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父苏林燕和生母远征

陈秀兰讲述  万广宝撰文

题记：在2022年清明节即将来临之际，仅以此文献给和纪念我那“从未见过面”，我还没有来得及叫过一声“爸爸、妈妈”的，我革命的、英雄的、敬爱的父亲苏林燕烈士和母亲——巾帼抗日英雄远征女士！

——陈秀兰

引言

做为遵化市红色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2020年下半年，我用了半年时间对遵化市新店子镇君子口村进行了一次历史文化资源综合调查和系统研究，结果令我大为震动。真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不仅走出了唐山市第一位全国劳模——造林模范袁士珍，参加了1950年9月25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首届全国劳模大会；而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君子口村竟以区区不足51户、286口人的人力基础，先后为中国革命输送出了10位八路军、8位解放军战士。更为奇特的是，这18位革命战士中，竟有8位女兵。

究竟是什么力量，引导了君子口村的村民，敢于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经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我发现：君子口村的革命浪潮，正是在君子口村第一位女八路史德兰的带动下风起云涌的。史德兰何许人也？经初步调查得知：她曾化名“远征”，是冀东抗日根据地早期的女八路，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令日伪闻名丧胆。远征的首任丈夫苏林燕，曾为冀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不幸在1947年5月21日牺牲在赤峰以北的柴胡栏子村。远征与苏林燕曾育有一女，后不幸夭折。建国后，远征恢复本姓，改名为史亚辉，任职于天津农林局。后经组织批准与第二任丈夫，时任天津市水利局局长的陈伯平（父母均为烈士）结婚。远征与陈伯平没有子女。陈伯平先逝，远征后逝于文革政治迫害中。远征逝世后，远征的亲弟弟史德庄和长子史国达将远征和陈伯平的遗骨葬于君子口村西山山坡上。

2021年12月，在一次遵化卧龙山筹建红色纪念馆的座谈会上，我遇见了遵化市人大退休的王建志老师，他告诉我说，苏林燕和远征的女儿并没有死，而是送给了苏林燕的二姐、遵化刘庄村的苏连平（丈夫陈玉贵）抚养，其女名为陈秀兰，现仍健在，在唐山市居住。我一听就来了兴趣，追问他说：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告诉我说，他是从唐山市委党校张丽娜老师那里得到的消息，至于消息是否真实，他也无法确定。后来我通过关系联系到张丽娜老师，她告诉我说，苏林燕的女儿还健在的事应该是真的，因为那是苏林燕的女儿陈秀兰亲口和她讲的，她向我提供了陈秀兰的联系方式。我在和陈秀兰大姐通过一番电话后，决定亲自去唐山市她的家中采访她。本来约好和张丽娜老师一起去采访陈秀兰大姐，但张老师需要临时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未能如期参加采访事宜，我只能一个人如约采访了苏林燕和远征的女儿陈秀兰，并利用拙笔，根据陈秀兰大姐的讲述，进行综合整理和撰文，形成此稿。

万广宝  写于文稿初成日

（万广宝与陈秀兰合影）

一、儿时难忘的三件事

我叫陈秀兰，女，生于1943年正月初七。我的父亲名叫陈玉贵，祖籍河北省遵化县（今遵化市）铁厂镇刘庄村（今新刘庄村），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系刘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我的母亲名叫苏连平，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娘家在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苏庄村。小时候的事我大多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三件事令我至今熟记于心。一是父亲在我3岁时就开始教我背诵的四句灯谜（打四个字）：“虫进鳯窝飞去鳥（風），七人头上长青草（花），大雨下在横山上（雪），半个朋友不见了（月）。”对于这四句话，未上学前我虽然记得很熟，但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我经常背诵，也不知道其中说的是哪四个字。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为什么老让我背诵这四句话？她告诉我说这四句话与我的小名“风儿”有关，我的小名就是根据这四句诗起出来的；二是在4、5岁时，一天，我的母亲带着我去住姥姥家。到姥姥家后，没想到的是姥姥抱着我的母亲就哭起来，我一时被吓得不敢说话，疑惑地望着她们。过了一会儿，姥姥止住了哭声，看看呆呆站着的我，对我的母亲说：“你弟弟不在了，这都是远征那个祸害精招惹的祸，我们苏家永远不会让她进门。但孩子毕竟是我们老苏家的骨血，你要好好把她养大。”我不明白姥姥说话的全部意思，但我知道姥姥对我母亲说的弟弟，不就是那个经常给我买炼乳（过去的一种牛奶制品）吃的、我的“大舅”苏林燕吗（那个时代的父母和现在这个时代的父母都一样，从小就教自己的孩子要记住自己的名字叫什么、父母的名字叫什么、家里哥哥姐姐的名字叫什么、爷爷叫什么、姥爷叫什么、伯伯叔叔叫什么、舅舅叫什么等，母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大舅”名叫苏林燕，这个我早就记住了）？他为什么不在了？他去哪里了？远征不就是母亲嘴里经常说的那个君子口村的、也给我买炼乳吃、经常来我家找我父亲、我父亲让我称呼她为“远征阿姨”的那个女八路吗？她不是挺和蔼可亲的吗？每次见到我都要抱抱我、亲亲我，她为什么会被姥姥骂作祸害精？（我虽然不懂祸害精是什么意思，但那时候的我却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话）；三是在1951年9月（这个日子是我以后推算出来的，因为在此之后大约1个月，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我8岁多点。有一天，我的亲人们不知从什么地方运来一个大红棺材，并将这个大红棺材摆放在了刘庄村的东小庙前，旁边围了很多刘庄村的大人和孩子。我的父亲把我叫到他的面前，对我说：“风儿，你不要害怕，你知道这个棺材里面躺着的人是谁吗？”我疑惑地摇了摇头。他又说：“这个棺材里装殓的人就是你的大舅苏林燕，他是个革命烈士，是个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人。现在你姥姥家的人要将你大舅的遗体运到苏庄去埋葬，路过我们村，我们顺便祭拜一下他。本来想让你的两个哥哥（我的大哥原名陈久如，后改名苏志光；二哥陈久贺）来给你大舅磕头，但他们一个远在部队，一个远在大学里上学，没时间回来，只能让你来代替他们来给你大舅磕头了。”我懂事地冲着父亲点点头。就这样，我被身披重孝，“代替我的两个哥哥”，给装殓有我的“大舅”苏林燕烈士遗体的大红棺材磕了三个响头。

二、我知道了“大舅”苏林燕是怎样的一个人

1953年，我已经10岁了，开始上刘庄小学一年级读书，刚上了半年学，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要离开刘庄村，搬到离家较远的大城市唐山去居住和生活，我就这样随着他们搬迁到了唐山，我的父亲陈玉贵被政府安排到唐山交际处工作。对于我们为什么会从农村搬到唐山来，我曾经问过我的父母，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是沾了我的“大舅”苏林燕烈士的“光”，受到“大舅”过去的老领导李运昌同志的“关照”才进唐山的。那时我想：我的“大舅”苏林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怎么牺牲的？他当过什么样的官，才会使我们全家能够沾上他的“光”从农村搬到唐山城里？经过我再三询问父母，他们告诉了我“大舅”苏林燕的一些事，使我初步了解了我的“大舅”苏林燕这个人，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八路军的一个大官——冀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1947年5月21日，在内蒙古赤峰以北90里远的一个名叫“柴胡栏子”的村庄开会后，“大舅”苏林燕及其他几位冀东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幸遭遇众多敌人围攻，经英勇作战后壮烈牺牲。从此，我对我的这个革命的、英雄的“大舅”苏林燕烈士，心中陡增了很多崇高的敬意。

（苏林燕烈士）

三、大哥的一句“玩笑话”惹恼了母亲

1956年，我13岁，上小学4年级。记得是在清明节前后的一个星期五，中午放学后，我刚回到家，母亲喜滋滋的告诉我：“风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哥明天要回家探亲了。”我高兴地搂住母亲的脖子：“真的吗？妈。我大哥真的要回家了吗？”母亲眼里流出了两行泪水，抚摸着我的头发，有些声音发抖地说：“是真的，风儿，你明天就能看见你大哥了。”我眼里流露着向往的光芒，激动地对母亲说：“妈，下午放学后我陪您去菜市场，多买几样大哥爱吃的好菜做给他吃。”母亲怜爱地望着我说：“好，好，看把你高兴的。”是啊，我的大哥苏志光要回来了，我们全家怎么会不高兴呢？要知道，我大哥已经3年多没回过家了，怎能不叫我们全家人想念呢？说起我的大哥，我当时似乎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大约3年前（1953年）秋季的一天，大哥从老远的部队回来过一次，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我的大哥，他身穿军装、高大英俊、帅气无比。我为什么会对我的大哥“印象不深”呢？因为我的大哥比我大整整17岁，他生于1926年，我生于1943年。听母亲说，大哥从6岁开始，就被大舅苏林燕带去遵化铁厂玉皇庙小学读书了。我曾问母亲为什么大哥会在玉皇庙小学读书？母亲说：因为你大舅苏林燕那时候在玉皇庙小学教书，顺便就把你大哥带去上学了。后来我又听母亲说，大哥在12岁的时候（1938年），就随着我“大舅”苏林燕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去了，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还立了不少军功，是个大英雄呢。“大舅”苏林燕牺牲后，原本名叫陈久如的大哥征得父母的同意，改名为苏志光，寓意“继承苏林燕的遗志，为光复中华而奋斗”。第二天（星期六）的上午10点半，我们全家（父亲、母亲和我）终于在焦急的等待中盼来了我的大哥苏志光。大哥一进门，立即放下手中给父亲、母亲买的一大包礼品，先和母亲拥抱了一下，眼圈里含着泪、嘴里激动地叫着“妈”，母亲声音颤抖地答应着；然后，大哥面向父亲，表情略显拘谨地给父亲鞠了个躬，叫了声“爸”，父亲表情严肃地“嗯”了一声，就坐到客厅里的一张木椅上去了。大哥将目光转向我，嘴角带着微笑，对我左看了一下，然后又右看了一下，我不好意思地向他叫了声“大哥”，大哥竟没有回答，嘴里喃喃地像是自言自语地对我说：“我这秀兰妹妹都长成大姑娘了，真好看！但是我怎么看你越来越长的不像我们陈家人呢？倒是和‘远征阿姨’越来越像了！”大哥说完就咯咯地自己大笑起来。我却被他的这些话气的对他大吼起来：“你长的才像远征呢，你才像那个‘祸害精’呢！”我委屈地扭过头去，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哭着向母亲告状说：“妈，你看大哥，他净胡说。”母亲这时才缓过味儿来，一改刚才欢喜的表情，顺手抄起一把放在床上的的扫炕笤帚，抬手照着大哥的脊背狠狠地打了两下，边打边愤怒地说：“你个臭小子，叫你瞎说、叫你瞎说。”大哥竟不生气，满脸赔笑地对母亲说：“哎呦妈呀，您别打了，以后我不瞎说了、不瞎说了。”母亲这才住了手，又和颜悦色地和大哥说起了话。我却躲到自己的屋里生闷气去了，当时我就想：大哥为什么说我长的像远征呢？难道我和远征有什么关系？莫非我是她和“大舅”苏林燕的孩子？但又一转念：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母亲告诉过我，就是这个远征，“欺窝儿”挤走了我的大妗子，成为“大舅”苏林燕的第二个媳妇。远征和“大舅”苏林燕有过一个女儿，和我年龄差不多，名叫玛瑙，4、5岁的时候得病死掉了。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记不清远征长什么样了，记忆中只记得远征这个女八路以前经常来我们家，和我的父亲陈玉贵一起商谈工作。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不再来我们家了，也和我的父亲不再来往。我这时才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哦，准是姥姥和母亲都不认远征这个“欺窝儿的”大妗子，依然承认我原来的大妗子，才不让远征进苏家大门的。哼！连姥姥和母亲都不认你远征，我们晚辈谁又会承认你远征是我们的大妗子呢？而且从此，在我的心中，小时候曾经亲切地叫过的“远征阿姨”，逐渐变成被我鄙视的“远征”或“祸害精”或“坏女人”了。

四、“二表兄”转给我一封远征给我的信

时间过得真快，1961年，我初中毕业了，为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家里还担负着二哥陈久贺的女儿、我的侄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我不再读高中，而是进入了唐山华新纺织厂上班（我在这个单位一直工作到退休）。经过几年的工作，1967年的国庆节，已经24岁的我和本厂的职工贾福盛结婚了。新婚一个月后，一天，我的“二表兄”苏会光（“大舅”苏林燕和原配夫人、我的大妗子的二子）突然来到我家，他手里拿着一封封皮上没有任何字迹的信，对我说：“表妹，远征托我给你捎来一封信。”我立刻警觉起来，问他到：“远征？她为什么会给我来信？你是怎么得到这封信的？”他有些慌乱地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给你来信，这封信是我的一个朋友转交给我，然后让我转交给你的。”还没有等我再开口，“二表兄”急忙说：“哦，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去办，你自己慢慢看信吧。”说完他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我的家。我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送走了我的“二表兄”，然后回到家里，一边眉毛紧锁，一边拆开了远征给我的这信封。信的内容并不多，只有不满一页稿纸的文字：

可能你是风儿吧？如果你是风儿，那么你就是我和苏林燕的女儿。

风儿，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小名，是我根据宋代诗人吴儆的《念奴娇•相逢恨晚》中“风花雪月”的诗句为你起的。因为在你出生的那天，天空下着小雪（雪），你落地时天上露出了月亮光（月），地上刮着小风（風），你又是个女孩（花），因此我才给你起的“风儿”这个乳名，并为你留下四句诗“虫进鳯窝飞去鳥（風），七人头上长青草（花），大雨下在横山上（雪），半个朋友不见了（月）”以揭示你乳名的来历。

风儿，请你原谅，我生下你之后，因无法带着你行军打仗，故你父将你寄养到他的二姐苏连平家。

因你的奶奶和养母不承认我是苏林燕的合法妻子，不让我进苏家门，你父在世和牺牲后，我一直不敢去陈家认你。

我现在身体不太好，料不能再活多久，故思女心切。你若是我的风儿，请你设法来天津牛奶厂母女一见。

远征

1967年11月5日

(远征是我在战争年代的化名，我的真名叫史亚辉，老家是遵化县君子口村）

看完远征的这封信，我茫然了：远征说的这些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已经24岁，且刚刚结婚成家。我的头脑激烈地思索着、判断着：也许远征说的是真的，那样的话，我8岁时父亲让我给装有“大舅”苏林燕遗体的大红棺材磕头的事、我的二哥苏志光说我长的像远征的事，其原因的解释就顺理成章了。不过一会儿我又否定了自己：母亲不是说远征和苏林燕的女儿叫玛瑙吗？那个玛瑙不是在4、5岁的时候病死了吗？到底是母亲在说谎还是远征在说谎？如果是母亲在说谎，那她为什么要说谎？哦，那是因为她是苏林燕的姐姐，她和姥姥一样不喜欢、不认可远征；如果是远征在说谎，那她为什么要说谎？哦，那她一定是姥姥和母亲说的那样的祸害精、坏女人，她要变着法的破坏我们的家庭。我左右为难，不能确定我的各种判断，于是，我决定立刻离开我的新婚小家，回到娘家那里向母亲问个究竟。

很快见到了母亲。母亲一见我急匆匆、慌里慌张的样子，劈面就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了风儿？这样六神无主的？”我很气恼地对母亲说：“妈，远征给我来信了。”母亲立刻将脸色沉了下来，大声地问我：“她说什么了？”“她说……”我迟疑起来，唉，我该怎么跟我的母亲说呢？母亲这时候着急地对我说：“你把那封信给我念一下”。我知道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就给她念起了信。母亲耐着性子听我读完了远征的信，不知道为什么流出了眼泪，她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嗐，我说远征啊，你说你怎么这么爱折腾啊？你祸害了苏林燕的家庭还不够，怎么又来祸害我的家庭？”母亲说完就气的回到里屋自己哭去了，我急忙追过去，对她说：“妈，您别生气了，我才不会承认有远征这个妈呢。”但我毕竟是个成年的女人了，对远征的这封信，其内容真实与否，我一直将信将疑。只是当时怕伤了母亲的心，从此，我将远征给我的信丢在了箱子柜底，没有在母亲面前再提起过这件事。可惜远征给我的这封信，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连同家中的其他一些物件，被无情地灾害吞噬、消亡了（上边写到的远征给我的信的内容，是我凭记忆力提供给万广宝老师的）。

五、母亲的临终告白

1989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我的父亲陈玉贵走完了他光荣的、革命的一生，驾鹤西去了，享年84岁。在父亲过世5年后，1994年的农历六月初，我的母亲苏连平日益病重。

一天，母亲静静地平躺在床上，她轻轻地招呼我说：“来，风儿，坐到妈跟前来，妈有话和你说。”我顺从地坐到了母亲的身边。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又拉住我的手，声音有些颤抖地说：“唉，闺女，妈对不起你呀。”我一听这话，鼻子立刻酸酸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我贴着她的脸对她说：“妈，您胡说什么呢？”母亲虽然说话很吃力，但仍然坚强地和我说着：“傻闺女，妈没胡说，妈今天要告诉你实话。”我吃惊地望着她，以为她这要“回光返照”。只听母亲继续对我说着：“风儿，你不是我和陈玉贵的亲闺女，你是苏林燕和远征的亲闺女。”我一听她这话就急了：“妈，您竟胡说，您不是说苏林燕和远征的亲闺女叫玛瑙，在4、5岁的时候就病死了吗？”母亲满脸愧疚地望着我说：“是有一个女孩子叫玛瑙，她在4、5岁的时候也的确病死了，但她是板城村老高家的孩子，不是苏林燕和远征的孩子。当时为了保护你，我们才掩人耳目，对外说苏林燕和远征的女儿病死了。”

我茫然地望着母亲，不再言语，只听母亲继续对我说：“你父亲苏林燕在认识你母亲远征后，因志同道合，于是便向组织提出要解除原来的封建包办婚姻，和你母亲结婚。1942年2月，组织上终于批准了他们正式结婚。但由于你的姥姥，哦，应该是你的奶奶不喜欢远征，她不让远征进苏家门。远征在生下你之后，因你父和她都要忙于打仗，没法带着你，你父才将你寄养在我们这里。你父牺牲后，因你奶奶仍不让远征进苏家大门，也不让远征来我们这里，她才没法子来认你。”

我的眼角儿流出了眼泪，我静静地听着母亲继续说：“你知道我和你爸为什么让你从小就背诵那四句诗吗？因为那是你亲生母亲远征为你留下来的，你的小名风儿也是她给你起的，她文化水平高，我们是给你起不出这样很特别的小名的。”

说到这里，母亲用有些哆嗦的右手指着不知何时她偷放在枕边的一个小红布包说：“风儿，你把这个布包打开。”我小心翼翼地将布包打开，里面只有两张略显发黄的黑白照片和一块儿绿色的莲花玉佩。母亲拿起其中的一张相片，向我说：“看，这就是你的生父苏林燕和你的生母远征，远征当时正怀着孕，怀的孩子就是你。”我接过母亲手中的照片仔细看了一下，只见我的生父苏林燕高高的个子、一身八路军服装、甚是精神和英俊；我的生母远征个头也不小、穿一身传统的粗布衣、短发齐眉英姿飒爽。他们一个用左手安扶着我的大表兄，不，应该是我同父异母的大哥苏会东，一个用右手安扶着我同父异母的二哥苏会光。

（苏林燕、远征与长子、次子合影）

母亲又拿起另一张相片，向我说：“看，这是我和你的生父、我的弟弟苏林燕的合影。”母亲用手指着照片中坐着的老妇人问我：“风儿，你看这个人是谁？”我看了一眼便说：“这不是我姥姥嘛。”母亲有些苦涩地说：“对，是你姥姥，但更应该是你的奶奶。”我含着泪安慰着母亲：“不管是姥姥还是奶奶，在我心里都一样，都是我尊敬的祖辈亲人。”在这张照片中，母亲的面前，站着我同父异母的大哥苏会东；生父苏林燕面前，站着我同父异母的二哥苏会光。

（苏林燕与母亲、二姐苏连平及长子、次子合影）

母亲继而拿起那块绿色的、带串珠的莲花玉佩，招呼着我：“风儿，你看，这是你的亲生母亲远征留给你的一件护身吉祥物。”我颤抖地接过那件玉佩，一边看着、一边痛苦地流着眼泪。

（陈秀兰佩带着生母远征留给自己的莲花玉佩）

母亲继续对我说：“风儿，妈对不住你，将你的身世隐瞒了51年。”我哭着对母亲说：“妈，您快别这么说了，远征虽然生了我，但她没有养我，是您含辛茹苦，养育了我整整51年，在我心中您永远都是我的亲生母亲。”母亲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闺女，能有你这么一句孝顺话，妈这一生活的就值了。不过……”我抚摸着母亲饱经沧桑的双手：“妈，您有话就说吧。”母亲道：“闺女，你不要记恨你的生母远征，她这一生也太不容易了，我死后，你可以去找她，到她那里母女相认。也可以在她那里生活。不过她也应该有儿有女了，如果他们容不下你，你就不要呆在那里，还回咱们这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泪眼汪汪地望着母亲：“妈，我哪也不去，我就在家里守着您！”母亲慈爱地拉着我的手，眼里流着泪：“唉，我的好孩子，我的傻闺女。”半个月后，母亲安然离世，享年90岁。

六、我的生母远征是怎样的一个人

母亲去世后，两、三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萌生过去找我的生母远征的想法。因为说实话我是和她亲不起来的。一是在我过去的意识里，她就是个祸害精、坏女人，二是在知道了她是我的生母之后，虽然有母亲的临终遗嘱，劝我不要恨她，但我还是不能释怀，因为她虽然对我有生育之恩，却没有养育之恩。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还是要找找她，因为她毕竟是我的生母，她如果是祸害精、坏女人，那我又是什么呢？我岂不是祸害精、坏女人的女儿吗？我不想背负这样的黑锅和罪名。于是，我准备开始进行一番调查。

从哪里入手呢？忽然想起二哥苏会光前些日子给我送两本小说《战争启示录》（上、下册）的事来，思忖着二哥对我说过的话：“表妹，你不是喜欢看小说吗？看看这些书吧，都是你关心的问题。”我想：“我也不喜欢看小说啊？二哥为什么要这么说？什么是我关心的问题？难道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又联想起1967年二哥给我捎来远征的那封信的事，看来二哥似乎对我的身世之谜早就清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对我说破罢了。对了，早在10年前二哥还送给我过两本小说《功与罪》（上、下册），我一直把它们放在箱子柜底下，从没有看过呢。我翻箱倒柜地将两本《功与罪》（上、下册）找出来，和两本《战争启示录》（上、下册）放在一起。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这四本书的作者都是一个人——柳溪。“柳溪是谁？她写的这些小说与我有什么关系吗？”当我急匆匆地看完两本小说的《序言》后，我基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柳溪著《功与罪》上、下册书影）

（柳溪著《战争启示录》上、下册书影）

原来柳溪的这两部长篇小说是她先后用近30年的时间写成的姊妹篇，书中的女主人公“方红薇”，其原型就是曾在文革期间和柳溪一起被“监督改造”的一位遵化籍女干部。柳溪在她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自序中写道：“……例如我书中所写的女主角方红薇，就是有其生活原型的。我遇到她时，是在1960年自然灾荒后，我被加重处分送往农场执行‘监督改造’的时候。我和她编在一个组里。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进城老干部。我刚见她时，她不和任何人接触并总是躲着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一言不发。她被批判为‘改造态度最坏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担粪，一个阳畦面对面地拔草，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历史和丰富惊险的战斗经历。她虽然和我是同时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县大山里一位贫农的女儿，这里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许多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会承租土地的‘教民’，这种人家被称作‘饭碗教徒’。在她八岁那年，她在河边给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来遵化收租的美国传教士偷走，把她带到北平传教士的家中，成了传教士的一名养女。这位传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养了四个中国孩子——两男两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儿，而是美国传教士的养女了。这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传教士是属于富裕阶层。在她上北平教会慕贞女子中学时，她赶上参加‘一二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成了民族先锋队员。‘七七’事变后，随着邓华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留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成为真正的女八路。转战南北，东挡西杀。1947年5月21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看到这里，我早已满脸是泪了。那位牺牲在柴胡栏子的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不就是我的生父苏林燕吗？既然《战争启示录》中女主人公方红薇的原型人物，是我生父的妻子，那她当然就是我的生母远征了。但在《战争启示录》的自序中，作家柳溪并没有说出她的这位难友、方红薇的原型人物的姓名。于是，我流着泪继续看着柳溪《战争启示录》的自序：“全国解放后她进城天津，分配在天津农林局做一名副处级干部，专管农场工作。1957年在鸣放提意见时，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3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1966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上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看到这里，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我那可怜的生母啊，命运对你太不公平了。是谁让你蒙受了这样的罪名和侮辱？”我气愤地继续看着柳溪《战争启示录》的自序：“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愤怒，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1968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

看到这里，我的头“嗡”一下发起懵来：“天哪，我的生母远征，她竟然早在1968年就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不就是在我收到她的那封信后不久吗？”此时的我真恨自己当初收到生母远征的那封信时，为什么不能主动地去找她、疼她、爱她……

喝了一口凉茶压惊后，我继续看着《战争启示录》的自序：“1978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小说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在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看到这里，我不禁由衷地对我的生母远征生起无比的敬重之情！是啊，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能够两次被一位知名作家写进她的长篇小说并成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原型人物，这样的事情在现代和当代的中国也是区区可数吧？远征，我的生身母亲，你是你的故乡君子口村人民的骄傲！你是你的故乡遵化人民的骄傲！你是你的故乡唐山人民的骄傲！我今生今世，为能够拥有你这位曾静叱咤冀东抗日战场的巾帼英雄母亲而感到自豪！同时，做为你远征、我的生身母亲的唯一孩子，请允许我、你这个不孝的女儿代表你，也代表我自己，对作家柳溪同志为你、我亲爱的生母所做的一切事情表示感谢，我庆幸我的母亲远征能拥有柳溪这样一位真诚、正直、知心的同志、姐妹和挚友！

后记

这篇名为《我的生父苏林燕和生母远征》的记事散文，经过我半个月的辛勤笔耕，终于完成了初稿。由于我是专门搞红色文化研究工作的，对于陈秀兰大姐的生身父亲苏林燕，我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享誉整个冀东（冀东是民国时期河北省冀东道公署的简称，曾经是一个正式的行政区域，其辖域包括今河北省唐山市、秦皇岛市全部，廊坊市北部三县即今三河市、香河县、大厂县，承德市兴隆县，北京市东部四县即今四区：通州区、顺义区、平谷区、密云区，天津市北部四县即今四区：宁河区、宝坻区、武清区、蓟州区）的著名抗日英烈。

苏林燕（1908-1947），亦写作“苏林彦”，原名苏连庚，号麟彦，在抗日战争中曾化名“祝庸”、“高凤翥”等，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今丰润区）火石营镇苏庄村人。生于富裕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丰润师范讲习所，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33年，日本侵略军把魔爪伸向冀东，苏林燕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经中共丰润县党组织负责人彭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相继担任丰润县委农委委员、丰滦边委书记、丰北县委书记、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冀东地委组织部长、冀热辽区党委组织部长。1947年5月21日，苏林燕不幸牺牲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北90华里处的柴胡栏子村，时年39岁。1947年7月21日，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在《群众日报》上专门发表文章纪念苏林燕等在柴胡栏子事件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多年共患难的战友，意外的遇难牺牲，对我们是一个晴天霹雳，使人民万分悲痛。他们的遇难牺牲，对于冀察热辽人民解放事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使千百万军民沉痛的哀悼与无比的愤怒。形势将激励人们拿出更坚毅的决心与奋不顾身的作战为死难者复仇。”

苏林燕牺牲后，其生前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一直被他的妻子远征保存，远征1968年逝世后，这些物品被君子口村远征的亲侄子史国臣等妥善保管起来。据悉，现君子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正多方设法筹集资金，拟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君子口村村史馆，将苏林燕烈士的遗物等珍贵革命文物予以展示，以启迪教育后人。

（苏林燕烈士用过的水壶）

（苏林燕烈士用过的马蹄表）

（苏林燕烈士用过的煤油炉）

（苏林燕烈士用过的皮箱）

至于苏林燕烈士的妻子、陈秀兰大姐的生身母亲远征（原名史德兰，后改名史亚辉），说实在的，在对君子口村进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之前，我基本没有任何了解。为了弄清远征同志的详细情况，从那日亲自去唐山采访陈秀兰大姐回遵后，按照陈秀兰大姐提供的线索，我很快通过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老革命作家柳溪女士撰写的那两部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册）和《战争启示录》（上下册）。我首先通读了两部小说的序言部分和后记部分，因为我知道在所有的文学名著中，序言和后记才是最重要的看点，它不仅揭示了作者进行创作的艰苦历程，还深刻揭示了作者进行创作的意图、结构和背景。

读完《功与罪》和《战争启示录》的序言和后记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由于柳溪在她的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序言和后记中，并没有向读者透漏出和自己一起被“监督改造”的遵化籍女干部、女八路，这个女主人公方红薇原型人物、巾帼英雄的真实姓名和故乡名字，虽然对照“1947年5月21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的史实，我和陈秀兰大姐都推断出这个方红薇的原型人物就是苏林燕的妻子、陈秀兰的生母远征，可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尽管推断的准确性不容置疑，但是如果能有文章将远征的情况介绍的更详细，岂不是更好的佐证吗？带着这样的思维线索，我以“柳溪”为关键词，又进行了多次网上搜寻资料的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网上找到了一篇题为《磊落倔强的女作家柳溪》的文章（《文史精华》2014.08.上。作者阿庚），读完这篇文章，我心中关于柳溪的长篇小说《功与罪》《战争启示录》女主人公原型人物的所有疑问迎刃而解。阿庚在《磊落倔强的女作家柳溪》一文中写道：“这年春节，别人家欢欢喜喜吃饺子，柳溪只有清水煮挂面。经过一段检查交代后，柳溪又被押到另一个农村改造。没想到在此次的劳动中，柳溪遇到了一个特殊人物。她是市农林局的一位劳改的女人，名叫史亚辉。她比柳溪大10岁，中等个儿，小脚，与柳溪一同干活，一起吃饭，但从不说话。但时间一长，柳溪快人快语的秉性被老史接受，慢慢俩人对话多了起来。原来她是唐山地区遵化县（今遵化市）人，从小被一个美国传教士骗到北平收为养女。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变得聪明果敢起来，竟设法摆脱了教士的束缚，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最后当了八路军。在同担任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的丈夫结婚后一直坚持抗日斗争。她能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这位史大姐的非凡经历让柳溪崇拜而震惊。不仅如此，她还告诉柳溪一个神奇的故事——她生在一个贫穷家庭，她出生时母亲仍在田间干活儿，她落生在长着一片红蔷薇的野地里。柳溪听着这感人的传奇故事，触动了自己敏锐的文学灵感，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后来竟成为她创作长篇小说《功与罪》、《战争启示录》中女主人公方红薇的原型。此后，柳溪与这位可敬可信的史大姐成为知心挚友，朝夕相处3年。”  

史亚辉的名字有了，那么史亚辉是否就是史德兰呢？我继续读着阿庚的这篇文稿：“交谈中，柳溪从剧社谈到冀中，从冀中谈到解放后的河北。柳溪告诉我，她心中曾有件遗憾的事情：落实政策后，她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去找相伴3年情同姐妹且已成为她小说女主人公方红薇的原型史亚辉（后得知其真名史德兰）。可是，万未料想到这位史大姐已故去好几年了。那天，柳溪买了鲜花来到史大姐坟前留下热泪。返回天津后，她立刻到农林局提出为史大姐平反的正义要求……谈到此，我发现柳溪的性格一点儿没变，还是那么爽快、热诚、健谈。”

史德兰的名字也有了，那么，史德兰的故乡君子口村的名字呢？顺着柳溪在落实政策后曾经到史亚辉（史德兰）的故乡去寻访史亚辉事迹的线索，我继续在网上寻找，终于又找到了相关资料。原来在1979年3月中旬，柳溪在丈夫康明瑶（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的陪同下，辗转来到遵化君子口村采访难友史亚辉生前事迹。柳溪将采访素材写成《侠辉》一文，刊于《天津日报》。康明瑶则在君子口村创作了《史亚辉旧居之院一角》《君子口汉俊家小院——79.3.16袁汉俊书记家》《故史亚辉、陈伯平之木（墓）——1979.3.16柳溪 、康明瑶同来凭吊》等多幅速写画作。（以上文字均出自网上1992年康明瑶重阅自己当年画作时的追记）

（1992年康明瑶追记。图片来源：图片来源网络）

（康明瑶速写《史亚辉旧居之院一角》。图片来源网络）

（康明瑶速写《君子口汉俊家小院》。图片来源网络）

（康明瑶速写《故史亚辉、陈伯平之木（墓）》。图片来源网络）

完成此文时，我不禁感慨：柳溪同志（1924-2014）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功与罪》荣获天津第二届鲁迅文艺奖优秀长篇奖，《战争启示录》荣获1995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长篇小说大奖。而这两部长篇巨著的女主人公原型史亚辉（原名史德兰，化名远征），竟是我们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新店子镇君子口村人，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君子口村人、新店子镇人、遵化市人、唐山市人、河北省人的骄傲和自豪吗？在如今名著纷纷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火热年代，我期待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够和我及遵化市作家协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尽快完成《功与罪》《战争启示录》的电影、电视剧剧本编撰工作，将《功与罪》和《战争启示录》搬上银幕，以飨读者和观众。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弄清长篇小说《功与罪》《战争启示录》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剧本的版权问题，我设法联系到了柳溪女士的儿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石磅老师，并将苏林燕烈士与巾帼抗日英雄远征的女儿陈秀兰大姐，介绍给石磅老师认识。我相信：柳溪女士与远征女士的深情厚谊，定能在陈秀兰大姐、石磅老师的手中得以继续延续。

万广宝 写于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