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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公木谈《白毛女》署名问题

 

  听公木谈《白毛女》署名问题

 

  孟 戈

 

  一、 80年代初对歌剧《白毛女》署名的谣传

 

  事实上,在歌剧《白毛女》作者署名问题发出的异议,不止2010年那一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考证”后提出:歌剧《白毛女》的主创作者应当是公木先生,并且还有人附和着讲:贺敬之当时刚二十岁,年纪很小,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经典作品?当时有人甚至凭着想像,有鼻子有眼地说:由于公木后来当了全国出名的“大右派”,没法署名了,所以,长期公开标示出来的歌剧《白毛女》作者,一直只写贺敬之、丁毅,事实上排在第一位的应当是公木先生,并且原来的版本上,是列有公木名字的。

  当然,最后查证的事实是: 1950年由田华主演、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影)根据歌剧《白毛女》摄制的故事片《白毛女》,和公木有些关系。这部电影,全剧共16支歌,新歌词由贺敬之和公木共同创作,新歌曲由瞿维、张鲁和马可三位作曲家创作。

  于是,这件事人传人,最后就演变成了“公木事实上是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作者”,成了一件当时轰动不小的“新闻”。

  公木先生(1910~1998),原名张松如,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颂》歌词的作者。无论“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还是“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的名篇。

  公木先生是1942年9月,在延安由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任兼《部队文艺》杂志主编任上,调到延安鲁艺任教的,贺敬之是1940年16岁时,到延安并进入鲁艺文学系学习的,1945年贺敬之在鲁艺写歌剧《白毛女》时,公木正是延安鲁艺的老师。1946年公木被中央派到中共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东北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当主要创办人,作过校长,是我舅舅、著名军队诗人韩笑以及我母亲和父亲的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公木先生由东北调到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文讲所所长的公木先生,50年代受丁玲事件影响,被下放到我们吉林省,文革后平反,一直到88岁去世,都在我们吉林省生活,当过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很多职务,是我们吉林省文化界最德高望重的领袖。

  由于公木就在吉林省,而且是最有名的文化名人,所以,在80年代初,可能是80年或81年,也可能是79年,吉林省知识界的人,突然刮起一股风,在教育界和文化界到处都有人传言说公木是歌剧《白毛女》的第一作者。当时,我家住在东北师范大学第一教工区,东北师大中文系几个教授、副教授晚饭后,站在马路上,对很多人反复讲这个事,其中有一个刚评上副教授的老师,挺高大个子的,手舞足蹈的,讲得最欢。那年头,大家都没什么业余文化生活,都特别热衷于传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我母亲当时在东北师大附中当语文老师,又是公木的学生,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就和当时东北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张翼健老师等几个同事,一起为这件事,专门到公木先生家询问,我也跟着去了,我很崇拜先生,加上又有父母和舅舅韩笑的个人关系,所以,一般我母亲她们到先生家时,我都借光跟着去。

  那时,公木先生就住在吉林大学四分局附近的一栋日伪时期旧楼里,离我们东北师大很近,先生刚彻底平反“右派”问题不久,房子还没调到后来的高知楼,家很小、很乱,到处堆放的都是书。

  至今清楚地记得,公木先生很风趣的讲:这是谣言,现在谣言满天飞,什么事都要翻案,有些人,为了个人出名、出风头,变着法的要制造新闻。

  公木当时非常明确地说: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写的,不是我写的。当时我在鲁艺,是贺敬之的老师,我是看着他怎么写出《白毛女》的,我是贺敬之创作了歌剧《白毛女》的见证人,但我并没有参与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我只在建国后,参与过长影厂1950年摄制的电影《白毛女》的歌词创作,和贺敬之一起为这部电影创作了16首新歌词,贺敬之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

  前几年,我在网上搜到一本书的照片,照片上显示,1951年新电影出版社出过一本名为“‘白毛女’歌曲集”的书,书上标明贺敬之、公木作词,这和我记忆中的公木口述完全一致。

 

  二、80年代中后期听到的公木相关谈话

 

  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我经常接触公木,这件署名权的事,有时也还有人问起,我几次听他在不同场合讲过:“歌剧《白毛女》是贺敬之1945年写的,不是我写的,当时我是鲁艺的老师,但贺敬之他们创作歌剧《白毛女》时,我没有参与。我只参与过1950年电影《白毛女》的新歌词创作工作,和贺敬之一起为这部电影写了16首新歌,这和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完全是两回事。但是有人把文学史上的这两件事,弄混了,或者故意混在一起说,我要向大家实事求是的澄清这件事。”还说:“贺敬之是我在延安鲁艺教书时的学生,我了解他,我是看着他怎么写出歌剧《白毛女》的,他本人就是和大春类似的经历,所以写得那么好,那么感人,这也说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还讲过为什么歌剧《白毛女》同时署两个人名的原因:“当时贺敬之写到最后一章时,病了,所以让丁毅代替写了个尾巴。”

  并且说:“当时,贺敬之是个非常有文学天赋的青年人,特点是文学灵感非常敏锐,另外注意将西方好的东西,融入我们东方的东西里面。他其它的经典作品,比如《南泥湾》、《回延安》、《雷锋之歌》,都证明了他有超过同时代作家的创作能力。我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的。”

  我80年代中期,参加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面授学习时,听公木先生在讲座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并作了文字笔记:“古人说‘诗有别才,无关书也’,事实上干工作也是这样。贺敬之十几岁跑到延安的,没念过太多的书,但是,诗写得好,歌剧写得好,文艺理论水平很高,行政工作也干得好,念过很多书的人,都写不过他,都干不过他,就是古人这种说法的一个证明。”

  因为听这个讲座的都是社会文学青年,都是工厂、农村来的草根树皮,所以他特别讲了这个话,我也特别作了记录。

  公木先生在大学任教多年,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所以,他还说过:我们的大学能培养出学者,但培养不出作家特别是大作家。多次对我们讲过:中外写作史证明,社会和人生才是写作的源泉,社会和人生才是大作家成长的大学。

  我80年代末,在吉林省文联直属交流机构——吉林省文学艺术交流中心当负责人时,由于当时我们文化产业搞得非常好,工作量激增,就陆续在社会上招了一百多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职工跑业务,这些职工都没上过大学,除少数中专或大专毕业外,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样,我们就对这些职工一周进行一次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培训。特别请公木先生给他们上过一次文化课,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的职工近距离接触到文化大家,减少对名人的神秘感,更好的在文化界从容开展工作。

  针对我们这些职工的低学历特点,公木特别讲:“我在延安鲁艺时的学生贺敬之,当时很年轻,就你们这个年纪,刚二十郎当岁,没念过传统概念上的正规大学,因为我们鲁艺,不是当时中央政府承认的正规大学嘛,但是贺敬之写出了经典歌剧《白毛女》,后来还当上了我们国家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干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同时他还举了高尔基作为例子,证明毛主席的“生活是创作源泉”的观点,说高尔基只读过小学三年半毕业,5岁丧父,他妈妈后来改嫁把他交给他姥爷,也就剥夺了他读书的权力,于是他就开始了人间流浪生涯,埋过尸体,也给街头的流浪女接过生,干过这样那样的行当,经历过这些那些,他认识人生、思考社会、洞悉宇宙的能力就比一般作家更高。让我们的年轻职工以贺敬之和高尔基为榜样,充满信心的搞好文化工作,搞好业余创作。

  公木老先生,人特别平易亲切,说话非常风趣,可能和他长期受迫害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劳动、生活有关,他说话,经常说些东北的土语或俗话,他在这次讲座中说的“二十郎当岁”,当时,很多听课的年轻人,可能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新鲜词,当时大家都笑了,这样,公木先生也笑了,又重复了一遍这个话,反问说:“我说得不对么?你们不就是二十一、二岁的小青年么?这不就是二十郎当岁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当时也跟着笑。这个场面和这个词,就这样一直记着,只不过那时的笑声和那些面孔,永远留在二十多年前了……

 

  三 听杨公骥先生谈相关情况

 

  公木当时是延安鲁艺贺敬之的老师,是最直接的知情者。1946年与公木一起被中央派到东北办东北大学(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的原延安鲁艺人员杨公骥,以及1947年到东北办东北大学的文学史专家蒋锡金,80年代针对“公木是歌剧《白毛女》作者”的谣传,也几次对我说过:公木说的是事实,公木不贪天功为己有,这就是公木的性格和人品。

  杨公骥老前辈还多次说过:我在延安鲁艺,是看着贺敬之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创作歌剧《白毛女》的,在我们同学中,贺敬之是最有天份的一个。

  有一次,听我说我舅舅韩笑因为文革中被关押多年后,得了严重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一点酒不敢喝时,他还开玩笑对我说:“贺敬之是我的同学,你舅舅韩笑是我在东北大学最先教的学生,他俩是我一生中直接接触的两位大诗人,我一直希望我的学生(韩笑)超过我的同学(贺敬之),但现在看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你舅舅韩笑不喝酒了,而且他喝酒的时候,也喝不过贺敬之,所以,你舅舅的诗,这辈子不会超过贺敬之了。”又问我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说不?我就笑答:“李白斗酒诗百篇!不过,现在有医学专家说李白这样,是酒精中毒的表现。”杨公骥听了,就用拐杖指着天说:“我看不是中毒,酒和诗,都是神,一个是雄性的神,另一个是女神,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通过酒,进入到了神的境界,就是帕拉图说的那种诗的迷狂情境。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不是传说,谁要不相信这个事,让他找贺敬之看看去,贺敬之啊,他写诗,他喝酒,都是天生的本事,谁也比不了……”

  那时由于工作需要,我每个月都去广州,这个话,就跟韩笑说了,韩笑一听就感慨地笑,若有所思的说:“不能把我和贺敬之比啊,贺敬之是我的师长嘛,怎么能放在一起比。我和贺敬之,是五十年代,在北京的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会上第一次见面的,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贺敬之年纪比我大,天份和成就也都比我大,一直是我诗歌道路上的师长。我这个人,十六岁就当兵干革命了,一路炮火风云,后来又当文化官员,到离休前,都没搞过专职创作,也没机会进修过,所以,人们一说我是著名诗人时,我经常解释一下,说我其实是个名符其实的业余诗人,作为诗人,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现在翻阅史料,韩笑和贺敬之的第一次见面,可能是在1956年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

  我舅舅的这翻话,一直让我非常难忘,这是一位文化大家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应当如何做人,如何让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如何通过正视自己的弱点来完善自己,由此成长、成熟。

  1989年,贺敬之在公开发表于党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上的文章《长跑诗人》中,这样评价韩笑的诗:“韩笑确实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度度。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新高度,而且也是我国整个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新阶段中的新高度。”

  公木先生还对民间歌手的天才创作,表现出小学生一样虔敬态度。有一次,公木先生和我谈起诗歌创作问题时说:“一首好的诗或歌,一定要有几句一下震住人的话,一定要有几句一下让人记住的话,说到大家心坎上的话。《东方红》好,好在它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意境美,一开篇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下就把意境拉出来了,一下就把人彻底震撼了,一下就成功了。如果没有这几句,这首歌是唱不起来的。事实上这首歌词最主要的创作,就是李有源的这几句。我们后来加上的另外三段,都是对李有源第一段的补充和说明,即使抽掉了,也并不影响这首歌的效果,事实上老百姓能记住的,可能也就是李有源搞出来的那几句。放到诗上讲,那几句就是诗眼啊!比如贺敬之《白毛女》写的‘北风哪个吹,雪花那个飘’这一段,中国人都喜欢,可是很多人最后记住的,可能也就这两句。所以,我们写诗歌,不要求长,一定要求精,要让人一下记住。不然,记都记不住的东西,怎么可能流传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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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24 关键字:白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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