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华西村的“特权社会”

前面对《华西村真的是天堂吗？(李俊 凤凰博报)》一文的结论“凡是公有制程度越高，贫富差距就越大”和结尾“华西村真的是天堂吗？我看不是，说它是地狱还不差不多”说了点看法。此文中还有下面这个说法值得说一说——

“华西村是一个特权社会的缩影，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聚集在一起，这迟早会出问题。不要以这些奇迹，从而掩盖这些问题。”

大于是非常痛恨“特权社会”的，所以想弄清楚华西村特别是吴仁宝是怎样搞“特权”的，结果发现不少资料，摘录几条如下——

1981年，吴仁宝被免去中共江阴县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回到华西村。回到华西后，他也让他的子女们一个个回到了华西，共同建设华西、服务华西。

三年自然灾害时，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因家贫辍学当了木匠，在江西做木工活。华西重造山河、搞农业起家时，活又重又累又苦，吴仁宝一封电报把协东召了回来，参加战天斗地。二儿子吴协德入伍参军转为志愿兵，转业后被安排到县机关工作。当时，华西工业化正起步，条件还很艰苦，一些华西人仍想跳农门、进城门，吴仁宝却动员协德扔下“铁饭碗”、重捧“泥饭碗”。女儿吴凤英从小就吃苦能干，是当年的“铁姑娘”之一。华西创业初期，她理解父亲带领华西人创业的难处，动员在澄西船厂当技术员的丈夫缪洪达跳进“农”门来华西创业。三儿子吴协平1979年高中毕业后当了国家工人，他见二哥放弃比他还好的工作回华西，也主动回到华西工作。小儿子吴协恩参军复员后，本来也有机会走出华西，但最终却在华西当了一名驾驶员。吴仁宝的大孙女吴洁学成后，选择了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工作，现任华西幼儿园园长。长孙女婿孙云南是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一直没离开华西，如今是华西外贸、服装、毛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二孙女婿李庆是美国留学生，如今已是村党委副书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吴仁宝的长孙吴昊从新西兰留学归来，被安排到钢厂工作，而且从最基层做起，如今已是华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尽管如此，吴仁宝还经常要他向村上一位哈工大的毕业生学习，那位年轻人25岁就当上了村党委委员。

尽管吴仁宝把子孙们一个个召回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起到以身作则的作用，但我们无法否认，如果吴仁宝不是把华西村带成了“华夏第一村”、“天下第一村”，让子孙们都有了各自的用武之地，那么，当初把他们一个个召回来，是不是会扼杀有着聪明才智的子孙们的大好前程？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答案，因为吴仁宝用时间和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也为子孙们创造了通向成功的机会。他的子孙们在华西的这方土地上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都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捍卫了吴仁宝的脸面，也实践了吴仁宝“管三代”的理论。

了解了这个情况，也就好理解复旦大学那个什么教授说的“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的问题了。原来华西村是人家一家人这样冒着风险带头干出来的，本来就是这个集体的骨干和功臣，现在能力不差，大家又愿意选他们，多几个在领导班子里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然，即使是骨干和功臣，如果担任了领导搞贪污腐败也是不容许的。但是人家端正得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例如，村民们都住进了别墅，可是人家吴仁宝住的，还是上世纪70年代造的两层楼房；最爱吃的，还是青菜面条；身上穿的，全是村里的产品，甚至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被发现毛衣袖子上有一个大洞；家里用的，还是最简单的家具；出门公干，再远都爱坐车去，还称一路颠簸就如同按摩，有利于身体健康。

   “他每天都忙，夜里要10点多钟才到家，早上三四点钟就起来了。有一天睡到5点多，他一看钟，连声说睡过头了、睡过头了。在他眼里，这不像一个家，倒像是宿舍。既然是宿舍，是好是坏有什么大的区别？”后来，还有人为吴仁宝找到了一条不肯搬家的理由，因为他的房子后面，就是原来的村党委会议室，吴仁宝什么时候想到开会，一个电话就能把大家集中到一起，对于夜行不便的他来说，会议室离家越近越方便。

　　吴仁宝不陪客人吃饭，也是广为传播的事情。199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到华西访问，受到华西村的盛情款待。席间，吴仁宝热情洋溢，与来自塞北的贵宾亲切交谈，向他们频频敬酒。但不一会儿，他就“失踪”了。宁夏华西村的负责人韩国才很觉奇怪，便悄悄向华西村的陪同干部打听老书记的去向。村干部告诉他，老书记说不定是回家吃饭去了。一句话，引起了老韩极大的兴趣，他连忙放下酒杯，一路询问，找到吴仁宝家去，要亲眼看一看吴仁宝到底在家吃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来到吴仁宝家门口，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这样的情景：吴仁宝和老伴面对面坐在一张矮方桌前，一人捧了一大碗面条，正埋着头大口大口地吃呢！

　　1998年10月初，华西村在北京华苑宾馆举办知识扶贫新闻发布会。会议结束时，适逢中秋，吴仁宝便请记者们在宾馆欢度佳节。晚间，秋高气爽，皓月当空，餐厅里摆了好几桌酒席。吴仁宝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笑眯眯地举杯，一桌桌敬酒，谈开了华西的新规划。酒过三巡，吴仁宝依然笑眯眯地站着，毫无入席就座的意思。正当宾客们纳闷之时，一位餐厅服务员端着一个大盘子径直走到酒席对面一张空桌前，把一碗米饭、一碟月饼、一盆青菜、一盆炒肉丝、一罐鸡蛋汤摆放在桌上。吴仁宝同大家打个招呼，坐在桌前开始用餐。餐厅里突然静了下来，大家仿佛都明白了，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停下筷子，深情地注视着吴仁宝。不知谁说了句“应该向老书记敬酒”，大家情不自禁地排起队来，鱼贯向前，依次向吴仁宝敬酒。吴仁宝端着借来的酒杯，频频点头，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望着这从未见过的敬酒场面，不少人眼眶湿了。

　　1992年吴仁宝视网膜严重脱离住进了医院， 面对潮水般涌来探望的人流，心里很不安，他对华西的干部下了道死命令：“无论干部群众，不谈工作上的事，不要进我的病房。在家干好工作，努力生产，就是对我最好的关心。”按照医嘱，吴仁宝眼睛开刀后需要休息半年，可这个闲不住的老人身在医院，心一直在华西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只在医院住了14天，刚一拆完线，他就迫切要求出院，回到了华西。有人为吴仁宝算过一笔账：以他工作50年计算，从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实际已多干了22.06年；以每天工作时间12.5小时计算，与8小时相比，每天延长工作时间4.5小时，60年实际多干了29.81年。两者相加，这50年中，吴仁宝实际已总计延长工作51.87年，50年干了超过100年的活。

　　吴仁宝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子女也从来不肯放松。1996年因为采购人员贪图便宜从一个个体户那里进了假酱油，吴仁宝对此十分生气，当即责成一位党委副书记查处此事。副书记对采购员进行了处理，没料到吴仁宝在听到处理结果后，立即通知召开村党委扩大会议，严肃批评了副书记的处理不力，同时提议：南苑宾馆总经理、他的三儿子吴协平，因对员工要求不严、进货把关不力、作风不踏实，特别是事发后没有主动反省，应当停职检查；停职期间，在宾馆厨房洗碗、搞卫生。

　　事后，吴仁宝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告诉对他有怨言的子女们：“这事要是放别的干部身上，是不会处理这么重的，但是，我吴仁宝的儿子犯这样的错误，不这样处理是不行的。因为华西村民和员工上万只眼睛注视着我们。你们说这次错误是首犯，可以下不为例，可我说不行。为什么？华西有100多名干部，每人搞一次下不为例，就是100多次错误，这还了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仁宝就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1999年至2004年，华士镇人民政府按责任制合同、贡献绩效，批给吴仁宝的奖金累计达5000多万元，他都留给了集体。上级领导和华西集团公司的总账会计、现金出纳会计都找过吴仁宝，劝他说：你是华西村的掌舵人，最辛苦，应该拿最高的工资、应该拿最高的奖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吴仁宝总是微笑着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还是留给村里，留给老百姓，作为华西的发展基金和流动资金吧！”

上面这些说的只是吴仁宝个人的严以律己，对华西村的“官”吴仁宝也有他一套要求。他说：

    我们华西搞的是“一村两制”，即村民可以搞集体，也可以搞个体。但干部不能搞“一家两制”，更不允许“一人两制”。否则，丈夫在企业当厂长，妻子开饭馆，丈夫厂里经济交往的客户都引到这个饭馆吃饭，吃一百，付一千，甚至不吃也付钱，集体的“肥水”就不声不响地流进个人的“田”；父亲在厂里搞供销，儿子却搞个体加工，父亲联系到好的业务，很可能给儿子做，结果是“富了和尚穷了庙”。

    一个共产党员，为民利益的一面旗帜。过去，人们常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对的，但还不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古往今来，很多人往往是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而我们不同，提倡的是“有福民享，有难官当”，既能共患难，又能同富贵；既能见困难就上，又能见荣誉就让。少数地方是“有福官享，有难民当”。当今社会，有少数单位为什么搞不好？为什么人心涣散？为什么难以改变面貌，难以发展呢？实践证明，凡是一个单位“有福官享，有难民当”的，就难以有向心力、凝聚力，就难以发展。凡是一个单位，能够做到“有福民享，有难官当”的，组织就有战斗力，干部就有权威，经济就能发展，老百姓就能得到真正实惠。说到底，就是党员干部要淡泊名利，要有奉献精神，真正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实上，只要我们做到“有福民享”的，老百姓也不会让我们做干部的穷到哪里去。只要我们“有难官当”的，当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百姓也一定会支持我们，共同挑起担子，共同克服困难。

在多年前，吴仁宝就提出对村干部在村内不要称职务，而要称司机。因为干部是管人的，司机是为人民服务的。

对自己的孩子担任村里的领导，吴仁宝说得也很清楚也很坦然——

    华西31个正副书记，其中，有5个是我子女。这个书记，他们是通过数十年的工作，是群众当中公认的，上级党委对这些同志信得过。现在社会上的舆论，我吴仁宝搞家族制，子女全是“官”。但在华西的历史上到现在，有过6任主办会计，我们一家没有谁担任过主办会计。华西的帐，从1961年开始的，都可以翻出来查。可以这么说，我这个家族，都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个人牟私利的。要求老百姓做到的，我一家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我一家首先不做。如果都象我吴仁宝一家，这样的家庭还是多些的好。如果像我的这一家多一点，中国会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家这5个书记，现在解决了3万人就业，有的人还比我们富。这也反映了社会上还有一种旧观念，也就是平均主义。改革开放前的那一套思想还在脑子里。所以，我不在乎人家讲，而且不是哪个讲了，我就改变。如果哪个讲了，我就改变了，那就改变了我的意志，也就改变了华西走的这条路。

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领导干部敢像吴仁宝这样讲这种硬话！

原来在华西村“当官”是为了“当司机”；是要“有福民享，有难官当”；要“要求老百姓做到的，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首先不做”；还要“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这样的“特权社会”对那些贪官色官懒官来说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特权”对那些想以公肥私的来说还有多少想头呢？要是“特权社会”是这样“特权”，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全国各地都是这种“特权社会”这样的“特权”，中纪委和人民法院就轻松了。   

李俊说“华西村迟早会出问题”，可以理解为现在华西村还没有出问题。现在没有出问题就好，至少说明它前面的探索是成功的。至于以后出不出问题当然很难说，不过即使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影响他们现在的成功。“李俊”们之所以煞费苦心，鸡蛋里面挑骨头，应该不是担心他们会出问题，而是耐不得他们现在的成功，盼望他们快点出问题。对华西村来说，这是好事，因为有这样的“监督”，也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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