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塑像落地天安门广场一侧谁高兴谁不高兴？　　

李定凯（2011.01.20）　　

一、对孔子塑像落地天安门广场争议很大　　

2011年新年刚过，在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重组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侧广场，竖起了一座9.5米高的孔子青铜塑像。这可是一件大事儿，与在曲阜和北京的孔庙举办官方祭孔仪式不可同日而语。大家试想，竖起孔子塑像的是什么地方？紧挨着天安门广场，面向长安街，与天安门城楼毗邻而望！天安门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象征，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共产党“老祖宗”的画像在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临时摆一下的传统都被取消了，天安门广场的管理又极为严密，若没有很高层级（高到什么程度？）的政治决定，孔子的青铜塑像能巍巍然立在那里，而且有“九五至尊”的寓意，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孔子塑像一立起来，就引起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国内的主流报纸、网站当然是喝彩不断，“儒家风范”、“文化泰山”、“膜拜的丰碑”等溢美之词比比皆是，而且都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名义加以赞美；英、法、美、加的媒体敏感地认识到“这是这位古代思想家的学说被压制数十年后恢复影响力的最新迹象”，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体系……它要求中国人言行更为适当、勿得势气盛，更不要倾向于暴力”。　　

然而可能会使主流精英感到诧异的是，中国的网民发出了与主流媒体非常不和谐的声音。左派的网站且不去说他，只拿官办的人民网为例。有统计称，在人民网推出的“天安门广场附近树立孔子像您怎么看？”的主题调查中，22万多网民接受了调查，结果“近七成网友认为‘国博门前立雕像不严肃，儒学并非所有人推崇’”。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辩论大厅”里，1月14日的一个统计是：支持立孔子像的有29人，得483 票，反对者254人，得10610票，反对者占压倒性的多数。这种对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孔子塑像官热民冷的巨大反差，反射出民意不可欺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老百姓不买精英的账？我想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在国家博物馆前面立孔子塑像这件事的操作不透明，先是剥夺了群众的知情权，后又把它说成为普遍的民意；另一个就是现如今已经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有关孔丘本人的家世故事和儒家学说的历史沿革，都有详细的典籍著述记载流传了下来，愚民政策早就行不通了。国家博物馆的有关负责人说，在国家博物馆北边“这样一个位置特殊、意义不凡的广场上，该进行怎样的布置才最为合适呢？经过意见征集，最后决定竖立一个雕像，而且是一个孔子雕像。”问题是，他们公开向全国民众，或者至少是北京市的民众征集意见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到底征集了谁的意见？没有明说。据媒体披露的消息，去年三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博馆长吕章申找到了塑造孔子像的“专业户”吴为山，正式将打造国博前面孔子像的任务交付于他。对这样近似暗箱的操作，老百姓不反对才怪呢。再说了，如今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塑像，不过像寺庙里金身泥胎的如来、观音，仅仅是一个虚拟的偶像而已，凭什么非信众的老百姓要对他顶礼膜拜呢？吴为山接到任务后，“煞费苦心”地找遍了古书、古画，还“专门找到了孔子嫡传后代的照片，但令他失望的是，并没有看到心目中的孔子像。”吴为山创作的孔子形象，是从他熟识的一些“大文化人”“从内到外”的“一股儒气”中悟出来的，也就是说，立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孔子塑像，是时下中国新儒家的自我画像和标榜，是造了一个假孔子的外在形象，借机推销他们的儒学 “普史价值”和“普世价值”。什么是他们的儒学“普史价值”？就是把孔子打扮成古往今来中国人 — 不管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奴隶阶级，地主阶级还是农民阶级，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 “瞻仰和礼拜的圣像”，中国“跨时空的精神坐标”，把儒学鼓吹为等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他们的儒学“普世价值”？就是认为儒学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对剥削者和压迫者，而且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都是必须遵循的信条。他们这样做，当然也骗不过对中国精英们高度警惕了的中国人。　　

从孔子闻世的那一天起，对他的臧否荣辱，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把2500多年来围绕孔子和儒学的争论作粗线条的勾勒，那么对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竖立孔子塑像这件事的态度，大致就有两个不同的阵营。　　

二、谁高兴？　　

第一个高兴的当然是孔子本人和他的忠实弟子，像颜回、曾参、子路这些人。孔子一生处于奴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地主阶级正在兴起的天下大乱，正所谓礼崩乐坏的时期。可是孔子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心塌地鼓吹克己复礼，要回到周礼兴盛时的社会状态，结果可想而知，只能郁郁一生不得志，被“斥乎齐，逐乎宋、魏，困于陈、蔡之间”，何曾受到过在一国首都的中心立像膜拜的荣耀？在孔子死后将近2500年的今天，不仅奴隶社会，连封建社会都飞灰湮灭了，资本主义已经危机重重，社会主义也搞了一些年，在这样的时代，孔子像突然被立在天安门广场，孔子能不高兴？孔子的弟子们将他们老师的讲学和平日的语录汇总起来，编成了《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经典，传了两千多年，到了新中国突然传不下去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孔子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论语》作为“国学”的经典重新开始吃香起来了，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能不高兴？　　

接着该是汉朝的董仲舒高兴了。此人在孔子死后300年（公元前179年）出生，汉武帝 “举贤良文学之士”时，董仲舒对策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自此以后两千多年，儒学经过一次次与时俱进的加工包装，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正统。汉武帝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巩固，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成了社会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虽然在中央集权等方面是“汉承秦制”，但需要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以巩固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相统一的社会秩序。而主张保守、反对进步、维持社会等级制度的儒学正好适合了这个需要，遂成为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工具。现在，董仲舒亲手给孔子和儒学搭建起来的、已经垮了几十年的舞台又在天安门广场边上恢复了，董老先生当然会高兴的。　　

再往后一茬一茬的孔门硕儒，帝王将相就不细说了。到了近现代，老百姓比较熟悉的，中国著名的尊孔派人物有袁世凯、蒋介石和林彪。　　

袁世凯早年效命清王朝，出卖过戊戌维新派，镇压过义和团，出任过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他凭借北洋旧部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从孙中山手里窃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建立了北洋军阀卖国政权。袁世凯实行反动统治，上演了一幕幕尊孔闹剧。1913年，他发布尊孔祀孔令，提倡尊孔读经；1916年复辟帝制，册封“衍圣公”孔令贻领“郡王”衔。然而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只当了81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就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不到3个月便忧惧而死，由他掀起的尊孔小浪潮也暂且退却。　　

蒋介石靠国民革命起家，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逝世后，他摄取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集国民党党政军权力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至1949年逃离大陆，负隅于台湾、澎湖等岛屿。蒋介石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总代表，同时也是一个尊孔派。1934年，疯狂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的演讲，提倡"尊孔读经"，鼓吹剥削阶级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重修孔庙，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以《礼运大同篇》为孔子纪念歌；1935年，国民党新设“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 15岁的孔子后裔孔德成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就任此官职，后来又跟到台湾，一做就是50年。蒋介石一生满口礼义廉耻，仁义道德，还皈依基督教，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害国害民。他的尊孔，完全是出于扼杀人民的反抗，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需要。　　

林彪是另一类革命阵营里的尊孔派。除了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活动外，他几乎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所有重大的革命斗争：16岁入团，18岁进黄埔军校，入党，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功勋卓著，曾在党章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红极一时。但是这个人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官越当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这与他自幼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不无关系。要不是他叛逃之后从他的住处发现了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中庸之道…….合理”“既受于天，且受于人”“法家是‘罚家’”之类的条幅、手记、记录等遗物，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林彪是如此的尊孔崇儒。这些发现，启发人们去思考：林彪到底要实行一条什么政治路线？他从革命功臣蜕化到篡党叛国与孔孟之道有什么关系？因而引发了文革中有名的“批林批孔”运动。　　

袁世凯、蒋介石、林彪在不同时期都被当作近现代中国的尊孔派代表人物批判过（不仅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批判）。如今天安门广场边上俨然竖起了孔子塑像供人膜拜，还大吹特吹其功德不朽，尊孔的政治含义丝毫不比袁世凯、蒋介石、林彪的行为逊色。照此推论下去，袁、蒋、林都可以因为尊孔而正名，不亦乐乎？　　

三、谁不高兴？　　

首先不高兴的应该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造奴隶主阶级反的人，如少正卯、盗跖这样的文武之士。和孔丘同时，同在鲁国的法家先驱少正卯，办私学的规模和吸引力超过了孔氏学堂，甚至把孔子的弟子都竞争过去听他的课，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少正卯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道理，为孔子所不容。孔子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才当上鲁国代理宰相，三个月后就把少正卯杀了。杀了以后，还下令暴尸三天。孔子对新兴力量一点也不讲民主，一点也不施仁政，而是血淋淋地进行奴隶主的专政。大约在孔子死前一两年，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带领队伍在泰山南面休整。孔子顾不上年迈体衰，跑到柳下跖面前游说，要他们不要造反了。柳下跖骂他是“盗丘”，一点也不把他当“圣人”，搞得孔子很狼狈。少正卯、柳下跖这些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和孔子当面锣对面鼓地斗争过，对孔子的底细很清楚，怎么能服气孔子像立在天安门广场！　　

还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其他诸子百家，尤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对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是不会高兴的。在诸子百家中除了儒家，还有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等。这些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往往既是哲学家、教育家，又是政治家。况且在那个时代，因为处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顽固守旧的儒家常常不是“主流”，而提倡变法革新的法家却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重用。管仲、李悝、吴起、商鞅这些春秋战国前期的著名法家，还有后期的李斯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能够直接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张付诸实践；荀子、韩非在哲学、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就，远远优越于儒家。当时诸子百家的活跃，虽不能说绝后，但实为空前。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繁荣文艺和科学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的“百家争鸣”就是借用那一段历史。为什么到了现在，共产党也像当年的董仲舒一样，搞起丢掉百家，独尊孔子来了？退一步说，要在国博前立像，也不能只立孔子的像，应当立诸子百家的群像才对。进一步说，诸子百家并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思想文化发展史，更不能代表中国全部的历史，为什么单单一个孔子的像就最适合放在国博前的广场上呢？　　

秦始皇就更不高兴了。秦始皇是结束春秋战国历史，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第一个封建皇帝，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他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法律、度量衡和货币，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秦始皇能有所作为，与他奉行尊法反儒的路线密不可分。他重用李斯，对秦国统一六国和后来秦朝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历代的尊儒反法派，都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污其为暴君。如果秦始皇不对旧的反对势力的代表 — 儒生的颂古非今活动进行必要的镇压，刚刚统一了的国家就难以站稳脚跟。　　

我想最不高兴的，就是刻在距孔子像不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烈士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全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其中“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以来”。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爱国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前呼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孔家店”不倒，“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就不会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鲁迅先生，对孔子和儒学看得最真切。他说：“维新”（近者戊戌变法，远者洋务运动）之前“‘子曰诗云’似乎无用”，“维新”之后“‘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鲁迅全集》1，热风：四十八）“孔夫子的坐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吃尽了苦头的。”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鲁迅全集》6，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与骑在人民头上的“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英勇斗争，砸碎了他们握在手中的孔夫子这块“敲门砖”。毛泽东同志对此早就做了总结：“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新民主主义论）如今，孔子这块敲门砖又被人重新拾起来，这就意味着，又有新的“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出现了，他们要恢复旧文化，打倒新文化，为他们复辟旧政治和旧经济服务。搞了一个孔子像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对台戏，始作俑者其心可诛。　　

四、毛泽东高兴吗？　　

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纪念堂里安放着毛泽东主席的遗体，如果他的灵魂不死，对离他不远的孔子塑像这位新来的邻居会是什么态度呢？　　

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又看了《毛泽东传 1949 — 1976（下）》中的一些内容，我认为，毛主席会不高兴又高兴，因为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毛主席会不高兴勿须赘言，因为他自己说过：“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倾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 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这是他对孔子一贯的态度。　　

为什么毛主席又会高兴呢？　　

1973年毛主席关心评法批儒，1974年又搞了批林批孔，当时很多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不理解：我们都到了社会主义了，孔子和四书五经早就进了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对孔学大加批判呢？过去年代的儒法斗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法家毕竟也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什么要那么肯定他们呢？当时这些疑问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毛主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深知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直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历史问题，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他“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传 1949 — 1976（下）》，1656 — 1657页）毛主席当年有些无奈地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上）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孔子的塑像，证明了毛主席具有远大的眼光，当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的疑问同时被证明是错误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72年版）：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这是一种历史规律。从教育人民的角度想，毛主席对和孔子当邻居是会高兴的。　　

我看到一个材料，题目是毛主席和毛远新谈批孔，其中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尽管没有查到正式的出处，我认为这个说法符合毛主席的思维逻辑。所以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高度地警觉起来，认识到摆在面前的巨大的现实危险。如果坚持继续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把被人请回来的孔子再一次打倒，那共产党不是又可以恢复活力了吗？　　

我有一个怀疑，今年会不会有人把原来在北京孔庙搞的官方祭孔活动搬到国博前面的孔子塑像前上演呢？如果尊孔派真的这么搞，那么反孔派就要在孔子塑像前组织一个对等的批孔大会，大家唱唱对台戏，那一定会很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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