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南周》上加滕嘉一为《南京》做的辩解

司马平邦

我很少写文章直接反驳，不喜欢这种行文方式，也不喜欢跟着别人的文字走，但没办法，一份在中国很有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上登出了一篇日本人为陆川（大日本陆军第某师团某排角川）的电影《南京！南京！》写的一篇貌似公允理性的“辩护辞”，为了支持这部电影，居然抬出一个日本人来给中国读者进行所谓的“启蒙”。

《南方周末》的做法似乎是南京大屠杀这件事上，他们认为日本人可以先是杀中国人，接着又可以比中国人站的角度更高地看待70多年前的那次屠杀？中国媒体居然无耻到在国内找不到讲清“启蒙”的情况下干脆拉一个会写中文文章的日本人来讲“启蒙”，让《南京！南京！》“启蒙”高于“救亡”的伟大！

二鬼子的《南方周末》。

《〈南京！南京！〉：“启蒙”还是“救亡”？》这篇文章的作者加滕嘉一，我认识，也有过融洽的聊天，但他的这篇文章，我不敢苟同。

而且我希望，在写作和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他必先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你对日本军人在1937年到1938年之交的南京犯下的屠杀罪行如何看——你承不承人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而且大部分是虐杀！你是站在冷眼旁观的角度还是站在忏悔者（忏悔者后人）的角度？作为一个日本人，对另一群日本人70多年前犯下的如此毁灭人性的罪行，你真的能冷静和理智吗？让你冷静和理智的在基础是什么？

下面是我就加滕先生文中的一些话做出的反问和理解：

加滕在文中说：

关于陆川导演对整个电影采取的立场，笔者是非常理解的。陆导作为中国籍导演，尤其对于抗日战争片的政治正确性要必须保证。在整个内容当中，描述南京的残酷性是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在这点上，他毫无别的选择，用笔者的语言说是一种“无奈”。

我想问一句，难道除了“对于抗日战争片的政治正确性要必须保证”之外，中国导演就没有必要揭露日本军人在南京疯狂屠杀的罪行了吗？把中国电影中揭示日军在南京暴行理解为“政治正确性”是何居心？而我认为，一个导演，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只把揭示日本军人当年在南京的残暴当成“政治正确性”，那只能证明他没有人性，没有良心，请加滕先生扪心自问一下。他的话倒让我开始怀疑《南京！南京！》的中国导演的拍摄初衷真的只有“政治正确性”而没有“人性的正确性”。

又是谁让一个日本小伙子都明白在中国的媒体上只在一提“政治正确性”就可以收到一种别样的反讽效果的呢？

加滕在文中说：

笔者只是想相信，当年选择类似角川那样命运的日本兵应该不少，陆导塑造的角川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绝不是“个案”。笔者从当年被强迫遣送到中国战场的长辈们那里，亲自听过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心态的……

而我想知道，加滕对“当年选择类似角川那样命运的日本兵应该不少”这件事是相信有还是确认有，即是一种或然性判断还是肯定性的亲眼所见——如果真的是肯定性的亲眼所见，希望你拿出证据，证明有“不少”的日本兵在南京犯下屠杀罪行之后没几天就如角川正雄一下引弹自裁了。另外，有一个小提示，据我所知，当年来华的200多万日本军人也绝大多数不会是如你所说“被强迫遣送到中国战场”上来的，如果绝大多数是这样，我理解，只要这些人真不想来，那极少数人有力量硬性把他们推到中国战场上，而且训练有素地杀了那么多中国人？

扯淡。

狡辩。

比这更扯淡的是中国居然有《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居然相信这种说法，加滕本来是日本人可以这样说，但《南方周末》也是日本人办的，还是二鬼子办的？

加滕在文中说：

不过，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对《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产生两国民众之间的分歧，加剧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战争的残暴性、人类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贵性、命运的不确定性后，能不能产生某种共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得到某种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吗？难道历史认识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吗？假如这部电影只是起到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隔阂，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笔者认为，陆导的“愿望”不会反映于现实，艺术作品则只好沉淀于艺术本身。

我想，让中日之间除了分歧之外更多地增加共鸣，这可能是中国人比更日本人更强烈的愿望，但是对当年被屠杀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共鸣”可以建立在现在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本不承认或者不认同当年在南京及中国其它地方犯下的侵略和屠杀的罪行的基础之上吗？是一部让中国民间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价的《南京！南京！》让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加剧了不信任，还是72年前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往事让中国产生了对日本的不信任呢？你说“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战争的残暴性、人类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贵性、命运的不确定性后，能不能产生某种共鸣？”这看似有理，但不要忘了，其实是中国人通过南京大屠杀了解了日本人而不是战争的残暴性，战争是从日本岛蹿到中国大陆的，而不是中国大陆“请”回来的。你又如何让那些了解了日本人的残暴性的中国人去接受人类的所谓共同性？没有这样白基础，又何来中日之间的共鸣？

不过，我个人很同意加滕对《南京！南京！》这部电影在技术上“不太适合儿童们去看”的姿态，这一点上，他比那些把《南京！南京！》定为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的肉食者们还强许多。

加滕还在文中说：

之所以角川显得非常人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言行和表情作为军人过于软弱（笔者仍不知陆导为何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日本兵基本上都扮演非常“魔鬼”的角色。角川与其他日本兵之间明显存在的“对称性”是这部电影的看点之一，也是陆导用意展开的塑造点之一。典型的场面应该是结局部分，它是很深刻的，陆导故意采取“模糊法”，使得观众用自己的头脑探究当年南京发生的真实究竟何在。

我在之前的相关文章中也说过，陆川以自己的想法揣度当时的日本军人一定也为日本人所不容（他的言行和表情作为军人过于软弱），而且，更以“替陆川着想”的方式告诉我们，在日本人眼里，看完《南京！南京！》，观众可以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南京发生了大屠杀，而是想不清“当年南京发生的真实究竟何在”，加滕说这是“模糊法”，而我觉得不如用“混淆视听”更准确。

加滕在文中说：

毕竟，中国和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是两个极端，作为历史的遗产，心理上的相反将永远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都有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疑虑自己吃亏，用日语的方式说，“后味”难免别扭，让谁都感到不舒服和难受。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陆导经过精心策划体现出的创新和高明。

我认为，加滕嘉一先生对“陆导经过精心策划体现出的创新和高明”的赞赏倒是清楚道出了陆川埋在《南京！南京！》里的别有用心，他的“创新和高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模糊日本军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吗？就是让中国人从一个日本杀人凶手和那些帮凶的视角里看到他们的人性而忘却他们的非人性吗？

其实，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加滕先生本可以只欣赏而不评价这部在中国受到太多争议的南京大屠杀电影，但既然你已经加入议论了，就要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是什么让加滕对陆川的这部电影持肯定意见呢？是片中有人性的日本军人还是杀人如麻的日本军人？是什么让陆川的电影迎合了日本“加滕一代”年轻人的需要，是淡化日本军人在南京的罪行还是美化了几个日本兵。

而且，一个想加入有关《南京！南京！》的讨论的日本人则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前述问题你不能和陆川一样有模糊态度。

如果你是一个不承认日本军人在南京做下那么多罪行的日本后生，中国的媒体为什么把这样人的观点放大给中国人听呢？难道你们也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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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京！南京！》：“启蒙”还是“救亡”？

加滕嘉一

一个小时前，笔者刚刚在北京的电影院看完最近大家热烈讨论的一部电影《南京！南京！》。坐在笔者旁边的观众们都在哭着，感觉很沉重。笔者毕竟是日本人，评述当年中日战争中在南京发生的故事，又是针对中国导演拍摄的一部战争片，只好带着复杂的心态，也许不太合适。但作为目前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青年，笔者也不能有意避开讨论它，就站在会写中文的普通日本人，而不是什么专业的影评者的角度，尽可能真实地表达看完这部电影后的直接感受。

首先，笔者不能不谈《南京！南京！》体现的“残暴性”。这部影片的大部分内容是由日本兵对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孩子的残酷、强暴行为组成。开枪也好，屠杀也好，投弹也好，强奸也好，日本兵给观众们留下的印象几乎都是“绝对负面”的。看完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必然加深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反感和厌恶。此外，从被强奸的妇女们的裸体反复出现的内容结构看，这部电影恐怕也不太适合儿童们去看，中国国内舆论，尤其家长对此也会有意见。

关于陆川导演对整个电影采取的立场，笔者是非常理解的。陆导作为中国籍导演，尤其对于抗日战争片的政治正确性要必须保证。在整个内容当中，描述南京的残酷性是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在这点上，他毫无别的选择，用笔者的语言说是一种“无奈”。而他的“意图”体现在角川（中泉英雄饰）的身上，陆导对角川的塑造是这部电影的亮点，甚至可以说是区别于以往抗日战争片的创新。无奈与意图之间争取平衡，使得观众们观看、思考的过程中增加不同的视角，持有多层的观念，在笔者看来，这是陆导的“高明”之处。

一目了然，陆导对角川这位日本兵的塑造是“人化”。角川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完全被机械化的魔鬼，而是跟大部分人类一样，带着性、情、心的人。人性、人情、人心，人有时动心、有时疯狂、有时脆弱，角川在战场上扮演着所谓“正常人”的角色。他听从上司屠杀的时候，命令部下投弹的时候，让晚辈“搞”百合子的时候……他的心是动的、摇的、乱的。之所以角川显得非常人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言行和表情作为军人过于软弱（笔者仍不知陆导为何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日本兵基本上都扮演非常“魔鬼”的角色。角川与其他日本兵之间明显存在的“对称性”是这部电影的看点之一，也是陆导用意展开的塑造点之一。典型的场面应该是结局部分，它是很深刻的，陆导故意采取“模糊法”，使得观众用自己的头脑探究当年南京发生的真实究竟何在。

角川带着一位部下，还有小豆子和胖胖的中年男人走到周围什么都没有的草地里，把两个被害者放走，等于“解放”了他们。然后，他在沉思中跟部下说了一声“活着比死还难”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做了部队特有的“告别”姿势。部下大喊，“角川兄！”他应该是整个部队里或多或少明白角川痛苦的战友，角川也比较信任他。角川看到他和两个获释的中国人都离开了一段距离后，忽然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的瞬间，终于“解放”了自己。部下回头看，知道了事情的发生，感到悲伤。小豆子和大胖子听到开枪的声音，起初以为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等到发现没事儿，便感到放心，带着笑容走开了。

角川的选择是有理由的。角川选择自杀之前说，“活着比死还难”。关于这一点，或许不断向部下们发出无情命令，向战场的被害者们施行残酷暴力的那位角川的上司也有所认知，与角川同样坚信“活着比死掉艰难得多”。

坦率说，笔者在观看的过程中早就预料到角川最后会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解放自己的。这也许跟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性有关。无论如何，一个人在一辈子里做了违背自己信念、原则的事的时候，他会想到以自杀的形式向社会请求谅解，以生命为代价向晚辈留下希望，以牺牲来寻求自己的安慰。在日本“武士道”中，“切腹”是过去比较普遍的自杀方式。角川的行为也许可以与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

笔者只是想相信，当年选择类似角川那样命运的日本兵应该不少，陆导塑造的角川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绝不是“个案”。笔者从当年被强迫遣送到中国战场的长辈们那里，亲自听过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心态的……

笔者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正视的是，角川的言行、表情甚至选择是否真实？是不是富于真实性的角色？笔者很清楚，通过这部电影的公映，陆导被观众以及舆论批评的，很有可能恰恰是围绕对角川这个“人”的塑造方面。中国人会抱着反感指出：“日本兵怎么可能有人性？！日本兵不是魔鬼吗？！”陆导有意塑造出的日本兵的“两面性”，也恰恰成为《南京！南京！》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如何理解陆导对日本兵两面性的处理？根据笔者的猜测，中国人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不能有像角川那样的“人兵”，太给日本人面子了，对日本、对历史过于软弱，不能接受。日本人则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把日本兵弄得一塌糊涂，过于残暴和无情，像角川那样的兵应该更多，不能接受。毕竟，中国和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是两个极端，作为历史的遗产，心理上的相反将永远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都有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疑虑自己吃亏，用日语的方式说，“后味”难免别扭，让谁都感到不舒服和难受。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陆导经过精心策划体现出的创新和高明。

笔者的思考是，中国和日本的观众应该如何理解陆导给出的启示？他在电影中，有对日本兵、被害者、平民、难民、妇女、孩子、拉贝先生各色人等一举手一投足的描述，但对整个事件残暴的程度、覆盖的广度、表达的力度是会有争议的。有人会认为，描述残暴的程度有些过分；有人会认为，覆盖的面太狭窄；有人会认为，表达的力度不够强硬。尤其在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之间，对这部电影的认识差异是根本性的。不过，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对《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产生两国民众之间的分歧，加剧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战争的残暴性、人类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贵性、命运的不确定性后，能不能产生某种共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得到某种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吗？难道历史认识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吗？假如这部电影只是起到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隔阂，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笔者认为，陆导的“愿望”不会反映于现实，艺术作品则只好沉淀于艺术本身。

但愿陆川导演拍摄的，票房将达到一定数字的《南京！南京！》对公众来说是一种“启蒙”，而不是某种“救亡”。

（此文刊登于《南方周末》文化版200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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