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总理：俞复玲口述史

 

口述：俞复玲

采访、转录、编纂：周俊超

时间：2016年3月10日

地点：宁波市江东区划船社区

一、我年少时的家庭

我1956年出生在宁波市江东区演武巷16号，直到我出嫁都住在这里，现在这里改成了马路。我们家的家庭成分在解放前是小贩，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做个体生意。解放后，公私合并，父母就进入工厂成为工人。我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七人，经济条件并不好。后来，我母亲的工厂要裁员，因为家里小孩多，需要人照顾，我母亲就接受了裁员待在家里，然后仅靠我父亲一个人工作挣钱，而我父亲在我14岁时就病逝了，我母亲现在刚刚去世五年。

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家里出现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孩子都那么小，主要的劳动力突然病倒了，我们家的依靠没有了，真的对我们来说觉得一下子长大了。我们在家里很乖很乖地听大人的话。我记得我父亲为了养家糊口硬撑着自己去上班，因为请病假是要扣工资的。假如他这份工资被扣掉，我们家就没法生活了。他得的是肝病，肝病属于“富贵病”，需要多休息；但他坚持工作，于是加重了他的病情。到了我14岁那年，他就去世了。我父亲的去世对我们家庭来说等于栋梁塌下了，一下子空空的。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学会了坚强，学到了勇气。因为人总是要生活的，总是要过日子的。于是我从小就开始搞副业，我们每天上学回来打麻绳、晚上挑着灯捡猪毛，就这样帮母亲减轻家里负担。

我前面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排行第六，我是最小。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前面的姐姐有的出嫁了，有的支边、支农去了。家里只剩下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我和母亲，我们几个都没工作，我哥哥在上学，我也在上学。留在家里的姐姐初中不用读书的，就待在家里等待分配。当时上面答应我这个姐姐可以去工厂上班，因为我们家有支边、支农的，而且我父亲去世、母亲也没工作，上面照顾我们家有一个名额可以去工厂上班。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母亲才45岁，刚好到更年期。一边是更年期，一边是失去丈夫的痛苦，一边子女还要找她吃饭，还在读书，一边自己也要找工作，雪上加霜，使得她脾气很差。那么她对我们的脾气差，我们的脾气反而好了，我们还要愉快一点、乖一点，去安慰她，让她心情好一点。我们当时很怕我们的母亲，怕她发脾气。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单单纯纯的，苦苦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就在这段时间建立起来了，兄弟姐妹间很团结、很谦和、很让步。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记得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我家里客人来了，我母亲给我一张肉票和两块钱让我去买肉。排了很长很长的队，排到以后，我好像只买了5毛钱的肉。人家说：“小姑娘，你排那么长的队只买这么一点肉啊？”我怎么说？我说：“我们家不想吃肉。”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间里，我姐姐打麻，我跟哥哥把麻绳做好。晚上他们两个打麻绳，我自己去捡猪毛。我另外两个支边、支农的姐姐稍微给家里寄点生活费，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第一个姐姐在黑龙江支边。跟我们相比，她在边疆比我们更苦。什么苦？她是心理上的苦。那么遥远的冰天雪地的地方，一个18岁的姑娘……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对她的关心，给她打包裹，包裹里面有好吃好用的东西。而且都是当时我们从来没吃过的东西。这些好东西一开始都在桌子上放着，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拿一个吃吃。我觉得这东西是姐姐的，她在黑龙江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在家里比她要幸福。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的幸福在哪里，但至少觉得我比她幸福。

虽然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吵吵闹闹的声音，齐心协力帮助母亲把生活撑过去。我们学会了坚持，懂得了怎么样过好日子，在苦当中还是比较平稳地过日子，该读书继续读书。生活总是慢慢地会好转，哥哥毕业以后也上班了，我们家也慢慢好起来了。总之，我家里的苦也好，累也好，包括我父亲的生病，我母亲的脾气，对我们现在来说实际上是一笔财富。熬过来了就是一笔财富，熬不过来就趴下了。

当时我读书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作为学生却做了那么多家务事？因为我们当时没人要读书的，家长对读书也没有要求，老师也不会抓你读不读，反正自由，老师在上面讲课，你不听没关系的，你要听多听一点，你要外面出去你就出去，就这么一个读书的氛围。我觉得我还是比他们读得好一点，为什么？还是因为家庭，我在家里从来不做作业的，因为没有时间给我做，我要赚钱。于是利用下课时间的15分钟我就做作业。所以我很珍惜在课堂读书的时光，因为在家里不能读书。

我母亲这一点很好，她没文化最好我们有文化，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习。我母亲是这么说的：“你能读上去，我就供你读上去。”慢慢地等我长大一点以后，我很想看一些小说。我母亲不让，她说：“你要看书就要看课堂书，不能看这种小说书。”我母亲没读过书，她觉得小说是“闲书”，数学语文是“正书”。她说：“我辛辛苦苦让你去上学，不是让你读闲书的。”我怎么看？我把小说夹在课本里面看。越是不让我看我自己越想看。这可能是这段时间每个人要经历的成长过程吧。

举这个偷看小说的例子就是说明，当时的日子不是随你想的那样过的，有很多压制在里面，压制着你不让你奔你所想的愿望去做。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让我学会坚强，学会自己去解自己的痛苦。人的选择就是两边，幸福向左转，痛苦向右转，看你自己怎么寻找。

二、初入职场做老师（1974-1979）

1974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当时工作不能自己找要等分配的。什么时候分配，到哪里去，我是没资格挑选的，所以我只能等待分配工作。在分配工作之前，我在家一天都没待过。第一份工作我是到无线电厂去做工。我能吃苦，什么活都能做，当时给了我9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到学校做了一个学期左右的辅导员，每月工资14块。做辅导员时我的进步也是蛮大的，哪个老师没空了我就去代课，哪个老师有什么事情了我就帮忙去做。

我记得我第一节课是给高年级上语文课。我体会很深，因为我还很年轻，镇不住学生，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一是害怕，第二是没有底气。怎么讲？毕竟我没有学过师范，也没专门培训过。只是因为我在学校里学习还不错就让我来代课。当时对教学质量也是没有什么讲究的。结果我讲课没人听。怎么办？我就给他们讲故事。我一讲故事，他们一下子就静下来了。讲了一个小故事以后我就接着讲课，我说：“你们不要吵了，如果愿意听，下课以后我还给你们讲故事。”这样我就给他们讲了45分钟他们能够听到的教育的课程。就从这里开始，我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

辅导员做过以后我就去乡下的小学做代课老师了。我在做辅导员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当老师的能力。乡下小学的领导调查过我做辅导员的地方，评价说我这个人还好，成绩也还可以。于是领导就叫我到乡下小学上课，他们听了我的课后觉得不错，就把我留下来正儿八经地做老师了。但这个老师也是没有编制的，教小学数学、语文，应该说我教得蛮好的。

到乡下去了以后，一个礼拜有一节劳动课就是到田里面劳作。我没下过田，我就跟我农村的学生说：“在课堂上，我是老师。在田里面，你们是我的老师。你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学生们听了很开心，他们很热情地教我怎么做。我从在田里劳动跟学生“打成一片”。于是我回到课堂上讲课，变得得心应手。因为学生愿意和我以朋友相待，他们觉得这个老师是可以一起玩耍的。我当时年龄也比较轻，也喜欢跟他们玩。我当时就住在学校那边，刚好和学生一起生活。

在乡下教书的生活条件依然是很艰苦的。这所学校在高山的山坳坳里面，很闭塞，也没有宿舍。我就在一座祠堂里面，这座祠堂在我住进去之前是堆草的地方。他们把草堆拿掉，打扫干净，然后把毛竹劈开来编成类似屏风一样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房间了。当时晚上我一个人在祠堂里睡觉的时候，怕得要死，怕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因为周边农村的房子都在我的对面，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祠堂搁在那里。祠堂都是比较让人害怕的地方，晚上风刮的“唰唰”的声音，我怕得眼睛都不敢睁开。现在是无法想象当时一个年龄不大的女孩的恐惧，但是我还是挺过来了。到最后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叫对面农村的一个小姑娘，我学生的姐姐，来陪我。我就跟她说：“你能不能晚上跟我做一个伴？我真的怕得睡不着觉。”然后她就跟我住在一起了，这样我晚上心里就踏实一点。这是我们在一起熟悉了，我才好意思提出这样的请求。我刚来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我，很孤单也很无助，周围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我是第一个来这所小学的外来老师。一年以后，又有一个来自上海的支农的女老师进来，就由她跟我一起住了。我在学校吃得是什么？吃得都是很小很小的干鱼沫子，能吃一个咸蛋吃两天已经是改善生活了。因为我虽然拿30块一个月的工资，但我还有寄到家里面。

我想为什么我到哪里做事情都能够做得称心，人家也比较满意？因为我做事很努力，我很珍惜每一个做事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我的家庭和吃过得苦给予我的成长，所以我变得不怕吃苦。我要去改变生活，要改变生活就一定要付出，一定要苦。吃了苦以后，我生活慢慢地就会好一点。我母亲对我的教育是什么？就一句话：“会做的事你要做好，不会做你的事你要学着做好。”因为每个人帮你都是有限的，主要是靠自己的。所以我就是凭着她的这一句话，凭着自己美好的追求，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些故事我从来没有讲过，但却记忆犹新。

总的来说，我在乡下教了三年书，我是一直很努力地教好每一堂课。我的学生真的跟我相处很好，公社里的全体老师经常来听我的课，我也经常受到表扬。

三、纺织厂从生产线到科室（1979-1996）

我当时很羡慕、很向往工厂里面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工厂里面可以按时上下班，还有好多的食堂，生活好像很美好。但我毕业四年多来一直没得到分配。刚刚毕业的人是由学校分配工作，毕业年份长的是由居委会来分配工作。最后我等待分配时间足够长了，就由居委会把我调回市里的纺织厂工作，时间是1979年。如果我坚持留在农村小学，可能就做老师了。但我从小就梦想着做一名工人。这也跟我家庭背景有一定关系，除了家庭苦，还因为在当时进工厂工作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工厂是“稳定”的象征，是美好生活的开端。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于是我就很高兴地回到了家。

我刚去纺织厂的时候做三班倒，也很苦的。晚上到凌晨3点钟，不睡觉眼睛也要打架。为什么后来调我去做行政工作？因为在当时的工厂里面，会写文字、字写得好的人不多；又没有大学生，我高中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

我进工厂时要填一个履历表，他们看了我填履历表的字以后，觉得我字写得很好。然后我们工厂里面要做工作证，他们就把我借去写工厂里面所有的工作证。现在的工作证是可以打印的，以前的工作证是手写的。写好以后，其他方面的东西也都让我写写弄弄。那么，慢慢地就跟行政领导们接触多了。领导们都说这个小姑娘很好，很勤快，也会写，各方面也会做。大概借用我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除了写工作证，还有档案整理等都被我弄好了。然后我下去接着做三班倒，不过没做几个月又把我调上去了。

我有几个优势在，一是我努力、我吃苦，被借调科室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每天来得最早，把所有的地全部拖好，把科室里面的开水全部灌满。不是说我拍马屁，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很勤快。反正等领导上班来了，我全部都弄好了，领导肯定喜欢。二是我工作认真，我对每一份工作都十分珍惜。至于写字，我也没有专门学过书法，但我高中老师表扬我就说：“你的字可以到社会上去用了。”对我来说这就是足够的肯定了。其实现在我看自己写得字也不是很好，因为现在写字好的人太多了，很多小孩子从小就学习书法。我们那个时候没人学的。珍惜每一份工作以后就会有收获的。这也就是我后来的生活。人家都讲“舍得”，我舍了我自己的安逸和享受。人家都去看电影，我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看电影，从来没到电影院去过。我当时唯一的消遣就是听小叔叔送给我们的收音机。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小叔叔受到父亲生前嘱托照顾我们家，我叔叔跟我哥哥说：“你什么时候去上海一趟，叔叔陪你在上海走一趟。”我哥哥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在家就想像着上海是怎样的，轮船是怎样的，人家都说大上海，外国人好多，外国人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上海的高楼大厦他们说都很高很高，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光靠想象也想想不出来，就觉得很美好。我哥哥去了上海以后，我叔叔送给他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这台收音机就是我们家里面最高档的东西了，假如给我听一段收音机里面的故事，这便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我小叔叔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依然不能忘记他给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这台收音机。

在工厂那么多的女工，好几千人，我进工厂只有一年就被提拔上去了。他们说我“走后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我很幸运能够进入科室工作，在当时假如一个女同事能在工厂科室工作，这便是最最好的工作了，找对象都很好找的。本身国营单位就是最好的单位，更何况是国营单位里做行政工作的。我很认真地做好科室内的每一项工作，就在这个科室里，1984年，我入了党。

我所在的科室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科室单位——安保科。档案都是我管理的，所有的女工也是由我管理的。到了后一个阶段，是为“右派”平反。我跟我科室的同事我们两个人去到老同志家里做平反工作。这里面我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教育。

譬如说有一个人就因为说了一句话被评为了“右派”，我们到乡下去寻找他，他说了他在农村生活的经过，然后我们帮他平反以后，他的喜悦难以言表。虽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平反以后他的喜悦，显然是出于对他的一种肯定，为他自己得到正名而喜悦。对他们而言，不一定需要多大的奢求，实际上一种满足感、一种正名就够了。他吃得苦也没跟我们提，也没向我们提什么要求。他没说：“我20多年过去了，你们要给我经济赔偿多少多少……”当时的人都没提这种要求。他的满足感就源于：“我是好人了！我真的不坏！”他有这些东西就够了。这样的工作经历对我来说是笔财富。他教给我，人的满足不在于一定是生活上的，荣誉上的；实际上可能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一种经历，或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之前的满足感来源于怎样把日子过好，但到了这个时候我又会想，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但是这位老同志生活那么不好，又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段，却依然那么开心。这对我的触动比较大。

人的需求不单单是过好日子，假如你一个人过好日子，别人没过好日子，你也没有过好日子的氛围。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人是需要互相依靠，互相支撑的，就是要你帮我、我帮你。我早期的这些工作经历，对自己的进步、对自己理念的提升都是有关系的。人的世界观也好，品德也好，都是慢慢形成的，而不是突然就有的东西。突然而来的只能是感悟，是一种豁然开朗。但感悟也是有根源的，为什么你能感悟他不会感悟？为什么你感悟那么深，他不会这么想？我个人这段历史与我之后一步步的成长，前后是有关联的。一个人的成长也不是一下子的成长，而是在慢慢地改变理念，慢慢地吸收其他人身上更好的精华。假如没有这些沉淀，就不能解释我进入社区后的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前面的那些经历教会我了怎么样能吃苦，后面的经历是对我理念的提升。人家吃了那么多的苦都还觉得不亏，那我这点苦还算得了什么呢？

纺织厂的工资刚进去也还是30块一个月，后来做科室涨到36块、42块。

我1983年10月1日结婚的。我跟我对象是工作当中建立起关系的，因为我是保安科的，保安科的要经常到外面去学习、培训。我老公以前在他的单位里也是保安科的，虽然不是一个单位和系统，但都在江东区。我们都是由江东区公安局统一培训的，经常会碰面。1985年10月生的孩子，女孩。

这是我人生经历的第二段，在工厂这一段。

四、下岗四处打拼（1995-2001）

在1995年，我虚岁四十岁的时候，我们厂被人家厂并去了，我们40岁以上的人一刀切，下岗。我们一夜之间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了。我老公没有下岗，他们厂没有合并。下岗以后，一下子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平衡，不知道路在何方，心情很低落。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大天翻地覆的变化，整天就是觉得很荒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耽误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开始到处去找工作。

我先去了一家刚刚开业的饮食店，做的是后勤的食材进出计帐的这么一个岗位。工资是500块。当时已经90年代末了，工资算是稍微低的了，工作时间却也是蛮长的。这份工作做了大概一年左右，这家饮食店由于收入不及开销，老板吃不消，倒闭了。饮食店倒闭以后，我又一次面临了下岗。这时候就感觉人像在棉花上走路，软软的，工作上没有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但只过了大概四五天时间，我是个待不住的人，又去找工作了。这时经人介绍到一家个体户的店里面卖电池，还负责送货。电池是很重很重的，当时我骑自行车的技术水平不是很高，自行车也不是很大。谁家买电池，我要把满满的一箱电池放在自行车后面送去，有时候是两箱。因为电池太重而且车太小，骑起来就容易晃。我就这么晃来晃去地送货，我也从来不敢讲我是晃着走道的，生怕老板不要我。当时全社会下岗的都在找工作，很难，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龄，根本别想再找能写、能匹配的工作了，只能去干没人干的工作。这样坚持做了大概两年多一点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告诉我有一个做饮食的单位在招聘。于是我又去应聘了。我觉得后勤计帐、食材这么方面我是做过的，应该可以胜任相关工作。

老板面试我的时候就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你会做不？”我说：“我不会做。”“你做过没？”“我有一点做过，但是做的时间不长。”我也讲了我的理念：“这个跟家里一样，要会当家，要会生活。要知道客人的爱好，观察他们的脸部表情，包括他们的思想状况都要摸透。一进来你就要了解他这个人的兴趣所在，注意服务的态度。再一个是对食材的爱护，要跟食材做朋友。”他听说我要跟食材做朋友，很感兴趣。他问：“你跟食材做朋友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第一食材不能浪费，第二我们要认识食材。”他问：“你这个理念是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买书看的。我到这里来应聘，我肯定是要买点书看看。因为我以前没从事过这个行业。我在家里也没烧过菜，我不会烧菜。但是我要从事这个行业我肯定要看一看关于这一类文化的东西。我家里有书我在看，看了以后我才有这样的感悟——跟食材做朋友。书上没有这段话，这是我对书的了解和我对饮食的一种感悟。跟食材都要做朋友，何况是人呢？”老板听了我这段话以后，他给我做一个店的经理！他说：“这个店就交给你了！”当时我去的时候，这家店刚刚在装修，还没有开业。他就给我做经理，他说：“我相信你这个人。你去招聘你的人员，包括厨师。所有店里面需要的东西你去买！”他就这么大的一个平台给我了，我觉得我运气怎么这么好！然后我就不相信，会是这样吗？我又问了：“什么都给我，我怎么弄啊？”他说：“你想怎么弄，你告诉我？”我说：“我来应聘的是另一份工作。”他说：“我就给你这份工作。你能做不？”我说：“我能的。”他说：“那你就去做。”我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跟这位老板认识过，他就把整个店交给我了。我自己也很纳闷。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也问他：“为什么能给我做这么一份工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大官”（实际上就是一个负责人）。显然这是老板对我的信任。

这位老板本行是做房地产的，在宁波建有一座小区，在当时算高档小区了。他在小区里面做一个餐饮店就是为了方便小区的居民用餐。他这个思路很超前。他说：“我不要求你有多大的理论，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吃饭的人。”因为餐饮店就在小区里面，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有这家店，就这么一个状况。

我上任以后，瓶瓶罐罐都是我买的，然后再到市场上去招聘服务人员和厨师。这里面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老板给了我一个启示：“只要你准备好，有足够的信心和理念，人就会相信你的。”我不断地看书，不断地学习。说实在的，学习对我来说底子很不足，但我是个要求学习的人。每干一份工作我都要去学习，至少要有一些理念的东西。在实践当中再不断地去摸索。我采购好、招聘好再把领导请过来看，领导要给我一个支撑。他们觉得好了，我就放心了。他们觉得不好的，要给我提出来意见。这样就给了我指挥人、组织人、协调人的能力，我在这里学了很多。

因为来饮食的人都是各色各样的，我还学会了看人。虽然这些事我以前都没做过，但是每一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是从原来的不会到会，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最不中听的话是什么？“我是刚刚来的，我什么都不会，请你原谅！”不能说这种话。我可以原谅你，你自己能原谅自己吗？我给了你那么多的信任，那么大的平台，你是否努力去做了？

我刚刚上任的时候，也吃过不少苦。在人员之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感的时候，在我还没有足够的工作上的表现的时候，买菜每天早上都是我亲自去买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所有的大小账我都知道，这样下面的人就不会想着耍小聪明。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能力，下面的人才会服你。如果我说：“我刚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都悠着点，包容包容我吧。”这怎么能行？我是这个地方的头儿。所以，每一个地方要把自己沉下去的，只有沉下去把什么事情都摸透，才有发言的权利。你什么事情都会做你才能够协调他，领导他。这个过程，我真的很感谢这个老板，他给了我这么大的机会。

我一天到晚在店里，没有节日，早出晚归，早上很早就买菜去了；晚上等客人走完，走得最晚的一个人就是我。家里人都担心我的女儿没人管了。并不是我老公有意见，实际上我很有福气，我老公很支持我的，他也很尽力地把家里的活揽起来做，但是我的兄弟姐妹们都给我提意见了。当时我女儿才读初中，还在成长期。他们说：“你什么都不管她，以后你要后悔的！”我知道把家里所有的担子都给了老公和女儿，不去管女儿是不对的，关心和关爱还是要给她。虽然我心里面有女儿，但实际上还是在放养她。虽然放养不见得不好，但不能让她缺少母爱。人说实在的，总是一边多了，另一边就会少一点的；不可能所有的精力都两半，分配得没那么均匀；工作上分配的时间多一点，在家里的时间就少了。这是没办法的事。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就缺我一人。对家里人来说这是一种损失，但对我个人来说我很满足。这是来自事业上的满足感，我觉得很充实，没有时间让我去想别的事情。

2001年，刚好有一天我大姐看到了《宁波日报》有一则招聘信息，就是宁波市居委会招聘考试。当时还是小居委会的概念，等我们考进来以后已经是现在社区的概念了。那个时候，我家人总觉得居委会的工作虽然婆婆妈妈，但至少准时上下班，算是相对清闲的工作了，蛮好的；不像现在这种大社区的模式，事情很多、很忙。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龄，要以女儿为中心，女儿是我的大事。他们都是拿我女儿说事，女儿正好是我最揪心的，那我不得不考虑放弃原先的工作了。

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我报名参加了居委会的招聘考试，考的是江东区百丈街道，因为我的户口在百丈。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并不乐意做居委会的工作，觉得事情比较多、比较杂，家长里短的，是老太太、老公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家里人坚持说：“像你这样的年龄也比较适合的，你去试试看。”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报名以后我跟我老公说：“你去帮我拿拿准考证。”因为我当时还在餐饮店工作，挺忙的，连取准考证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准考证拿来以后，他说：“有很多人很多人报名要去考试！招就招二十几个人，考试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我说：“我不去考也行。”我家里人说：“你还是去考考吧！”最后我还是去考了。我考试的那天正好是我女儿中考。我也没能非常投入地去考试，脑子里想的都是女儿。居然笔试通过了，面试也通过了。

在这个时候我有选择了，我在考虑我到底去还是不去。毕竟我餐饮业干得还不错，两份工作同时摆在我面前，这种选择也是一种痛苦。在餐饮店当经理刚开始的月薪是800块，后来领导看我表现蛮好给我涨到1200。刚到社区工作的月薪550块，少了一半还多。但是家里人是一定要我去居委会的，自己想想觉得既然好不容易考上了，如果说放弃也有些不舍。我去考试的时候，这一个考场我看看我年龄最大。然后到面试的时候，又是年龄最大的。进来的时候，我还是年龄最大的。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容易吗？我觉得不容易，所以我要进来试一下。于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居委会。我想既然我做了这个选择，那我就要对得起这份工作。那么从这时开始，我就踏进了社区居委会的大门。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辞职的那家餐饮店后来就关掉了。因为在小区内开餐馆总是有油烟要影响居民的，时间长了附近受影响的居民就有意见了。现在那个店面改做了图书馆，作为小区居民休闲读书的地方。

我最先工作的社区是潜龙社区。人家觉得我年龄这么大，不太愿意要我，也不知道我能力怎么样。他们看我是一般般的人，一般般的长相，一般般的学历，各方面都不起眼的。所以人家在挑人的时候没人愿意挑我，我是跟着第一名一起搭配被挑走的。也就是说，要第一名的社区必须同时要把我也拿去。人家总爱挑男的、部队转业的，或者当时就懂电脑的。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心里有一些落差。

到了潜龙社区就开始分配工作了。第一名那位，领导是要来培养的，让她负责卫生城管工作，这份工作一般是由主任或副主任来做的。还有一位是个男的，29岁，部队转业过来的，负责综合社区治理工作。最后一个就是我，没有主项的工作。书记指着一个老社工对我说：“你去跟他学一下！”这位社工是做什么的？当时刚好是7月份暑假期间，他是负责小孩子放假的暑期班的。暑假他们社区搞的有青少年活动，让我跟着他一起搞的。另外两个人都有主项工作，我只能跟着别人做。说明另外两个人是可以培养的，我就是跟班的。对我来说没有想法吧？还是有一点小的想法。不重视我，我在各方面都没有什么优势。说我有想法吗？我也没什么想法，随便怎么着。我也不心急，就跟着他做。

每到一个活动，他说：“你去写一下活动的信息！”我就去写一下，我基本上处于被支配的状态。是什么事改变了这个状态？我跟的这个人的日常工作是负责计划生育的。有一次，领导跟他说区里面要检查了，我们要负责随访记录和档案工作。他不会做，心里很着急。我主动请缨，帮他全部做好。从这里开始，所有的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我想还是要靠实力，靠自己的努力，让人家改变对我的看法；展示自己还是从帮助人开始的，在帮助人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也快乐自己。

后来领导看了我做的工作以后，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然后领导让我写计划。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计划怎么写，领导就指点我说该怎么写，慢慢地我的工作就越来越多，很多重要的工作都安排给我做了。我还办了我们社区的第一份报纸。一家报社在我们社区旁边。我就跟他们记者关系拉得很近，一方面我们社区做的事情可以及时报道出去，另一方面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做成报纸，而且可以到他们那里印出来。我好多的第一次就是在这里诞生了。

我是2001年7月份进入潜龙社区，11月份就被调到朱雀社区当副书记。虽然在潜龙社区只待了四个月，应该说我的做的工作是蛮多的。我调到朱雀社区是做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正书记要退休了，退居二线，我是接替他的工作，实际上没有正书记，我做的就是正书记的工作。假如我做得好了，那就是正书记了。我毕竟才来了三四个月时间，一下子提拔得太快也不行，所以先做了一个副书记。

我到了朱雀社区，老书记姓李，家就住在这里。我刚过来，那么一点点社区工作的阅历，人家居民也不认同我。我刚刚到这个社区开了一个党员骨干大会，一个教室里面全坐满了人。台上坐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老书记，一个是社区主任。老书记先介绍我：“这是俞书记，从潜龙社区过来的。”刚刚介绍完，马上就有人站起来讲：“我们没要你来过。我们这个老书记不是做得好好的吗？让你干什么来了？”就这么酸溜溜的开场了。还有一个居民说：“你来了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给我们解决什么困难？”一个人带头，后面有三四个人都站起来了。我这个时候还是比较镇静的，我就跟他们说：“各位党员，各位骨干。真的，我今天很高兴。高兴的是什么？高兴我们朱雀的人很有情义，很讲感情。我们这个李书记，他做了两年的书记，你们对他有那么深厚的感情。我真的觉得我来对了，我很高兴你们有情和义。我没有理由让你们现在对我有感情。两年，你们对李书记有感情，我相信两年后你们对我也会有感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说了：“至于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困难，我现在刚刚来，我还没了解过，哪些是你们急需的，哪些是怎么样的？等我来了之后我会走下来，会座谈的。哪些困难哪些事情，我了解以后肯定会做的，请你们放心。但是我刚来几天，我能做到或者不能做到，我不能给你们口头上的承诺，要用实际行动给你们承诺。在目前还不知道实际情况的前提下，我不能说任何一句空话。但是我承诺我肯定会给你们一个反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能做的什么时间做？这些我可以承诺给你们一个反馈。”第三点：“我是名党员，服从领导是我的天职，不是我要来的，是上面分配我来的。作为一名党员要下级服从上级，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一名党员的本性。凭这三点我今天坐在这里了，请大家静一下，我要讲我明天工作的思路。你们有什么建议，我相信你们肯定会等到会后跟我来交流。”然后全场一片肃静，震慑了他们。我也不知道冥冥之中哪里来的这种力量，给了我这样子三段话。但理性地分析起来，可能是因为我当过老师，有讲台上随机应变的能力。不管什么原因，肯定跟我前部分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五、划船社区书记（2003年至今）

图一：我与居民交流

（1）打通心与心的隔阂

2003年，我调到划船社区当书记后不久，就遇到了让人头疼和棘手的难题。划船社区是由四个小区合并而成，我刚到社区的时候，有些小区与小区之间的铁门还没有拆除，互不相通。门这边的居民想要把门拆掉，方便通行；门那边的居民出于安全考虑，不想拆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边都觉得自己占着理。互不相让的结果就是门两边天天口角不断，一道门隔开了居民的心。

为了打破隔阂，方便居民，我天天都要到门两边的小区居民家里，一户一户地走访。走访不管用，那就开居民听证会。在全市背街小巷改造试点工作中，我和工程指挥部创造性地引进了“居民听证会”制度，所有的方案事先交给群众来讨论。但是在这件事上听证会的效果也不好，那些反对的居民还是不领情，有的甚至扬言要泼脏东西到门那边的小区。这下该怎么办？

荷花小区居民老郑就是当年闹得最凶的居民之一，我每次见到他都“头大”。但是在接连几次上门做他工作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把闹得最凶的老郑的工作做通，再让他去做其他人的工作，那么这个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就这样，我破着嗓子、哑着喉咙还天天去老郑家“磨嘴皮子”，拉家常、套近乎，历数“开门”的好处。最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老郑终于松口了，还答应帮着我去做其他人的工作——象征着小区隔阂的那道门终于被我打开了。

（2）找到社区管理的金钥匙

怎么样才能做好社区管理？在这长达半年的“开门”与“关门”的“拉锯战”中，我找到了社区管理的金钥匙——服务。“最好的服务才是最好的管理”，我要让生活在划船社区的居民都露出幸福的笑容，抱着这样的理念，10多年来，我在社区密织起一张“社工+党员+居民”的服务“大网”。

图二：我接受采访时提出“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

划船社区是个有30年历史的老小区，居民有3891户10420人。作为这张服务“大网”的编织者，每天早上七点半，我都会准时出现在划船社区，绕着社区转一圈。通过厚厚的20余本“民情日记”，我将整个社区以及社区3891户居民的整体状况都装在了心底。

“有事来找我”，是我的口头禅。我把社区里的每一位居民都当做了自己的家人，一见面就嘘寒问暖，临了总忘不了加一句，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几次交道打下来，居民家里有了烦心事，都喜欢来找我倾诉，见到我总会跟她热情地打声招呼。

图三：我与居民聊天。

党员是这张密织的服务网络中重要的一环。在荷花一村一幢的“利群楼”，楼道里很醒目的地方张贴着一个通知：“各位居民，荷花一村党员周书鳌会维修收录机、电熨斗、电水壶等日常小家电。居民如有需要，请跟周书鳌联系”，通知上附有他的联系地址和电话，一目了然；落款是“划船社区党员联络大组，荷花一村片组”。在划船社区有着400多位像周书鳌这样的在职党员。社区党员联络大组将有着各类的特长的党员，按照居住区域和特长编入联络片组、联络小组，向居民免费提供各类服务。

在我的眼中，居民才是这张服务“大网”的主体和核心，我常说，居民才是社区真正的参与者和管理者。在开展这次垃圾分类工作之前，我专门召集墙门组长们开了一个会议，我说：“同意做垃圾分类工作的，就以最响亮的掌声给我一个底气，你们的掌声有多大，我的决心就有多大！”现场的掌声太热烈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感到振奋。

为了让这张服务“大网”顺畅运作，我还充分发动了社区物业和驻区单位，成立了物业居委会联合党支部和17家驻区单位参与的党建共建联席会，为社区建设提供服务。不论是社工、党员、居民、物业还是驻区单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划船社区建设的更好。

（3）搭建居民自我服务的平台

社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在我看来，社区管理的最高境界便是实现居民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划船社区目前有24个社会组织，这些涉及公共服务、社会救助、文体活动和学习教育等内容的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了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重要平台。

春风就业服务队是划船社区24个社会组织的其中一个，由居住在社区里自主创业的成功人士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一方面，队员们将自己企业或朋友企业的招工信息在社区里公布；另一方面帮一些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居民分析原因。服务队建立以来成效显著，2010年被评为“全国充分就业社区”。

家里小家电坏了怎么办？每个月8日，“阳光8号”志愿服务队在社区设岗为居民维修家电；独居老人没人陪怎么办？晚霞驿站会组织志愿者上门问候；居民间有了矛盾怎么办？“老娘舅”协会会调处。如今，在划船社区24个社会组织中活跃着的2000多名居民志愿者，成为社区服务“大网”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

宁波江东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辉宇说：“党员和党组织的作用发挥是有限的，即使党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只能覆盖一部分居民，所以我们现在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通过培育、孵化和引导社会组织，无形中就延长了党组织的‘工作手臂’”。

为了让居民更加充分地通过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按需服务，划船社区在社区主轴路——荷花路旁设立了社区邻里中心。邻里中心牵涉着与社会组织的对接、监管、预审、培训、孵化、支持等等的情况，使得社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加规范齐全了，也将我们从繁杂的社区事务中解放出来了。

“楼群百幢，处处整洁；人众万口，家家和融……文化浓郁，书声频频；生活多彩，舞步盈盈；环境清雅，林木荫荫”。这是宁波大学教授专门为江东划船社区创作的《划船社区赋》。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就要从孵育更多的美丽家庭、美丽个人开始，建设美丽社区。划船社区的将来，肯定到处绿花成行，每个居民都心情愉悦，生活和谐，脸上带着笑容，这就是我心目中美丽的划船社区，我们以后要为这个美字而努力工作。

在划船社区居住了近30年的居民朱桐英说：“我喜欢这里，舍不得离开这儿，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她的两个儿子都曾让她搬到新区的大房子去住，都被她拒绝了。社区事务有人管，居民困难有人帮，老街坊互相关照，老百姓互相学习……划船社区就像“大家庭”，到处透露着一股温情。

（4）“小巷总理”

我是一名平凡的社区工作者，却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贴心的社区当家人、无私的小巷总理”，从事社区工作11年来，我把热心、爱心和忠心献给了社区，赢得了党员群众的尊敬和信赖，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划船社区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明社区、全国模范居委会等41项省级以上荣誉。我个人先后被评为全国“小巷总理”之星、市优秀党员、市劳动模范、市“三八”红旗手、市优秀职工标兵、市社区建设先进个人、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并担任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2015年，我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这也是我们宁波市首次有人获此殊荣。

图四：我获得全国道德模范时的合影。

我常说：“社区书记不是一个独唱演员，而是一个乐队指挥。”工作起点高，上级要求高，居民群众期望高。来到“三高”划船社区，我面对着压力和挑战，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思路，那就是“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开拓创新、共享成果”。

为提高社区治安防控水平，我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建起值班室、巡逻队，使各出口处有了围墙和铁门。为拓展就业渠道，我组建社区为民活页社，承接外贸产品包装和简单的加工业务，方便大龄失业的妇女在家门口就业。为让社区的空巢老人享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我提出开办社区居家养老中心，老人们在这里吃饭、聊天、下棋子，过得舒适开心。为加强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辖区学校组建了全区首支青少年校外文明大队。为让社区的孩子们有个展示自我，快乐活动的场所，我创办了“德馨园”青少年活动中心，里面有红领巾风华苑、手拉手爱心银行、民间巧手吧、青青植物园等，真正成为了社区青少年课外活动的乐园，也成为中央、部、省等各级各部门来宁波调研考察的重要参观点之一

管人要管心，管心要关心，关心要贴心。有一位居民没有工作，儿子在上学，家里比较困难。我想方设法帮助他就业，先后推荐了10多个单位让他去上班，但由于他有轻微的智力残疾，常常没做几天就被退了回来。我又帮他找到了一个公共场所自行车管理岗位。因为这个岗位与人打交道少，他很满意，性格也开朗了许多。

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居民总数的16.8%。为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我组织成立了社区文艺创作队、时装队、腰鼓队等15支居民文艺队伍，让众多老年朋友找到了晚年生活的乐趣。

有文艺才能的老人找到了乐子，别的老人也想有事干。我又组织了“快乐读书坊”，让老人相聚在一起，畅谈学习体会；喜爱书法的老人参加“墨香缘书画组”；爱听越剧的老人可以加入“相约星期二”；社区的老党员、老干部也被组织起来参加社区讲师团奉献余热，他们同样其乐融融。老人们老有所乐了，生活充实了，又产生了新的意见：“我们没时间洗衣、烧饭。”社区又专门成立了“居家养老中心”，采用灵活的运作模式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服务。

我还坚持用社区文化凝聚居民，提升服务品质。定期开展精神文明成果展示活动，自编自导自演身边文明事，展现划船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八心九情十进”主题系列活动，同吃“墙门年夜饭”，举行“邻里厨艺大荟萃”，创立“楼道文化”，开展“文明墙门”流动红旗评比，“恩爱夫妻家庭”、“环保家庭”、“快乐家庭”评选。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和谐之声在社区唱响，让“远亲不如近邻”的理念落地生根。

图五：我与居民参加活动。

我常说：“你把群众举过头顶，群众就会把你高高捧起。”我把这一理念时刻反应在工作中，始终站在第一线，深入居民，对待工作的那股拼劲人所共知。我带领社区干部，团结一致，在工作中形成了为群众办实事你追我赶、创先争优的热潮，有力推动了社区整体工作。

在社区组织建设工作中，划船社区党委树起了标杆。划船社区健全组织网络相关做法，一是推行“支部三建”，延伸社区党建触角。支部一建在楼群，将社区在册党员划分为12个党支部、39个党小组，构建“社区党委—楼群党支部—楼道（墙门）党小组”的工作体系，将党建工作延伸至所有楼道（墙门）。支部二建在楼宇，深化“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工作，采取“规范式”、“联合式”、“依托式”组建法，保证楼宇党员能够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支部三建在“两新”组织，社区于2009年建立物业公司和居委会联合党支部，通过党建联建推动物业管理和服务，近两年社区物业费收缴率均在97%以上，有效解决了老小区物业费收取难、物业管理难的问题。二是建立“三级”网络，发挥在职党员作用。社区447名在职党员中集聚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才，把他们组织好、引导好了，就是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社区成立了宁波市第一个在职党员联络大组，引导在职党员到5个联络片组、90个联络小组，在12类奉献岗位中亮身份、践承诺，在8小时之外服务社区、发挥作用。三是引导“三共”联建，凝聚共建单位力量。以议题共商为“立足点”，组织17家共建单位成立党建联席会和共建理事会，就社区建设请他们坐下来、商量办，同时吸纳部分共建单位党员负责人担任社区党委兼职委员，让共建单位走出单位门、融入大家庭。以资源共享为“融合点”，与辖区单位建立良好的关系，通过阵地共享、信息共享、专家共享，解决社区发展资源局限。联合党支部设立后的三年时间，与共建单位联办各类活动50余次，筹集共建资金20余万元。以难题共解为“落脚点”，针对小区物业费收缴难、物居关系僵等老难题，社区党委牵头，定期召集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和社区居委会，三方面对面讨论难题、共商对策。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社区干部、党委(支部)成员“包片管线联户”和“一线一日一点一簿一册”等工作方法，架起党群联系桥。我还以党员为骨干，打造了志愿服务一体化、服务项目专业化的“七彩人生”志愿者品牌队伍，开设了“阳光8号”服务日，构建社区志愿服务网络。目前社区志愿者已超过居民总量的30%，形成墙门志愿服务小组、特色服务队、居民志愿服务的三级志愿服务网络。

2011年7月1日。温家宝总理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证书授给我，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辛苦了，谢谢你！”7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会见了我们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并亲切合影。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当时的副主席习近平在听取我的发言后，称赞道：“做得很好！”

图六：我获得的“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证书。

2012年3月17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带队的“海智计划”专家组来划船社区进行专题调研。调研期间，专家组实地考察了划船社区，来自中、法、德、美、日、瑞典等八个国家的9位专家围绕“和谐社区的建设”这一主题分别与社区居民、志愿者、社工、居委会有关负责人等20人进行了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冯长根对划船社区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以党建创新引领社区发展、以优质服务保障民生、以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社区良好风貌等经验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始终认为，荣誉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划船今天文明和谐的局面，是所有划船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荣誉面前，我没有沉醉，为民办事热情不减，为党分忧步子不停，我要带领我们划船人继续前进！

采访手记：

2016年3月10日上午9点，我来到宁波市江东区划船社区采访“全国道德模范”、社区书记俞复玲。俞书记说，去年获得全国道德模范以后，中央和地方媒体记者追踪采访她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人要为她写书（报告文学）。但我丝毫没有担心我的采访会因此失去新意，相反我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挖掘被忽略的事迹。已有的报道全都集中在划船社区这个点上，只关心俞书记评选全国道德模范申报材料上的突出事迹。至于俞书记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事迹，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办事能力是如何培养起来的，不得而知。

俞书记表示，她后来在划船社区的工作之所以做得努力、做出成绩，与她早年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我也认为要想解答上述问题，必须要采访她的早年经历。我二人达成认同后，她便开始将她来到划船社区之前的经历娓娓道来。其中，俞书记讲述了不少未对记者讲述过的故事，甚至包括从未对除我以外第二个人讲过的故事。我很感谢俞书记对我的信任和对我工作的支持。手握载有“独家资料”的录音笔，一种厚重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想这就是口述历史的价值和魅力吧，富有理性又超越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