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故事家喻户晓，温故知新也很有启示。近日在读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早期党史的书，长征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学习这段历史的时候，大都接受了一种观点：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金一南在他的著作中很明确地告诉读者，“北上抗日”是后来赋予的，在长征刚开始的时候，乃至长征开始后较长时间里，方向和目的地，并不明确。
    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是因为军事失利，当初叫战略转移，去哪里，要走多久，并不很清晰。最初有计划去“湘西”，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西历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黎平，18日，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一计划同样未能实现。一个月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决定，红军要在“川西北”扎根，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遵义会议”后约20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把红军的立足点定在“云贵川边”。“扎西会议”之后4个多月，西历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和，随即召开了“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要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到这时，长征的目的地已经变了5次了。
    西历1935年9月，按照我们现在对历史的了解，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候，但是，当时的红军包括毛泽东，并不清楚这一点。9月12日，政治局在四川俄界召开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错误。红军“北上”在此之前已经定了，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重大分歧之一就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虽然“北上”是明确的，但是，在“俄界会议”上，“北上”要去哪里，依然不明确。“俄界会议”虽然提到了陕北，但是，当时的陕北只是可供选项之一，而且是过渡性的，最终目标是想打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而具体地点依然不明确。如果我们按照历史书的结论，认定中央红军在西历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率先结束了长征，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在中央红军率先结束长征前1个月，中央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结果，他们甚至不知道长征还要走多久、走多远。那么，在“俄界会议”之后的一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央红军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目的地？
    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蒋介石把红军称为“流寇”，事实上，红军多次差一点真的成为“流寇”，甚至差点重蹈石达开的命运。在长征过程中，红军面对的是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军事斗争的目的是尽快摆脱困境，还有就是面对崇山峻岭、江河沟壑，以及偏远地区的民众。红军当时与外界的联系非常有限，对于中国国内外发生的很多大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闭塞状态的好处是，红军摆脱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遥控，开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在中国的实践中，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闭塞也有坏处，就是对天下大势缺乏了解，也就难以对自己的行动方向和目的地有准确的判断，显示出一定的盲目性。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书，除了有宏观的历史，也有很多生动的细节。书中提到，“俄界会议”后一周左右，中央红军攻占甘肃岷县的哈达镇，缴获了一批军粮，红军决定就地休整。毛泽东特地找来了侦察连长，就是后来著名的38军军长梁兴初，让他去找点“精神食粮”。很显然，由于长征将近一年，毛泽东通过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受到了阻碍，因此，毛泽东给侦察连长梁兴初的任务就是，找一些近期的报纸和杂志。梁兴初立即带人前往当地邮局，找到了一批报纸。其中有一篇文章，成为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重大发现”，也就此决定了长征的最后目的地。
    在梁兴初找来的报纸中，有一份2个月前的天津《大公报》，上面刊登了阎锡山的讲话，阎老西的讲话指出：全陕北23个县，无一不被赤化，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阎老西根本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话登在报纸上，居然成为资讯贫乏的中央红军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几天后，西历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榜罗镇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的决策，放弃“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原定计划，把陕北作为最终目的地，并以此来领导全国革命。历史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样的不经意间决定了。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率先结束了长征。毛泽东著名的诗词《七律-长征》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下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我们有理由说，在一个月之前，毛泽东还不知道长征将要结束，因此，在一个月之前，毛泽东也不可能写下这首诗。这首诗标志着毛泽东终于确信，长征结束了，新的事业将要开始了。但是，阎锡山无意中充当红军的情报员，消息也并不充分。中央红军不知道，当时的陕北红军正在搞肃反，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已被关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立即纠正的肃反的错误做法，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国共产党由此将团结抗日作为自己新的目标。
    西历1935年底，毛泽东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其中写道：“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时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能从“温故”中“知新”吗？我想，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来说，我们通过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走弯路并不可怕，遭遇挫折和失败并不可怕，犯了错误也不可怕，一时找不到明确的方向也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断地总结教训，不断地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总是能够找到的。而所谓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它的判断依据就是全中国的利益，就是符合全中国民众根本利益的选择。像张国焘那样，就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了整体利益之上，所以，他不符合全中国的整体利益。只要我们拥有坚定的信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陕北苏区是长征的终点，也是另一个长征的开始。新的开始不会彻底否定过去，而是要站在过去的肩膀上。牢记历史，就是牢记过去的经验教训；牢记历史，就能使我们的未来有更大的成功把握。今天，我们同样在一个终点同时也是一个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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