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涂怀章因写小说被法办的事件做点推测 作者：老田 提交日期：2005-12-23 15:28:00    　　世纪沙龙有个名叫“snooper”的网友，就此发表感慨说“湖北是左棍的天下，湖北是四人帮的铁杆支持者执政的天下！湖北是反对改革开放者的人在掌权 。”作为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有这个看法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文革是非观”是八十年代的胜利者输灌给他的。这个人基本上是邓小平时代宣称塑造出来的范本，完全不知道文革的真实政治竞争内涵。 　　 　　一般而言，在文革中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与“中央文革”高度一致，都是反对刘邓为首的当权派群体“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的。文革否定之后，这些人重新作出了叙述和回忆，把自己的历史重新书写了一遍，以便跟新的“官僚经营群体”保持一致。但是在文革中间，他们确实是造反派观点并且跟“四人帮”属于同一个阵营。例如，北大的季羡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还当过北大造反派组织“井冈山”里面的东语系司令，他们的观点是聂元梓不算造反派，他们更造反、更革命。 　　 　　从写小说被告“诽谤”并最终胜诉的事情来看，如果这个小说是站在保守派或者当权派的立场上发言，控诉毛泽东、四人帮和造反派的罪行，显然就完全是“伤痕文学”的范本，不存在被告上法庭的任何可能，即便是被告了，法庭也不可能支持。 　　 　　而且，文革之后持造反派观点的人，基本上被清洗出文教战线和官场了，即便有个把漏网的，也肯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就算被人在“伤痕文学”之后再诽谤几次，文革的是非被颠倒了几十年，也没有见到造反派去法庭讨说法的，一般表现是“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吞”，绝不会公然去上诉。 　　 　　最可能的情况下，这个涂教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当年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的丑行写入文学作品了，而保守派和当权派却是邓小平清算文革后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否定文革的政治基础上的，多年来不容许揭露他们的丑行，已经是一个惯例符合今天的力量对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才可能支持他们的起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涂教授则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间，部分地还原了文革的真实，成为“为文革真相付出成本”的人。 　　 　　考虑到涂教授在湖北大学任教到退休的事实，涂教授在文革中间不可能是造反派的头头或者骨干，可能只是同情圈子中间的人，看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野蛮有些气愤，属于“有义气”或者对坏人坏事看不过眼的那种人。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个岗位上，也不可能有胆量继续跟优势群体叫板，属于没有参加造反所以挨整不多的人，才有这样的勇气和不服气。要是骨干造反派，早就被整熄火了，没有任何脾气。 　　 　　从武汉市作家协会的转述中间“涂怀章先生的小说《人殃》2003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人殃》以某大学为背景，描写了一出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丑剧。故事发生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型期，高校也处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桎梏的变革时期，以‘整人为乐’的某师范学院负责人曾闻为了压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借清查‘给江青写效忠信’事件为契机，勾结一群死党，煽动一批群众，猛整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青年讲师喻维山。喻维山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没有屈服于淫威，不屈不挠地挣扎抗争，终于，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正义人士的援助下，喻维山得到了厄运的解脱，取得了‘朦胧的胜利’。”可以看出，这是当年当权派和保守派整治造反派的典型栽赃手法，说明涂怀章当年极有可能被那些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所谓“揭批查”运动中间，作为典型对象来整，因此至今心里不服。文革实际上没有时间上的结束界限，说文革十年在毛泽东去世后结束实际上是一个胜利者的宣告，新的文革在新的形势下开始了，这一轮运动的特点是胜利者踩在失意者的身体上去，目的是自己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度，那些文革后的年轻人所得到的文革印象，本身是文革继续进行的一种方式――把对立面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消灭掉。考虑到自诉人竟然有十三人之多，看起来也有点象是文革中间的派性围攻，采取法律的形式来进行，不过这些人失去了把涂教授抓起来关进“五不准学习班”的机会，不得不依靠法律，也算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吧。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自左岸会馆：http://www.eduww.com/bbs

	第 2 楼

小说本无罪《人殃》却遭殃 　　 　　2005年12月15日， 著名教授、作家涂怀章先生因小说《人殃》罹祸，被武昌区法院以所谓的“诽谤罪”，一审判处拘役六个月。消息传开，文学界与高校人士一片震惊，想不到在思想大解放、文艺大繁荣的新世纪里，在党中央大力倡导创建和谐社会、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竟然发生这种因文学作品而遭受恶讼、身陷牢狱、令人齿寒的事件！ 　　 　　涂怀章先生的小说《人殃》2003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人殃》以某大学为背景，描写了一出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丑剧。故事发生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型期，高校也处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桎梏的变革时期，以“整人为乐”的某师范学院负责人曾闻为了压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借清查“给江青写效忠信”事件为契机，勾结一群死党，煽动一批群众，猛整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青年讲师喻维山。喻维山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没有屈服于淫威，不屈不挠地挣扎抗争，终于，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正义人士的援助下，喻维山得到了厄运的解脱，取得了“朦胧的胜利”。 　　 　　《人殃》面世后，反响很强烈，许多著名学者、评论家纷纷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赞扬这部学者小说堪称“新反思文学”的巨篇，也是一部成功反映大学生活的力作，它无情鞭笞了披着高校领导、教授外衣的迫害狂的丑恶行径，热情歌颂了年轻知识分子不畏淫威、刚正不阿、与恶势力勇敢抗争的精神，同时揭露了在极左路线下高校十七年知识分子受压抑、受虐待、受迫害的悲惨现实，也为高校的思想解放、教育改革、尊重知识、珍惜人才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演进提供了值得研究的素材和可供参考的蓝本。这部血泪交织、鼓呼回荡的小说使人振聋发聩，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际和未来命运的反思与展望。 　　 　　然而，这部小说一面世就遭到了无休止、无道理的纠缠与诉讼，湖北大学（原武汉师范学院）几个老干部、老教授恼羞成怒，纷纷“对号入座”，认为《人殃》写的就是他们，于是用真实的标准去衡量这部小说，便认为纯属歪曲历史，捏造事实，丑化他们，侮辱了他们的人格，损害了他们的名誉，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婚姻、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经过漫长的告状，最终对簿公堂。殊不知，《人殃》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允许艺术虚构的，而且小说也可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任何“对号入座”都是幼稚无知和荒唐可笑的，想必那些身为高校老干部、老教授的诉讼者是应该懂得这点文学常识的。毫不讳言，涂怀章教授的这部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作品，不可能也用不着完全按照历史事实和生活遭际去真实地描写，而是按照鲁迅先生描写人物的“综合法”，即“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如果当年鲁迅先生写了《阿Q正传》后，他的绍兴老乡们也来“对号入座”的话，鲁迅先生只怕也要惹官司、被判刑吧？而且，这种诉讼还陷入一种两难的悖论：如果你说《人殃》“歪曲历史、捏造事实”了，这种攻击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它是小说，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去虚构、创作，去“歪曲、捏造”，你干嘛还自寻烦恼去“对号入座”呢；如果你说《人殃》写得太真实了，触及到了你历史上的污点，或与你不光彩的过去巧合了，这证明小说并非“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更谈不上“诽谤”。如果真有廉耻之心的话，就应该掩卷自省，勇于解剖自己，而不是将作者告上法庭。 　　 　　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是，武昌区法院竟然对《人殃》作者作出了这么荒唐无知的一审判决，真不知他们是凭什么认定《人殃》作者犯了“诽谤罪”的？这简直是在亵渎法律、践踏良知！这简直是一起全国罕见的“文字狱”、一桩新世纪的“人殃”！他们创造了新时期以来文坛上的一项全国记录——涂怀章教授成了因小说坐牢的第一人。而在此之前，只有在文革动乱、“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许多作家因小说“反党”而罹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女作家唐敏因报告文学严重失实而被判“诽谤罪”入狱。想必武昌区的法官们很有“成就感”了，还算他们有一点良知，或许是证据不全、底气不足，他们驳回了“13名自诉人要求涂怀章教授赔偿精神损失费各2万元的诉讼请求”。 　　呜呼！这种文坛悲剧就发生在提倡“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去世不到两个月的今天，而在武汉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双峰山长篇小说笔会上，涂怀章教授在缅怀巴金的座谈中，深情地表示要继承巴金遗志，多写“说真话”的文学作品，他的《人殃》就是“说真话”的力作，是他《大学青史》三部曲之一，他的第二部已在双峰山长篇小说笔会上杀青，第三部也在酝酿中。由此可见，涂怀章教授写小说，并非为纠缠一己恩怨、宣泄心中私愤，而是从历史的深处、时代的高度和艺术的审美情趣上来书写大学青史，剖析文化人的灵魂与人格，塑造高校知识分子的形象。我们真为涂怀章教授捏把冷汗：要么他的《大学青史》第二、三部将“死于胎中”，要么它们问世后又将遭受讼事。《人殃》遭殃，这不仅是涂怀章教授的不幸，也是整个文坛的不幸！如果《人殃》公案尘埃落定、铁案难翻的话，就会滋长“对号入座”的恶讼之风，在全国产生可怕的影响与恶果，让文学创作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作家们人人自危，禁区林立，陷阱四伏，文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就会被葬送掉！ 　　 　　朋友们，让作家们以作家的名义，以小说的名义，以我们的正义与良知，来声援涂怀章教授吧！让我们以人权的名义，以我们的愤怒与忧虑，来谴责这个不公的审判！如果我们在这场“人殃”面前保持缄默、畏缩和漠视，那么明天，或后天，遭受“人殃”的也许就是你和我！ 　　 　　 武汉作家协会 　　 2005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