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之歌》问世前后那些事

郑学富

“1963年的春天，使我们如此地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贺敬之这首创作于1963年春天的长诗《雷锋之歌》，歌颂了雷锋短暂而又伟大的一生，激励了千百万热血青年，点燃了那段激情岁月。

1963年的早春，乍暖还寒，北京医院病房内，开国上将、时任国家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刚刚动完一次手术，躺在病床上看报纸。王震看的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他为雷锋的苦难童年而悲愤不已，看着看着，这位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他请来了诗人郭小川、贺敬之和柯岩。

贺敬之和王震虽然在1962年才得以相识，但他早就对王震十分景仰。1943年春节，贺敬之跟随艾青带领的延安鲁艺秧歌队到南泥湾慰劳三五九旅，在慰问演出中，演员演唱了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这首歌。贺敬之第一次见到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王震，却没有机会与他直接交谈。直到19年后的1962年，王震到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由郭小川引荐，贺敬之和夫人柯岩才得以与久仰的王震在这个海滨城市面谈。据贺敬之回忆，当时“他（王震）穿了一条马裤，见面就问：‘哦，你就是贺敬之啊！’”虽说是第一次面对面交谈，双方的谈兴都很高。

王震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这些诗人都看了没有，应该写写这个雷锋！担当起学雷锋、写雷锋的时代重任，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要向他学习呢！”三人听了王震的一番话，深受感动。作为喝过延河水、吃过陕北小米的老兵，郭小川、贺敬之自然掂出了其中的分量，感觉到肩上沉甸甸的。在与三人作别时，王震特别叮嘱：“诗，一定要写好雷锋精神！”

1963年2月，东北大地银装素裹，柯岩作为第一批深入连队采访的文艺工作者，冒着风雪严寒，马不停蹄地到雷锋生前的部队进行采访。她下连队、进宿舍、到伙房，采访雷锋的战友和领导，走访驻地群众。她跑遍了雷锋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含泪聆听指导员和战友们讲述雷锋的感人事迹，聆听群众讲述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故事，流着泪阅读了雷锋写的20多本日记。这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让她全面了解了雷锋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在抚顺深入采访一个月，柯岩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和洗礼。

柯岩回到北京已经是3月初，她迫不及待地向贺敬之讲述雷锋的事迹，讲着讲着，泪水奔涌而出。她就一边流泪，一边讲。贺敬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听。贺敬之的母亲见了感到奇怪，寻思着这两口子干吗呢，又哭又说，还以为两人吵架了呢。这时，柯岩又把“雷锋出门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事迹给老人讲了一遍。这位来自山东农村的老太太听了也不由得大哭起来，边哭边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死呢？他应该活着，让我这个老太婆去替他吧。”

被雷锋精神感染的柯岩一气呵成，写下了长诗《雷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柯岩对贺敬之说：“雷锋的事迹你也听了，也感动流泪了，赶快写出来吧！”

贺敬之说：“要写，就要写出新意来，这很难，不知有没有把握。”“你这个人，要有信心嘛！我看你肯定能写好，你就写嘛！”柯岩一边鼓励他，一边把自己采访到的关于雷锋的所有材料抖落在贺敬之的桌子上。

贺敬之得到柯岩的鼓励后，伏案而写，几段后，又感觉没有把握，就念给柯岩听。柯岩听了以后说：“太好了，比我写的那几首都好，而且不是好一点半点，是好很多！”柯岩的话使贺敬之受到极大的鼓舞。他被雷锋事迹所感染，文思泉涌，夜不能寐，一鼓作气写下去。

1963年3月上旬，贺敬之完成了《雷锋之歌》的前四节。每当他写出几段后，都要念给柯岩听，柯岩成了他的第一位读者。

3月中旬，王震出院了，他带着郭小川、贺敬之去上海组织青年到新疆支边，在那里贺敬之写完了《雷锋之歌》的最后两节。

王震听说贺敬之的大作完成了，连忙说：“快，把全诗念给我听一听。”他把房门一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贺敬之。贺敬之心情也很激动，操着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朗诵起来，当他读到“快摆开你们新的雁阵呵，把这大写的‘人’字——写向那万里长空”时，王震不由自主地一下子站起来，大声叫道“好！好！”

贺敬之在给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做报告时，激情澎湃地朗诵了他的新作《雷锋之歌》。他的朗诵一次又一次被师生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这首诗也一下就传开了。复旦大学校园广播里天天播放诗朗诵《雷锋之歌》，师生们也争相阅读这部作品。很快，这股热潮便传遍全国。著名作家贾漫评价说：“如果说艾青为民主革命中成千上万的青年点燃了‘火把’，《雷锋之歌》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困难年月，点燃了熊熊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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