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

《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王文

2011年5月

    这几年连续做了几次偏左的课题，经常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趋向，自己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有时候也自称是“中左”，但有时对于政治、经济的看法也是偏“右”，过于自由化，对国内一些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痛，更有切肤之痛，咬牙之恨。这种“恨”不压于1999年在大学时贴“小字报”与中文系学生数轮大辩论时的激情。

    不过，随着年龄增长，那股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话，如果你30岁之前不愤怒的话，你完了；如果30岁之后还愤怒的话，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确是过了愤怒的年龄了。但这决不仅仅只是年龄所促，还在于本身对中国当下社会需要稳定的内在认同，更在于我对自己这些年在交往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称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种怀疑与自发的失望。

     记忆中的第一次失望来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报办过专门揭露社会负面、以批判见长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编。那是我刚进媒体圈没多久，在一次有诸多年轻媒体人与学生参与的沙龙，这位当时已经下台的主编当然是我们席间媒体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漂亮小女生。主编高谈阔论，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会儿，这位主编便开始偶尔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过一会儿，等大家不注意，牵着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着又带着女生离开了餐厅。我无意以“此处省略多少字”来猜测他们后来的剧情，但当时这样的情境对于我的冲击是巨大的，这人怎么这样呢？还处于愤怒期的我，应该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第二次的印象比较深的失望来自于一次“普世价值”的研讨沙龙。大概是2007年前后，当时的知识界这个话题非常热门。那个会议聚集了几乎国内大多数顶级的改革派人士。当时我见到一位很牛的新闻学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递上名片，没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们太国家主义，最终与政府＊＊＊同污合流。这样的无礼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华盛顿，同被美国国务院邀请的一个媒体人项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号称要做中国最好报纸的评论编辑，他那里被圈内视为“自由派”大本营。我职业性地与他交换名牌，结果得来的第一句回应是：你们这个愤青报。惹得同在现场的他们报系同事非常尴尬，连忙代表他对我道歉，并转对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没有得到他的道歉，不过他的名片我还是依然保存着。

    那位新闻学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又见到。当时是讨论如何提升话语权问题，我发言的其中一个看法是，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动辄接受国外大媒体的专访，应该把更多机会留给国内大媒体。这位教授还没等我发言，就严辞反对，认为那样的话，国内媒体“非得打起来不可”。我理解他的话外音应该是，这样的专访机会是不可能也不允许更不配给国内媒体的，国外媒体才有资格拿到。

    回到在那场“普世价值”的会，一位来自长三角一带非常著名的教授上台发言。第一句话就说，现在一些人不认为世界上有普世价值。我觉得太荒唐。我现在建议，在场不承认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的，请给我出去！！他几近是以狂吼的声音在发言，我坐在下面差点没把刚喝得水喷出来。他这叫做民主自由吗？

    另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国某顶级大学的博士生沙龙讨论会。主讲嘉宾是国内几乎是最有社会知名度的自由派学者，他讲拆迁以及县级法院改革。一位专长研究民主理论的该校博士生对他提出异议。讨论很热烈，基本被我视为是一场难得的思想大碰撞，结果当然是这位学者以激动的语调、高亢的嗓门、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取得场面优势和最后胜利。这也很正常，他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渊博知识与经历的学者，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没想到的是，他把这次讨论“缩写”成三条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准政客”，对他的批评是因为“自己想当官”，等等，结果引来数以千计的转发与陪骂，骂那个博士生不像话，太官僚，随带着讽刺了他们的学校，等等。我不想说，这位学者是有意想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也不想说这样是否有必要，毕竟那只是一场正常不过的学术讨论会嘛，但我最想说的是，他微博中说的话绝对不是当时的现场真相。我以我人格与生命担保。

     我并不是说，改革派（自由派）学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几次长谈的马立诚先生，是一位温文而雅的长者；许知远兄，每次有多人聚会时，他都会寡言，一直在听别人说，这样的品质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说，我所见过的自由派们不少还是属于“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派”。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大肆批判，并认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且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劣根与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这些观点我都认同，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处，又怎样奢望别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践行本身所坚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种专制行为在讲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觉中犯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毛病？是否所呐喊得是一种装腔作势呢？

     最近一些年来，许多人都担心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民主声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这样的趋势有大环境的原因，比如中国人自信心恢复、国力持续上升、金融危机揭穿了美国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层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却在国际体系、政府政策、社会等层面之外，再考虑考虑自由派个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们个人过于“道貌岸然”，把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让自己陷入显得“少数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左右两翼的人，我知道这种“两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学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品格与德行在自身理想实现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广大的追随者，这是一种自由派必须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要让追随者们信任，并愿意为他们的改革理念跟随其后。但是，如果让追随者们认为，他们是一群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国家又怎能托付给他们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会在所难免。

      事实上，过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少地怀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会政策与宣传限制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来那批人的表现让人们心寒。我不至一次听到有人说，幸好那时没把国家交给他们。

     我现在依然觉得，价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沟通与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称“中右”的朋友发微博骂我，我电话礼貌地请其删去人身攻击的那些话。他很吃惊，欣然答应并解释道那是酒后失态，还说没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心平气和地说这个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与之过几日餐会。我想，这应该是左右两翼人相互沟通的一个案例吧。可惜的是，在当下中国，两派之间能够相互平和沟通的机会太少了。

     说白了，其实还是一个公民素质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做人问题。比如，不相互辱骂，不骄淫欲奢，要通情达理，要实事求是，学会相互尊重，要遵纪守法，等等。这些素质对当下13亿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对于广大自由派改革派来说，要做到这些的难度，其实并不比13亿中国人都做到更容易。

     中国要走得路还很远很远，让我们慢慢来吧。

中国“自由派”的问题

《环球时报》资深编辑 王文

2011年5月

     从学理上说，自由派的对立面应该是保守派。甘阳写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看了你就会更明白了。什么才算自由派？简化地讲，就是主张“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知识分子。但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要怎样程度的“自由”，要什么样形式的“民主”，这个存在巨大的分歧。

    现在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除了缺乏私德外，还有一个大弊端，就是他们想垄断“自由”、“民主”，并将之狭隘化。换句话说，只有他们讲的才是“民主”和“自由”，或者说，只有他们才是爱“自由”与“民主”的，但他们讲的那一些无非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国式的那一套，比如，必须三权分立、必须搞普选，必须搞两党制，等等。这些看上去很美，但一到中国现实，就会变得很残酷，甚至行不通。而且，即使是他们说的那一套，还原到美国的身上，也不是那么完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甚至比中国的问题更多。所以，不赞同这些“自由派”主张的人，就努力地寻找中国自己的道路，就像当年美国人寻求有别于英国的道路一样。事实上，过去的30多年，这种探讨是成功的、有效的。

    但“自由派”开始不满了，一些学理上的“自由派”开始进一步理论阐述，再次进行现实批判，这种方式我是支持的，大家争论，真理越讨论越明白，而且中国现实的确太需要有针对性的、建设性的、真诚的批判了；然而，另一方面，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开始大加笔伐，开始谩骂、造谣、诬陷不同意他们的人，他们有的想打造自己“好人”、“有勇气的人”的形象，有的是因为过去受到自认不公待遇的一种情绪反弹，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视为“坏人”。

    这些人的行为，为那些“自由派”跟随者带了很坏的头，那些跟随者以为，他们的“自由派”精英都这样了，当然自己也可以乱加辱骂，甚至还以“对于坏人，就应该骂”为理由，这成了网络语言文化日趋垃圾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这段时间我批判“自由派”，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带好头，起到一个表率作用。这样他们的批判才更有现实价值、建设意义。

国家主义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人来讲，国家是最重要的，国家乱了要自由又有什么用，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

    这位朋友与我一样，都是国家主义者。我相信，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对个人的安全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后的、平时却感觉不到的屏障。看看现在的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就会知道了，国家有多么重要。即便在美国，这个相对自由也是被反复提起。其实就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

     在此，我向你推荐一本书，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安尼－玛丽·斯劳特教授写的《这才是美国》。此书讲得最多的是“有秩序的自由”，只有那样，“美国才是美国”。三年前她完成了这本书后，震动全美政界。2008年时我在美国，大家都传，如果麦凯恩当选，安尼一定是一位国务卿。2008年初，我听过她的一场讲座，还向她提过一个问题，她听完后非常感兴趣，结束后专门找我探讨。这个教授非常有气质、也是一个标致的中年“美女”，呵呵。后来，麦凯恩选战败了，但奥巴马惜才，毅然把她招到了麾下，委以美国国务院政研司司长一职，以后我想她一定还会有重用。我建议你再读一读她的著作，看看美国顶级思想者心中的“国家主义”是怎样的，其实与咱们想的很相似。

    中国未来理想的制度架构，一定比当前的西方制度很复杂、更有效，毕竟中国要治理13亿人，但一定不会是西方那样的。中国民主化道路是对“政治学理论”的一次创新，正如中国经济发展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一样。谁研究透中国，谁就是21世纪的理论大师。

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

    中国自由派最缺什么呢？比如，私德、垄断“民主与自由”、包容、民族自信，等等。

    中国社会是哪个思想派别占主流？是左派还是右派？我觉得，从人数上看，任何大国都有一个保守化的趋势，“自由派”即你所说的右派，这些年在中国衰弱是很明显的。一是他们基本上退出决策圈，他们不了解政策形成的艰辛与妥协的过程，因此他们的批判有一些不着边际。有时被决策圈里的人笑话。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会被“自由派”说成是“被打压”，但我宁可相信，这是中国发展自然选择与相互建构的结果。

    二是“自由派”在高校内也不是主流，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在舆论场上却有优势。诚如我前面所说，他们的主张与许多人的抱怨发生共振，而且他们标榜的“自由”口号也有迷惑性，这样，舆论场上他们显得声势很浩大。

    网络民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沉默大多数”是不发言的。网络民意不一定代表民意。关于微博，我赞同沈逸的判断，“微博未必是个好东西”，非常理性和有深度的文章，推荐一下。

中国不算极权体制而是分权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我宁愿相信，左右两派都是为了中国未来更加繁荣与富强，只是他们认为的路径不一样。但现在，就是因为双方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导致了相互间都怀疑对方有可能会搞乱中国。尤其是右派，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以“反左”为目标，（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为“左倾”思潮所垄断），从美国引进的“自由”、“民主”等口号，并以“自由派”自居。他们在批判当下中国发展状况时，过于崇拜西方那一套东西，又常常得到外界尤其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机构的支持甚至资助，所以，“右派”或者说是“自由派”常常被攻击为“卖国”、“汉奸”。久而久之，“右派”的一套变得更值得爱国人士的怀疑。

    对此，“右派”人士只能反击，认为“左派”是捍卫极权体制，无视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是“自由派”对左翼的抹黑。当下体制不能算极权体制，事实上是分权体制，“批判当下”也不是自由派的专利，左翼人士也在批判当下，甚至一些极左的人士认为，当前的中国非常糟糕，应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两种极端派我都不太赞同。

     对于政治体制，我在“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时代”、“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的两篇文章中都有叙述。简单地讲，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循序渐进，激进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关于中国政治体制与市场矛盾，我认为这并不构成当下中国问题的核心，任何政治体制与市场都有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看，两者的矛盾在美国更尖锐，即美国的政治体制无法掌控市场“恶”的一面，以至发生了1929、2008年两次百年来最大的世界金融危机。

    市场的确有“恶”的一面。中国不要重走美国的老路。

　

发件人："wujian" <wujian2004_3@hotmail.com> 2011-05-21 01:30:21 +0800 收件人： "仲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以下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我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

武坚

2011年5月20日

大军先生：您好！

    非常感谢在您主办的大军网上刊登我的几篇文章。以下是一个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对当今中国思想界纷争的一点陋见，希望能够借助贵网刊登。

     当今中国思想界的分歧已势成水火、互不相容。究其原因，既有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也有价值预设的分歧和利益依附主体的不同。

     相对而言，学术争论的方法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学术理论的分歧并不可怕，有分歧才能够推陈出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多元化的竞争和对异端的宽容。中国学术界当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对争论和评判的方法形成共识。关于学术争论和评判的方法，诸多学者已经提出了比较一致的建议，就是：用“遵循基本的学术辩论规则”和建设性的互动取代情绪化的发泄和谩骂。个人以为，转变的关键是：用“有效性”而不是“主观认定的对错”作为评判各派主张的基础。

    具体而言就是：运用事实和逻辑来阐述和分析各自的观点，通过公开的和理性（非情绪化）的阐述和分析，将各自的理论（价值）预设、与历史和现实的吻合程度、对未来的趋势预测和可能影响无保留地呈现给公众（全体社会成员），相信公众的判别力，让公众在比较中判别各种理论的优劣。[注：这种方法类似于美国刑事案件中普遍采用的“陪审团” 制度。]

    较为复杂的是利益依附问题。每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本质上都必然地依附于某个利益群体，所有的理论都必然地服务于其所依附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存在“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那些极力鼓吹“价值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学者实质上是企图掩饰其价值取向和利益依附。通常而言，不敢公开价值取向和利益依附的种种掩饰都具有令人质疑的虚伪和诡诈。

     依个人所见，当今中国的学者在事实上被“依附于本土势力还是依附于跨国势力”、“崇尚无限度扩张（扩张型）还是崇尚适度节制（内敛型）”这样两个维度划分为四个群体：“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派”（其特点是植根于本国劳工阶层、隐含地承认人类社会正面临阶段性扩张极限、注重社会平等、主张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反抗跨国势力侵入）、“权贵资本主义派”（其特点是依附于本国政府管治集团、主张强势政府和在政府主导下的权贵私有化、鼓励权势阶层无限度扩张、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化主张）、“与国际接轨派”（其特点是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势力、崇尚“比较优势”理论和“与国际接轨”、鼓吹“经济全球化”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本土自由派”（其特点是本国工商资本阶层的代言人、默认人类可以无限度扩张、注重个人权利、推崇私有产权保护、主张宪政改革）。

    “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派”注重社会平等的主张，在陷入公正性困境的当代中国特别能够唤起底层民众的认同，这也是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贡献。然而它用于解决现实困境的手段——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忽视了“人之自利”的本性。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30年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脱离人性本能的乌托邦式幻想必然失败。“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概括地说就是：自利的个体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必然衍生出“投机取巧”的应对策略，其宏观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大锅饭”、“平均主义”，其长期效应是企业的生产效率逐渐下降、技术水平长期停滞。

     “权贵资本主义派”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一派秉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英化主张、并将其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极致。此一主张虽然促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但是也引发了当今中国广泛的社会危机。权贵资本主义应对全面社会危机的策略可以概括为两条：或者对内镇压、扼杀反抗势力；或者对外来扩张、向外转嫁矛盾。前一条策略只会导致政权的覆灭。任何与人民为敌的政权都会被淘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代的世界历史都是最好的脚注。后一条策略，也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第二和第三德意志帝国、昭和时代之日本帝国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 

    “与国际接轨派”的经济全球化主张、以及“比较优势”理论和政策，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刻意掩盖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和真实意图，则产生出“使中国经济具有越来越强的依附性”的巨大负面效应。

    “本土自由派”所主张的“注重个人权利、推崇私有产权保护、推进宪政改革”是当今世界各个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在当代被视为“普适价值”。令人遗憾的是，主张这一“普适价值”的中国学者普遍地（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各个发达国家都曾经实施过“残酷对外扩张”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对外扩张”：没有通过对外扩张所获得的利益输入，宪政国家必然陷入激烈的内部争斗和腐败的金权政治的陷阱中，菲律宾和泰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在当代，“地理空间的扩张”必然会被冠以“新殖民主义者”的名号、遭到来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共同指责。唯一的可行方案是“技术领域的扩张”——借助先进技术实现对资源的深化利用、像二战之后的日本和德国那样依靠广泛的技术进步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施这一方案，需要中国经历一次包括文化思想（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全方位变革，需要中国政府与民众精诚的合作和长期的艰苦努力，需要在“全球正义”的层面上展示中国崛起的合理性。

     在此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尽管当今中国思想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但是尚缺席真正关注人类共同体命运的主张。对于中国当下问题的过度关注，使得中国的学者们普遍缺乏“人类共同体”意识和“社会发展可持续性”意识，未能看透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以扩张为主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当代遭遇到不可持续困境的“中国化表现”。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绝不是中国自身的独特问题，而是具有全球共性；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有效方法不可能存在于已有的“民族国家现代化”理论体系中，而只能在“人类共同体”层面和“可持续发展”境界下探索和创建。那些能够有效解释历史事实和预测未来趋势、能够有效解决人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必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的各种主张，都会由于各自的缺陷而成为过眼云烟。

     随信一并寄出几篇前些年写的文章——《<生存与超越>内容简介》、《决定现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个因素》、《当代中国的公正性困境》、《当代中国的政府管治困境》、《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目录）》、《永别了，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垄断》、《全球化的困境与可能的前景》，敬请斧正。

    恭祝夏安！

    武坚，2011/05/20

　

　

　

发件人："cui-zy" <cui-zy@tsinghua.edu.cn>  2011-05-23 10:10: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C.Lin@lse.ac.uk> 抄送：标题： Fw: 南方系异类徐雅玲：据说已被南方系辞退

    我们的感觉是，南方报业集团旗下毕竟不少人，虽然主体、主力、头头基本都是西奴，但总不能全部是西奴吧，当年侵华日军里头都还有几个日共为中共提供情报呢。果不其然，徐雅玲记者就表现了一位正常媒体人应有的正常智慧，有着冷静客观的理性分析，而没有像她同事那样被原教旨西方教义给洗脑和毒化,南方系为了那套意识形态已经一点真话都听不得了，别人说句真话，就要玩老命要去围攻撕咬人家，下作猥琐的一塌糊涂。老实话，我们支持徐雅玲记者，但对她这种健康因子能否挣脱南方系整体的恶劣环境甚至绝地反击成功，很不乐观。当那种悲观被验证以后，说得凶狠点：等广东党政上层有所处置以后，南方系还是整体解决的好，一个个清洗太麻烦，还是从头再来爽利。

    超脱南方系，整体看媒体和媒体人的话，尊敬的徐记者也很直言不讳指出了“新闻利益集团”这个要害，这尤其显示徐记者层次远超出那些标榜着“公器”却把媒体当作渔私利和疯狂专横打人的西奴媒体人，能理性全面认识自己，甚至能做出相当深刻的反思，实话说，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而徐记者做到了。让我们像她以及她这种坦诚和反思致敬。

拒绝妖魔化毛时代

----是是非非1949-1978

南方系异类  徐雅玲

2011年5月23日

     毛的时代没有知识分子所喜欢的那种民主自由，但那个时代也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妓女、没有吸毒和黑社会，没有艾滋病，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包二奶，没有豆腐渣工程，义务教育学费很低，看病有公费医疗，医生也不拿红包，还深入乡村去给农民治病，这些条，今天的社会能做到其中一条，都很了不起了。

    我可没主张要复辟毛时代，我主张要恢复毛时代好的东西。我承认今天的时代相比过去总的来说是进步，我只是主张不要从偏见出发，一概否定毛的时代，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功绩，做到了一些这个时代做不到的事，值得今天去吸取经验。再说，是毛时代饿死人多呢，还是毛之前的时代饿死人多呢？

关于工业化与奠定基础

    正是由于毛时代为中国奠定了这样强大的基础工业，所以改革开放后，才会有强大的中国制造。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毛时代没有为中国奠定钢铁工业，改革开放后，外国要将电器制造业转移到你这来，你没钢铁，怎么造电器，造轿车。如果没有毛时代为中国奠定的基础教育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所培养出的广大熟练的产业工人，发达国家也不会把产业转移给试想如果还像民国时那样，八成中国人是文盲，你的工人样样不会，转移过来干什么 培训成本又会多高。

    比如工业化需要修铁路，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如果是在民主体制下，你要征一块地修铁路，要进行产权谈判，要讨价还价，那你这个铁路十年二十年都修不起来 印度的铁路就是这样，47年印度独立时，它的铁路就快有十万公里了，而中国49年建国时，铁路只有两万公里，而现在，中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超过印度。

    因为印度土地是私有的，你要征块地修铁路，难于上青天。工业化原始积累时代奠定好了基础，现在是开花结果的时候，是让人民享受牺牲的回报的时候了。就好比你为了考大学，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复习功课，这很痛苦，但是必须的，否则你就考不上，但在考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在三天三夜不睡觉了，否则人就要垮了。

    工厂国有化，农村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面红旗，都是为了这一切，就是筹集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金 对内掠夺是很残酷的，让中国的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今天回头看，当时要是不这么做，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包括对私人资本的国有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如果像西方国家传统的道路，靠私人资本慢慢滚动积累，先做轻工业赚点小钱，把钱慢慢地存起来，存到一定程度了再去搞重工业，能源工业，那效率太低，时间太慢长，西方走这条路花了两三百年，中国要是那样，今天的中国很可能还没有大庆油田，没有长春一汽，更别说还要赶超西方人，所以毛采取的办法就是，

     当然，肯定毛当时的工业化战略，不等于说我们今天也要沿续他的做法，因为时代变化了，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让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现在是应该反哺人民了，尤其是反哺农民。不是毛，我们现在还在南京大屠杀的时代。要不是毛时代奠定的教育基础，改革开放后，发达国家会把产业转移到中国来吗。

关于集权

    当时的历史阶段，就没法搞民主自由，只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将所有权力集于政府之手，借政府，国家的力量，将所有民间的，社会的资源集中在国家资本手中，以此快速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当年为了工业化，为了集中资源，说得难听就是为了对内掠夺，为了打造强大的政府和国家资本，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也剥夺了，这是事实，但在那个时代，也别无他法，但现在再这么干就不行了，再这么集权下去就失去了合理性了。因为痛感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惨痛，所以毛立下雄心，要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要赶超西方大国 但问题是，工业化的启动阶段，资金从哪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异乎寻常的环境上起步的 不可能像欧美日本早期工业化那样，靠对外侵略，开拓殖民地来完成原始积累。

    作为一个政府，其主要功能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效率与公平却又天生的矛盾。当时为了追求更快，更好的追上西方国家，所以更多的追求了效率，相对牺牲了公平。

    也不可能像四小龙那样，靠外国扶持站立起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工业化，这么庞大的工程，哪个外国支撑得起更别说有实力的大国还不想你工业化，你强大了对他们有啥好处。说到底，工业化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富裕，安康，不受人欺负，有尊严，不会让鬼子随时打进来搞南京大屠杀。当年日本就是靠侵略中国和朝鲜筹集工业化的原始资金 光是甲午中国战败，赔给日本的银子就够他们花多少年了 你以为一场二战就能把日本的基础给打没了？

关于一代人的奉献

    所以既不能对外殖民，去掠夺别的国家的资金，又不可能依靠某个大国的扶持，那么中国的工业化童年，资金从哪来，靠民主自由能搞定吗。所以毛就选择了一个同西方工业化完全不同的模式，既然不能对外掠夺，那就只能对内掠夺，掠夺中国的农民。工厂国有化，农村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三面红旗，都是为了这一切，就是筹集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资。所以既不能对外殖民，去掠夺别的国家的资金，又不可能依靠某个大国的扶持，那么只能掠夺中国的农民。对内掠夺是很残酷的，让中国的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今天回头看，当时要是不这么做，你说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包括对私人资本的国有化，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实行这种对内掠夺，让农民，私人资本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当然是不得人心的，但为了中国复兴的长远未来，他也只好背这个黑锅。而毛认为，必须坚持掠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不能停 他认为不这么干中国就不能快速完成一些工业化的基础工作 知识分子通常是有独立思考的，难免很多人也对毛的这个战略看不惯，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梁濑溟 梁濑溟就说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当面和毛辩论。

    因为他不是西方式的政客，被选战和选民情绪所左右 有些事，很不讨人喜欢，要让整整一代人付出牺牲，也就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但为了国家的未来，必须这么干，这就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

    当然实际上改革开放后，还是在让中国的农民继续付出牺牲，那就是农民工，以农民工的低工资和牺牲他们的劳务权益，成就了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和竞争力现在牺牲农民工也牺牲不下去了，因为农民已经被牺牲到了极点，所以才胡温上台后强调的反哺农业，反哺农民，以人为本。

毛泽东的后半生是试图完成第二步工业化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有没有提供我们今天所喜欢的东西，而是看他有没有提供比他之前的时代进步的东西。毛是一位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生的伟大政治家，一个大国的工业化，首先要有独立的主权，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市场，毛前半生的革命，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做到了。

    原始积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从哪毛建国的时候，除了日本人占领过的东北，国基本上没有多。因为痛感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惨痛，所以毛立下雄心，要快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要赶超西方大国 但问题是，工业化的启动阶段，资金从哪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异乎寻常的环境上起步的 不可能像欧美日本早期工业化那样，靠对外侵略，开拓殖民地来完成原始积累。总之一句话，毛是一位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生的政治家 一个大国的工业化，首先要有独立的主权，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统一的市场 毛前半生的就完成了这一点。

    毛不是神，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尤其是他做的是这么大的事——让中国从百年衰败中复兴，崛起为大国，那就不可能不犯一点错误，如果我是这错误的受害者，我也会对他恨之入骨，但如果要公正地评价历史的话，也还是得承认，当时如果换了我，或是换了各位事后诸葛亮，你我都无法比毛做得更好。

    各朝代在建国初期，必然有个思想统一的过程。各种各样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初期30~60年的样子，都有一个动荡的经历。 而毛做的这些事，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影子。因为他的这套会让很多人付出牺牲，所以很多人反对他这么做，他为了排除阻力，也采取了极端的手法清除他的政敌。

    当时大力发展工业，其实为现在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大的铺垫的。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就是工业优先。因为要赶超西方，不再被别人所左右命运。靠什么？自力更生发展工业。 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差，也不可能指望别人给你什么，所以只有靠自己。 其实这点上，毛的思路很清晰，正确的。

    毛当然是犯了错误的，他的错误就是，在操作这一套工业化战略时，搞得太极端了，也就是下药太猛，比如为了集中资源，把一些私人的小商店，小工厂，小理发店都给搞掉，把农民的一点自留地也给搞掉，就太过了，下药太猛，就容易把病人治死。

    当然我不是说毛没有犯错误，甚至你说他犯了罪也可以，我只是说他的这些错误和罪，是在这样的一种原因犯的，而不是毛天生是个疯子和迫害狂 是在操作中国工业化这样一个艰巨的战略工程，又是独创一种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没有经验借鉴，这种情况下犯的错误

关于反对毛时代的真相

    所以我后来也想明白了，和大家辩论毛时代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没多大意义，因为其实你们并不需要事实，只需要一种情绪,更何况，向往民主自由，我也是赞成的，从我们新闻利益集团的利益角度讲，媒体人都天然地向往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有利于提升我们这个利益集团的话语权。

    毛泽东那个时代也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妓女？没有吸毒和黑社会？没有艾滋病性病？没有官商勾结？没有包二奶？没有豆腐渣工程？义务教育学费很低？看病有公费医疗？医生也不拿红包？还深入乡村去给农民治病？

　

　

　

发件人："qiaoxu20011982" <qiaoxu20011982@163.com>  2011-05-15 22:20:38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抄送： 标题： 宗教与文化革命

宗教与文化革命

乔续

    前几天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日，到八大处公园玩，看到里面人山人海，给佛祖献花的排着长长的队伍，领斋饭的也排着长长的队伍，听说最多时候一天16万人的客流量，联想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不禁觉得宗教也是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那么统治阶级就会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崛起，要从文革后说起。

    由于别有用心的人的蛊惑加上文革中人心败坏一面的完全暴露，加上美国解放后潜伏在中国大陆的特务的暗箱操作，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反文革统一战线，这个战线前台是文革中受到迫害，并曾经掌握国家大权的人，这个战线的背后是美国在解放后看到颠覆毛主席没有希望后潜伏在中国大陆的特务间谍，这个战线的群众基础就是旧社会文化余毒在老百姓思想行为上的体现。

    客观的说，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文革的主题是好的，然而文化革命涉及到人心深处甚至是潜意识领域的最潜移默化的东西，有句话是百年树人，一种新文化的建立，一种新人的培养需要一百年时间，一百年的事情，十年来做，的确是太难了，然而毛主席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领导中国人民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无产阶级掀起造反运动，然而无产阶级也是刚从旧社会而来，他们思想领域也是有很多余毒的，他们中是有一些纯粹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大公无私的人，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自私自利却没有机会表现的人，经过文革，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展现出来了，文革中出现了一些让后人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否定文革的证据。毛主席也看到了造反派的这个缺点，所以一直也没有让造反派正式掌权，他认为造反派还不具备独立执政的组织能力。

    当我向父母说文革的好处，说毛主席时代社会公平的时候，父亲跟我说，他小时候，村里减免学杂费的人都是那些大队书记会计的孩子，这些人的孩子不论升学还是什么都有优先权，父亲还说那个时候，他升高中被人替了，去当兵又被人替了，最后只能呆在家里干农活，后来改革开放后学了一手好瓦匠活，还领队包工什么的。显然父亲对文革是持否定态度的，对改革开放还是支持的。后来问父亲为什么没有继续在外边做下去，他说一个九几年那时候活不多了，还有就是建筑业太黑了，这个活干不来，就不干了。后来问爷爷奶奶文革的事情，爷爷说以前我们家也算是大户人家，在好多地方都有生意，只是在解放前就衰落了，后来文革时候，家里有三个人被批斗了，还蹲过监狱。我问爷爷他为什么没被批斗，爷爷说他很小时候我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死了，加上家道衰落分家了，受了家里其他人的很多欺负，村里人也都知道，所以不但没被批斗，还当上了中队长，可谓根不红，苗很正。

    从我家的经历，就能看出，毛主席的发动文革的主张并没有贯彻到我所在的村子，真正搞特权的大队书记会计没有被批斗，而且这些人还利用手里的特权谋取私利，另一方面，我祖上那些已经被共产的死老虎却又拉出来被批斗了一番，从我爷爷与他亲兄弟的经历的不同（一个被批斗，一个却是中队长）可以看出，老百姓的眼睛还是有分别的，没有一棍子打死，只是不知道真正该打那些人。

    也许正是文革中无产阶级人性中恶的一面也表现出来了，并让那些“官老爷”们收到了冲击，让知识分子们失去了“尊严”才有了后来有美国中情局参与的反文革统一战线的形成，从一定程度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建立在反文革统一战线基础上的，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存在，才有后来某些人可以打着改革的旗号卖国求荣，而其他力量却不能将他们怎么样。从这里看出，如果要干掉那些汉奸，就必须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路线上搞掉这个有敌对势力参与的反文革统一战线，毛主席说路线是纲，纲举目张，如果你的路线都是有汉奸参与的卖国的路线，在这样的路线下，如何打掉汉奸，这个路线就是现在中国汉奸辈出的路线原因，特别是在经济金融领域尤其严重。

    文革后，当中国大地，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年轻人视马列如同异物，年纪大的人想起以前的事情也觉得失望，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将某些极端事情普遍化宣传，并颠倒是非，还有破四旧将以前的一些旧社会的宗教信仰也打断了，这样中国社会就自然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人民无所适从，就只认钱了。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道德急速滑坡的时代。

    物极必反，经过30年群魔乱舞的时代，如今中国可谓乱象群出，道德堕落极其严重，老大爷在大街上摔倒了都没有人敢去扶。这样的形式下，宗教的崛起已成必然趋势。当人们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的时候，就会找到宗教，通过宗教来获得内心的安宁。不同的是基督教大多是做了坏事来忏悔的，忏悔后，好多继续去做坏事，而佛教则是彻底的内心忏悔，不仅要忏悔，还得以后不能再犯，最后彻底达到无我，无欲，无求，清净的最高境界，即成佛。

    说到宗教，就得从中国宗教发展说起。中国在西汉之后才出现宗教，在西汉之前，中国有信道的，修道的，但是没有宗教这一说法，那个时候特别在春秋以前，人心还算是高尚的，用老子的话说就是道在社会各个角落，人们日用而不知，人民各顺其性，各安其生，是国家统治的最高境界。从春秋开始，人心开始堕落，到了汉朝之后，更加厉害，一直与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钱神论。正是在汉朝之后佛教传入中国，于此同时，张道陵也自称受到老子启示，创立了道教，并一直传到今天。在中国人堕落的同时，宗教也传入中国，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释迦牟尼诞生的时候，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当时的占星师说，这是救世主的降生。当时中国周朝的史官也通过天象看到西方有圣人降世，并说千年之后，圣教传入中国。释迦牟尼悟道之后，告诉他的弟子，要亲近人，平等待人，世间众生平等。

    看看中国历史，以及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道德堕落，人心败坏，社会腐败的很快就会灭亡。而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整体性的道德堕落，人心败坏，伦理败坏，这个民族也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是所谓亡国灭种。如果仅仅是政府败坏，则亡国，如果政府与整个社会都腐败，人民道德堕落的很厉害，则亡国还会灭种。

    在看看中国汉朝之后的情况，特别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道教佛教都开始在中国传播，道教佛教都要求人向善，自谦。可以说魏晋时期，中国真的差点亡国灭种，若不是冉闵的杀胡令，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是白种人在居住，还不好说。可以说正是佛教道教的传播，特别是佛教的传播，教化了人心，使人心向善，最后中国才渡过危险期，后来才有大唐盛世。

    当一个社会清明，政通人和，道德高尚的时候，这个社会是不需要宗教的，因为道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都按照道来执行，用古人的话说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在春秋之前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每个朝代都能5，6百年以上，而不像后来那些朝代，就300年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当一个社会发展出问题了，偏离道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宗教了，就像一个人正常的时候感觉不到肺在呼吸，而当他感觉到肺在呼吸的时候，这个时候，肺就出问题了。中国春秋之后人心开始堕落，等到了魏晋时期，已经堕落的不成样子了，这个时候，道的化身，各种宗教就开始来救赎中国，与中国缘分最深的由道转佛的三位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个时候也开始在中国通过各种方式普度众生。印度佛教也从汉朝之后开始向中国传播，达摩祖师不远万里来到少林传道。同时道教也由张道陵创立，并尊老子（太上老君）为创始人。佛教与道教不同的是，佛教是大众路线，广收弟子，而道教是精英路线，讲缘分，讲天资。

    当一个民族堕落到很严重的时候，这个民族是有亡国灭种危险的。一个是宗教里的因果关系，业力作用，另一个表现在现象就是各种自然灾害，社会灾难。民族堕落必然表现在私欲的扩张，私欲主要表现在色欲和贪欲。色欲的横行，必然导致性的泛滥，异性之间无度的滥交，同性之间也出现了，魏晋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人体精华的大量流失，流失的结果就是后代质量一代不如一代，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智商都会越来越差，最后堕落为一群行尸走肉般的低智商民族，这样的民族必然会被其他高智商的民族消灭。另一个就是贪欲的扩张，贪欲扩张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共同的信仰了，社会缺少凝聚力，人与人之间只能靠天然的亲属关系或者拜把子的义兄弟，或者干儿子的方式来维系，因为已经无法通过道来治理天下了，只能通过这些亲戚关系了，这个也就是中国在汉朝之前，社会尚能通过天道人心实现凝聚，构建大一统的王朝，国家实施于民休息政策，实行无为而治，而汉朝之后，刘秀尚能通过人心思汉来获取民心，通过许诺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来获得上层社会支持，以此来构建社会，而到了后来，刘备试图通过人心思汉已无法完成国家统一，曹操通过天下有德者居之，以道驭之也无法完成国家的统一，一直于到了后来明朝，只能通过各种义子，通过拜把子兄弟来维系统治高层的秩序，甚至靠奴隶式的人与人的依附关系来维持（这个在清朝最明显），就是如此，父子之间，兄弟之间还是经常兵刀相见。如此私欲横行的社会，没有内部凝聚力，社会怎能不散，国家怎能不亡。

    刚才说到智商，就得需要说说美国对华的终极战略了。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德国在中国进行了一个测试，测试结果是中国的身体素质以及智力都不比西方人差，这个也是他们放弃直接统治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实施代理人的方式，以华制华的策略，实现在中国的利益，早期是曾国藩，后来李鸿章，后来袁世凯，被孙中山打断后，他们又通过江浙财团找到了蒋介石，后来又被毛主席打断，再后来，文化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人性中恶的一面释放出来了，西方势力趁机与国内一些人组成了反文革统一战线，这样又在中国扶持了新的代理人。一直到现在，西方一直通过代理人在中国谋取利益，然而毛主席的出现让西方人心惊胆战，一直到现在还是，特别是现在毛主席思想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显示出他巨大的价值，西方人对于这样一个高身体素质，高智商，并有悠久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放心不下。中国建国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巨大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还在他们眼前晃动，他们担心中华民族这个高智商的民族有一天又会重演建国后的历史，他们需要永绝后患，于是就有了他们秘密灭绝中华民族的阴谋，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计划，这个人神共愤的计划。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么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低智商的行尸走肉的民族，要么就是彻底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具备让他们统治全球计划破产的能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以华制华来获取利益了。然而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像现在这个道德堕落的样子发展下去，不用美国人通过转基因灭亡，中国人自己就会通过各种有毒食品玩完。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内部问题，内因是主要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以上的分析看出宗教的出现本身就是人类偏离道造成的，宗教就像是治世的药来拯救众生，人类正教的宗旨都是普度众生，拯救人类。按照道法自然来讲，宗教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人类最后不需要宗教，进入了道的境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佛说不可执著于相，宗教也是如此，不可执著于宗教本身。

    当年魔王对佛祖释迦牟尼说，我虽然现在斗不过你，但是等你死后，我的魔子魔孙们会穿上你的袈裟来祸害你的佛教，佛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佛祖留下了眼泪，因为他看到了末法时代有的佛教也被败坏了。这些话似乎让人耳熟，当年走资派斗不过毛主席，毛主席为老百姓打气，鼓励老百姓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那些走资派们也隐藏了起来，后来毛主席死了，这些走资派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着败坏社会主义的事情，毛主席生前也曾多次流泪，因为也似乎也看到了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而历史就此结束了吗？佛祖仅仅是流泪？毛主席也仅仅是流泪吗？历史没有结束。一切都在佛祖的手掌心，在毛主席的手掌心。

    如果说佛祖转世创立佛法是普度众生，他之所以能称为救世主，在于他是从个人角度让人如何提高修养，道德，如何来修行，最后达到无欲，无我，清净的最高境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那么世界就真的太平了，也就真的被拯救了。老子道德经，也提到理想的社会就是无为而治，人们无欲无求，大道至简。然而人类历史发展却因为个人私欲的扩张被一次次的拉向深渊，虚伪狡诈层出不穷，尔虞我诈，大家都学习知识智谋，目的是用知识智慧谋取私利，于是老子说法令越多，社会越混乱。现在“君子们”总喜欢说“仁义礼智信”，似乎做到这个，他们就是君子了，而且君子们不喜欢说仁义礼智信之前的道德两个字。老子是怎么说的呢？老子说先有道，偏离了道，才有德，偏离了德，就是仁，偏离了仁有了义，义也没有了，就是礼了，如果连通过礼来维护秩序都不想了，还通过所谓智慧来玩弄手段的话，那么起码你得讲信用吧。这是仁义礼智信的合乎道的解释，而不是将仁义礼智信作为自己高人一等的卖点。所以仁义礼智信的提法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堕落的表现，可怜的是现在中国的社会连最末位的信都不讲了，整个社会失去诚信的基石，西方社会起码还是有诚信的。失去了诚信的社会，使得中国从以前毛主席时代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变成了现在的我骗人人，人人骗我。商业社会，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处在“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级中最后的信的等级了，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欲望作为驱动力的社会，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最起码得将诚信，这是人类社会最低级的要求，然而现在不讲信用的结果是，我们每个人每天为别人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是虚假的，目的是掏别人的钱包，别人同样为我们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也是虚假的，目的是掏我们的钱包。假货，假服务充满了整个社会，现在在整顿的食品领域的乱象仅仅是社会失去诚信的一个表现而已。如果根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继佛祖转世创立佛法从修心上自我救赎并普度众生之后，开启了一个无产阶级自己拯救自己并最终拯救全世界的时代。然而文革看起来失败了，最后被内外勾结的邪恶势力镇压了，并由此把中国以及世界带入了一个邪恶的新自由主义的时代。革命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训，76年之前是正的教训，让人民知道毛主席带的是什么路，76年之后，是反的教训，让人民明白文革当初为什么被镇压以及失去毛主席，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反两方面让无产阶级明白自己本身存在哪些问题，世界的邪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吸无产阶级的血。

    佛祖释迦牟尼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第七次转世，在中东降生为穆罕默德，并创立了伊斯兰教，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教合一的强大的国家，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态度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创立的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比欧洲那些野蛮的整天想着烧杀并以上帝选民自居的基督教国家更加具有包容性，现在西方世界所谓的文艺复兴，好多知识都是从穆斯林那里学过去的，后来大量穆斯林进入中国，并融入中国社会。然而现在伊斯兰教自身的社会主义复兴势力也被美国联合伊斯兰世界的封建势力打压下去，形式和中国文革后的情况差不多，不同的是中国成功的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框架，现在这个社会的框架还存在，而伊斯兰世界这个社会的框架还没有建立之前就被打压下去。其内部封建势力现在还跟美帝国主义勾肩搭背。

    就基督教国家而言，近代以来，基督教国家打着基督教旗号，对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领土以及文化的入侵，还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真是恬不知耻，还自称是高山之城。上帝自己都说他爱所有人，怎么会允许一部人打着他的旗号去掠夺另一部分人。圣经里面有一段，大体意思是末世时候，有一些人也整天喊神啊，神啊，神说我们不认识你们。这里的意思是末法时代，有很多假的基督教会，假的基督徒在招摇撞骗。西方有人说上帝是左派，如果按照圣经里的说法，上帝的确是属于左派，为什么中国那些右派能既能信基督教，还能崇拜西方，还能认为西方人天生就高贵呢？这个要从儒家思想说起，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僵化引起。当年孔子去拜访老子，临走时候，老子送孔子几句话，让他不要太迷信古人的东西，放下架子，贪恋和妄想。现在看来孔子这些毛病后来都遗传到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身上了，现在的那些右派精英又过去的食古不化，变成了现在的食洋不化，一句话就是迷信所谓权威，没有自信，那些架子，贪恋，妄想，就是这些右派精英老是仗着自己的洋墨水或者洋玩意，自命不凡，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动不动就天降大任，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摸样。所以从这点看，那些右派精英的思想仍然是古代的腐儒思想的遗传，根本是西方化的思想，如果他们真的思想西方化了，他们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对西方人展开猛烈的反击才对，这才是真正的西方化的思想，而不是现在这样，帮着西方人欺负自己的老百姓，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一副汉奸摸样。

    马列主义源于西方社会，后来因为符合中国的社会基础，而与中国社会结合。就拿最终目标而言，马列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就是中国古代说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而且马克思说那个时候国家消灭了，这个也与老子说的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不谋而合，即无为而治。马列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因为有强大的资本力量的镇压，所以后来变种，转入议会斗争，被和谐掉了，并为西方工人阶级争取了大量的社会福利，而且由于西方社会有资本家从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掠夺的大量资源供其消费，所以他们的工人阶级并没有革命的动力，社会矛盾都被转移到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这个也是中国要涨工资，美国反对的原因，因为中国涨工资等于中国劳动人民被剥削的少了，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会上升，影响其社会稳定，并有利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列主义在资本主义薄弱的俄国最先发展起来并显示出巨大的社会推动力，短时间内将俄国变成了与美国对等的世界强国，但是因为人的私欲在官僚阶层起作用，西方国家的渗透也在起作用，苏联这个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土崩瓦解，如果说原因的话，就是他的文化深处缺少中国文化的道的基因，缺少佛教文化的滋养。

    伊斯兰世界的社会主义萌芽阶段被压制，欧洲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被和谐了，曾经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因为人私欲的扩张加上西方渗透也土崩瓦解了，最后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大旗落在了中国身上，这个有五千历史，吸收了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注重道的中华民族身上，毛主席是现在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最后超越了以前的中华文明，发动了防止社会主义被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修正主义，西方的阴谋一直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他们一直逃不出毛主席的手掌心，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即将兴起，中国将站在历史的风头浪尖。这些都源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积累，源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源于中国人对天下为公的向往，源于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中华文化的又一次大发展，文化大革命就是普度众生，就是拯救全世界的开端，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我灵魂救赎以及社会改造的开端。

    文化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充满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人们各顺其性，各安其生，这个社会就是人间天堂。可能最后人类因为精神境界的提升，最后不需要宗教了，然而宗教的宗旨早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寺庙，一个巨大的基督教堂，一个巨大的伊斯兰教堂，最后社会与宗教，与道已经浑然一体，不再区分，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处处会感觉到现在在寺庙中才能感觉到的安宁与祥和。

　

　

　

发件人："Yanfeng Hou" <ilikeu389@gmail.com> 2011-05-23 13:49:49 +0800收件人：抄送：标题：Fwd: 温总理语录

温家宝总理语录

侯风 整理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艰巨性，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全面而持久地推进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闭关锁国必然落后和挨打。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

     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民族的荣誉，不仅反映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反映在社会进步、人的素质、科技水平、文化底蕴和道德力量上。就经济本身而言，没有科技支撑，人的素质的提高，经济就不可能有跨越和可持续的发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就是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儒学一是仁或者爱，“仁者爱人”；二是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道德的基础；三是和，“和为贵”、“和而不同”。四是刚健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五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温家宝尤其强调了道德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各种原因，但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企业家道德沦丧、重利轻义，将经济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

    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三鹿奶粉对中国的危害，温家宝实话实说，“一个三鹿奶粉，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网民们大概不知道。我们普查了受到奶粉影响的儿童达到3000万，国家花了20亿。”但官方媒体报道的数字却是29万，一千多倍的悬殊！一个粉饰太平、隐瞒真相的官方舆论体系和一个实事求是、直面真相的总理在这里形成强烈对比。

    某些当权者封杀网络、严厉监控网民、并跨省追捕网民的现实中，温家宝则说，“应该说是网民们帮助了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这里，我愿意代表我们新一届政府向大家表示，从我们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我记得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这样一段话：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维护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尊重基层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它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温家宝在回答“在中国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不是没有必要实现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时说，“不，恰恰相反。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权，使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们还要推进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够更好地实行民主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我们要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正义。”

    没有民主和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带根本性。因此，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他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其实信息公开对于政府来讲，重要的是政务公开，也就是说让我们政府的运作透明，在阳光下进行。我觉得一个同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政府，除了责任、服务、献身和廉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权。它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同时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只有不断地听取批评意见，它才能够不断地改进工作，才能不断地进步。我们在第一时间，中央政府得知奶粉问题以后，迅速地向国内公开、向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向港澳台地区公开、向有关国家公开。我以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表现，也是应该做的。
　

　

　

发件人："www.huxingdou.com.cn" <c2726@163.com> 2011-05-22 09:19:37 +0800 收件人： "大军网"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建议

张雪忠致信教育部长建议取消马列思想政治必修课

法广

    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博士，上周（5月13日）以公开信形式致信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呼吁取消中国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张雪忠称，此信是依据中国宪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公民建议权”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向教育部提出的“公民建议书”，全文约1万余字，张雪忠将其发表在个人的SINA博客后，却很快遭删除，但此建议书仍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许多讨论和反响。

    建议书中，张雪忠首先提出，“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向人们灌输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不但无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输的内容，而且还将极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扼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良知，贬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严。”

    “行为或许可以用奖惩来驱动，信仰却只能以说服为基础。”他说，在准备政治考试以及修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课程的过程中，人们不能自由地对相关学说进行批评和质疑，而是必须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

     如果对最重大的问题及最高层次的原则，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讨，那么一个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个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达令人尊敬的高度。

    在一个连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质疑的时代，13亿中国人还要将一个德国人的学说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对此，张雪忠说，“真想问问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和企图，竟然会让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禁锢13亿中国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设法地贬低13亿中国同胞的尊严？”其次，张雪忠质疑，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表达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根据目前的教育政策， 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政治科目，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公共必修课，这事实上，是将承认某种特定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作为人们获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条件，实际上就是将剥夺教育机会作为一种胁迫手段，压制和侵害人们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这种做法的危险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确定这些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到底是对是错，而一旦它们确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就等于在强迫所有的中国人同时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犯错。

    张雪忠认为，在信仰问题上，政府不应享有任何权威。政府既不能在信仰问题上提供比个人更可靠的判断，也不能帮助个人为来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政府的权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当性。一个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听任他人——不管是一位国王，还是一个政党——来决定自己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

    第四，在教育领域用强制或变相强制的方式，灌输官方学说的办法，将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理智蒙昧状态，还将使这种学说本身失去活力，同时阻碍这种学说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长。

    在中国，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进行直率批评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业或升迁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因此，在各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相信的原则隐藏起来，并极力使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学说。

    这样的学者也许算得上很聪明，但却很难成为毫无畏惧、逻辑严谨以及前后一贯的真理追求者。更多的人为了不触怒掌权者和官方学说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谈及那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专注于一些更为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这种确立官方学说的做法，对特定学说来说，也是一种损害。

    当人们不能提出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被动接受官方指定的学说时，人们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驳不同的学说，甚至没有必要去真正理解被灌输的学说。人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学说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辞，但却丢弃了其深刻和鲜活的内涵。现在，许多人都可以郎朗上口地诵读出一条条所谓的“基本原理”，但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习惯的盲从，而不是出于内心的理解与信服。

    张雪忠说，这样一来，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也就不可能不逐渐演变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鹦鹉园地，而鹦鹉是绝不会以追求真理而见长的。
　

　

　

　

发件人："Flynn" <yilu@sse.com.cn>  2011-05-19 15:36:33 +0800 收件人： "Flynn" <yilu@sse.com.cn> 抄送：标题： 转发: 《中国震撼》--- 精神三聚氰胺

精神的三聚氰胺《中国震撼》

周西

    近日，一本名为《中国震撼》的新书受到官方的高调追捧，开始大红大紫。 据说曾经几度断货，六次加印，累计印数已达14万册。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据悉，曾经担任邓小平翻译，目前任瑞士某大学教授的张维为所著的这本新书，自今年1月出版以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4月11号，包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均在突出位置，用较大篇幅刊登了数字专家学者的书评文章，和对本书作者的采访报导，一时间好评如潮。 对此，《文汇报》4 月26号的宣传文章说，“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条路我们走对了，要继续坚持走下去，这就是《中国震撼》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

     本书作者称，根据自己走遍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覌察，“总体上，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 而他总结出的经验则是，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而能获得成功的先例，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 对此，有分析人士质疑说，尽管本书作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至今还“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取得过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但人们不禁要问的是，日本、韩国和台湾难道也算是失败了吗？ 这些地区与我们相比，到底是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收入分配更为不公？ 还是公职人员更加腐败呢？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

    与此同时，针对该书的出版方在宣传稿中所披露的，“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为了先睹为快，还要求我们把本书作者尚未发表的文章送给他们看”，有网友反问道，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权力并不等于真理，如此“唯上是从”的表白，不仅有悖于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也无助于“拔高”本书作者的形象。 至于张维为在其书中刻意引用了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恭维中国的一段话称：“我很不愿意对我女儿说：你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 有网友则认为，这只能说明美国佬太实心眼，只看到北京奥运的豪华场面等。 他也不好好想想，如果真正前途光明的话，中国的达官贵人们为什么都把子女纷纷送到美国去呢……？ (网友高人)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早几年谈中国模式还是一种时髦；眼下谈中国模式却是一种搞笑了，最后的结果，也许会令人扫兴。 中选网上作者谌青凡的文章回顾说，中国模式一词，最早是由洋人提出来的，原本是一种西方价值观的产物，如今却在对洋人处处防范的中国官方眼里，成了香饽饽。 不过，考虑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生出许多包括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和贫富分化等十分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讲中国模式的话，这些问题必然难以回避。

    近日，原《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搜集列举了国内外有关“中国模式”的21本书，集中了所谓“中国模式论”的精华。 在这些书里，大多数人讲起中国经济来，甚至到了天花乱坠的地步；而面对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问题，则基本上是乏善可陈。 就是说起来，也是羞羞答答的，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究其原因，洋人讲中国模式，动机很复杂，有的是标新立异，有的是讨好中国，有的是看走了眼，有的干脆就是为了赚钱。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不能跟着犯迷糊，因为只有我们才心知肚明，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上去了，但却??也落下了一大摊子的毛病。 未来看“病”的花费很可能会超出目前赚来的钱。

    谌青凡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中国模式论的最大危害，就是让中国人彻底放弃危机意识，一个失去了危机意识的民族，还能经受什么打击呢？ 此外，脱离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而大谈特谈所谓“中国模式”的种种优越性，纯粹就是一种忽悠。 对此，学者方绍伟的分析认为，《中国震撼》显然根本无法“震撼”具有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的中国人。 那些对现状满意的中国人，不用听张维为的道理也能感觉中国发展的好；而对那些不满现状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遵循的不是参照自己过去的纵向对比，也不是张维为所强调的“向下的”横向对比，而是对内对外的“向上的”横向对比。 在国内，“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是令人愤愤不平的“权贵资本主义”；在国外，“向上的”横向对比触及的则是“自由、平等、人权”。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这本《中国震撼》，只能诞生在像中国这样没有言论自由和官方严密控制媒体网络的国家。 张维为其人，在目前当权者治国如此无能、腐败如此猖獗之时，推出这样的书，纯粹就是昧着良心说鬼话，不过是只想依附于权贵邀功请赏，没有半点独立人格的走狗而已。 这本书就像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一样，反正我是不会去上这个当的。
　

　

　

发件人:szjyxr <szjyxr@163.com>发送时间: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收件人:抄送: zdjun <zdjun@263.net>, 主题:回复:看看作者对朱熔基的评论，想想茅于轼的所做所为，作者可是自由主义的典范罗！

    这篇文章虽然有大量令人读着不爽的体制内语词围着“明君贤相”历史观打转，但可贵之处相当明显，这就是用大量的、铁的事实撕烂了改革的辉煌外衣，揭露了其历史罪恶，足以让“歌德派”猛醒。但是，对茅于轼那类垃圾人没有用！别指望那些家伙能纠正其歪舌头！对此文的作者，我不了解，也许对其文章的批评近于苛求，他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一时也难下结论（看其他言论再说）。但我认为，他直面现实的学术态度是很可贵的，特在此致以敬意！ 苏中杰

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7

　　“贺朱镕基八十二大寿：他是建国以最具悲剧的总理，唯一人下没有连任的总理，也是一个唯一在全国各地有留下墨宝的好总理，但请大家记住，他是全国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总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杀组织要暗杀这位扛关棺材前行的好总理!过些天是他82周岁生日，如果你认为朱总理是真正的好总理的话，请转发，让更多的人祝福、、、”-----手机短信及QQ信息时时疯传，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此，作为出生在农村且直接参与国企改革的笔者，深不以为然。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当选的朱镕基多么自信、从容、机智、幽默!，他对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词的得当，赢得了中外记者和所有的电视众观看一致好评， 欢呼跳跃。

　　当一位香港记者问及朱总理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他是否也会感到沮丧、灰心、犹疑不前时，朱镕基坦言，身处一国总理的职位，他的确感觉责任重大，心理负担很重，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全场热烈掌声，犹在耳边回响。

　　中国民众对其寄托无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届全国人代会上，确一反中国官场无过即功连选连任常规，昙花一现，破天荒未能连任而被儒雅的温家宝代替，黯然下台。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纲领，归纳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一个确保，是确保中国今年国民经济增长8 %。三个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内到位;国企改革三年扭亏为盈;机构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项改革：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财税制度的改革。也正是这场改革的失误，断送了其政治生命。

　　国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国企改革将从领导阶级变成的被领导阶级，从天堂一下落入凡尘。“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多少光荣啊。实际上，改革前工人不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也非常优越，有的行业工人甚至高于公务员。

　　但朱总理主导的国企改革，无论是将工人终身依靠的企业低价出卖给个人，还是破产，抑或改制，都直接产生了大规模的工人下岗，保守估计不少于4000万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变企业性质，甩掉国企职工这个“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强制工人买断工龄或分流自谋职业。造成国企资产大量流失，官与商无偿或象征性代价获得巨额财富，两极分化从此越来越严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员，长期依赖国企而无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边缘;青工则被迫沦为新的私营业主打工仔，从主力军先锋队变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用青春热血为国企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工程师技术员，待遇与地位一落千丈，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台的2003年，国企下岗职工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的，只有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 。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大部分下岗工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

　　直至2006年，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善，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可见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如此改革，工人深受其害。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从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中消失了，且重新陷入被私营业主剥削压迫的境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激化了工人对党对政府对私营业主对社会的矛盾，将工人排斥社会主流之外，推向政府与社会对立面，到处出现的集体静坐上访，政权的稳定、党的威信再次受到严重的考验。

　　分税制改革间接是坑害了农民

　　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农民真正的得到了实惠。朱总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却让基层的政府和低层的工农受到切肤之痛。从朱镕基施政纲领到实际改革措施，基本没有涉及到“三农”问题。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得到与时俱进，反而因其国税地方税的分税制改革，富了国家财政穷了地方财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诺常常因政治经济甚至技术上的障碍，不能及时兑现，导致财政常作无米之炊，穷疯了的地方官员只好拼命地压榨最低层最可怜的农民，强制进行各种摊派，强征农业税及各种上交提留，闹得鸡犬不宁，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税抗费的命案，时有发生!

　　二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总理的信“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总理方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视。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其执政时期，农民“生计艰难，负担过重”;基层干部“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引发的“三乱风”，涉及基层各个收费行业和部门，“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农民已被逼到绝路，到非治理不可时，国务院才三令五申，然而积重难返，直到今天还没有仍然无法根除，遗患无穷。

　　退休后的朱总理，一直低调，过着隐居生活，近来不知为何高调“复出”。从凤凰网的英文讲演到，到清华校庆的讲话，从嘲讽继任者喜欢照像，到对现行政策的尖锐批评，一向常态，突然活跃起来，这都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俗话说：老小老小嘛——“老夫聊发少年狂”，不必大惊小怪。令人惊异的是，向清华学生特意送《中国农民调查》!不仅不反思，反而为自己的受到的谴责辩护，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内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内容。意图武装90后的学生们 为枪手，为其消灭国内外为农民鸣冤叫屈的“异见分子”。 假如90后的清华学子，去问问耕作于农村的祖辈与父辈，让他们谈谈其执政时期(1998---2003)“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农民的惨状，定会反戈一击。特意送此书，自取其辱，也为君子所不耻，因为君子当“日三省乎已”， 且“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哟。

　　客观的说，朱镕基是个好人，是个清官，但好人与清官并不一定是好总理，并不代表其执政能力与水平。朱总理试图其“地雷阵” “扛关棺材前行”的宣言，流芳百世，却让人不寒而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无论是官还民都应该有所畏惧啊，连皇帝也畏谏官之口史官之笔!正是其的无所畏惧，为达到自认为正确的改革目的，才不惜牺牲工农利益，不惧工农的反抗，不怕社会的动荡，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国之本的动摇。

　　不仅如此，令民众深恶痛绝的是其主持制定签署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迁范围，合法资产随时都有可能剥夺或廉价收购，刚刚实现居者有其屋者，时时提心吊胆，害怕明天就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伤害的是最低层的广大民众，受益的是官与商，拆迁使财富飞速向官与商集中，造就了一超级富豪，该《条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团作为巧取豪夺的利器，朱总理功不可没!

　　温总理上任伊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取消“三提五统”：上任伊始，签署命令，废止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向保障迁徙自由目标跨进了一大步，这都是温总理值得大树特树的功勋。虽然没有朱镕基的豪言壮语，鼓惑人心，但真真切切的是救亿万农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深得民心，将载入史册!

　　当选并非喜剧，欢呼声瞬间变成了低层民众的哀号，落选也并非悲剧，低层民众瞬间从哀号变成欢呼!抛弃民众利益者，必将被民众所抛弃!

　　想当年，邓小平看到其出任副总理兼生产办公室主任时，处理棘手的企业“三角债”; 挂帅解决粮食收购“打白条”;亲自兼任人行行长，整顿混乱的金融秩序，难题迎刃而解，认为其“有观点，有主张，有魄力，懂经济。”总设计师一推荐，江书记一提名，选举而出任总理。其实当选非民意，未能连任也非民意，上台之后，野马无缰阵阵大炮，惊天动地，最终让民众很受伤，谁也无法对于制约与监督，有违邓、江提携之初衷，以小人之度之，邓、江恐怕也是在挥泪斩马谡吧。危局换将，是历史之必然，是人心之所向，也有天意和报应。

　

再谈朱镕基为何被抛弃

艾祖鸿

2011-5-15

　　不久前，笔者在选网发表了《朱镕基为何被抛弃》一文，受到广大网友们的热情关注，赞同与批评者，都是对国家兴亡民族振兴具有责任感正义感的有识之士。在此，表示感谢，特别要对于“异见分子”的“异质性思维”，表示敬意，同时觉得有必要时再次对这个的话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质疑进行“辩护”。

　　朱镕基受任于危难之际，被民众喻为“救火队长”，人格魅力，有目共睹，丰功伟绩，举世瞻目，被外媒誉为“经济沙皇”。但题目所限，不能评功摆好，只能对为何被抛弃作些分析。

　　常言道：政声人去后。对前任的失误剖析评判，是为了让后来者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并非对前任个人的责难。只是近来的高调亮相，恐为某些势力，利用其崇高声望、其仗义执言、其疾恶如仇，作为对现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其光辉形象受损而浇点冷水。

　　不容置疑，国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总结改革的失误，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对改革，但改革没有统筹规划，没有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监督制约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几年内消灭中小国企，不仅没有体现和尊重民意，反而对国企职工的前途命运与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设计，没有任何预案准备。客观上牺牲了国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权利，草率地把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国企职工，完全抛向市场，简单粗暴的强令买断工龄，任其被残酷淘汰、自生自灭，加上住房市场化、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直接导致底层民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压向没有财富积蓄的国企职工，把他们逼入绝境。

　　诚然，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改革的代价不能全部转嫁给最底层工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导者是否认真考虑过，此代价是否能够避免或者更小些呢?国企沿用苏联"国民经济不分配"的原则，工资只是“生活费”，占工人劳动成果的一小部分，国企是社会全员的血汗资本积累，理应每人都有一份。前车可鉴啊，为何不能象苏联与东欧私有化改革那样，最大限度的保护民众利益，将原原本本的全民所有制资产货币化以后分配给全民，实行 “全民均分”?成功的经验，无论从纯粹经济学角度，还是从政治、社会长远发展，特别是照顾国企职工的根本利益及生产生活基本需求来看，无疑比武断的全员下岗分流买断工龄，要公平合理得多。任何成功的变革都源自于对政治经济环境、市场利益和广大国民意愿的适应，反之亦然。

　　由于我们的改革没有制度化法治化，客观上成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任由少数权势、外商巧取豪夺“变相私有”。工人就没有权利分一羹一勺?简单把全民所有的国企，无偿或廉价改头换面，让少数有特殊社会地位、有权有钱的人“合法”占有，非法强制性地剥夺多数人的劳动权生存权等基本权益，财富向权贵们高度极中，大量下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体贫困，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特权疯狂掠夺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国有资产，造就一批新权贵新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经济命脉，继而操纵政治，成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底层民众重新沦为被奴役被剥削境地，对改革谈虎色变。这恐怕也是改革主导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所不希望的。

　　有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以偏概全，偏听偏信为推进国企改革所作的舆论宣传，指责工人下岗是因为其懒惰混日子吸国家的血。然而，扪心自问，国企亏损，是工人的责任还是体制的问题领导者的问题?没有工人的勤奋劳动，所有积累的国家财富从何而来?没有直接主持参与国企改革的人，永远无法懂得下岗工人的酸楚，永远无法体验成百上千工人，集体跪求给予工作的权利，给予能够养家糊口的工龄补偿费，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壮啊，如连救生圈都不发一个的，就被抛向大海一样，是多么无助多么绝望啊。笔者每每回想起，总是良心的责备，寝食难安。

　　——全国数千万受到改革政策措施伤害的下岗工人，会对这样的改革主导者感恩戴德么?抛弃者终被抛弃!

　　分税制等一系列强硬政策措施，所导致或加重的“三农”及“三乱” 灾难，触目惊心。农民对其受到的伤害，刻骨铭心。2003年，主政者深知“三农”灾难的严重性，力挽狂澜，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提出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所有特产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九亿农民切实得到实惠。2005年12月29日，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原定的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提前实现。

　　2005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245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1.5%，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1.7个百分点。即在2004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收难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2005年农民收入继续保持着较快增长态势。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793元，同比增长16.1%;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1131元，增长18.1%;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359元，增长15.1%，九亿农民再一次脱离苦海，广阔天地再次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洋军阀时期，地质学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少数人即为执政者也。

　　朱、温两位总理，在对待民生与亲民问题的巨大反差，实质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责任心与负责任的能力差异。光有责任心，没有负责任能力，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或者办不成好事;有责任心且和负责任的能力，才会好心办好事，为民众谋福祉。

　　其实，为了达到富国强民富的改革目的，温和渐近式的改革或许更有成效，如台湾土改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大陆人永远不会理解，敌对阶级怎么会握手言欢，实现共赢的哟。——当然，“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是中国执政者所不屑的。

　　任何改革不仅不应让多数人受伤害，反而应当让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拥护，才没有“地雷阵” 需要“扛着棺材前行”。俄罗斯在1991年4月25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中取消单一的土地国有制。此后，四次发布总统令，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土地按份额分给农民。到2000年底，农业用地的70%已经实现股份化，1200万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92%的土地份额的所有者获得了产权证，广大农民能不拥护这样改革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不堪折磨与压榨的中国九亿农民，以及同情农民的社会各界，能不抛弃之么?。

　　民众对于朱总理当选，寄于无限希望，何故?除了在副总理任上的功绩外，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时箸名答记者问，像一个政治明星，一个官场另类，犹如“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之悲壮，非常有感召力;

　　其次是我们太热衷于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总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获得前进的动力，认为改革就是滚“地雷阵” 必须“扛着棺材前行”。总是伤害一批打倒一批保护一批扶持一批，总是认为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所以，热切希望一个“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革命领袖，领导我们去战斗!

　　再次，民众固有的“清官情结”作祟。 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电视一直播朱总理的记者会，其高大形象，如清官包公、海瑞再世。然而，仅凭清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根本不能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好治理，主导社会的变革，也根本不能保障民众利益。

　　包公、海瑞名垂千古，就是因为清廉刚正不阿，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就十分不屑，认为海瑞做官有原则，但没有气量;有操守，但没有灵活性，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王安石同样是清正廉明，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号称“执拗公”。改革的宣言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刚愎自用，无所畏惧啊!改革进程中，上拒司马迁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议，下视民众为草介。其改革导致国弱兵更弱，国穷民更穷，改革半途而废，自已黯然下台，北宋蒙“靖康之耻”，从此一蹶不振，民众痛恨地把猪改叫“执拗公”。

　　民众从最初的狂热到最终的很受伤，方知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方知清官是靠不住，人治靠不住，靠得住的永远是法制与制度。

　　执政者总是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学习借鉴外国、外地的成功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总想着成为改革先驱，视死如归，总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总想着改革就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总想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殊不知，最终受伤害的民众。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但真正引以为戒者鲜有。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体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十字街头，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参与，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的体现全体人民的意愿，使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让民众成为深化改革的主力军，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漠视甚至伤害民众利益的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主导改革者，也同样会被其抛弃的民众所抛弃。

　

　

发件人："red_fog" <red_fog@126.com> 2011-05-23 10:47:15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L_C_cc：标题： 请求全国人大、中纪委对国资委在

请全国人大对国企“行政划拨”进行审查

甄理

2011-05-23

    请求全国人大和中纪委对国资委在政企分开之后将国企“行政划拨”给权贵利益集团导致加速垄断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代中国，那个家庭没有亲人因政府公共政策失误而下岗失去工作岗位？更为荒唐的是：为了推进这些所谓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竟然出台《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如此“恶法”，最后的法律保障权利都被剥夺，我们企业的地位、职工的权益如何体现？！

    鉴于政企分开之后的行政划拨严重违反《行政许可法》第24条、83条，造成加速垄断、给社会、企业、职工造成严重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请求对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划拨问题进行审查，纠正这种资产划拨行为！

    我们提出解决方案：

    1、政企分开之后，对脱离原政府管理部门的企业，由国资委代表政府对企业板块、按行业属性、资产规模的大小进行分类、归口，由国资委按照国家法规亲自管理。

    2、由国资委主导，按照行业板块划分、抽调“被整合企业”的职工骨干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这些政企分离之后被重组的企业，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交通资产管理公司、建设资产管理公司、纺织资产管理公司、轻工资产管理公司、医药资产管理公司、文教卫生体育资产管理公司、港澳台华侨外事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将政企分开之后被违规兼并的公司从利益集团剥离出去，由国资委下属的管理公司管理。甚至请原来的主管单位担任“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监事，强化社会监管力度。“管理公司”负责这些被整合企业的监管、政策性引导，不参与经营活动，由国资委直接领导。

    3、由国资委主导，根据企业属性，引导原属于不同部门的企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企业之间谈判协商进行重组。

    前提：禁止利益集团参与重组，否则就演变成利益集团自卖自买的丑剧；所有协商必须有职工代表参与，最终必须经过职工大会表决通过。

    彻底斩断利益集团的垄断、掠夺！
　

　

　

　

　

发件人："hbjvxx" <hbjvxx@163.com> 2011-05-23 20:28:20 +0800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国后辉煌三十年_大道至真_新浪博客

    大军网你好！我是贵网站的忠实读者，这些年来受益不少，再一次感谢！在关于国家、党的认识上自己也是经过几个大波折，最后认为如果中国知识精英只是从个人、集团利益出发来分析问题、指导国家，甚至为私利勾结外人出卖国家，这个民族还要重新回到大清晚年的命运。先将《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国后辉煌三十年》寄给您做参考。

建国后辉煌的三十年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

文安

    大道至真。众所周知，中国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在建国后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建国后三十年科技原创能力强大，各个领域创造了无数第一。建国后三十年造就了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大型喷气客机、人工合成胰岛素、汉字激光照排、卫星回收、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出口到日本）；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是70年代的技术；反导系统，导弹、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麦高产等世界闻名；复方甲醚、针刺麻醉手术；内燃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包括30万吨集装箱轮）、微电子；“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那时的报纸经常报道国家创造发明和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苏水平进行对比，有些技术是超美苏的。

    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1、杂交水稻：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亚洲甚至全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

　　2、汉字激光照排：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给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业的效率。它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韩等国家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都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是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于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影响是巨大的。

　　4、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内有几个机场、有几条铁路，不是建国后三十年新建、扩建的？有哪一个油田、国内哪一个炼油厂不是建国后三十年创办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建国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合资”的？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几个不是建国后三十年创办的企业改制而成的？今天的中外合资企业，有几个不是因为有了建国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础，才被外国投资者看中而“合资”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就在大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远洋轮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还在生产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在1970年(中国首次成功地试验原子弹以后六年)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当然，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劳动力当时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却已经从1952年的300万人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1800万人以上。此外，在农村中建立小规模工业的政策，结果导致大约3亿农村劳动力中的2800万农民变成公社工厂或大队工厂的工人，虽然那些工厂大多数是在初级技术水平上组织生产的。一个庞大的技术知识界出现了。中国科技人员的数目从1949年少得可怜的5万人(1952年有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后来到1979年增加到500万人以上，这些人当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

    1950年至1977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较高的,与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周期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50年至76年,中国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导弹,在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从49年少的可怜的5万人增至到500万人,除此之外,还兴修了大量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设施,如果没有这些设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现这几年来的农业生产率发展高潮。

    50年代初期,中国从比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起步,到76年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己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至1978年的25年时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4倍,从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78年的3000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从49年的100增至到78年则达至440,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是翻了一番多。

    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独立取得的,因而这种成就就各外引人注目,除了苏联在50年代提供过有限的援助到60年代中期中国迅速全部偿还了这笔费用及其利息到建国后三十年结束时,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国内通货膨胀的国家。

    建国后三十年是人类史上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建国后三十年经济记录是中国奠定现代工业化基础时代的记录。实际上，这一记录优越于德国、日本和俄国工业化的可比阶段，这三个国家的工业化是那些在工业舞台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最引入注目的历史事件。德国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O年的经济增长率是43％(人均是28％)。苏联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4％(人均是44％)。建国后三十年的中国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是34％)。这种经济发展，很难说是象许多西方报界人士通常错误报道的那样，以“爬行的速度”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政权，当时是允诺进行两次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执政者们迅速地完成了旧国民党政权没有完成(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迅速地把四分五裂的古老中华帝国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并且给它的多民族的众多人口逐渐灌输了关于民族统一和社会目标的强烈观念。被长期拖延了的土地革命，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于1952年结束而告完成，最终从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古老的绅士地主阶级，并且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从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的传统方式中解放出来。国家领土的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全国市场的建立，以及农村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又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蕴藏于那片广袤土地的巨大人力物力资源的利用，给落后的，过去停滞不前的经济带来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本世纪50年代初期进行的那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长期(直到不久以前)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目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迅速现代化的强国屹立在世界上”，尽管与先进的工业化固家相比，它依然是一个穷国。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与任何资本主义类型革命的古典西方模式都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宣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完成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留下的人们，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此外，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几乎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独具的特点——创造有助于私有制繁荣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件。城市中的“民族资本主义”时代和农村中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时期，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都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是由旨在废除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治理的国家所强加的。而且，当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判定(现在有人有时说，这种判定也许为时过早)，“资产阶级的”基本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进行他们答应过要实行的两次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1953年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过渡时代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上和物资普遍匮乏的条件下开始的。

    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最后2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要同时实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这是根据“不断革命”的要求进行的。建国后三十年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建国后三十年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却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毛泽东主义经济遗产的著作，没有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却披露了：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从1952年(那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已经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2300万吨；煤从6600万吨增长到4．48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由实际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由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

    军事及工业成就　　

    赶超战略时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75年，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　　

    赶超战略时代搞出了“两弹一星”，以最小的代价建造了祖国的核保护伞。其中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了弹，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收回式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以及核潜艇试验成功等，这一切都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士气，灭了敌对国家的威风。打破了核垄断和核讹诈，争取了长时间的国家安全。今天中国才可以在“两弹一星”的核保护伞下安居乐业。　　

    航天工业由空白跃居世界第三。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各个系列型号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陆续飞上蓝天，而运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1980年9月运十首次试飞成功后，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但是因为保密需要，航空航天工业的许多产值没有计算和公布。

    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靠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贬之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边缘？”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1952年至建国后三十年结束期间，
　　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
　　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
　　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
　　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
　　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
　　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
　　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

　　在文教卫生方面，在1975年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在70年代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在建国后三十年，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1966年01月28日　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3日 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0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成功。
　　1967年10月15日 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968年01月08日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968年09月03日　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969年02月21日截止到1968年底，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唯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9年09月30日　我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我国奠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70年04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9月运十大飞机，代号“708工程”上马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1978年完成了飞机设计。1980年9月26日，运十客机首飞成功，从立项到首飞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1970年12月25日 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1年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1年03月03日　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971年12月07日　全国年度水利建设50亿立方米，增加农田3000万亩。
　　1972年0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访华，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中美大门打开。
　　1972年12月26日 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年03月07日　我国自动数控机床取得显著成就。
　　1973年08月27日　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年09月12日　全国钻井进尺和建设投产的油井生产能力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974年04月31日　我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1974年09月30日　大型油田――胜利油田建成。
　　1975年02月03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10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1975年0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75年07月05日　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5年10月07日　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亩产达千斤左右。
　　1975年11月26日 我国成功发射回收式地球卫星。
　　1975年12月29日 我国农业连续13年全面丰收。
　　1976年05月12日　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1976年12月11日 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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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后三十年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充分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但是以后，许多在已经快要下蛋的科研成果都被下马，中国许多马上就要呼之欲出的重大世界科技成就被胎死腹中。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中国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各大科研项目负责人在听到说：“国家没钱，你们想办法”后好几个人受不了打击回家跳楼自尽了，日本人立刻冲过来用极低价把这些项目的核心机密都统统收购。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当时硅半导体科技研发，硅晶元的制造，都是与美国几乎同步的。他不选择走计算机家庭化，是完全根据他自身国情考虑。当时即便在美国一台最新的8008或者8086系统售价也在2000美金。是极其昂贵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所谓“万元户”时期，这是很难接受。因此，中国果断选择了大型机计划即863工程的1代长城（曙光最早前身）。中国自己已经完成长城1代大型机，以及曙光1号巨型机的制造与研发。当时的中国因此非常想得到自己与国际高科技技术的行业内标准相差的距离。生怕自己在进入“闭门造车”时代。

    长城2号大型计算机及其重要的技术资料，被那时天真的中国带到了“纽约国际科技博览会”“东京新技术交流会”。中国人那时第一次“出家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技术壁垒，并且采取中国人一贯的“自卑弱点”。低着头走进所谓国际科技殿堂。在东京，日本专家发现中国计算机技术遥遥领先他们时候，十分丑陋的以所获的美国诸多学术资料，来对中国人进行科技欺诈。所谓“你们的长城早已是十分落后的产品了。”但是在美国，美国军方对中国大型机算机技术高超，给予了十分高度的关注。在2者几乎同时代将进入亿次计算时代，美国军方感到很大压力。但是，美国人思维不同于亚洲人，直线化，单一化。尤其在科技领域。有点刻意古板。所谓一是一二就是二。因此美国希望与中国秘密制定“高级计算机技术协议”来控制这种技术流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华约国家。

    日本，则是借此次交流会机会，于第二年所谓“自行开发大型机算计系统“昭和1”，当时，日本精密加工的确比中国好。因此人家外观漂亮，不像中国的“土气”，中国专家们一度放弃了长城，曙光。中国科学院递交的报告称：长城，曙光，由于技术相对于西方国家，处于落后阶段。因此建议作为民用。多么愚蠢的举动！无偿出卖了自己最先进的科技，而且还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1985年日本人参观了沈阳某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再一次在日本“进口”同行面前显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几乎整个自动化项目都拿出来，叫日本人进行所谓“审定”，但是作为日本此时完整工业自动化还只是一个“雏形”中国是成形的科技项目。只是尚未大规模推广而已。1986年。日本对外宣布首次制造研发成功，整体化工业自动项目。而此时中国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1988年就是美国和平典范计划刚刚结束。中国国内所谓“美国民主，西化中国”思潮不断上升。那个时代，一切国产科技技术都是垃圾的理论到处都是。上海X船舶制造与日本进行“睦邻友好”把经过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约化数字焊接系统”无偿的又一次卖给日本。这套系统，是6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在秘密条件下利用早期俄国电子机床，自己设计的，可以说80年代亚洲那是最先进的设备。但是，在日本“高度审视下”，被呃令下马。1989年中日签署进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统。大约是3亿左右美金。但是由于八平方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过与法国XX公司交流合作，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引进的法国12亿美元电子数控设备。其中80％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专家给审视掉了”。这些是较高科技。至于类似诸如用雅马哈摩托车技术换取中国宇航精确导航技术，之类的愚蠢的所谓合作，中国人那时何止这些。要说日本为何至今民用技术，依旧强大于中国，其结果80％的贡献是来自日本的“友好邻邦”。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

　

　

发件人："sunhuijun8881" <13701165487@163.com>  2011-05-19 00:11:29 +0800 收件人： "大军" <zdjun@263.net>,  抄送：标题： Fw:诗文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呼吁：对辛子陵解禁

原经济日报社 艾风

2011年5月7日

    最近，在网上读到范吉先生一文，方知辛子陵被圈禁噤声一事，有关当局要他检查交代三大错误，被勒令半年内禁声、禁笔、禁活动。我读过他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有论有据的好文章，对此说点心里要说的话。

    我也是一位离休干部，不满16岁就参加中共地下党，到现在已有60多年的党龄。现在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对有关部门强加给辛的所谓三大错误，再对照辛的《形势和前途》的讲话，我觉得前者是强词夺理，乱扣帽子，欲加之罪；后者是有理论、有数据、有说服力。也许正是这种理论的说服力、穿透力，使有关当局害怕了，才对辛采取如此“禁”的手段！

    第一条：说辛子陵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严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现在我先不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批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后，用新的四个“凡是”加以代替罢了。单从辛的讲话全文看，辛肯定了改革开放和现有经济成就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这符合四个“凡是”的第一条。对第二条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承认，邓的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大相径庭，毛要坚持公有制，消灭私有制，邓允许发展私有经济、混合经济，在宪法上添加了保护私有制；在经济形态上毛坚持计划经济，邓主张搞市场经济。那么，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是坚持走毛的路还是走邓的路，我们党所以要搞改革开放，当然是走邓的路。辛子陵的整个讲话也是肯定邓的路，并且还说：“邓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开放’二字上”。既然辛赞扬邓的改革开放，肯定现有的经济成就，怎么就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了？原来有关当局只是抓住了辛子陵对这种改革与成就，作了一种新的解读，他作为一位有成就的学者，自然不该人云亦云，根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目前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理论，也可称作毛泽东曾主张但后被抛弃的新民主主义，也可称作民主社会主义，还可称作毛泽东曾说过的新资本主义。所有这些称谓，都是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一种解读，都是对党的基本国策的肯定与支持。如果对理论界的这种解读、研讨都要乱扣帽子，横加罪名，是否又要把我们这个社会拉退到文革时的万马齐喑，百鸟禁声？又要实行思想专制与文化专制？

     第二条罪名说辛子陵挑拨领导关系。因为辛在讲话中提出不可批温家宝，建议胡锦涛千万不要和权贵集团联手整温家宝。因为最近一位中宣部副部长敢于说温家宝是“麻烦制造者”，就是个整人的信号。当我读了辛的这段讲话后，只是觉得辛的出发点是为了党好，提出了这个建议，丝毫感觉不到辛在挑拨领导关系。因为辛提出此建议，一有历史教训，毛泽东晚年整了周恩来；二有现实信号。即使我党领导层完全没有整温家宝的意图，全是辛瞎猜，也完全不必大动干戈，对辛横加指责。只要点醒他以后在公开场合讲话，注意事实根据与不良影响就足够了！

    第三条罪名说辛引用大纪元网站材料，批前国家副主席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用巨款买豪宅，其一大纪元网站是法轮功在国外办的，其二在澳大利亚有两个曾伟，你有什么根据说买豪宅的曾伟就是曾庆红的儿子？对有关当局这两项指责，我确实不好说什么，因为不知道辛是否引用了大纪元材料，也不知道哪一个曾伟买了豪宅。但我可以肯定一条，通读辛的全文，辛对曾伟的批判与指责，完全是为了党好，因为我们社会中确实已产生了权贵资产阶段，如任其发展，我们国家将有大灾大难。所以辛子陵在此讲话中提醒我们：“共产党要想保持政权，保持执政地位……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

    总之，我希望有关当局不要小题大做，草木皆兵，不要再走毛泽东时期老路，动辄在党内或社会上就采用组织手段，或公安手段，实行“三禁”政策（口、笔、活动）。党在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首先党自己要逐步实现现代化，要从一个崇尚暴力革命的党，不准有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党，逐步转化为符合现代社会标准的执政党，即从指导思想、组织架构、各项政策与措施、领导人的思想与作风，都要首先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如能这样，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