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下，载歌载舞

　　——社会文艺手记

　　黄纪苏

　　(原载于我跟几位朋友新编的《艺术手册》)

　　八面槽教堂

　　北京王府井“金街”北端路东有一座教堂，人称“八面槽教堂”，不过，有些老北京或以老北京自居的人爱说“不就那东堂么!”其实，北京的“天主四堂”[1]都有哪几位，他们未必能说全。八面槽教堂坐东面西，体量既不宏伟，造型也趋中庸，完全没有许多西方宗教建筑那种拔地通天的架势，离开一百米，就会掩没在椿树柏树(其左其右两条胡同名)的叶间，消失在黛瓦灰墙的背后。教堂有三个拱顶，上面立着三个十字架。文革初期堂里的外国修女被红卫兵揪斗之后押解出境，曾轰动一时。十字架也拆了，夜晚从街上过，看去就像三个黑漆漆的头盔被射掉了盔缨。文革后恢复宗教活动，十字架又重新登临教堂的顶端。当春风把天空擦得锃光瓦亮，把白云梳得像条猫尾巴，在日色里熠熠生辉的十字架就像三个小羽人，刚刚飘落人间或正要飞往天堂。

　　从我记事起的1960到1970年代，这座教堂一直有道白围墙。围墙正中有一红色两扇的拱形门，门楣写着“天主堂”，门的一侧悬着“八面槽小学”的木牌。当年建设资金短缺、人口增长迅猛，全国庙了寺了祠了的大概没少改校舍——民国初年兴学也是这办法，诗僧八指头陀好像就为这事气死的。北京市教育局和宗教局的领导当年约谈八面槽教堂的本堂神父时说：“教育、教堂都姓“教”，一家人嘛，一家人就别分两处过了!”神父一个劲划十字，表示这也是主的意思——这当然是我瞎猜。1980年代八面槽教堂和八面槽小学又共处了几年，但显然不和平，纠纷都闹到报纸上去了，为的是小学升国旗的事。国家通过升旗仪式为少年儿童接种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学龄前太小种不上，到初中高中逆反期种还不如不种，小学是最佳年龄段。但经过了十年文革，对于爱国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教育，广大虎妈鹰爹乃至社会大众，都会觉得那纯粹是瞎耽误工夫，孩子赶紧学点真本事将来去基督教的故乡谋发展才是人间正道。所以，当时很多人议论此事，都同情教堂方面。不知道这种同情起了多少作用，反正后来小学校迁走了。忘了当时还是后来，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基督教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信仰，一笔写不出俩“信”字，过去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如今面对满世界穷凶极恶的“老钱”“小钱”，彼此就别拆台了。南非共产党主席乔斯洛沃说得好：

　　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和高尚的宗教这两个意识形态之外，找不到其他意识形态在伦理内容上能如此相近。同时，也没有其他两个意识形态被人歪曲之后对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这两个意识形态都为解放事业产生了烈士，也都为压迫制度产生了打手(转引自李平晔《信仰不同，但我们是朋友——我所认识的丁光训主教》，载于中国基督教网站“人物春秋”栏，http://www.ccctspm.org/renwuchunqiu/2012/1123/1211231.html)。

　　当代中国的基督教

　　在毛时代，基督教可以说介于半死与不活之间，教民多为解放前留下的“宗教遗民”，由于没有新鲜血液而一派西风残照光景。政治制度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平心说，十七年并不禁止宗教信仰活动[2]。当年宗教包括基督教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宗教能提供给人民的，共产主义差不多都提供了。即如“终极关怀”，当年老说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确能给人一种超越生死的升华感、意义感[3]，类乎佛教的涅槃，道教的飞升，基督教的天国，而且还不用担心现代科学的拦路检查。再如宗教的宏法利器——音乐，共产主义手里也有。中国革命的那些“红歌”用感人的旋律、动人的节奏，把一个新世界的苦难降生与光明未来唱得回肠荡气，堪与基督教的赞美歌媲美，甚至有过之也说不定[4]。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有次全校到救世军礼堂[5]开少先队员大会，全场訇然齐唱《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那是我头一次体验到一种神圣感，后脖子上下觉得麻麻的，记忆颇深。总之，毛时代的共产主义携中国革命席卷天下之势而一家独大，把中国人的“属灵”生活基本承包了，宗教能拿到的市场份额微乎其微，而出身于冷战另一方——西方——的基督教，那些年基本赋闲了。

　　近代以来在全世界普遍低走的宗教，却在近三四十年的中国一路上扬。原因还是在共产主义那儿。随着“文革”泡沫的崩碎，中国革命迅速塌缩为一个单纯而牢固的利益结构，即率领大伙升官发财并一马当先的官僚体制。作为社会关系和价值伦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留了身“主旋律”的衣服便不知了去向。各路社会思想乘虚而入，几大宗再度出山。中国重新皈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督教由于其与“世界潮流”或“蓝色文明”的血缘关系而显着比其他宗教更入时一些。不过总的说来，1980年代中国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并不旺盛[6]，为十亿人喊号子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虎狼之道尚未充分展开为虎狼世界，社会流动的渠道也有增无减[7]，几乎每个人都跃跃欲试，中国人那时需要的还不是止疼片而是兴奋剂。而十年后即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丛林虽然仍有不小的变数，但已大体分出了胜负，不但打残了的输家亟需抚慰自己[8]，打累了的胜者也想松弛一下神经[9]。于是便有了社会与宗教之间购销两旺、甚至供不应求的局面——多烂的和尚都有人排队请他们“开光”，砌个小神龛就能坐收香火钱。最盛的当然是佛教[10]，如今熟人里隔三个就有一个在“破执”，差五位就有一位要“开悟”。不少机关党委都快成“佛协分会”了，谁又能说现在的党员干部“信仰缺失”呢[11]?

　　基督教虽不像佛教那样随处可见，但就社会需求和生存环境而言，应该处于或接近其在华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人口代码为386199(即只剩了妇女儿童和老人)的中国广大农村，一台电视机加一张麻将桌写照了那里贫瘠空洞的精神世界。而我两年前去河南商丘的乡下，看教民们用地方戏曲排演圣经故事、评判日常人生，简陋的教堂因人心的升华而富有容光。有位年轻的朋友，在官僚体系窒息的工作环境里受到不少磨难，幸有基督教信仰扶持她一步步走出困境。著名演员孙海英“自从信主以来”每有惊人之见发表在其微博上，已成网上一个笑点，不过，比起满世界聪明绝顶却漂泊不定的魂灵，也真该为他近乎痴迷的幸福高兴。那天晚上八面槽教堂门口举行新教徒受洗仪式，我站在一旁看着烛光和泪光中的青年男女，被唱诗班纯净的歌声领向一个亦幻亦真的美丽世界，心里实在是羡慕[12]。

　　十字架下的广场

　　小学校迁走了，留下教堂前面一片空地，没给教堂，而是拆去围墙，给了百姓，改造成一片小型广场。广场高出王府井大街约五六个台阶，方砖漫地，沿东西中轴线铺了稍稍弧起的白石甬道，与建筑浑然一体。广场周边围以花池和木凳，中间两溜篮形大石花盆，为四百年古意增添了生香活色。这事让我纳闷了好久：政府这是怎么了，干嘛对人民群众这么好啊?我一直觉得，公园跟私园的比例可以衡量一个社会进步或退步的程度，说明一个政权的性质。八面槽往北500米路西的东厂胡同，有北京，没准也是全国，第一座公园——余园。那是慈禧手下的大学士瑞麟得风气之先，把自家的私园改成了公园。如果老佛爷当年也将颐和园对社会开放，那么爱新觉罗氏的后人金复新先生此刻坐在养心殿宝座上给全国臣民群发无厘头博文，不是没有可能的。如今多少大官富豪又在以拙政园为远景、颐和园为愿景，大兴土木。那天我经过寸土寸金的故宫护城河边，看到不知又在给哪位巨公营造巨室，其造型的考究、装饰的典雅已颇具贵族品质，早不是刚进城时的大老粗恨不在四合院里养猪放羊了。太阳月亮实在是够不着，否则他们一定会弄自己家去，客厅上头、卧室外头各拴一个，由黑贝藏獒日夜看守。我游北海景山时尝感叹，那么大的园子，就那么几个皇亲国戚外加太监丫鬟，也太空旷了吧。大观园要是多进驻些婆子成天叽叽喳喳，林姑娘何至于写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那样瘆人的诗句呢?流行于古代士大夫中幽冷枯寂的诗风，跟他们占据过大的地盘的确有一定关系。既不想缩小地盘，又希望增加人气，于是才有颐和园里的山寨苏州街，弄得跟横店影视基地似的。

　　流动人群

　　八面槽教堂前的广场不但对公众开放，而且富于人气。这首先得表扬中国的基督教铜臭气最少(还有回教)，不收费才敢拆围墙，哪儿像各地的和尚庙，售票箱门口挡着，捐款箱佛前等着，兜里没有一定的“储备金”是不敢随便问津的。其次要说它地理位置好，就在中国心脏的心脏王府井，不似有些小城市把大得没边的广场建在无人区。这里有川流不息的国内外购物及观光人群，包括溜东安市场溜百货大楼溜到这会儿两腿发沉的，东逛逛西逛逛逛到此处眼前一亮的。有一天，一列玩具似的观光车从我身边驶过，小喇叭里正在介绍教堂的历史，有湖北游客嚷嚷停车他要拍照，我正想多听点乡音，观光车叮叮当当就开远了。还有一天，也在广场那边儿，一位外地妇女问我附近有个孙中山故居怎么走，我说住了几十年就从没听说过什么孙中山故居。她拿了张北京游览图给我看，果然有没有的名胜图上都有，在不在的古迹图上全在——它们，包括八面槽教堂，已被打造为北京旅游经济的商标。圣诞之夜，时尚青少年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边上停了好几辆警车以防万一。此外，这里三九天也能见到妙龄女子穿着低胸赤臂的白色长裙，由专业摄影团队拍婚纱影集。应该说，对以上这部分人群，八面槽广场只是他们生命相册中一帧不显眼的风景，他们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可爱却偶然的联系。

　　周围社区

　　这片广场同另外一部分人却有着更稳定的联系，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也占据了更稳固的位置。这一带老街旧巷密如织网，平房多为四合院出身的大杂院，不少门洞被各家杂物堵得跟焦庄户地道似的;楼房也基本上是一二十年前建的，阳台窗台上堆满各种零碎儿。新的高档住宅很难在这里落脚，因为人口过密、拆迁成本太高，如果不能大规模连片“改造”，只建一两座豪宅，周围环境高档不上去也是白搭：胡同只够自行车钻来钻去，路虎进来跟虎落平阳差不多，哪个有钱人会放心儿女在这种地方成长?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起飞、城市改造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地理上的阶级重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少老城区已沦为许多发达国家大都市破旧的downtown。不过，以中国几十年天翻地覆的速度，以权力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的强大能力，我想这种格局应该不会维持太久。新兴资产阶级虽然逃离这类地方没多少年，他们坐在星巴克、上岛、当代Moma里对从前雨天走路溅一裤脚泥、冬天上公厕屁股冻得生疼都还记忆犹新，但他们很快又尾随着西方游客对门墩门环、老槐老柏——个别人甚至对铁丝上晾晒的内衣内裤——有了新的审美体验。不过以平民生活为底色的市井风情，他们倒是更愿意挂墙上面而不是把自己放里面。倒是这些胡同、宅院所链接的往事旧闻、尤其是靠近天安门故宫中南海的地理位置，赋予这一地区某种硬木家具的色泽，这色泽无疑会成为暴发户下一阶段的最爱。我想有朝一日，拾阶而上的资产阶级会以政府为后盾，以开发商为先锋，以美化首都、弘扬传统为旗帜，以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为交换，而进行整体清场的。往西南一公里的南池子已重建为古色古色的豪宅区。往西北两三公里通惠河玉河遗址公园西侧，一片飞檐斗拱的毛坯也正等着彩绘怡红快绿，快弄得跟八王府似的了[13]。

　　八王府的花园里要是没有妙姬曼舞、玉女吹箫那就不叫八王府了[14]。我看电视专题片《昆曲600年》第一集里介绍苏州城里某文化新贵的私家园林“南皮石记”，园主已经把国家级名伶弄园子里小聚、在水一方隔着柔波赏玩雅音了。其中有一段园主与“三五友好”的对话颇可玩味：

　　主人：现在让文化回归我们的生活，文化跟着生活走，这是个多么好的想法!

　　好友：【笑】只能在这个高墙封闭的园林里这样做?——

　　主人：我们这个音乐是可以大家分享的，是可以飘过墙的，虽然没有张生来翻墙，音乐是可以翻墙的…

　　被中国革命以巨大代价推倒的“高墙”，如今又立了起来，流浪猫能翻进去，灰喜鹊能飞进去，而平等[15]、共享的价值观就难了。网上的富人及准富人对美国法律允许居民射杀擅入私宅的陌生人——包括张生——特别津津乐道。与资产阶级向贵族升级换代的建筑运动一路同行的，是所谓“高雅艺术”越来越像《韩熙载夜宴图》了。北京东城“皇家粮仓”演出的《牡丹亭》，最便宜的票价360元，最贵则2000元。不少古色古香的表演场所索性改成会员制，成为官腕款小集体的堂会。美术家们的画室直通富豪的收藏室，难怪他们老把美蒂奇家族挂嘴上呢。

　　唱的奏的滑的

　　住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为中低收入人群，包括还在职或已退休的企、事业职工，以及卖水果改裤子做小笼包的外来人员，京腔京韵与南腔北调混为一谈。每天晚饭过后，男女老少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溜溜达达汇聚于此。这个广场比老的大院空场和新建小区的广场要更开放，其使用者也更显形形色色。就说南侧龙爪槐下吧，两年前那里聚着一帮乐手，为自报奋勇的“好声音”伴奏。乐手中有的人看着面熟，好像在东边空政文工团宿舍院里见过，应是专业文艺工作者出身。拉手风琴的是旁边商店的门童，外地人，指法娴熟，曲子记的也多，就是有点喧宾夺主，有时看不出是他给别人伴奏还是别人给他伴唱。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爹妈给了副好歌喉，练过美声，有时一嗓子飙到半空不下来，看得周围小姑娘眼珠都不会动了。有位常来唱歌的高个子老者，西服上衣运动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其保留曲目，只见他腰间别着自备小喇叭，左手保温杯，右手麦克风，一边唱，一边走，一边俯看左脚边的野花、右前方的水牛，十分陶醉。他偶尔还用原文唱《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苏联歌曲。有一天远远听到清甜婉转的女声，不少人和我一样加快了脚步，待走近却发现，歌者的身材、容貌和穿著都属于早市上最常见的类型。我有一阵常去早市，爱用手机在白如蒸汽的阳光里拍照赤橙黄绿的蔬菜瓜果，顺便也为各色人等摄影留形。我发现1980、1990年代还不时现身的“美女”如今在这种地方基本绝迹了。我短信一位“高雅女士”感叹此景此情，她从巴黎回复道：这点儿，这地儿，除了大糙娘们你还能看到什么!中国这一轮阶级分化及分布已大体完成，时间、空间、美色都已各就各位了。不过，到教堂广场唱歌的倒有些容貌端庄、穿戴考究的中老年女士，两手放的都不是家常位置，一看就是修过台缘、练过台风的。可能住这一带，也可能路过。

　　这边吹拉弹唱的同时，那边穿着旱冰鞋、踏着滚板的小伙子们在广场上往来穿梭，跳起跳落。我是1970年代末北京最早滑旱冰的一拨，听别人反映滑得算是“自由自在”，曾幻想由八个轱辘载着漫游世界。那时的轱辘多为铁制，滑快了火星四溅，在深夜的空街上，自我感觉不光脚踩风火轮，还“步步莲花生”，往来仙佛之间。后来骑自行车的升级开汽车，一个个快得就像要赶着见亲人最后一面似的，滑旱冰就太像“冒死吃河豚”了。等汽车速度降下来没那么危险了，路上也堵得没空子可钻了。

　　广场时空的分配

　　像道路一样，八面槽广场的时空也经历了一次再分配，再分配的结果也是滚轴滚板滚出了广场，准确地说，把黄金时段交给了广场舞，唱歌奏乐也改到了别的时间。关于这次再分配的过程，没听说“利益攸关方”之间发生过大的冲突。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人还不太把玩儿的事情当成多了不起的利益，不像公共楼道、公共车位那样不霸占、毋宁死。广场这类远离私人领地的社会空间，其使用权归属的背后，隐然可见一些普遍而朴素的原则。先来后到是一条，但也不绝对，上面还有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管着。滑旱冰需要的空间太大，二十来人再带点花样动作，就能把整个广场全占了，而广场舞只要按规矩跳，可以容纳三百人。于是，就像雪莱诗里说的You are many，they are few，民主占了上风，自由的歌唱和滑翔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留在这个空间，搬到另一个时间;二是留在这个时间，搬到另一个空间。另外，据组织者——那位大嗓门大块头的大姐讲，他们可是跟派出所达成协议、承包了治安责任的。几个外地打工棒小伙本来在广场西侧教授另一款舞蹈，已有不少中年妇女趋之若鹜，听了这话只好解散，小伙子边走边说，“不就看咱们是外地人好欺负么”。其实另一个由北京土著教练的小舞群也被挤走了。倒是西北角有四五对跳交谊舞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未被逐客。也许人家跟胖姐是熟人，也许胖姐看人家彩衣长裙穿成那样不像是好惹的。另外两小群舞蹈与广场隔着些距离，没构成矛盾。有一帮少年跳街舞跳得神乎其神，动静不小，胖姐嚷过两回，孩子们挺乖，开小了音量，又退到了花坛(相当于自然国境线)外侧，如今已成此处一景。其实舞蹈可以“多元共存”，不共戴天的是音乐，一个人听着两首曲子是没法跳的——怪不得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央要“一个声音”。音乐的版图就是音量，我发现到后来各个舞群的音量掌握的都相当精准——本圈听得清，外圈不嫌吵——主场显得霸道些，但也不算太过分。不同的舞蹈还有一种共存方式，中国人最为拿手，那就是，加入你的秩序，发展我的特色。有些少年，人在主场，跟的也是这边的音乐，跳的净是哆哆嗦嗦的街舞动作。

　　“十六步”

　　大多数人跟胖姐走、跳广场舞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里的广场舞从头到尾都是所谓的“十六步”，一晚上包能学会，最易参与，就连路过的中外游客看得兴起，也会跟着手舞足蹈。笔者半辈子对舞蹈别说跳了，看都懒得看，就是因这儿的技术门槛低偶尔试水，发现自己居然还有这两刷子，跟金星、皮娜鲍什成同行了，遂一发不可收拾。十六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水平运动幅度不大，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动一两步，也就是一平多米的正方形，边界清晰，每个人在“境内”活动，互不相扰，却又能共建并分享集体的气氛，有点像从前的“大众火锅”——大家围着同一锅沸汤，在各自的网格里涮各自的肉。广场舞的另一长处是不追求整齐划一，允许自由发挥，加之舞虽是一个，曲却有多支，这就易于普通人结合不同乐曲不同的节奏、旋律、情绪，用简易的动作抒发自己的心情。有位小伙子，动作不是斩钉就是截铁，像是要“削”谁，周围人都闪着他，其实他也就是表现欲强而已，曾跑到前面台子上一展雄风，被组织者轰了下来。又有位中老年男子，脚不动步不移，腰身跟风中火苗似地乱窜，嘴咧着从头笑到尾[16]。还有一位被我称为“抽筋男”的，乍看别扭，越看越觉得他舞姿别致。跳得最欢或者说运动量最大的，多为中年男性[17]。有个被一些女性昵称为“大个弟”的，已经是全场最高的一位，鞋底跟装了助推器似的，不断跃向新高，寒冬腊月跳得只剩一件衬衫。有些年轻人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还结成类似“一对红”、“互助组”甚至“初级社”那样不同规模的小群舞，或对舞或环舞，跟的还是主场的音乐，人均占地面积比一个人跳时并未扩大，甚至还略有缩小。这种己中有群、同中有异的特点，跟偶人机器人似的团体操，跟张洪宝李洪志他们东倒西歪的自发功，都不一样，倒是恍然马克思所说“自由人的联合体”。

　　广场舞的组织

　　广场舞之所以能一家独大，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条根本原因之外，组织程度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胖姐他们在这方面确实有一套。跟派出所联手的事姑且不论，最可道的是他们形成了一个骨干团队，即前七排大约一百来人的稳定人群。有了这一百来人就有了气场，就能控股整个广场。但问题是，中国人哪个背后不天天控诉领导?哪个不盼望有朝一日法办了领导?这一百来人凭什么要接受胖姐领导，当她的基本队伍?答案很简单：胖姐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广场由于地处闹市，除了北风吹那几天略显地广人稀，剩下的日子全都黑压压的，明摆着人对地皮的过剩“刚需”。经常是吃完晚饭，再洗完碗，再走到这儿，就没地方插足了。去年春夏两季我基本上是在台阶下跳的，低人一等不说，关键是显得跟神经病似的。在这样一种资源紧张的形势下[18]，先来后到即排队按说是最公平的分配原则。可谁得了好处不想永久把着?谁不想弄一块属于自己的“舞位”——就像钉了地锁、自己掌握钥匙的车位?于是，胖姐要队伍，群众要特权，两种需求一拍即合，合成出了拥有前七排固定位舞位的队员。队员们统一发了不是惊红就是骇绿的队服，阵线分明，其他人一进去就沦为眼中钉——有回他们将一名“异物”驱逐出境后议论纷纷：“往哪儿钻啊?钻人窝里来了!”读者也许会纳闷，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临时形成的社会里，胖姐给人特权，可谁给她特许呢?我想没人给，包括派出所和作为基层政府的街道居委会。她的特许其实是那一百人给的，为了他们的特殊需求——属于自己的舞位;并且得到另外二百人的默认，为了他们的基本需求——跳容易跳的舞。那为什么会是胖姐呢?因为胖姐有组织资源和组织能力：她能提供功率足够大的音响设备;她能借用教堂的电路;她能协调礼拜活动和广场活动的关系，包括有一回率领群众跟教堂方面理论，并在神父当众道歉后又带领群众鼓掌和解;她能时不时得到商家“赞助”，跳舞结束后发放“搁家嫌闹、白给谁不要”的小百货;她能组织核心团队去外地旅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占据了正前方的台子，弄俩人在上面领舞，看着挺名正言顺。在中国，台子是象征权威的重要礼器，对中国人潜意识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她用的扩音喇叭也具有类似的震慑功能，能相当于一个警卫班都说不定。此外，她的体量、音量以及比较横霸的语言风格，也都构成了这类小型江湖世界或微型丛林社会所青睐的人格魅力。所以，当我有一次公平意识油然而生、破门而出，走过去问胖姐：你们怎么弄得跟终身制似的，不准备搞世袭制吧?她的回答干净利落：“我可以停了它，谁有本事谁来呀!”停了它，我首先就傻眼儿了。

　　组织化与积极性

　　站在一边观察整个广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特权的头几排显着有点无精打采，一些人能把舞跳得跟站桩似的;而后面没特权的却一片热油爆火。这可不是我见仁见智，而是胖姐在台上训话时一再指出的问题。胖姐曾扬言收回衣服，甚至威胁要废除终身制：赶明儿啊，咱这么着，前几排的到点您不是不来么，那就让后面的人到前面儿来!在这个群众自娱自乐的社会空间里，热情活力与组织化程度的关系十分有趣。二者先是正相关，即携手同行，因为人的确是社会动物，好多事包括寻欢作乐都得在群体里实现，而群体是有组织的。这里的广场舞虽不像国标舞或集体舞那么强调舞者之间精确的配合，只要大方向正确，别人往左你别往右造成碰撞就行了，但即便如此，参与者也需要彼此激发、相互感染，需要你追我赶的集体氛围。人在阳光里存活，在目光里存在——我自己有时在屋里也蹦蹦，但终不像在广场上人堆里跟服了中华鳖精似的那么有劲儿。不过再往后，组织化程度似乎就跟热情活力成反比了。“群”越来越成为“己”的负担。慰劳品发放的越勤越贵，说明负担越重。有一阵前七排一人一顶能雷死人的帽子，上面还缀了闪闪发光的小灯泡，估计是为了电视台拍摄时突出 “咱们老百姓，是今儿个真高兴啊”或“越来越好啦——啦——啦”的主题吧。我发现前面有个老头帽子老反着戴，不解其意，有天向他请教。老头说“不戴不合适，戴着多别扭呀!”去年冬天起，广场前几排的组织化又上一个台阶，成立了合唱队。生冷生冷的夜晚，老人家们站得跟共和国卫士似的，一遍遍练歌，据说肩负了慰问演出的任务。挺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唱的真不怎么样，估计也只能慰问聋哑学校，但进入芳菲四月天以来，两个声部三个声部的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这半年中，胖姐不光训话，还领唱。一条跑调的嗓子何以领出了一支不跑调的队伍，只有“主”能解释。每天听她那声“横——断——山——”或“呼——伦——贝——尔”觉得有点受不了，但哪天要是听不见了也许还真不适应。前天他们又在给队员们发电脑本，围观的人群微有骚动，大概都想：连这都发?!只听胖姐谈笑风生，“还有人说等着发媳妇，我劝男同志就甭等了，咱们这儿啊，只有老太太!”

 

 

　　社会与国家（或公司）

　　在组织化的光谱上，一极是个人，鲁滨逊或神农架野人那样的个人;另一极是国家，第三帝国那类国家。八面槽广场的中后部分是些组织相对松散的扁平社会，没有明显的等级结构，目的也比较单纯[19]。马路边、大商场前、街心花园里那一片片一群群大多如此。而前面的几排则更为趋近国家或公司，动机构成相对复杂，上下关系清晰可见，胖姐站台上数落下面跟单位书记、企业老板申斥员工别无不同。今天很多人寄希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无组织的社会固然不是社会，太组织的社会也不是社会，而是国家或公司了。一些张灯结彩的“公民社会组织”，进去溜达一圈会发现跟卫戍区或株式会社差不太多，这是需要有心人留心的一个问题[20]：我们是要用很多个国家代替一个国家吗?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社会向国家或市场的转化，是目前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方面，要承认其合理性，不妨理解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正常而良性的互动。从普通参与者的角度，歌也唱了虽然拘着点儿，舞也跳了虽然收着点儿，还能给家里免费带回点儿礼品，这有什么不好呢?从胖姐的角度，她能两只脚踩中国社会结构的三大板块，居间协调，实属今后中国最需要的领袖型人才;而且这么一个闹哄哄的场子没点儿强人作风也真hold不住。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要警惕后者对前者的收编或吞并。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健康的、称得上“社会”的社会，与国家、市场形成牵制、竞争、互补及合作的关系。

　　离开广场

　　我后来发现广场边上还有个二三十人的舞群，去了几次就不太想回广场了——偶尔也回去跳跳。反思一下为什么不想回去，主要有两条。第一，虽然理性上理解，但我感情上不喜欢权威，骨子里有个人/自由主义者的一面[21]，记得上高中后就受不了排队齐步走尤其是喊号子了，觉得跟傻子似的，平日也是能不见领导就不见。因此，对胖姐颐指气使的一套易生反感，一直没领他们的衣服裤子。没更好的地儿呆那儿也挺好，有更好的去处自然就“办移民”了。第二，主场尤其前几排有让人特别扫兴的一面，虽然不是经常，但因谁挤着了谁而吵架动手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有回把110都招来了。拥挤当然是个因素，但还要结合其他因素——贴面舞还就嫌不挤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几十年利益争夺的历史运动已经内化成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不信任感及防范意识。在“张叔”“刘婶”的熟人社会如大多数基于单一社区的舞群，平日低头不见抬头见，情况会好一些;在由南北东西好几个社区外加相当数量流动人员构成的这个广场舞群，情况就会差一些。还要再结合一个因素：这里的居民前面介绍了，属于中低收入的中老年人群，在社会战争的硝烟里呼吸久了，一肚子怨气易燃易爆[22]。社会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彻骨彻髓，不光在经济上抢走本来该属于他们的财富，还在心理上没收了他们的阳光心态及月光心境，罚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为一点蝇头小利站岗巡逻、当牛做马。

　　换个新群

　　我新入的这伙与此形成一定的反差。这个群体以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女性为主，多为外地来京务工的新北京人，听他们七嘴八舌说什么“进货”，什么“老板不在，爱卖不卖”之类的话，应该是售货员、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吧——在我们胡同开小菜店和洗衣店的那位河北农村妇女有时也过来。本地人也有一些，有位大家都叫他“F老师”的中老男子，每天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载着外地小保姆(我猜)和三条狗，像一幅画从胡同的夜色中飘然而至。这里的气氛显然比广场平静亲和，人员密度的确低于那边，但也有挤的时候，赶上“剐蹭”，彼此报以一笑，觉得是件好玩的事。相对稳定的小群体更容易这样，但这不是唯一原因。外地人进京求发展走的是上坡路，光明会多于阴影;年轻人入世尚浅来日方长，希望会大于怨怼。这儿的舞蹈比那边复杂，一支曲一样舞，什么“24步”、“34步”、“60步”，每天会跳一二十种[23]。几位“自然形成”的领舞者前一个小时总是带着跳大家都熟悉的，余下的时间再学些新花样，让人感到对多数和后进的关照。这是个没上没下的世界，有张罗而无领导，有差别而无等级，平日里无时不在、无处不至、就连单位年终联欢会也不肯放过的不平等体制在此神秘失踪。这是个无利却起早的世界，腿跟着心儿跳个不停，心跟着曲儿飘个没够，而由钱启动、发动、策动、推动、拉动、煽动、运动而没了钱就一动不动的“自然规律”，也暂时一边歇着去了。

　　外来务工者

　　北京市外来人口已近千万，“原住民”与“外来客”的关系，虽然比世界上出了排外血案的城市要好，但也不是没有紧张。有些本地人对外来劳动者(一般人也接触不到龚爱爱那样的外来食利阶层)心存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24]。记得有一次我在西四十字路口等红灯，一个外地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前梁上还坐着一小伙子，他停下来脚没支稳，连人带车倒在一位本地大叔脚边。大叔看着他俩郑重宣告：“我们北京人，不欢迎你们!”我说了句“我也北京人，您就别代表我了”。小伙子倒是爬起来啥话没说臊眉耷眼推车走了。在这种歧视、敌意的气氛里，外地人不把北京当小便池才怪呢。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尚未得到太正经的对待。记得头好几年一些中外先锋艺术家把外来打工者当一队毛驴似地牵进他们的装置艺术，或一人端一块转头，或让众人在大桥下叠罗汉，做托起中国状，嘁哩喀喳拍成摄影作品后给每位道具发50块劳务费遣散。而在八面槽这儿，外来打工者是主语而不是宾语，尤其不是介词宾语。这些跳动的主语以娴熟灵活的舞姿，给这个原本略像老迈的空间注入青春活力。广场南侧一位总穿着背心的外地中年光头，跳得摇头晃膀，恣肆酣畅，带动周围的姑娘小伙儿，像草原上的马群奔腾而来，呼啸而去，极富感染力。我们这个群里，不少跳得好的一张口也是外地口音。有位长得矮矮鼓鼓的外地女性，有几款舞跳得特别有感觉，曲子一起众望就归了她，她也当仁不让，跑到前排正中习主席的位置上翩翩领舞。在现行的社会不平等体制(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和一二三线城市等级制)及其配套的审美标准所覆盖的绝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魅力”属于那些由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外加钻石项链英语单词所组成的衣香鬓影，这些穿著朴素、相貌平常的男女是不存在的。但情况到这里有所改变：以身体与艺术最朴素的尺度来衡量，“酷”的是他们，“土”的倒是我们[25]。我有时看她们从不矮的铁栏杆翻进翻出，感觉要比妆模作样的中产阶级贵妇自然、顺眼多了[26]。

　　身体的“继续革命”

　　说得夸张一点，发生在广场、公园和马路边上的群众舞蹈是身体与舞蹈关系史上的一场“继续革命”。起码就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而言，舞蹈脱离绝大多数人的身体已经有千百年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体制把“劳心”供在上面，把“劳力”踩在下面，年深月久，身体能不动就不动成为普遍的价值观。达官贵人端坐在太师椅上，把舞伎叫来看她们动。就连普通人孝敬父母也是“妈您坐着甭动我来!”其实得益的是他，吃亏的是妈。一个鄙视四体、蔑视运动的文化不盛产“东亚病夫”盛产什么?有时看着官场上的小狗腿子搀着四五十岁的领导上下台阶，真想过去建议他们改搀为歌，让领导踏歌扭着上去，旋着下来——实在要架，也架着领导走回“太空步”。回想自己从小到大，净看别人——舞蹈工作者、舞蹈家、还有最近流行的“舞者”——跳舞了，而自己跳舞则只有“迎九大”那次学校组织的“忠”字舞，因为是任务还政治不跳不行，留下的身体记忆跟搬蜂窝煤、摔砖坯子没太大区别。由于缺少参与，笔者对舞蹈既无欣赏的能力也无欣赏的兴趣。有时坐在国家大剧院、天桥剧场、保利大厦，看着那些神仙般的人物做着妖怪才做得出的动作，会生一种很深的陌生感：这一切跟我有关么?它们只跟我的头部有关，只跟头部的视网膜以及头脑中很异化的艺术时尚、极扯淡的文化身份有关，却跟本来最该有关的四肢百骸无关。我真佩服不少慢三步都走不利落的人，讲起芭蕾舞的什么“挥鞭旋”就跟亲妈说“我们儿子”屁股上那块胎记似的。许许多多歪在沙发里轮椅里的业余体评人，也是一辈子球没碰过水没跳过。

　　1970年代末、1980年初交谊舞席卷全国，那其实是中国舞蹈史上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舞蹈与大多数人的身体终于会师了。但这次历史性“会师”却被搭载在它之上的另一起“会合”喧宾夺了主。非夫妻、非母子、非父女的两性身体，在经过了修道院似的的十年文革之后，终于在交谊舞的舞场上“会合”，越狱似的广大男女如醉如痴地享受“会合”的乐趣[27]，没有谁会留心“会师”的意义。“会师”不但被“会合”抢了风头，还受了连累。男人女人想起自己另一半在跟其他人“会合”便怒火烧——人性就这样，没办法。有些绅士淑女候选人试图超越人性，效但果也不过文火煨心，没噗锅而已。有些老爷们儿为阻断女人和其他男人的进一步“会合”而断然出手、血染舞场的事情时有耳闻。交谊舞的男女配对儿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对于群众舞蹈的普及它既是动力也是阻力[28]。而后来以迪斯科为基本样式再加变通的这类广场舞蹈，不少是以个体为单位，大家虽成行成列，但彼此不挨不碰而且较少配合，这就大大减少了来自技术、心理、人际、特别是婚姻两性关系上的麻烦，解除了潜在参与者的后顾之忧。遗憾当然也有，那天我从上文提到的中年光头男身边经过，他正即兴发挥，跟小伙子跳对舞，虎头肌与虎头肌相碰之际听他长太息：“你要是女的就好啦!”性的吸引是所有舞蹈的题中之义，这里也不会例外。不过这里有空气绝缘，吸到一块儿的概率要肯定小于握着搂着的交谊舞。

　　身体革命中的男性

　　舞蹈回归民众身体的说法，尤其适用于男性。以中国的性别文化，不少女孩、女生没少跳舞跳皮筋，到了女人阶段也会参加一些诸如庆“三八”、迎奥运之类的舞蹈活动。而男性一辈子没跳过舞就像一辈子没进过女厕所一样正常。我那天跟卖馅饼的苏北小老板聊天，问他每天健身不，去没去南边广场蹦的蹦的。他说老板娘有时去，“我可不去，我打沙袋”。男性顶了个“男子汉”“男子气”的盛名，没少亏待自己：从小到老的姿势动作不过伏案、叉腰、背手、散步、鞠躬、挥拳、瞄准、拔刀、抗麻袋、打沙袋、抽耳光、扫荡腿那些，能不能凑出三十六样都难说，别说七十二式了，而且弄得自己不是贴着膏药就是裹着绷带。人世间不少赏心乐事，就因为一道性壕横在那儿，让一半人口可望而不可即。热天穿裙子摇摇摆摆里面定是清风习习，比裤子勒腿上舒服多了，可哪个男的要是穿了，别人会想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上变性手术台?女性大胆开发、勇敢引进让自己受用的事物，这一二百年间已成为风起云涌的世界性运动，闹得如今公共场所女的可以穿背心，男的反倒不让了。不过，男性既非傻子也非自虐狂，在取我所需、找我所乐的路上也没歇着。舞蹈让他们中不少人发现身体原来还可以这么动，而且动得既健康又有趣还怪舒服的。这两年，越来越多的老中青男性加入了舞蹈娘子军——有的甚至成为党代表甚至发起人。中国人的性别意识及性别规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我原来觉得天下最丢人的差事莫过于小俊男们歪头侧脸给女歌星伴舞了，如今态度已经平和了一些。但对舞蹈基于性别文化的成见，在我这儿还保留了不少，总觉得不应该是七尺须眉所为。如果哪天来跳舞的男性特别少，尤其是只剩了我一个的话，就会感到紧张，尽量呆在树影里。我现在跳舞，腿脚已放得很开，据我老娘鉴定，看着不那么“梆梆硬了”。原因之一，可能是这儿的舞蹈多以腿脚动作为主，看着比较中性化吧。那天晚上领舞的在一段舞里加了手臂动作，我就有些迟疑，觉得太脂粉气了。回家路上经过街边的另一个舞群，发现那儿的大老爷们正右手叉腰左手招摇，不仅是“轻盈”、都有点“婀娜”了[29]。看着这些身体革命的冲锋队员，心里的感激轰跑了嘴角的嘲笑。

　　重建社会，重建意义

　　近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快速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对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垣残壁颓，尸骨枕藉，只留下一路三样货生龙活虎。头一样是“钱”，第二样是跟代金券差不多的“权”，第三样是越来越等于投币机的“色”。那些购置了十套百套家居的房叔房婶房霸们，终日蜷缩在不到一立方米的意义天地里，除了钱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抢钱什么也想不到。上层如此，下层也不会别样，就像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既然车头是朝着福布斯排行榜跑，也就别指望着车厢朝着学雷锋光荣榜跑。平心说，致富是中华民族近代一项基本任务，改革开放是一次财富上的急行军。在这个席不暇暖、上气不接下气的进程中，财富价值观以及“经济人”“理性人”的人性论和方法论等等，起到了军鼓军号白干儿白面儿的文化动员作用，不是一点合理性都没有的。只是这类春药似的东西，短期内固然能收提速热身的效用，长期服用就会坏人脑子，并通过坏人脑子进一步坏人身子——喝糊涂了的人觉得越喝越好。而喝了又喝的结果已经明摆着：社会关系创深痛巨[30]，风气败坏，道德沦丧，毒抢偷骗几乎成了生活常态(我家座机每十个来电就有六个是行骗的)。社会情绪风干物燥，社会冲突火星四溅，生活在自己的国家却时有经过敌占区的感觉。中国确实应转向更平衡、更全面的发展，应该重建更公平的社会关系、更丰富的意义世界了。其实，就在精英们拿着B超探头在领导人讲话稿上领会来领回去、领会不准“上意”到底啥意思的时候，就在学者们捧着不知道修订了多少稿的“改革顶层设计”不知道该往哪儿递的时候，不少民众已开始在广场、空场，在公园、街边，在不断开拓的社会空间里行动起来，拯救自己的人生、人际与人心了。有一天跳舞前听一位大姐叹息生活不易：“可不儿嘛，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又一天跳完舞见一位大姐扬扬而自是：“咱挣得少，可活得好!”

　　偶尔会从教堂古老门窗中飘出风琴声和圣歌声，听着很远又很近。它们与广场及周边的伴舞歌曲一灵一肉，可谓天差地别;但就翻修社会关系、重建人生意义而言，它们又像同一个工地上的两个民工。舞曲中有一支男声《美丽的七仙女》，其中唱道：

　　美丽的七仙女——

　　我就这样爱上你

　　我这个人老实平凡

　　真的是配不上你

　　多情的七仙女——

　　谢谢你让我爱上你

　　我会努力耕田种地

　　讨你的欢喜…

　　回回听到这首歌，心里都会生一种人间天上的悲苦和感动。凡尘中，“美丽”、“多情”已渐渐成为一道道佳肴，被川流不息地端上黄金打造的餐桌[31]，而“耕田种地”被尊重、“老实平凡”被欣赏的记忆则像天国一样遥远了[32]，但依旧像群星一样闪耀。人民群众闪耀的梦想与基督的救苦救世精神浑然无间，踊跃着的广场和祈祷着的教堂实为一体。

　　多余的话

　　

　　近两年来，除了出差和聚会，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教堂那儿跳上一个小时。来回的路上遇上熟人打招呼，我会用“去活动活动”、“刚蹦的了蹦的”来轻描淡写，其实这一小时对于我的意义比那要大不少。在生命的时间线上，每隔23小时便有一小时像礼花一跃而起，绽放为一个童话般的空间，让余下的时间也都染上它的笑意。在这个空间里，恒星在头上闪耀，男女在地上跳跃，白杨树在风中窃窃私语。还有，还有F老师带来的三条狗：那只棕色卷毛小泰迪几个月前动过手术，用毯子裹在车筐里，两颗泪珠般的眼睛正望着你的眼睛。那只老京巴已步履蹒跚，它选择了一个可以兼顾F老师和小三轮车的位置，卧在那儿左顾右盼。那只短毛小白狗则跟着舞蹈的人群来回蹦跳。它似乎不满足于那些简易的舞步，它飞速的左旋然后右旋，让人产生一个刚跳到眼前又不知蹦哪儿去了的美丽联想……

 

 

 

 

 

 

　　[1]八面槽教堂为“东堂”;“南堂”在宣武门路东北侧;“西堂”在西直门;“北堂”在西什库，义和团当年“吃面不放醋，炮打西什库”说的就是这里。

　　[2] 但“宗教信仰自由”基本上只涵盖佛、道、耶、回几个老字号，其他小门小户都成了“邪教”而不知所终——应当与抗美援朝及镇反有一定关系。“一贯道”就是按“反动会道门”在镇反中被“坚决取缔”的。即便是经过了“放大抓小”的宗教信仰，其制度及政策环境肯定也谈不上风调雨顺。解放初云门寺就因“特嫌”而被查抄，驻锡于该寺的虚云法师都被打了。时已年过百岁的法师是位严格意义上的“高僧大德”，他有副对联“两手将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掐碎了遍撒虚空，浑无色相;一棒把千古业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徽尘，共做道场”，写得实在是好，顺便传传吧。

　　[3] 儒家也提供这类终极意义，但对象主要还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只几笔，便勾勒出一个生命不朽之境。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狱，上则为日星…”也是如此。

　　[4] 而梵宫里的“佛呗”固然庄严清净，但跟现实的公、私生活交集有限，终觉“隔”的多而“通”的少;道教斋醮音乐，就更不必论了。

　　[5] 那时小学有教室但很少有礼堂，赶上恶劣天气又要开大型聚会，就临时借用这类地方。“救世军”的组织解放后不复存在，但建筑保留至今，就在八面槽北边一点，从前是救世军“中央堂”的教堂部分，现改成了“金帆音乐厅”。而从前的办公部分解放后则成了居民住所，黑黢黢的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而地下室部分如今出租为酒吧，或许是因其地形而取名“半坡”——其实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建筑只是半地穴式的。

　　[6] 1980年代初期的气功健身热，至1980年代中后期升级为特异功能热，颇有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的元素，侧重于“远程搬运”“意念遗物”之类的新版怪力乱神，与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中全社会都想走捷径“发大财”的时代氛围正沆瀣一气。

　　[7] 知识分子刚随高考制度一跃而起，待业青年就通过趸西瓜卖蛤蟆镜成了万元户，而粮价提高也让农民踌躇满志，“大白馒头拿脚踢!”

　　[8] 某功“真善忍”的那个“忍”标志了气功由健身而迷信而宗教三部曲的2晋3。

　　[9]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先生最为典型，他的微博经常发布两类情绪：一是不满党国没让他们民营资本家捞够(任是国企老板，但以民企自视);二是觉着要捞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头啊——“世态炎凉冷眼看，思清心静知因缘，红尘喧嚣浮云漫，去妄寻根悟真禅”(2013-6-29-07：27)。一些金碧辉煌的大款大腕开始在微博上“静水深流”“疏云淡月”起来了，估计也是想给自己放放风吧，理解为沿着马斯洛的需要阶梯拾级而上亦无不可。

　　[10] 其实也最滥，释永信那样的在僧团中的代表性不会太小，而在家人把礼佛当求吉利、买彩票的也不在少数。

　　[11] 我党对于广大党员吃着这边儿信着那边的情况基本上不闻不问，说来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智慧，不像武松的兄长，终因身高和气性太不成比例而殒身。当今佛教的盛行，除了其在中国文化中根深叶茂、信仰大面积空白而一般旁门小道填补不上的原因，它的非政治化、低组织化，对现有政治架构只“补台”不“拆台”的特点，也为它赢得了发展甚至泛滥的空间。而基督教这些年因不少自由派人士纷纷加盟而带有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政治色彩——我想在当国者眼里。

　　[12] 笔者三十年前偶尔走进西四缸瓦市教堂，颇为其中友爱的气氛和动人的歌声所打动，日后参加过几次查经班，终因无法接受其超自然部分而离去。1999年创作戏剧《切·格瓦拉》剧本、面对格瓦拉的牺牲时，深感佛陀、耶稣、格瓦拉这些拯救者，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家族、奔赴同一个目标的。

　　[13] 但愿是我误判，过些时那一带能纷纷挂出“戏曲博物馆”、“漕运博物馆”之类的牌子。

　　[14] 中国豪富们的一些私人会所快成肉铺了。近见报道，有靓女拿着处女证明走街串巷、送货上门，终于敲开一扇豪门。

　　[15] 精英阶级作为贫富分化的受益方，普遍否定平等价值观，“平等”被他们提起，也只有在“自由、平等、博爱”这种固定短语里。

　　[16] 普通中国人对自我的表达，比起二三十年前变化可谓巨大。从前大家碰上个镜头、话筒都是红着脸往人堆儿里钻，如今则旁若无人。这种变化不可能不给群己关系带来新的变化。

　　[17]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似乎都跟传统的男性角色有关。一是男性可以比女性更自由，二是中年男性在别处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需要到这儿“使劲”解压。

　　[18] 就这点而言，八面槽广场的舞蹈不太像其他地方的同类舞蹈，倒更像资源紧张、分配问题严峻的中国社会。

　　[19] 不过，广场前面几排是不是觉得有些优越感就不得而知了。有天我听一位本地口音的中年胖妇跟旁边人说“我不爱来这儿，我一般去舞厅”。我跟朋友聊起这里的诸般好处，也有朋友颇为我“已经加入街头老太太秧歌队”“跟农民工早市买菜的混一块去了”而感叹。内心的等级秩序依稀可见。

　　[20] 关心中国社会前途的学者们喜欢谈论“社会的自组织”，从商会教会工会到红卫兵到NGO不一而足，其基本思路是用社会组织取代或抗衡国家权力。社会的某些部分无疑需要较高的组织化，否则实现不了自身的目的。但也需要一些部分低组织化，因为平衡不平等体制及其内化的压力紧张，也应该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功能。总之，对于“社会”应从组织化的角度给予更复杂、更多元的理解。

　　[21] 中国思想界对所谓“左”“中”“右”的划分越来越简单标签化，根本反映不了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及认识感受上的复杂丰富性。别说多照顾几个面了，就是一个面上多看见几个点亦办不到。

　　[22] 近几年公交地铁上八十岁老汉、五十岁健妇大打出手的报道频现网络。我那天在同仁医院见一个戴眼镜的七八十岁老头痛骂问诊台的护士，也是声嘶力竭，脏话乱溅。这种“为老不尊”的现象既与特定社会经济的年龄群体(cohort)有关，同时在一定程度也代表了社会的一般倾向。中国几十年以拉大差距为导向的高速经济发展，其社会代价就是在普通民众日常摩擦中一笔一笔的小额支付——当然国家生活中还有大额的。

　　[23] 技术难度有助于群体保持相对小的规模，许多利益丰厚的小社会都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技术上高墙深堑，来维护现有成员的既得利益，使肥水不外流。文化学术小世界也经常用晦涩的术语、概念、理论等等把人挡外面。这里的舞蹈未必出自高墙深堑的自觉，但确实具有高墙深堑的效果。

　　[24] 这是一种缩小版的民族主义，缩到最小，当然就是自我主义(egoism)。

　　[25] 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一个人一件作品所以“美”是因为老看看顺眼了(请别拿凤姐驳我)，一生二，二生三，无中也能生出有来。占领了视线也就占领了“美”。这是主流艺术家装没看见的美学规律。俗话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以及我以前举例过的中老年妇女的色情文学，其实颇能说明这层道理。

　　[26]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她们真有自己的美学。对于电视上“淑女”“贵妇”的模板，她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朴素之美实在是一种自在而非自觉的状态。

　　[27] 十年文革的禁欲主义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性动力，我们十年前组织过一次“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讨会议论过此事。见黄纪苏的会议述评《男女寻常事，风云变幻天》，载于《天涯》2004年某期，网上可以搜到。

　　[28] 我认识不少当年的俊男靓女居然都从没学过交谊舞，想必是其中的某些敏感关系不好处理吧。

　　[29] 变化很快，前两年我遛弯时一路搜索，男性还绝少，有也是那种活到混不吝阶段的老头，而今年穿着地面的中青年已有不少。

　　[30] 经济跑得四蹄生风，社会却疼得满地打滚。很多人注意到了经济发展有延缓、掩盖社会矛盾的一面，希望用飞奔来解决狂奔中产生的问题，经济问题却不断地转嫁为社会矛盾，发酵为政治危机。

　　[31] 网上最近报道武汉富豪相亲会，每位富豪要缴10万元报名费，参与海选的女孩上届就达到5万人。据组织者介绍，“皮肤白，脸蛋美，面相善，身材好，气质佳，这就是富豪们喜欢的美女类型”。女孩除了相面、答题、厨艺之外，居然还增添了号脉一项，以后不知还出什么花样。而江苏电视台节目“非诚勿扰”中那位美女“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的表白早已闻名天下。

　　[32] 笔者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三幕曾描写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巨变，其中有段台词：

　　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

　　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

　　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

　　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

　　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

　　说你“混蛋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