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凤凰网转录一篇问答录，这篇文章原载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作者是杨奎松。令人奇怪的是，凤凰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新抛出这样一篇文章。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分配严重不公问题，已经引起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精英们为了消除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已经连篇累牍地发表言论和文章，为改革开放造成的巨大社会分配不公开脱责任。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不承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恐怕无法搪塞过去，所以就采取偷换概念、转移视线、嫁祸于人的拙劣手段，将脏水泼向毛泽东时代。

杨文的主旨就是将人民群众对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矛头引向毛泽东时代，他刻意回避社会财富这个主要概念，刻意回避现实社会财富流向这个大问题，避重就轻，偷梁换柱，将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的大量社会财富集中少数人的原则性问题淡化为工资差别问题，进而引出毛泽东时代的工资差别加以议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时代是工资差别最大的时代，甚至大于国民党统治时期。

这种偷换概念的伎俩是资改派们一贯的做法，早在2007年就有人对此进行了批驳。不过由于只是顺着杨奎松的概念加以批驳，就显得乏力。杨奎松谬论的关键在于偷换概念，只字不提社会财富问题，抓住工资差别不放，将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好让人们按照他的思路走，进而相信他的谬论是如何正确。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危害在于避重就轻，回避重大关切，把社会财富占有与工资等同起来，把工资差别与分配不公等同起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掩饰罪恶。

杨文一开始就单刀直入，把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导致贫富悬殊的不满归结为“误认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引导方式，正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有意引导人们顺着杨奎松的思路走，一步一步把人们引向歧途。

杨奎松对人民群众要求解决分配公平和公众福利问题不以为然，他所希望的是引导人们重视社会制度本身的改造和完善，然而杨奎松所说的社会制度改造和完善，与人民群众希望的社会改造和完善根本不是一码事；杨奎松们希望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改造是地动山摇天翻地覆式的，说穿了就是彻底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杨文振振有词，以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亲身经历证明毛泽东时代存在等级制，这种证明倒是提醒人们，毛泽东为了遏制这种等级制，不惜牺牲身后名声，也要防止资产阶级特权的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一个明证。毛泽东在世时，废除军衔制，干部实行三同等等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避免产生特权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毛泽东极力提倡合作化道路，坚决抵制分田单干，就是为了产生防止新兴的资产阶级。至于为什么要进行三反五反，说明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会继续与无产阶级较量，他们不会放弃任何机会，腐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在进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且一再警告党内同志，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三反五反的开展正好说明这种斗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思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包括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走后门问题，只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和正确。

贫富悬殊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毛泽东时代采取的措施恰恰制约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可能，竭尽全力防止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等级差别，只要这种差别不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不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就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杨文刻意回避了毛泽东时代在防止产生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成果这一关键问题。对于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社会财富想少数人手中集中的根源，杨文归结为权力和制度，其实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十分清楚，正是改革开放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导致权力彻底脱离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而导致腐败前赴后继泛滥成灾；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化进程，导致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形成贫富悬殊分配严重不公的结果。妄图撇清改革开放的责任，恐怕是怎么也无法说得清楚的。

中国当今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攫取，多数人占有的社会财富严重失衡，从而引发人民群众极大不满，这种不满已经到了火山爆发的程度。究其根源，一是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将全部剩余价值攫取，构成新兴的资产阶级；二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巧取豪夺，将国企私有化廉价卖掉，大肆掠夺国家财产，中饱私囊，构成新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三是贪官污吏依仗职权，与不法资本家勾结在一起，肆意侵吞社会财富，化公为私，构成社会新富；四是黑社会明火执仗，大肆抢掠人民财产，收刮不义之财，攫为己有，构成新兴的社会恶霸。这些富人，奢侈过度，荒淫无度，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恨之入骨；他们依仗金钱，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相信钱能通天，为所欲为，飞扬跋扈，把整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不堪入目。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面对这一切，人民强烈希望执政党能够恢复毛泽东时代良好的社会风气，恢复毛泽东时代公平正义；面对这一切，人民群众通过比较鉴别，无限怀念毛泽东时代是理所当然的。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部分成果被少数人所享受，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一点公平也没有；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失败。这一点还需要加以佐证吗？事实胜于雄辩。说穿了，把这种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现象归结于改革开放过程中推行私有化制度，一点也不冤枉。如果说取消这样的社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公平正义，人民群众是举双手赞成的。

在玩弄概念游戏方面，杨奎松不愧为一把好手。社会财富分配是为多数人占有还是为少数人所攫取，这些是研究社会财富分配公与不公根本性问题，毛泽东时代尽管存在工资差别，但是社会财富并没有被少数人所占有，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财富主要用于人民群众的福利身上，虽然工农剪刀差较大，但是当时国家也是根据经济承受能力逐步努力缩小这种剪刀差。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缩小这种剪刀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分田单干却让农民阶级大部分彻底与富裕绝缘，好在土地继续保持着集体所有的模式，限制了土地买卖的可能性，尚不至于造成更多的雇农出现。

无论杨文如何指责毛泽东时代的工资差别，毛泽东时代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1978年基尼系数在0.2左右，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相对平均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通过三十年的运作，一切私有化市场化，中国搞了比美国更加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果10%的人口占有社会财富的50%左右，2007年基尼系数高达0.47之多，远远高于美国的0.407。已经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危险系数0.4。可见，所有的纯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两极分化的，因为中国搞了更加彻底的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两极分化程度比美国还高。因此无论杨文如何称颂改革开放以来的工资改革，然而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事实，比杨奎松本人声嘶力竭的辩护更有说服力。美国社会也是两极分化的，其程度比毛时代、比苏联要高很多，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杨奎松的死穴。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悬殊的总根源，是资改派们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制度的必然结果的结论是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说明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已经到了非尽快解决不可的地步，说明社会容忍度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系数，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只有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消除贫富悬殊，才能消除社会动乱因素，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要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仅靠小恩小惠无济于事，国家补贴可以缓解一时之恨，无法缓解长期发展不畅之痛。

因此在农村要尽快缩小城乡差距，关键是必须恢复农村集体合作化道路，依靠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克服靠天吃饭的弊端，发挥集体经济可以办大事的优势。此外，国家必须加快反哺农业的步伐，加大国家投资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拓宽农民就地就业渠道，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确保农村稳定。在城市必须由国家和企业承担起公共责任，投资建设廉租房，并为广大居民提供可以承受的租借房，消除蚁族和蜗居现象，解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生存条件。国家应该考虑城乡统筹发展，尤其是教育医疗等等事业必须由国家承担起公共事业责任，减少行政开支，压缩行政人员编制，减少公共事业费支出，增收节支，把国家财力物力用于社会福利建设上来，真正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全民福利享受方面。

消除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关键是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这是根本。消除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必须遏制垄断行业工资分配机制，杜绝灰色收入来源；消除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必须加大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作用，把干部的一言一行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消除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强化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打击力度，消灭社会毒瘤。没有以上措施，如果继续推行私有化，那么无论采取何种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都无非根绝社会财富分配方面严重不公贫富悬殊的问题。这一点美国已经给出证明了，中国无非歩其后尘而已。写于2010年4月17日

附文：

毛泽东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大吗？　　

马根草　　

为什么同一问题，左右会看法相左呢？为什么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左右截然不同呢？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思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猪只会吃睡，不会懂得艰苦创业的道理。劝老虎不要吃羊，那也是白费口舌，对牛弹琴也是白费功夫。然而右右的鼓躁对于不懂历史的年轻人来讲还是有迷惑作用的，所以又不得不多说几句，以正视听。　　

天涯独狼说“毛时代真的没有“贫/富分/化巧/取/豪/夺”吗？独狼曾听说55年国/家公/务/人员实行工资制时，毛月收入649.6元，而30级人员20.88，（注：干部的最高是610和最低的是45元，你把高端工资夸大了。低端又说低了。）差距超过30倍（由于高与低不对，差距就必然错了），比国/民/党政/权的差距还大……”真相真如他说的吗？　1933年9月 23　日蒋政府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而当时一个巡警工薪10—13元，见习医生每月8元。一个苦力工人一个月只有1—2元艰难维持生活也不少见。一个电力小工工资只有6个左右银元，艰苦可想而知，那么一个部长工薪是一个巡警多少倍呢？将近80倍，这还没有说总统与一个巡警的倍数，总比80倍要多吧！更不说与贫困的苦力相比了。那会达到100多倍了。　　

而解放后共产党的官员工资是多少呢？解放初期到55年除解放前未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包括技术人员外都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吃饭衣服等生活供应都是发实物，只发很少的津贴费几元钱，许多人都感到手头很紧。吃饭分三个等级，即大。中、小灶。大首长吃小灶，中级干部吃中灶，下级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吃大灶。差别很小。　　

大灶：油3钱、盐5钱、肉4钱、粗菜1斤，原煤1斤4两或木柴2斤(以16两为1斤计算，下同)。　　

　　中灶(轻病伤员同)：菜金按大灶2.5倍计算，原煤1斤14两或木柴斤。　　

小灶(重病伤员同)：菜金按大灶3.7倍计算，原煤2.5斤或木柴4斤　　

小灶只是大灶的3.7倍的差距。高吗？　　

55年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610元到45元不等，（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工薪大多比国家领导人高）中央一级领导工资：最高是宋庆龄每月579．50元，因为另外还有300元活动费。文化大革命时，她将活动费退还国家。  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难，他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80元。毛主席这么一以身做则，天下仿效。所以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都和毛主席一碗水端平，工资统统是404．80元。最低的干部是45元。因而高级和低级干部相距是8.99倍。而工人6-70年代学徒定级后是32元，（20元是学徒工）404.8除32为12.65倍，30年代国民党是80倍以上差距，而共产党70年代只相差12.65倍。到底那里的差距大？为了吹捧国民党，抹黑共产党毛泽东，右右竟到了不顾事实的程度。　　

右右开口闭口以美国为师。那就看看美国总统与美国工人的差距吧！　　

 美国总统的工资是多少呢？美国总统的现在工资为约40万美元/年，月薪3.35万美元，相当人民币22.87万元，（2009.10.17汇率计算）还有5万美元报销；10万美元旅行费用（免税）；1.9万美元官方娱乐费用；免费住宅。　　

1969年时总统工资是20万美元，每月1.66万美元。1969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2.46 元人民币兑换 1美元，当时候美国人总统工资相当人民币4.38万，1969年规定工人每小时最低工资不到1.75美元，按69年算，每天八小时，26个工作日，月工资是364美元，美国总统纯工资，（不算工资外的补贴，行政费用外）是工人的16600除364=45.6倍，近几十年来的最低工资每小时是在3—6美元之间，如果以近20年平均工人每小时按4.5美元算。而总统工资从20万提高到40万，平均为30万算。月工资为2.5万美元，那差距就要达到26.7倍了。按2008年算工人每小时最低规定5.15美元，一月1071美元，差距33300除1071=31倍。　　

由此可见，以1969年为例，美国是45.6倍，中国是12.65倍，谁的差距大？　　

至于你说什么毛泽东时代腐败严重和毛泽东有巨额稿费之说（毛主席的稿费是由党保管，就是有你说的那么多，又不属个人财产，这算什么腐败？至于说官员有特殊待遇，即有一定的特权。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看到这些等级制存在，有特权存在就是官员变质的温床，所以才告诫各级官员，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不搞特殊化，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不要脱离群众。一些干部不以为然，所以才有后来的斗私批修的运动。），右右对毛泽东时代不是蓄意歪曲就是夸大问题严重程度。当时制度虽然不是完美无缺，顺便提醒一下，60年代那时美国黑人还不能和白人在车上同坐一起，奥巴马的父辈可没有他那么运气，只是美国黑人在中国6—70年代人民大众民主运动影响下，通过大规模街头群众运动斗争才取得了如今和白人的同等地位。那时中国存在的问题比起你心目的美国，也只是小儿科。说到稿费也告诉你08年奥巴马撰写的两本传记一年赚了将近250万美元，这可是个人所有啊！怎么不见小右说是腐败呢？对于右右这些泼向毛泽东的污水，网络上有许多批驳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我也不必要在此花更多的笔墨。　　

质疑子虚老人：毛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时期大吗？
作者：展如画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4148    更新时间：2010-1-26    文章属性：   热 荐   

读了子虚老人《等级工资制——修正主义的温床》（以下称《等》文）一文，感到问题严重：第一，文中有严重失实之处，会产生丑化毛泽东时代的效果；第二，把等级工资制看作修正主义的温床，这无异于反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因此本人于1月17日转载了马根草的文章《毛泽东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大吗》，并加了一段按语，指出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温床主要不是什么过大的工资差距，而是别有奥妙。　　　

子虚老人于1月22日在“网友之声”栏目发表《就等级工资与网友商榷》（以下称《商》文），一未对《等》文的失实之处及必然带来的消极影响表示出任何认识，二未提出新的论据证明“56年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标准其级差为囯民党的2.2涪（原文如此）。也大大超过了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在《商》文中提出一些新的谬论，因此有必要对《等》文和《商》文的一些问题进行质疑，子虚老人如果愿意澄清事实，把问题搞明白，请不要回避直接回答以下问题。　　

1. 《就等级工资与网友商榷》，主要是与哪位或哪些网友商榷，为何不直接列出他或他们的网名？为何不援引被商榷者的原文？　　

2. “认为等级工资是天然合理，特权特供是合法，并不断扩大差别发展到髙菥（原文如此）养廉作为理论依据这是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在你要与之商榷的网友中，谁是支持“特权特供”的？谁要“不断扩大差别发展到髙菥（原文如此）养廉”？这些做法，拙文不仅从未提及，更不会支持，查遍乌有之乡网友对于《等》文的评论，也没有一个网友支持这些做法。那你这种商榷不是无的放矢么？它究竟有何意义？难道就是要把不存在的错误强加给对方而反衬出自己的正确么？ 　　

3. 有的网友认为等级工资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谁说它是“天然合理”的了？你把“合理”加强到“天然合理”有何用意？就是为了证明你是马克思主义，别人是“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么？即便“认为等级工资是天然合理”，这帽子恐怕也不合适吧？　　

在此我要陈述一下自己对按劳分配的了解和自己的观点。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先提出的。马克思说，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它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因此，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仍然实行“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分配原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在所有制方面，也只有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是，在其它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取消，依然是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毛主席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如何理解革命导师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呢？他们的意思有二：第一点是说，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相比，按劳分配是一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第二点是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的不合理是相对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相对于你所推崇的平均主义，按劳分配要公平得多，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也要大得多，因此也合理得多。这正是等级工资制的合理性所在。在社会主义社会，等级工资制是按劳分配的一种形式，但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按劳分配制度的不足，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医疗、住房、救济、商品供应等制度的福利性质（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需分配）得到弥补和限制。革命导师和领袖并没有对按劳分配制度给予一概否定，或者说，他们并不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取消商品生产、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概括为“不劳动者不得食”、“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1959年，针对当时中国农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平二调”的错误倾向，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严厉地谴责“一平二调”就是剥夺他人劳动成果,是否认人们的收入应有所差别的平均主义。毛主席还指出:“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这是我们所不许可的。”毛主席指出：“价值法则要求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了这一点，终究是不行的。”1962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是社会主义阶段必须遵守的两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南三区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解决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当然,毛主席也历来不主张分配上过分悬殊。他说:“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但你把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商品制度都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甚至比“比国民党还不如”， “比封建社会的俸禄制更反动”这就必然导致对“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推崇，这样会导致什么恶果呢？　　

第一，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社会产品尚不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取消按劳分配和等级工资制，是制造社会不公。这种不公，比按劳分配基础上的工资差距过大更不道德。在工厂中，有高超技术和突出贡献的师傅与刚工作的学员和吊儿郎当的工人拿同样多的报酬，在科技界，让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与见习大学生和伪科学家拿同样多的报酬，在医疗卫生界，让名医与见习医生和庸医拿同样多的报酬，在教育界，让良师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教师拿同样多的报酬，在军队中，让将军与新兵领同样多的津贴，实行无差别工资制或供应制，在你看来公平么？如果自己找不到正确答案，学完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再来谈体会。　　

第二，取消按劳分配，将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限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对于这一点，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做出了天才的预见：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等旧的分工还没有消除，劳动还是个人谋生的手段，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和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境界，因此，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是合理的选择。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经验和教训也不胜枚举。如果你要了解得详细点，建议你读一读毛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套丛书收录的先进农业合作社的典型中，就有吃了大锅饭的亏，而后实行了按劳分配，使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集体劳动组织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例子。如果你不愿费那个事，不妨回想一下，大跃进期间中国农业所受的重大损失，是按劳分配造成的，还是包括一平二调、共产风在内的“五风”造成的？　　

平均主义是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它把任何差别都看作像阶级差别一样的“贫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对，认为毫无差别的平均分配绝对好。它否认以劳动作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认劳动者在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劳动强度、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差别，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劳动成果和劳动报酬的差别。平均主义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力求上进的精神，涣散劳动者队伍，腐蚀劳动者的思想，助长人们的懒惰思想，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因此，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要求的。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与现在不同，现在的“改革”举措主要是以官僚集团、外国势力和资产阶级利益为出发点，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则主要是出于昏庸。那时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便是他们看到了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的消极面，而这些消极面，与平均主义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要说“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平均主义就是一个。它给改革派留下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提供了突破口。　　

4.在《等》文中，你说新中国的等级工资制“最低工资与最髙工资（不与部队首长工资比）级差达31.11倍。増加绝对值达416倍之多。与国民党比，战后国民政府文官的薪给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外，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邻各级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亦仅为14.5∶1。56年共产党制定和实施的标准其级差为囯民党的2.2涪。也大大超过了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如英、法、德，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一般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仅在20倍左右。后来毛主席评说比国民党还不如。”　　

那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之外的全部社会主义劳动者都是按等级工资制付酬。除此以外，公职人员还享受着个人和家属在医疗、教育、住房、劳保（只对工人）和低价商品供应方面的福利，而且企业的工人还有计件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五、六十年代一个钢铁厂的炉前工一个月可挣一二百元。你为国民党评功摆好时不仅不考虑这些因素，还只算国民党政府文官之间的薪水差，忽略了无数最低薪酬（如工人、店员），还要去掉几个最高薪酬（总统和五院院长）。这是公平的对比么？这不是对国民党的粉饰，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丑化是什么？　　

我所转网友马根草的《毛泽东时代工资差距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大吗》一文载：“1933年9月23日蒋政府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而当时一个巡警工薪10—13元，见习医生每月8元。一个苦力工人一个月只有1—2元艰难维持生活也不少见。一个电力小工工资只有6个左右银元，艰苦可想而知，那么一个部长工薪是一个巡警多少倍呢？将近80倍，这还没有说总统与一个巡警的倍数，总比80倍要多吧！更不说与贫困的苦力相比了。那会达到100多倍了。”　　

照马根草的研究，以1969年为例，美国的工资差距是45.6倍，中国是12.65倍，究竟是谁的差距大？　　

对于这种严重失实、丑化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你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颠倒黑白，强词夺理。　　

在《商》文中，你为自己辩解道：“揭露和批判等级工资的反动本质及其走资派的复辟阴谋诡计。怎么能和否定和攻击毛泽东时代联系起来”，“批判等级工资怎么和“打看红旗反红旗”的阴谋联系起来”？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等级工资制“连国民党还不如”，甚至“比封建社会的俸禄制更反动”，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和攻击是什么？毛主席何曾评说新中国的等级工资制“比国民党还不如”？既然你如此肯定，希望你找出这句话的出处。　　

5.在《商》文中，你“奉劝今天的‘左派’，不要重蹈当年造反派‘唯我革命，唯我正确’之错误。也要警惕有人用此从中间离（原文如此），因为这是破坏革命阵线最有効（原文如此）的手段。”　　

“这依据就是杨奎松教授是一位不同政见者，说他有‘反毛’ 言论。对于杨教授我与他是九天九地之別的人。不过我提酲那些自封为左派的人，随意给人划线定派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　　

你以大无畏的气概颠倒黑白，斥毛泽东时代的等级工资制“连国民党还不如”，，“比封建社会的俸禄制更反动”，简直把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革命导师和领袖统统打入了反动派的行列，却依然要警告别人不要重蹈“唯我革命，唯我正确”之错误，你好大的勇气！　　

6. 我说杨奎松的“文章和言论带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政治偏见，他的政治立场在骨子里是反动的。”因此提醒你“在引用杨奎松这种人的资料时，一定要小心，否则导致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看来这也成了一种罪过。　　

为了说明杨奎松反动言论的隐蔽性，我还举了两个例子，论据就算不充分，还不能说随意吧？这怎么是“随意给人划线定派”？读了这两个例子，仍然固执己见，要把杨奎松留在“革命阵线”，这能叫慎重？你不随意，拿出证明杨奎松“革命”的理由来嘛。　　

再看看杨奎松春秋笔法的另一个“杰作”：　　

在谈“国民党的政治失败”时，他说：“在国共两党较量的二十多年里，最先失败的其实是共产党，而且是两次惨败。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0年代中期。头一次失败固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看起来似乎不可避免，但它从最初几百人的小组织，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共同反帝反军阀，一举发展到五万人以上，并非没有进一步发展成功的希望。它之所以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它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追求和推动中国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后一次失败更是如此，1927年失败后，它不仅错误地总结了教训，转而排斥所有中间力量，而且开始全面走上所谓苏维埃革命的道路，把革命矛头指向了几乎社会上所有的有产阶层。这种激进的社会革命性质的政策，结合以异常激烈的暴力手段，固然可以争取到少部分贫苦农民，在偏远农村创造一些根据地和红军，但却因为无视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社会现实，疏离了广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终归要陷入到毛泽东所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这一次失败更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到1936年底，中共只剩下两三万党员干部和红军，并且被围困到人烟稀少的陕甘北部交界处很小的一块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张学良、杨虎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毛泽东13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上明确讲：这是革命义举，它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这足以见当时形势之危殆。”　　

杨奎松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归结为1927年后到抗日战争前全部过程的失败，掩盖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掩盖了王明路线猖獗到极点前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在他的歪曲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不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是由于“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追求和推动中国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的前途。换言之，要想避免失败，只有追求和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了。其实，放弃社会主义前途正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选择。1923年，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的反革命屠杀中束手无策，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既然我给这样一个反共分子“划线定派”是“随意”的，是极其错误的，那你把他引为同道当然就是“慎重”的，极其“正确”的了。既然提醒你警惕杨奎松的反动本性“是破坏革命阵线最有効（原文如此）的手段”，杨奎松的研究成果还有的是，下一步，你是否打算兜售他更多的反动言论，以巩固你们的“革命阵线”呢？　　

问题是杨奎松会认可你这位同道么？从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这点来看，你是极左，他恐怕会给你一个讥讽的笑，从你起劲的宣传共产党的等级工资制“连国民党还不如”，“比封建社会的俸禄制更反动”这点来看，你又是极右，他肯定会对你报以另外一种笑。《等》文后有“非常好的文章”、“ 这篇文章使我茅塞顿开”、“ 学习了”这样一些评论。从《等》文的某些观点、效果和《商》文的强词夺理来看，说你们属于同一阵线，并不为过。你一定要把这个阵线挂上“革命”旗号，请自便。不过你要清楚，你们是联合攻击了三座大山，还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　　

左派二字，经常意味着被视为异端和遭受攻击，在反共分子面前，我并不惮于亮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我从未把“左派”二字当作一种荣誉来争取，只是对捍卫真理感兴趣。既然你说我“自封”左派，那你尽管把这个漂亮帽子拿走好了。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做一个左派，就要把陈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置于自己的面子之上。你做到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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