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意识”正义

刘润为

　　今年2月，有家报纸载文提倡“老板意识”。什么叫老板意识呢？作者解释道：“我以为即一厂或一单位之长对本厂、本单位当作‘私有财产’一样去管理、去经营、去负责。”

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一概念外延的界定是相当宽泛的。依此类推，中国的奴隶主当是老板意识的鼻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的的确确是将他们所管理的“单位”当作“私有财产”的。依此类推，西方的寡头们当是老板意识最强的一族。他们不但把本国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把手伸向全球，不管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所有的人财物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方如果不就范，他就要灭你的政府、打你的国家。岂但如此，据说还要把管理的范围延伸到月球。依此类推，老板意识不但可以在经济领域拈出很多，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是俯拾皆是的。拜伦说：愿天下所有的女人只有一张嘴巴，能让我一下子从南到北全部吻遍。吻遍天下所有女人，这可以说是老板意识的一个属概念――对待女人的老板意识。由此，弗洛伊德意识又沟通了老板意识，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提倡老板意识的媒体和作者可能会说，尽管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外延限定得很宽，但实际所指没有那么远。那就让我们把思绪拉回来，拉到现实中国的土地上。这样又如何呢？同样令人不胜困惑。就说“单位”吧，银行是单位，党委是单位，部队也是单位。如果行长将银行当作“私有财产”，这行长岂不成了贪污犯？假设书记将党委当作“私有财产”，这书记岂不成了青红帮的帮主？倘若师长将部队当作“私有财产”，这师长岂不成了山大王？

那么，将工厂或企业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又如何呢？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当”是需要双方认可、两厢情愿的。如果厂长、经理将工厂、企业当作“私有财产”，而工厂、企业却不将自己当作厂长、经理的“私有财产”，这老板意识是长不出来或者长出来也很难存活的。如果工厂、企业那里的情形与此相反，这老板意识则可望滋长，而老板也可望由假戏真做而变成真戏真做。铁凝的小说《玫瑰门》里有一个人物，叫姑爸。这姑爸是女性，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羡慕男性，由羡慕而充当而扮演，如此久而久之，“仿同机制”便发挥作用，自己也就真的认为自己非姑，而是实实在在的“爸”。据说，大邱庄的经济始终是集体所有制，但是禹作敏却日甚一日地将这个庄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这个庄也没有有力地拒绝充当禹作敏的“私有财产”，于是禹作敏也就把这庄变成了祝家庄式的“土围子”，他自己当然也就成了祝朝奉式的土恶霸。由此看来，把“单位”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虽然美妙，但毕竟属于心理变态，而心理一旦变态，便难免要闹出些荒唐的事来。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援引一位企业家的话说：“如果把自己看作是‘老板’的话，就会更好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不把自己看作是老板的话，就不会“更好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说穿了，这就是说：私有意识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灵丹妙药，可见这“老板意识”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人假设”理论的一个变种。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承认私有意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纠正超越历史条件的“一大二公”的偏向，所以进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同时，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又指出私有意识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精神动力，即使在它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时候，也往往带来许多消极的社会作用。因此，我们在实打实地依据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精神水准制定政策的同时，不宜在舆论导向上过多地赞美它、弘扬它。

还是因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比老板们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知道私有意识仅仅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随着这个阶段的过去，它也必然归于消亡。人类的精神全面地走向大公无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这一归宿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我们欣喜地看到，大公无私的意识已经并正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滋长，它作为精神力量已经并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私有意识所不能比拟的强大推动作用。在老板意识的鼓噪声中，北京窦店党总支书记仉振亮发出黄钟大吕之音：“咱们可别忘了老百姓是天，别干出拧着天行的蠢事。”在仉振亮那里，人民群众是主人而不是奴仆，自己是公仆而不是“老板”。这与那些具有“老板意识”的“老板”们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有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动力，窦店成了亿元村；正是靠着大公无私信念的支撑，窦店成了桃花源式的文明村。

鉴于古今而复观于来日，笔者正曰：“老板意识”可以休矣。

199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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