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0多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中国的现实赤裸裸地摆在城市青年们面前，他们不得不从基本的生活技能学起，也自此学会了凡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用作者的话说：“不再用以往飘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我们放下了所有的优越感。有人说蹉跎了岁月，可相比长眠在农场的人和世代生活在那方土地的人，又怎能说蹉跎？”

1968年6月27日10时38分，列车已经开启，前来送行的人们还紧紧拉着我们的手，道珍重。望着人头攒动的北京火车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和我同车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学们，都记住了那个终身难忘的时刻。

初到北大荒

那个盛夏，北京各中学的900多名学生乘坐着知青专列前往黑龙江农垦总局八五三农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那趟列车的终点站是黑龙江的迎春镇，是距离八五三农场最近的火车站—150公里。因是临时加开的专列，所以火车开了三天两夜，路上走走停停，还有若干次临时停车。直到6月29日晚上9点半，列车才抵达迎春。

八五三农场派来了几百辆解放牌大卡车，在站外排成一个大半圆迎接我们，场面煞是壮观。我们在迎春待了四个半钟头，然后分乘各个分场的大卡车，向八五三进发。

150公里的路，走了五个钟头，才终于到达我们的新家—六分场二队。

被分到二队的一共10个人，五个女生都是我们人大附中的，五个男生是123中的。五个女生中，我们四个同进退、最要好的同学都是66届初三的，还有一个小吴是66届高三的。大概是希望高中生发挥更大作用吧，分场招生的人有意把她们几个高中同学分开，一个队一个。

我们队里，在已经盖好的知青集体宿舍中，给我们准备好了房间。我们五个和两个当地农场子弟被安排在一间宿舍，上下铺都是新做的。等安顿下来，已经到了队里开午饭的时间，围观我们的大人、孩子才散去。食堂和我们宿舍就隔着横穿队里的唯一一条大道，有老职工告诉我们，队里为我们准备了午饭。

作者（左）和关力在北大荒

虽然各自都带了很多吃食，但我们认为到北大荒后的第一顿饭，就应当去队里的食堂吃。

走进食堂，我们吸引来了不少目光。这食堂也兼作队里的“大会堂”。“座椅”是一条条搭在砖头上的木板，竖排一共两溜，每溜十几个横排，两溜中间是过道。在这些“座椅”后边靠近打饭窗口的地方，支起两张大圆桌，上边摆了一些碗筷，还有菜。那必定是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很大方地朝其中一张圆桌走去。正零零散散坐在横排木板上用餐的老职工们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目光追随着我们直到那餐桌。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惊讶我们的大方和洒脱，所以都很得意。在老职工们惊讶的目光中，我们得意洋洋地开始大快朵颐。正吃着，又有几位老职工走进了食堂。这下，轮到我们惊讶了。只见刚进来的几个老职工先在“座椅”前边的空地站好，然后面向正面墙上挂的毛主席像，掏出“小红书”，开始敬祝“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接着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去打饭。这一幕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怪不得人家拿异样的眼光看我们！

1994年作者回农场时拍摄的农场桦树林

可是，这完全是庸俗化啊！在北京的时候，听说过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谁也没有亲眼见过，更没有身体力行过。到北大荒的第一天，竟然就碰到这种事，我们觉得难以容忍。

那顿饭，我们囫囵吃过。回到宿舍，马上商讨对策。我们选择去北大荒的动力之一，是那里有食堂，我们吃饭没有问题。可是没想到，到了北大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居然就是“吃饭问题”。我们四个初中生，尤其是我，慷慨激昂，绝不愿认同这样的行为。我们准备下一顿饭照旧不敬不祝。小吴到底年长我们几岁，比我们成熟。她说：我也不认同这样的形式，但是我们刚来这里，不能太脱离群众吧？是不是可以先走一走这个形式，同时向领导反映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北京都不这样搞，建议他们取消这个形式？小吴说服了我们。于是大家决定，先入乡随俗。但是我们选择念的语录一定要不同凡响。挑哪段语录呢？我们几个不约而同想到了一条。当天晚上，我们故意挑食堂里人最多的时候进去，匆匆“敬祝”之后，以最响亮的声音发自内心地念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我们认真地向队、分场领导提出了取消敬祝仪式的意见。当时恐怕不只我们一个队的知青提了意见，所以两个月后那个仪式就取消了。

为到抚远写血书

到北大荒最初的劳动就是“锄大地”—在大田除草。那时候北大荒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不算低，除草是有机器的。但是时值7月中，麦收即将开始，机器都要检修，又没什么别的活计给我们干，队里就让我们人工除草。这可让我们领略了北大荒的大和我们的小。站在地这头望不到地那头，半天的功夫能锄一个来回就不错了。干了十多天，在第二批北京知青到来之前，队里把我们分到农工班，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全天干活儿。没多久，传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抚远组建六师的消息。抚远位于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交汇处，在三江平原的东北角，也是共和国的东北角，正处在共和国版图的“鸡冠尖子”。就是这个“鸡冠尖子”的位置，最吸引我。

上级决定由我们八五三和八五二这两个老农场，也就是兵团三师的二十一团和二十团，共同组建一个向阳团。向阳团所在位置是“73号点”，号称“边疆的边疆，第一线的第一线”。我所在的八五三农场六分场，即二十一团六营，负责组建一个连，就是后来的向阳团第五连。当时流行的口号很多，我最喜欢的一个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八个字在我心目中的实际意思是：周游祖国，周游世界。当时世界离我太过遥远，无从周游；而周游祖国，我觉得还比较现实。祖国的那个鸡冠尖子，如果不借重这个进军抚远的机会，我觉得很难游到。所以，我说什么也要到那里去。

那个时候，在年轻人中间还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作：“站在最前线。”抚远绝对就是最前线啦。至于那里生活条件要比老农场艰苦，一切都要白手起家之类，我倒不在乎，反而觉得挺新鲜、挺刺激。

可是抚远并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要自愿报名、领导批准，要“根红苗正”、表现突出……我们六营当时有两千多号壮劳力，名额却只有60个。报名的人太多了，而我真是不够具有竞争力。尤其是到北大荒之后，一直没有“突出”的表现—别的知青一下子就扛起180斤的粮包上囤的时候，我才晃晃悠悠扛到120斤。虽然后来也扛到了180斤甚至200斤，可那表现早已经说不上突出啦。那会儿我可真后悔自己不够“革命”。想去抚远的人都写了决心书，之后听说很多人还写了血书，这让我们几个非常不喜欢形式主义的家伙有些惶惶然。本来我们表现就不冒尖，如果再因为我们不屑走这形式而被拒绝，那不是亏吗！于是我们四个“闺蜜”决定也一起写份血书。照着曾经读过的一些小说里的描述，我们在宿舍里用针扎左手的中指，可我们三个人的血，才写了几个字，就流不出来了。再扎、再挤，可写了几个字就又没了。只有包包的血量可观，最后我们用她一个人挤出的血写完了四个人的“血书”，真有点儿吸血的感觉。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血书是淡淡的褐色，完全不是鲜红的。血书交上去了，可是连里批没批准，一直不透风。元旦之前，第一批去抚远建点的队伍就上去了，六分场去了20人，由我们队长王云辉带队。第一批一律不要女生。

连长王云辉在抚远

1969年，我们在北大荒的第一个春节，过得热热闹闹。大年初三，2月19日，突然消息传来，我被批准可以去抚远了。2月20日，连里正式公布名单，2月22日，我们的行李就要集中到营部。2月23日，也就是大年初七，我们开拔！一切都很仓促。连里的老职工们非常热心地前来帮我们洗洗涮涮、缝缝补补，那劲头，真像战争年代老百姓送子弟兵上战场。我们心里暖烘烘的。

然而，我们一起来北大荒的四个“闺蜜”，却被一劈两半，我和关力去抚远，包包她们两个留下。分手那天，走的留的都哭成了泪人—离开北京都没有那么伤心。可一上路，我们就收起了眼泪，初探荒原的新鲜感取代了好朋友分手的伤感。

初到抚远，我们向阳五连全连60人，住一顶棉帐篷—这是先上来的第一批人搭建的。帐篷后边是一片林子。40个男生，20个女生，统统睡通铺。没有条件铺木板，通铺是用砍下的杨树枝一根根排列搭在架子上，横头钉上几根方木压着这些树枝，树枝上面铺上我们的铺盖，就算床了。因为只有一顶帐篷，空间实在有限，所以通铺也分上下铺。帐篷是东西向，里面南北两排上下通铺，中间的过道上，放两个大油桶做的炉子，烧木柴。女生的铺位紧着西头南北两排的上下铺，挨着连队伙房。两排通铺的男生和女生之间，只隔着一领苇席，靠女生这头苇席的下铺，分别是连长和指导员的。那时候的连队干部，真是一点特殊待遇也没有。连长王云辉当时已经42岁，是连里年纪最大的。顺便提一下，老王和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上将是老乡，他俩同年入伍，同连当兵。

虽然中间的过道没有遮挡，但是我们女生还是会在我们的通铺上方拉根绳子，一溜挂了一排塑料布当帘子挡着。尽管如此，睡觉也基本上是和衣而卧。

欢乐的伐木生活

到抚远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伐木。因为白手起家首先是要盖房子。60号人，以后还要来人，不能总住在棉帐篷里。盖房子的主要建材，就是林子里生长的树木。我们那片荒原，都是次生林，主要的树种是杨树和桦树。桦树长得漂亮，但不适合当建材，杨树也不是好材料，可总归比桦树好一些。我们伐木主要是伐杨树。

在老场，伐木基本上是男生的活儿。但是在抚远，一个连就60号人，所以不论哪个连，伐木的活儿男生女生都要上。

伐木的场地是连长他们事先踏勘好的，离我们住的帐篷还有好几里地。因为距离远，所以中午都不回来吃饭，而是由炊事员挑着担子送。林子里的积雪往往没膝，我们都要在棉裤外打上绑腿。走进林子，后边的人踏着前边的人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否则很不好走。可是一条路刚踏出来，我们伐木的地方可能又转移了，又得踏出新路，真实地体会到一点儿林海雪原的感觉。

次生林的树没有太粗的，所以也不需要油锯之类，都是两个人合拉一把大锯。老职工们心疼连长老王年纪大，示意我们不跟他搭伴，让他落单就能歇着，可他就用斧头砍树，并不休息。

知青大都没有伐过木。连里只有几个有经验的老职工，也不够一对一地带我们，又没有时间培训。连长就给大家讲了讲要领，让大伙去“实践出真知”。其间，连长和有经验的老职工会插空个别现场指导一下。

伐木首先要判断树往哪个方向倒。简单说，有坡度的地方，树一般会往下坡方向倒。但是如果朝上坡方向的一侧枝叶特别茂盛，那也会往上坡方向倒。枝叶茂盛的一侧如果和山坡平行，就是或左或右横着倒。在缓坡或平地，主要根据枝叶茂盛的一侧来判断树倒的方向。判断了树倒的方向，还要注意那个方向不要有遮挡的树，确保树顺利倒在地上，然后从倒向的一侧的树干根部靠上一点开锯。锯到树干横截面的三分之一左右，把锯拔出来，再从另一侧锯。两边茬口高低不同，绝不可以一般高，以免夹锯。两边茬口接近的时候，把锯拔出来，轻轻一推，树就倒了。树倒之前，必须喊出树倒的方向，提醒周围人躲避。往下坡方向倒，要喊“下山倒”，反之是“上山倒”，横向则是“顺山倒”或者“横山倒”。两个人拉锯，一开始我们总配合不好。锯齿切不进树干，却把我们的棉裤膝盖处拉出一条口。待到大家拉顺了时，我们棉裤的膝盖部分都很褴褛了。

知青炊事员（王仞山摄）

李津生画的抬木头图

以往和高高的大树相比，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可当我们相互配合自如，看到一棵棵大树被我们放倒，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又油然而生，仿佛在树倒下的一刹那，我们成了这森林的主宰，好不痛快。这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开始犯淘气了。因为知道大家散得很开，我们旁边肯定不会有人。就在树倒之前，大喊：“满山倒—！”然后就开怀大笑。于是，林子里此起彼伏的都是“满山倒”的喊声和嘻嘻哈哈的笑声。有时气得连长王云辉瞪起铜铃般的大眼吼我们：“胡闹！”

但是有一样活儿，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本事干。那就是“打挂”。偶尔，树没有倒到林子里的地上，而是搭到了别的树上，那就是“搭挂”了。如果不处理，在附近作业会很危险，因为树随时有可能砸下来，伤到人。处理这个事儿，就是“打挂”，把搭在别的树上的那棵树“打”下来，常常连同被搭的树一起放倒。我们刚去八五三不久，就有北京青年出事出在搭挂和打挂上—没打好，树砸下来，活活把人砸死。所以，打挂这活儿，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要胆大心细，也要有技术。

我们连打挂最在行的，除了连长和几个老职工，就是我们女生排的排长、双鸭山知青关玉萍，我们叫她关萍。她带着女生伐木，一遇搭挂，我们就喊她过来。关萍看看搭挂的树，拿把斧子，把周围的树三劈两砍，问题就解决了。有时，她也会指挥我们把搭挂周围的树锯倒。她把着风，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抚远，我们全团都没有因伐木出过死伤事故。

放倒了的树，打了枝枝叉叉之后，就要拢到一起，叫集堆。这是力气活。做檩条用的原木，比较细，我们一般一个人就能扛起。粗一点的，两个人扛。做大梁用的原木最粗，就要四个人用挂钩抬。特别粗的，还有用两副挂，八个人抬。抬挂钩，虽然是四个人或八个人一起，也是沉甸甸地压得很。所以特别要求四个人的步调一定要一致。为此，就要喊号子。我们连队喊号子喊得最好的是老职工刘福义。我第一次抬挂钩，被照顾走在前边抬小头，听老刘在后边喊号子唱得很响亮也很好听，我却只是听着不响应。老刘就把我唱到号子里：“前边的那一位，怎么不吭气？”我只好跟着他们张开嘴，“嗨哟嗨哟”地应和老刘。这一应和，确实感觉负担轻了些。老刘的词都是触景生情现编的，很有趣。可惜没有记下来，只记得通用的开头两句：“哈腰挂了那个—嗨，挺起了腰那个—嗨！”

在北大荒干过的活儿中，我对伐木情有独钟，包括抬挂钩。伐木伐得上瘾，以至于那年夏天回北京探亲的时候，跟妈妈走在长安街上，我一路老是抬着头看路边的树。我妈很奇怪，问我：“这些树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我在看要是伐这些树，它们该往哪儿倒！”

开春时节的水荒

眼看要开春了，连长老王一脸愁云惨雾。因为我们连的井还没打出来，吃水成了大问题。

刚到抚远的时候，各连用水都是靠别拉洪河的冰。团里有专人在别拉洪河凿取冰块，再派拖拉机拉着爬犁装上这些大冰块送往各连。一爬犁冰块拉回来，在冰天雪地里放着，随用随在我们的大油桶炉子或伙房的灶上烧化成水。听说我们连离那条河有25里。3月中，别拉洪河开了江，不仅不能再拉冰回来，而且我们囤积的冰块也眼瞅着不保了，吃水将成问题。除了别拉洪河，我们连乃至向阳团附近都再没有别的水源。所以在井被打出来之前，我们还得指望别拉洪河。冰已经化了，就从河里取水回来。

从河里取水还是由团里统一负责，将河水装到大水罐里，仍是用拖拉机拉爬犁驮着，轮流送到各连。全团只有一辆这样的水罐车，装满水好像也不如冰化的多，供应也不是很方便。我们的用水立马紧张起来。水罐车拉来的水太宝贵了，只供做饭和饮用。其余用水，均不保证。记得用水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只能三四个人用一茶缸水刷牙，每人总共只有两口水漱漱口，用牙刷干刷一下，不敢用牙膏。而且一天只能刷一次。

老王带着一帮男生天天忙着打井，他为此很是焦虑。向阳的地质表层黑土很浅，下面有流沙，井板镶不住，因此井很不好打。地下水位倒是挺高，但是水质并不好，不适宜饮用。打深井要有机器，当时团里请来的专业打井队还没到我们连。很难想象，在生机盎然的春天，在到处是森林和水草甸的二抚平原，我们竟然闹起了水荒。

只是即使水快断了，我们还是嘻嘻哈哈，因为老王打发我们去做的事儿，太可乐了。他把全连的伐木工作停了下来，除了打井的人和炊事班的，其余的人手发一条麻袋，到树林子里去找雪，收拢到麻袋里，再背回来。和刚来向阳时林子里积雪没膝的情景大不相同，此时的林子里，雪都快化光了。只有林子深处，那些背阴的大树根部，还有些残雪。我们那儿的次生林，林子虽然大，却没有什么野兽，挺安全的。大家拎着麻袋，满树林子去搜集那些残雪。感觉特别像电影《地雷战》里那些个偷地雷的日本兵，而且这活儿太轻省了，满满一麻袋雪，好像也没有一斤重，背着轻飘飘的。满林子的嬉笑声，与连长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雪化水，真是不出数。我们在帐篷外的空场上架起两口大锅，下面烧起火。把背来的雪一袋袋倒进锅里，堆得冒尖儿，等化成水，却勉强只有小半锅。

3月底，我们连终于勉强打出一口井。虽然出水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水质也不好，但是全连都很兴奋。老王一展愁眉，和很多人捧起从井里打出来的黄泥汤子就大口喝，如饮甘泉。再后来，团里又请来专业队，给我们打出了机井。而那个春天拎着麻袋满林子收集残雪的场景，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我一直觉得一场上山下乡的经历，还是蛮宝贵的。经历了上山下乡，也开阔了眼界和胸怀。特别是去黑龙江农场的知青来自全国各地，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而知青给当地人带来的文化冲击，使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样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至于那是否“蹉跎岁月”，我认为全在于个人。想一想长眠在农场的那些人，想一想几辈子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毕竟只在那里待了几年，如因此而怨气冲天，实在太没意思。有人说记忆是个筛子，知青生活被我筛剩下的好玩的事儿比较多。

（作者系新华社特稿社原副社长，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3年第4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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