想，克服官僚主义。（来源：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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