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是旷新年老师为乌有之乡电影公社“格瓦拉主题电影放映”特别撰写的文章。

格瓦拉：一个纯粹的人

旷新年

1960年代是一个革命政治风起云涌的时代，是革命的高潮，也是革命即使死去的时刻。革命的黄昏即将降临。1962年，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1]中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貌似势不两立的苏联和美国代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开展“厨房辩论”和“和平竞赛”。丹尼尔·贝尔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旧世界和旧体制显示了它们的坚固强大。革命已经褪下了它神秘迷人的光环。革命政治的想象力早已经驶回到旧的轨道上。人们普遍已经看到了革命的尽头。窒息的感觉，绝望的气息。这个时代以叛逆、青春和浪漫透支了未来的激情，某种定义下的革命已经走上了它最后的征途。1966年，当格瓦拉踏上最后的革命旅途的时候，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分裂和论战早已发生，20世纪最后的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格瓦拉对革命的命运和结局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革命不是敌人被攻陷了，而是窒息和腐化了。他必须继续革命，重上征途。格瓦拉在给父亲的告别信中写道：“我的脚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格瓦拉把自己比作世界文学史上那位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堂吉诃德被张承志称作是“我的浪漫榜上的第一人”。“这是一种弱者和败者的、无力民众的、被侮辱和被压迫者的骑士。”“这是一个不谋胜利、奔向失败的骑士，一个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绅士－骑士道’完全相悖的骑士。”“面对一切强权和不义，唯有他给予人们和弱者以一种纯粹象征的援助，和一种温暖的阿Q式的心理安慰。”[2]堂吉诃德作为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形象进入文学史的殿堂，不是以征服，不是以他的力量和胜利，而是以他广大的同情心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代表的不是清教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现代的理性计算，而是古典的浪漫情怀，是对纯粹理想和正义的永恒追求。屠格涅夫在他著名的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中指出：“堂吉诃德表现了信仰，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堂吉诃德全身心浸透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准备承受种种艰难困苦，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之所以珍视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生命能作为他在世界上实现理想、确立真理与正义的手段。”“在他身上没有自私自利的痕迹，他不关心自己，他整个儿都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3]格瓦拉在给他的孩子们的告别信中说：“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4]一个革命者必须永远保持一种情怀。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但最后所有的革命都腐化了。格瓦拉以毫不妥协的精神拒绝腐化。

与马克思的预想相反，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相反，所有的革命都是发生在落后的国家。因此，革命陷入了一种未曾想象的困境。更由于先进的欧洲没有爆发普遍的革命，没有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环境的支援，苏联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由于社会主义孤立和局限于一国之内，革命丧失了它必要的视野和胸怀。在与旧世界的不断妥协中体制化，革命变成了执政。1960年代，革命与现实日益脱节，革命成为了一幅巨大的讽刺画。革命最终不是革新而是巩固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毛泽东和格瓦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穷途末路上向宿命提出顽强的抗争。他们对自己的事业都有一种强烈的失败的预感。他们悲壮而绝望的抗争如此地孤独难解，又如此令人着迷。他们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革命——游击战争和文化革命。格瓦拉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被萨特称为“最完美的人”。毫不妥协的精神激发他出走，理想精神带着他不断重新出发。革命腐化了，格瓦拉却以一种不屈的革命的姿态倒下，他以青春的形象死在革命的路上，他以死亡拯救了革命的理想。他成为了20世纪革命最纯粹不朽的遗产。

俄罗斯格瓦拉的传记作者尤里·加夫里科夫把苏联领导人比作汪达尔人。这是社会主义的巨大悲剧，也是对社会主义的莫大讽刺，无疑也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应该发挥社会的力量去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充分释放每一个人的创造力量，而不是压抑和摧残人的创造精神。格瓦拉认为，革命不是粗暴地夺取政权，它是一场真正的、大公无私的革命，它的使命不仅是要改变生活条件，而且要改变人本身。毛泽东和格瓦拉都意识到创造“新人”、创造新的人性对于革命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今天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往往只能以我们自己愚蠢的方式、下流的逻辑、狭窄的眼光去度量一个人。我们无法理解高尚的人、无私的人、清洁的人、纯粹的人。如果说从人类两只脚的行走到汽车轮子的运动再到飞机的飞行之间没有办法类比的话，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人、理性人也没法和格瓦拉这种彻底的无私类比。如果说酒是粮食的精华，那么，格瓦拉就是人类的精华。

对于许多中国文人来说，拉丁美洲大陆，这块神奇、富饶而又充满了贫穷和苦难的土地，除了出产咖啡、可可、香蕉之外，还生产魔幻现实主义。可是，我们的文人们仅仅接受了魔幻，奉还了现实主义。拉丁美洲的作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正如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宗教不可思议地变成了“解放神学”一样。我们中国的文人们只有理解了“解放神学”的拉丁美洲，才能理解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然后才能真正理解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香蕉王国代表了最典型的拉丁美洲殖民地经济。拉丁美洲被称为美国的后院，美利坚合众国有多美丽，美利坚合众国的后院就有多肮脏和丑恶。这是一块被暗杀、政变、流亡、贫穷和苦难纠缠着的大陆。军阀统治和军事政变成为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奇观。人们把军事独裁者叫做“大猩猩”，这块大陆到处都是大猩猩留下的伤痕。美国喂养的大猩猩的血腥暴行和美国导演的“肮脏战争”写满了拉丁美洲的每一页历史。格瓦拉多次旅行穿越拉丁美洲大陆，使他这个中产阶级子弟深入美洲腹地，深入矿工、病人和印第安人中间，使他对拉丁美洲的苦难有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使他萌发了同情，使他获得了政治意识。谁和土地越近，谁就和人性越近。一个人越是接近土地，他就越富有同情心。鲁迅弃医从文，格瓦拉则弃医从戎。他是一个革命医生。他是一个医生，更是一个革命者。他不仅医治疾病，而且要医治社会。他要创造新的社会、新的人和新的人性。

拉丁美洲特殊的文化养育了格瓦拉。养育格瓦拉的不仅有西班牙文化中的浪漫精神，还有拉丁美洲那种普遍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当20世纪社会主义受到民族主义的局限而退化的时候，拉丁美洲特殊的政治文化赋予格瓦拉博大的国际主义情怀。拉丁美洲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在拉丁美洲独立解放斗争中形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传统：拉丁美洲人民互相支援。拉丁美洲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曾经希望拉丁美洲在独立的过程中联合建立一个统一的美洲共和国。格瓦拉说：“我认为自己的祖国不只是阿根廷，而是整个美洲。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先驱，就是马蒂。我正是在他的祖国遵循他的准则行事。”[5] “我感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拉丁美洲爱国者。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需要，我准备为解放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而献身。我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一无所求，也不需要有任何回报……”[6]格瓦拉体现了拉丁美洲伟大的解放传统。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不仅必须超越个人的利益，而且必须超越民族的界限。

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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