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周六影评沙龙

时间：2007年10月13日星期六
     中午12：30——14：30 观看电影《摩托车日记》
     下午14：30——16：30 影评沙龙：围绕《摩托车日记》展开评论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1号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乌有之乡书社
主办：乌有之乡网站，左岸网站(www.edu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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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摩托车日记〉简介

   《摩托日记》是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根据格瓦拉家族提供的日记拍摄的剧情片。1951年，29岁的阿尔贝托•格兰纳多和23岁的恩内斯托•格瓦拉成为旅伴，两人骑一辆“诺顿500”摩托车从阿根廷出发，穿越南美大陆，行程超过一万三千公里，途经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地，但旅程却没有想象中美好。他们眼前所见的，尽是贫苦大众遭强权剥削的惨况；一场关乎人性斗争的风暴，在他们的心中静静地开始革命。一个旅程，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而这个人的改变，却改变了整个世界。在旅途中，格瓦拉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旅途结束之后，恩内斯托•格瓦拉改名为切•格瓦拉，前往古巴投入到革命之中。

下面是郭松民先生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郭松民：学习格瓦拉的理想主义精神，做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0月9号是格瓦拉牺牲四十周年，我看到报纸上的一个新闻，山东一所大学要搞一个签名活动来作为纪念。结果一个记者在现场发现，有很多大学生很积极地签名，但是不知道格瓦拉是谁，有的还以为他是一位摇滚歌星呢。另外，我还看到有的报道说，有一些非常有钱的老板，开着焊马车，车门上却印着格瓦拉的头像。这些现象意味着，格瓦拉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已经变成消费的形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接受，大家认为他的特点就是非常酷，而且很性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像这样的品格，不光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可以接受，包括一些既得利益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实际上有两个格瓦拉，一个是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现实的消费主义符号的格瓦拉。格瓦拉完全被作了无害化的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因为格瓦拉是一个反抗者，但是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市场。我们很难想象其他的反抗者，比如像马克思、列宁以及其他一些革命领袖如毛泽东，能够被做这样的处理。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考虑可能也不是特别成熟。我觉得格瓦拉本身是一个非常纯洁的革命者，他追求自己的理想非常坚定，在道德上没有什么缺点。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使他容易被进行无害化处理。我们知道，西方对格瓦拉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有人说他是红色罗宾汉，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的唐吉柯德。我觉得这种外号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罗宾汉是西方的劫富济贫的大英雄，非常像中国《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样一些好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成为现实的社会结构的一种修补机制，甚至是稳定的机制，而不会对制度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他们在作用在客观上是校正这个制度当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使它变得更加稳定。
 
对格瓦拉进行无害化处理之后产生这样的效果，格瓦拉作为一个旗帜或者符号，变得不清晰起来了。因为开着悍马车的老板也把格瓦拉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你加进去以后重新打出格瓦拉的旗号，别人就不知道你是想革命还是想消费，很可能更像是在消费。黄纪苏老师搞格瓦拉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他对此是有很深的思考，他希望通过这部戏表达一个对不公正、不正义强烈不满的理念。但是，到我们的主流媒体对这部戏进行报道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出先锋实验剧，变成一种比较小资的东西了，好像这是文人们没有事，闲着无聊，搞一点比较前卫的东西玩玩，这样一来，就把整个戏里边所含有的严肃的沉重的东西，比如要求改变利益格局，要求纠正社会的不公正等，都消减掉了。

格瓦拉所以能够被这样做无害化处理，根源就在于他的行为方式。格瓦拉的革命理想，他的理想主义精神、献身精神等都是无可挑剔的。但他的革命方式本身并不成熟，因为不会给当前的制度结构造成根本性的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说我们的青年人都以格瓦拉的方式来行动，反而会反衬出现有的社会结构是“合理”的，因为格瓦拉式的青年提出的替代方案更不合理。
 
关于格瓦拉的形象，我有一个比喻。很多朋友可能最近看过电视连续剧《井岗山》，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周鲁，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是湘南军委的特派员。他当时到了井岗山之后就开始不满，说杀人太少，放火太少，应该把小资产阶级变成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革命，这是非常激进的。周鲁最后牺牲得也非常英勇。但是这样激烈的“革命”给井岗山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格瓦拉有点像周鲁，我们不怀疑他的革命热情，但是他的革命方式存在问题。
 
我从找到一篇当年周恩来总理对格瓦拉的评价，是1971年5月30号在中国的外事工作会上有讲话，说得非常好。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所谓格瓦拉的游击中心就是跑到哪里，放一把火就走，是盲动主义，脱离群众，不接受党的领导，这种思想在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群众中有影响。格瓦拉和他们基本上一致的”。这是周总理对格瓦拉总的评价，然后周总理首先评价了古巴的革命。他说：

“古巴的武装斗争成功是带有偶然性的。当然有群众，没有群众，他也不能成功。由于当时反动独裁统治很厉害，群众非常反对，而且美帝没有意料到那个地方会被武装的小队伍夺取政权，所以，是个偶然性的胜利。他们不是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来逐步取得胜利的。那个地方小，不可能时间搞得那么长，美国在那里还有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但是，自从这个偶然性胜利以后，他们又想在拉丁美洲到处用这种方式推翻亲美政权。格瓦拉就跑到国外去搞这一套。首先跑到非洲的大刚果，过去叫做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现在叫刚果(金萨沙)。那个地方有武装斗争。在卢蒙巴牺牲以后，基赞加又不行，剩下的一些游击队，有的在北部，有的在东部。东部靠近坦桑尼亚那里有一个指挥的人，到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名字叫米都迪迪，是很坚强的一个人，一直在东部搞游击战争。结果格瓦拉跑进去了，经过坦桑尼亚，搞了一百多个人都是正规化的。跟他的日记上与的差不多，到一个地方，过的还是西方生活，吃牛奶，吃罐头。人家是农业国，不是吃罐头的，所以吃完了就成问题了。

格瓦拉在刚果(金)东部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人，他不是帮助人家打游击。而是把游击队集中起来，对抗刚果的雇佣军，打阵地战。雇佣军有美帝、比利时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本来刚果的游击打了两年多，很有成绩。格瓦拉一去，就把人家的军队集中起来，脱离群众，打阵地战。他曾通过我们驻坦桑使馆，送了一封信给我，上头有格瓦拉的签名，我不大清楚，格瓦拉怎么从坦桑尼亚到了刚果。他在信中，提出要什么东西。很奇怪，要一个很大的广播电台，要使整个非洲，连美洲都可以听到。游击战争怎么能用这样大的电台?想法不对头，我没理他。后来，我们驻坦桑尼亚使馆证明，他们从那里撤退了。怎么撤的呢?因为阵地守不住了，要分散，背靠着湖，米都迪迪想从湖里绕路撤走，结果落水淹死了，牺牲了很好的一个游击英雄。而格瓦拉坐船回到了坦桑尼亚，走掉了，给人家惹了一场祸，使人家遭到了失败。”
 
我觉得周总理这一段的讲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井冈山》这个戏，很周鲁在井岗山干的事情，后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从苏联去的那些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做的那些事也是非常相象的。

周总理继续说：格瓦拉离开刚果，回到古巴，后又转到玻利维亚山地，从阿根廷那边带来了一批古巴人、阿根廷人，也有一些玻利维亚人。完全是搞盲动主义，不找群众，甚至把群众抓起来做俘虏，怕人家走漏消息。武器没地方存，存在山洞里。这样怎么能发动游击战争?

虽然格瓦拉会西班牙文，到处可以用，但毕竟在本地没有群众基础。他每天都有日记，写得一清二楚，就是采取大烧、大杀，脱离群众最后被俘，反动派把他杀了，因此，全世界都闻名了。后来，卡斯特罗得到他留下的日记，还给他写了一个序言。“游击中心”，外国字叫“游击焦点”，主张到处点火。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他们认为不管有无条件，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其结果是游击队员一个个牺牲了，最后他自己被杀。我国革命过去有盲动主义血的教训，有战争的失败经验教育我们。拉丁美洲人民没有这个经验，他们觉得格瓦拉是个英雄。我见到智利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说，他没想到在他儿子的房子里挂了两个像，一个是毛主席的像，一个是格瓦拉的像，进去一看，使他大吃一惊，后来他发现，智利农村这样的情况很多。现在我们知道，不止拉丁美洲，甚至非洲、日本都有这种情况，不但挂毛主席的像，也挂格瓦拉的像。青年就是崇拜英雄嘛。知识分子开始辨别不清，尤其在初期找出路的时候，各种想法都有。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艰苦奋斗，经过万里长征才取得了胜利。他们想点把火就一举成功。所以，他们就看不到格瓦拉失败的教训，而觉得他是一个“英雄”。

以上就是周恩来总理对格瓦拉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我觉得说得非常到位。总理主要是从革命策略、革命方法上提出问题。我们看电影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你去消除不平等也好，搞革命也好，其实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是拯救他们，还是激发群众，建立他们的主体性，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过去军队和人民是鱼水关系，你没有群众的支持，游击战争是搞不下去的。
 
所以我今天说到这儿就找到主题：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起来：第一个是学习格瓦拉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对社会上的不平等，或者是对剥削压迫的现象要保持强烈的义愤，要有这样的革命热情。第二个，确实要注意方法，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做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某人质问：对格瓦拉的评价我表示一下不同的意见，说做无害化处理，无害化是什么意思，难道格瓦拉是有害的吗？
 
郭松民：它是另外一层意思。格瓦拉是一个革命者，但我们的主流媒体，或者是舆论谈到格瓦拉的时候把革命的成份给过滤掉了，只剩下性感和酷的成份了，这样就把格瓦拉做了无害化处理。我们刚才说开悍马车的老板是非常有钱的，把格瓦拉的形象装到车门上，他也觉得非常酷，非常性感，他可以接受。对格瓦拉做无害化的处理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也认为格瓦拉是有害的。有害或者是无害是对什么人来说的，对穷人来说是无害的，但是对富人来说，对既得利益来说是有害的，因为既得利益阶层要利用他，所以就对他做了无害化处理。

对格瓦拉的无害化的处理，那个老板是不会做的，但是他把格瓦拉的形象印到车门上，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现象。我们说存在两个格瓦拉，一个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格瓦拉，另外一个，因为格瓦拉的名气非常大，就进入了一个公共话语的体系，是主流化的体系。然后媒体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大陆传媒也好，在宣传格瓦拉形象的时候，有些可能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把里面反抗的不合理制度的因素慢慢地屏蔽掉了，无害化的过程就是这样完成的。实际上我们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大家都非常喜欢，实际上这个电影对格瓦拉也进行了一些无害化的处理，把真正敏感的话题也删除掉了。

一个朋友：我插一句 ，你说电影是进来被删掉的还是本来创作当中就没有这么写？
 
另一个朋友：这个应该是创作的时候没有写。就是说拍这个电影时，很多地方被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比如格瓦拉去过秘鲁的铜矿以后，当时他有一个结论，说人民要解放就必须赶走美帝国主义，但电影完全回避了这一点。再比如说像关爱麻风病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浓墨重彩的出现，占用的时间很长，对格瓦拉这样一个人物性格渲染非常重。但是我们知道关心麻风病人并不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爱心的人都可以。就是说从资产主义人道主义这个角度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真正的人获得解放，就必须牵涉到阶级压迫，阶级利益这样的问题，必须涉及这样的内容。格瓦拉关心麻风病人，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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