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纪念日。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大陆自然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邀请了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的两岸各界人士参与。

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台湾地区却出现了一番自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台方在岛内也搞了不少“黄埔百年”的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台湾防务部门、台军“退辅会”等机构却在想方设法“劝退”试图前往中国大陆的岛内“黄埔军人”。

百年黄埔为何会让台湾当局“爱恨交加”，又如何成为两岸一种特殊的“共同纪念”?这自然要从黄埔军校本身的历史说起。

谁是被纪念的“黄埔人”

1924年6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广东国民政府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正式成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

作为孙中山在世时广东国民政府所做的最后几件大事之一，创办黄埔军校是他在辛亥革命后领导一系列革命十余载，在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失败与陈炯明叛变革命的教训中总结出来，打造属于革命政权自己革命武装的关键一步，也是他听从共产国际建议，践行国共合作，改组中国国民党，准备北伐战争的重要标志。

从1924年至1926年，黄埔军校先后招收五期学员，他们不仅成为之后北伐军的中坚力量，也成为日后国共两党高级军事人才的重要来源。

1927年起，随着北伐的进展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以及随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作为国民党“庶出”军官培养基地的陆军军官学校，一面历经本校从广州到武汉，武汉到南京，南京到成都，成都再回南京的迁校过程，一面进行着包括潮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分校的拓展。最终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溃败，黄埔军校所代表的“陆军军官学校”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最终划上了句号。

不过黄埔军校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并未终结。1950年3日，国民党政权宣布黄埔军校在台湾“复校”。随后，国民党政府以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高雄县凤山镇的原日军基地开设的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为校址，正式建立起台军的陆军军官学校，开班即称第24期，以明示自己是对黄埔军校在中国大陆23期办学经历的直接继承。延续至今，陆军官校成为当代台湾陆军各类军官和专业人才的必经之地。

无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大陆，还是在国民党丧失全国政权后败退的台湾，“黄埔军校生”都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

仅以大陆时期的黄埔军校算，从1924年至1949年共计招生23期，有在本校入学的正期军校生，在黄埔军校各地分校入学的军校生，有以其他学校名义入学，在毕业后经核定等同于黄埔某期的“比叙”学生，有用于培训杂牌部队军官的“高等教育班”，有招收各种来路青年培训的“特训班”，有对部队行伍出生者进行培训的“军官训练班”，有针对军政部化学兵进行培训的“特科干训班”，有抗日战争爆发后短期培训基层军官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林林总总，总数可达20万人以上。

如果算上其他各种学员、学兵及附设于黄埔的其他五花八门的训练机构人员，数量自然更加庞大。考虑到早年参加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尽管绝大多数早已去世，百年黄埔的纪念活动要邀请他们的后代亲人参加，规模也不算小。

而在台湾地区的陆军官校，除了从1951年第24期学生总队开始招收的正期生外，还从1966年开始开办“专修学生班”，1978年开始开办“陆官专科班”，加总也有数万人之多。

如此一来，黄埔军校在大陆和台湾的两段经历，各自对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重新建政”，目前仍在运行中的台军陆军官校还在为当代台军提供军官。两岸都有足够的“黄埔人”，无怪两岸对“黄埔百年”的纪念都相当隆重。

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

一个黄埔百年，两个“精神家园”

对于大陆而言，黄埔百年的历史意义简单而清晰。

一方面，作为北伐战争之前广东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革命军事学校，黄埔军校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重要贡献不容忽视。

而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直接体现，尚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的建设投入了大批干部，从筹创之日起，即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和学习。列名于“最初组织官长表”的，有10多人是共产党员。第一期学生入校前已加入共产党的有30多人;中山舰事件前，该校有共产党员占前四期学生总数超过10%;至大革命失败时，在该校工作、学习过的共产党员，共达千人以上，目前能查到姓名者，有780多人(未含武汉等分校)。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建校、建军的中坚力量，对黄埔军校的建设和发展，也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黄埔军校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

另一方面，黄埔军校共产党人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壮大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曾表示，幼年时期的共产党不懂得军事的重要，但“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黄埔军校的教员和前四期学员里，走出了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林彪等一大批我党、我军高级指战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武装斗争，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

加上黄埔军校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建设工作关系密切。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新中国纪念黄埔百年，就是在纪念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重要历史。

但对于至今仍在运行陆军官校的台湾当局，尤其是民进党当局而言，黄埔百年的意义就显得颇为复杂。作为台军最为重要的军官培训机构，也是台军自诩的某些“精神根源”，黄埔军校从大陆到台湾复校延续至今，是当下台军的重要象征，大批台军中高级将领也毕业于陆军官校，对学校有着很深的感情。无论从台湾军队的所谓法统还是对台军的拉拢来看，这“黄埔百年”都是不纪念不行的。

但与此同时，因为黄埔军校之于国民党军队军官团的强关联，也是蒋介石“校长”的起源之地，尽管眼下的台湾军队已经没有了上世纪90年代前台军那样鲜明的党派色彩，但即使今天台湾陆军官校的校徽、校旗、校训、校歌，无不与国民党保持着极强的关联。因此民进党当局在陈水扁和蔡英文执政时期，不仅曾经借故缺席数次所谓校庆，还曾要求陆军官校将校歌中的“党旗飞舞”改为其他。尽管这一图谋最终并未得逞，但也能得见民进党当局对于这些陆军官校的国民党元素一直抱有很大的敌意。

台湾当局不同党派唯一能在陆军官校历史问题上取得共识的，大概就是黄埔五期以后长期未曾改变的“反共”本色了。毕竟蒋介石在逃台后反复灌输给在台“黄埔师生”的所谓“最基本的责任”，就是直白的所谓“消灭共匪，光复大陆，拯救同胞”。而当代的台湾当局虽然早已丧失了这点军事自信，却开始幻想靠志在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黄埔精神来为“台独”分裂势力保驾护航。

如此一来，两岸的黄埔军校纪念活动，自然在主题和内涵上都大相径庭：中国大陆的黄埔百年纪念活动，纪念的是一段过去重要的历史记忆，基本都围绕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的历史主题，无论是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探讨，还是邀请黄埔校友及后裔对当年事迹的追忆，都是为了增进对黄埔精神和大革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终目标则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国家统一事业;

台湾地区的纪念活动，则在历史记忆中以陆军官校在台70多年的内容“稀释”了其革命性;还以国民党到民进党当局长期“反共”的意识形态与其“对冲”;再加上所谓陆军官校在台与当代台军转型构建中形成的历史记忆干扰，以及台湾当局为了笼络军方以“以武拒统”的献媚，对黄埔百年和黄埔精神的纪念活动，早已经是三江五湖汇入海，一锅大杂烩了。

叶挺独立团出征北伐

离开黄埔的“黄埔精神”

论历史的正义性，黄埔军校自大革命失败后沦为国民党反动派掌握时就已经丧失，所谓的“黄埔精神”也早已从北伐之前“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的革命主张，退化成为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的愚昧效忠;论对实现国家统一的现实认同，台湾当局正在大力推行“台独”，否认两岸传承和关联，两岸共同纪念黄埔百年，台湾陆军官校与黄埔军校之间无法否认的传承关系，如今已经不仅不是两蒋时期台湾当局自诩“中华正统”的证明，反而成为台湾当局试图割断的“中国证据”。

在今年黄埔百年纪念之际，台湾岛内在陆军官校例行纪念，许多毕业生自发回忆，甚至有人不顾台方的劝阻，前往大陆参加各类黄埔百年纪念活动。但台湾方面调动“中统”的直系后裔调查局将许多有意前往大陆的黄埔人士“抓去问话”，阻挠、恐吓他们的行程，“把人家吓得不敢去”。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炮制了一系列否认黄埔军校这一两岸联系的奇谈怪论。

比如以在台湾陆军官校读过书，退役前在台军中干到少将，现在又当选为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就在媒体节目中声称陆军官校在台湾复校后“不叫黄埔军校”，并以毕业证书写的是“陆军军官学校”而非“黄埔军校”当做反驳别人的打脸依据。但黄埔军校自1927年建校时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始，就从未将黄埔二字用作官方名称，只是世人以其校址而称其为黄埔军校。别说台湾复校之后毕业证上没有“黄埔军校”，黄埔第一期毕业证上同时有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签名和印章，也未有“黄埔”二字。这种“老婆饼里找老婆”的行为，与其说是要否认台湾陆军官校与黄埔军校的联系，不如说是让人快速对于北辰才识产生怀疑的军盲和文盲言论。

又比如台“退辅会”主委严德发在黄埔百年前夕就表示，“台湾才是正统的黄埔军校，因为蒋中正是第一届黄埔军校校长，校长在哪里，毋庸置疑正统在哪里”。台军官方报纸《青年日报》上月则发表题为“黄埔精神凤山发扬”的社论。二者都作为官方肯定台湾陆军官校与黄埔军校的继承关系，但都以机械唯物的方式试图用黄埔军校在台湾的经历来“重新定义黄埔精神”。

对于黄埔军校而言，其“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的革命主张，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而没有完成，甚至逃台后“消灭共匪，光复大陆，拯救同胞”的幻想如今也早已无人谈起，台湾陆军官校早就只是黄埔军校的外在延续，没有其精神的分毫传承。在“抗拒大陆统战”的借口下为所谓的“正统”自我感动，也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鸵鸟行为。

更有甚者，台湾个别大学教授还提出了诸如“不必强调黄埔百年，应该强调凤山精神”的怪论，在大谈“黄埔军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同时，反而妄图用孙立人乃至侵华日军将领根本博作为所谓“台湾军校精神”的寄托。甚至吹捧于北辰“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孙立人和隆美尔的故事”，鼓吹台湾当局所谓的“合法性”，几乎是“台独”之心昭然若揭。

对于新中国而言，黄埔军校的积极历史意义只存在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在此之后，中国进入了又一轮漫长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创办和在黄埔军校里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同时，也早就让黄埔精神离开黄埔，遍布天下。正如黄埔军校最早校歌中“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所描绘的那样，真正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建设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才真正担得起黄埔精神的发扬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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