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已到了花甲之年，即将办理退休手续了，而青春的记忆却是异常清晰、挥之不去。这些年来，我每忆及自己研究生时候的难忘经历，特别是我的导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毓璜先生（1909-1993），心中产出的，不是常人的感激之情，而是一种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愧疚之感。这种愧疚之感，不是因为我对先生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或是讲过什么有损品德的秕言谬说，似乎是遭遇先生深邃而又殷切的目光所引起。

当然，这是不真实的。因为先生一只眼睛青光眼，一只眼睛深度近视，几乎双目失明。就是日常饮食，他都要离食物很近，才能约略看清，更不用说读书写字了。不过，这完全不妨碍他给我们讲课或者写论著，他对先秦诸子真是太熟悉了。因而思虑再三，觉得我的这种愧疚感，可能主要来自内心深处，是未能践行教诲、志存高远的一种自责，未能持之以恒、实现抱负的一种惶恐。今天，在一年一度的“七七事变”纪念日到来之际，我又想起了他和他的兄弟在抗战期间的独特经历和献身精神。

关怀备至  师恩难忘

我是1983年底报考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毓璜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我的本科是在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历史系念的。说起来，这次报考还有点偶然性。我从大三第一学期起即开始准备报考研究生，但是对于报考什么专业始终没有定下来，大致有三个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法国史、日本史。而真正到报考时，我却几乎放弃报考，主要是考虑家里经济状况，想先参加工作再说。在我的下铺、现在的敦煌学家王惠民同学的积极张罗下，我才决定报考。之所以选择报考刘先生的先秦思想史研究生，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这一研究方向时间跨度较小，可能相对容易准备。当然，事情远非我想得那么简单。

我与先生的正式相见，是在1984年3月中旬到南京大学参加研究生考试复试时。从杭州独自买火车票到南京，是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在学校门口的鼓楼旅店，我有幸遇到了后来的师兄、良师益友蒋重跃。研究生复试意外的顺利，之前所有的担心与恐惧一扫而光。记得我怯生生地进去，没待先生怎么发问，一接触到学业，我就口若悬河地说上了。不到十五分钟，就被告知可以出去了，回去等候通知。自始至终，先生不曾多语，目光慈祥而又温和。

重跃兄进去复试，也很快就出来了。师姐范卫红也顺利通过复试。同届的先生弟子就我们三人。其中，重跃兄是1977级的，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下过乡，当过英文教师，阅历广，知识广博，性格沉稳，自然是我们的“领导”。师姐也是应届毕业生，据说是“将门虎女”，性格刚烈，语言犀利，且是本校考生，自然比我有优势。我年龄最小，出自乡野，却偏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为此，师兄、师姐照顾我多矣，尤其是师兄。

前些天，我几次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开会、参加研究生毕业答辩，闲聊时重跃兄还与大家讲起：在南京鼓楼旅社，我们刚认识时，他递给我烟，我说：“小鬼头抽什么烟！”其时场景，宛如眼前。

话说回来，等我秋天到南大报到时，却几乎发生意外。那天傍晚，系主任邱树森老师带系领导前来看望我们新生，把我拉过一边，对我说：“小全，你愿不愿意换个研究方向，改学宋史？”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想跟刘先生商量商量。”邱老师也不再多说，此事也就作罢。我猜想：邱老师之所以想让我改学宋史，可能是因为考虑到系里的学科建设，当时系里宋史研究似乎相对薄弱，而我正好是从国内宋史研究重镇之一杭州大学历史系过来的。况且，杭大历史系的黄时鉴老师在我来南大前还写信推荐了我。

在我上研究生时，刘先生已招过四届，上面还有好几位师兄。师兄们都比我年长不少，有的还是“老三届”，有陈效鸿、臧振、邹旭光、应海康、颜世安诸位。其中，臧振兄毕业后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我始终不曾谋面，早几年已退休，曾有多部著作惠赠于我。前些天在北师大开会，我还与他们的赵世超校长谈起臧振兄。与陈效鸿、邹旭光二位师兄均有交往，多蒙照顾。应海康兄则因不住学校，当时正作毕业论文，交往也少。而比我们高一级的老颜，才华横溢，性格开朗，过往较密，受益良多。至于比我低一级的两位师弟王培德与卞朝宁，实际均长我不少。十余年前我去贵阳开会，特地到贵州人民出版社去拜访培德兄，不想被告知王总（副总编）已退休了。朝宁兄近年来与我微信联系较多，已退休几年。大概是因为我最年幼，所以研究生三年，诸凡先生家与学校、尤其是与系里发生联系的事情，只要我在校，多由我来办理，诸如帮先生领工资，取信件、报纸，还有通知会议，向学校联系车辆送先生去医院。因此，一周之中，上课之外，我至少要去先生家一次。

对我们的学业，先生十分认真。这种认真劲，甚至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因为年迈体弱，当时有许多老先生都选择在家里给学生授课。先生也是如此。授课一般在上午九点开始。我们到先生家时，有时他还未用完早餐。见我们进来，师母经常会催促先生：“快点吃吧！”可事实上，先生是快不起来的，他的视力几乎失明啊！等用完早餐，先生将碗筷往桌边一推，就开始讲上了。先生讲课，言语低沉，不紧不慢，却不知不觉中把人带进知识的海洋。先秦诸子文献，他能随口大段、大段地背诵，令年少轻狂、自命不凡的我，也不得不深深折服。

先生一讲就是几个小时，这是经常的事。通常等他想起时间的概念，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有时候，他就说：“你们回去吧，快耽误你们吃饭了！”有时候，他对我们说：“再等一会。在家里随便吃一点吧！”那时候，我们似乎什么都忘了。于是，接着听他讲。其实，为我们做饭的师母，比先生年龄还大几岁，早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并且，除了老两口，至少还有长期有病在家的他们的长子。做这么多人的饭，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生给我们开的课程，有一门很特别，当时可能在国内是绝无仅有。这就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由非哲学专业导师亲自讲。《反杜林论》当然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誉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是，我们学的是先秦思想史专业，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我甚至有点埋怨，如果真要学，可以到哲学系去听，先生何必要亲自讲？ 因而有时候会产生敷衍的念头。现在想来，先生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训练我们的哲学思辨能力。

同门弟子中，先生对我的关怀可能要多一些。这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知道我年龄最小，来自农村。所以，我每次准备回家前，先生总要反复问我：“回家的钱够不够？要带点什么东西吗？”还记得第一年放寒假，快过年了，我去先生家辞行，先生硬是往我口袋里塞了20块钱。我怎么也推辞不了！事实上，那时上研究生，国家每月给我有51块钱生活费，钱还是够用的。第二年，他还是不放心，因大师兄陈效鸿工作忙，不能再去南京市电大兼课，他就让师兄推荐了我。

先生特别关心我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当时思想太单纯，且胆子很大，像一匹“野马”。那个年代，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光是“孔孟之道”岂能把我的思想笼住？对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学说，我几乎是有点贪婪，生吞活剥地拿来就看。因而与先生谈起学术，诸如黑格尔、费希特、叔本华、尼采、休谟、罗素等，无不兴味盎然。还有《圣经》《古兰经》《神曲》《浮士德》《约翰·克利斯多夫》等，以至一些佛教经典，亦在阅读范围。我经常是似懂非懂，但不受拘束之性格却是显而易见的。

记得冬天的一个中午，快到吃饭时间了，我听到有轻轻的敲门声音。我也没多想，放下书本去开门，面前站着的竟然是先生！当时我们住在研究生宿舍的四楼，学校南区。先生从校外的家走到我们宿舍，得先穿过北区的教学区，再过马路进入南区，即学生的生活区。想到先生双目几乎失明，举着拐杖，边问路，边吃力地爬上来找我的情景，我不禁潸然泪下。这次先生来找我，不为别的，只因为前天晚上我去先生家，与先生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思想辩论。辩论的内容，现在看来于我是十分幼稚，对于一些历史与理论问题似懂非懂。我当时从先生家出来，心中却错误地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及“舍我其谁”的万丈豪情！

出身望族 昆弟四人

书香门第

刘先生出身望族，原籍安徽巢县，系当地首富。祖父刘原道（1865-1938），清朝同治年间拔贡，做过李秉衡幕僚，后投李鸿章属下，帮办洋务，曾任扬州十二圩盐务监督。晚年居家养静，琴书暇日，兼领修志、订谱工作。工诗文，他与国内名流金坛冯梦华（煦）、无锡钱名山（振锽）、修水陈三立（散原）常有诗文往来，颇为时人所重，著有《居巢诗征》《庚子劫余草》《洒然庐吟草》等。晚年还热心慈善事业，倡办育婴、赈饥等，带头捐资修建松毛河避风船塘，颇为乡里称道。1938年4月30日，日军攻陷巢城，他避难于巢南，不久因病去世。

父亲刘晦九（1887-1946），年少时有“神童”之誉。15岁时，就与其弟刘述曾同科应试，考中秀才，兼之家学渊源深厚，深得其父刘原道真传，毕业于国立两江高等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民国初年，在家乡执教，学生中有后来的李克农将军等。后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开巢县人在大学任教之先河。1925年回乡，创办明强小学，发起成立居巢卿云诗社。因目睹列强对华虎视眈眈，念及国民党官场日益腐败，萌生办学为国家培养英才念头。1927年，恰逢张治中将军回乡扫墓，他与陈灌芜等人一起，将办中学报告呈送安徽省教委。经审核批准，多方筹措，于1929年创办巢县县立初级中学，校址位于巢城卧牛山东麓原中学堂，陈灌芜任校长；刘晦九任国文教师，并为学校创作了《巢县县立中学校校歌》。

先生后来回忆说：父亲举秀才后，即无意进取，转好新学。这两代人的思想差距，很早就反映在我童年的心坎上。

艰难岁月

先生出身名门，又是家中长房长孙，按理说他的求学道路应该很平坦，可是充满艰辛。他五岁时，祖父亲自为他启蒙，除《三字经》外，读《四字经》，一上来就讲“经书暇日，子史须通”。六七岁后，在祖父督教下，依次读四书五经，只管死记硬背，有时连圈定的几行小注都要背。然后读韵文，从《楚辞》到《昭明文选》，随意挑着读。经常晚饭过后，在祖父监督下，在灯下读唐诗、古文，篇篇背熟过堂。到十岁那年，先生已将唐诗、古文都学完了，十三经学完了，祖父又要求向作八股、试帖再努一把力。

正当这时，父亲从外地休假回家，听说有这回事，就委婉地和祖父商量:外边早就不兴这个，这才打消了祖父的念头。父亲创办了明强小学，先生终于跨出家塾的门槛，转入新的教学环境。小学毕业后，父亲送他去了芜湖萃文中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清规戒律颇多。想到英国是第一个发动鸦片战争、侵犯我国神圣主权的国家，先生不禁怒火中烧，巴不得早一天结束这种封闭式的生活。读初二下时，听说上海租界发生“五卅”惨案，枪杀中国工人。先生愤怒地抢在示威人群前面，在英国文化侵略者(指校长华尔敦)的头上找到了反击一掌的机会，但他也因此被学校挂牌除名。

回到家乡的先生在一位表叔安排下，来到一所私立工业专科学院读预科。预科班上的课，主要是数理方面，足抵高中程度，限两年学完。由于他数理底子薄，且各门课用的全是英文教材，把他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年寒假，他回家过春节，恰巧碰到北伐军过境，有一位旅长借住他家，热情宣传国民革命的大道理。祖父知道了，二话不说，马上把他找去训话，决定不让他再回学校，只管留在家里读古书。就这样，先生一连在家辍学两年。好在他家院后有两座小楼，里面四壁琳琅，满放着上辈收藏下来的线装书。他以清理图书为由，如饥似渴地探求知识，书海遨游。

这时，祖父年岁高了，看先生比较听话，就不多管他了。父亲却认为现在时局变了，只要是个年轻人，就得出去学点新东西，跟上形势，便暗中鼓励:要抓紧时间复习外文和数学，没有这两门，就考不上大学。于是，他不动声色，私下与父亲商量，做好必要的准备。终于在一个春节后的晚上，他背起一肩行李，独自踏上了新的征途。他带着父亲的介绍信，来到南京安徽公学，被破例安排到毕业班旁听一些课，准备在暑假报考大学。经过短短几个月备考，他满怀豪情地步入试场，终于在中央大学发榜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当先生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家中时，父亲却不在家，听母亲说，祖父近几天来常常查问他，一提起他考大学的事就冒火。当他如实地说报考中央大学中文系时，祖父的神态反而平静下来，说：“学中文是条正路，可家里收藏的古书，够你学一辈子，何必外求?有不懂的地方，只管来问我。几千年来，不知出了多少大文豪，大学问家，可都没有上过洋学堂，这才是千真万确!”祖父还说:以后你们年轻人不准再谈上大学的事，凡是不听话的，一切费用，家里决不负责！父亲一回家，听说他考取了中大，非常高兴。然而，父亲还是没有争不过祖父，这就决定了先生一跨进大学之门，就不得不走上半工半读的艰辛道路。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的三个弟弟毓珩、毓璠、毓琳这时都已在大学念书。二弟毓珩于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三弟毓璠在南开大学经济系，于1935年冬入党，并和贾明庸等领导过天津“一二·九”运动；四弟刘毓琳（后改名刘刚）于1935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是“民先”成员。1936年暑假，兄弟四人回到家乡，开了个家庭会议，并作出决定：先生辞去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所资料室负责人职务，回到巢县初级中学当教导主任，并负责照顾家中老小；三个弟弟结伴去延安，参加革命。

“七·七”事变后，章乃器在安徽成立抗敌民众动员会，委任先生为巢县抗敌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1937年10月下旬，先生成立巢县战时青年服务团，并于次年5月巢城沦陷时，带领青年服务团成员踏上远赴武汉、长沙的路途。经过两个多月长途跋涉抵达长沙，并拜会了徐特立。9月，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决定要巢县青年团成员往湘西国立第八中学校本部（在吉首市）报到，先生在该部任文史教员。抗日胜利后，先生返回巢县。

先生回忆说：从“七七”事变前夕，经过八年艰苦抗战，除了拨出一部分时间卷进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我被迫抛妻别子，孑然一身，肩负国忧家难，依靠一个普通中学教师的月薪收入，护持着一家五口(父亲、母亲、小弟、大姐、外甥女)，跋涉于巴山蜀水之间，在生活磨难和政治迫害下，根本没有条件去做任何学问。堪以自慰的是:我在百忙中能够找到地下党，接受革命教育，又设法借到一批古书，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经常聆听父亲有益的启迪。1947年，先生赴芜湖师范任教，1950年回到母校南京大学任教，直至离休。

三个弟弟

二弟刘毓珩（1914-1984，即陈其五，刘少奇为其改名），幼时从祖父研读经史，1929年就读于巢县中学，再升入扬州中学高中部，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5月，日本侵略军大举入关，华北形势万分危急，形成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局势，清华大学校内学生斗争也十分激烈。是年暑期，刘毓珩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前夕，学生会改名为学生救国会，各高校还成立了北平学联。此时，他与黄诚、陆璀、吴承明等为清华救国会主要负责人，党内领导人为姚依林、蒋南翔。“一二·九”运动中，他与燕京大学的朱南华被派往南京、武汉发动学运。离开武汉时，他还写了《北平学生运动的意义》一文，刊登在武大学生救国会出版的《救中国》第一期上。另有一篇根据他讲话记录整理的《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也刊登在同期。1936年4月，他回到北平继续参加学运。这时，各校已经复课，为着眼于将来准备对日作战，他和黄诚受派遣，反对埋头读死书而去教授会议要求实施国防教育方案未果，6月下旬，学校宣布开除刘毓珩、黄诚等人学籍。

“七·七”事变爆发，刘毓珩与兄弟回巢县从事抗日宣传和抗敌工作。1937年11月，他到武汉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并根据叶剑英的意见，被派到山西卫立煌部任秘书和战地工作团主任。在参加中条山战役后，他又随卫立煌部退至冯家堡一带休整。1938年2月他在途经延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接受派遣前往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认为，刘毓珩这个名字对国民党来说太熟悉了，建议他改名。当得知他母亲姓陈后，刘少奇说：“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好嘛？”从此，刘敏珩就改名为陈其五了。自此之后，不论是他担任党内、军中什么职务，均改名为陈其五，曾任新四军团政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62年，他受到错误处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后任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9月病逝。

三弟刘毓璠（1915-1942），1932年毕业于巢县县立初级中学，以优异成绩考入扬州中学。1935年秋，他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他以古流、黄河古流等笔名经常向校学生会主办的刊物投稿，积极宣传抗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先后参加铁流文艺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与天津大、中学校组织的“五·二八”大游行，开展募集寒衣声援绥远抗日将士以及营救“七君子”签名等运动，号召天津各界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夏，他随兄长返回家乡，投身到地方抗日救亡活动中。“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决然辍学，告别了相聚仅一个月的新婚妻子北上，奔赴山西八路军总部。再由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国民政府新五军十一团，担任政训室副主任。其间，他经周密策划与不断开导，说服该团团长王天祥终于弃暗投明，率全团起义并加入八路军。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服从党组织决定，返回中共北方局工作，任宣传材料科科长，负责编辑《党的生活》《敌伪研究》《材料汇编》等刊物，在党内外广为散发，揭露日伪暴行，反对投降分裂，激励军民抗敌。1942年5月，侵华日军对太行山区进行“大扫荡”。5月25日，为掩护军民突出重围，八路军进行了著名的“十字岭突围战”，刘毓璠在左权副参谋长指挥下随军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7岁。八路军粉碎了敌人“铁壁合围”总部的战略计划，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左权将军也在此次突围中血洒战场。

据说，四弟刘毓琳后来未去延安，而是去了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并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代曾在上海教育学院工作。具体情况对他不是很了解。 

哲人已逝 精神长存

于今，刘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回想起来，跟随先生三年，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主要的还不是什么具体的文化知识，而是他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以及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出身于这样的大家庭，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却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屡历风霜，成为批斗对象是毫无疑问的，思想上的折磨与肉体上的创伤，难以言说。即使是这样，先生从来没有任何怨言，直到晚年一直追求进步，年近八旬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与几位兄弟在抗战时候的特殊经历，让我想起了梁启超学生、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教授。姚先生在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期间，组织师生战地服务团，亲赴前线，不幸在新干县与日寇搏斗中英勇牺牲。“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先生同样亲自组织了战地服务团，两位弟弟奔赴抗战前线，一位弟弟壮烈牺牲。当年他们的那份豪情，与此何其相似！

先生的家境一直较为窘迫。师母是家庭妇女，无收入来源。大儿子有病，长期在家休养，需要照顾。二儿子情况也是不佳，是工厂的普通职工，有儿媳、一个孩子。一个大家庭挤在并不宽敞的单元房里，主要靠他的工资维持生活，时常有外地亲戚来求援，还有我们这些学生来“蹭饭”。即便如此，先生仍是胸襟开阔，不改初衷，专心学问。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工作。差不多两个星期，我总能收到先生的亲笔来信，尽管因高度近视，字多歪斜，内容却绝不敷衍，总是倍加关切和鼓励。可能跟一般导师称呼学生有点不同，先生来信的开头较为正式，总是：“全根先同志！”话虽略显拘谨，但是每次收到先生来信，我的心里又是何等温暖！

先生一生坎坷，少时风流倜傥，老年孤独落寞，多少颠沛流离、悲欢离合在其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我忽然想起先生对于诸子百家的一个评判。他说：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士”的队伍中，不管是属于哪家哪派，都是在关心国家大事，重视社会现实，加强道德修养，锤炼思维能力。这个，我想大概就是先生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之不竭源泉吧！

这些年来，我在闲暇时候经常写点古体诗词。上研究生时，我就知道先生擅长写旧体诗，但从来没有向他请教过，也不曾记得他的哪一首诗。前几年，我看到重跃兄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提到先生创作的一些诗。先生的诗不是那种无病呻吟、只重形似的模仿之作，而是清新的抒怀珍品，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读起来像流水，像春风，很能打动人心。这里录一首他晚年写的诗：

缠绵病榻误朝昏，

往事依稀落梦痕。

阅世无妨经百炼，

论交何惜尽千樽。

秋风着意催华发，

好月多情恋客魂。

与子同心非一日，

相邀踏雪过寒门。

这是先生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表达了他历尽沧桑后的恬淡心情，是仁者的悲悯，智者的感悟。最后，我也附一首刚写的小诗吧，就算是给先生交的作业：

时光荏苒恍如烟，

阔别先生三十年。

颠沛流离扶老幼，

英雄壮烈胜清贤。

诲人不倦情深切，

文采非凡思万千。

甲子轮回随世变，

平川广野景依然。

2023年7月6日于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