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认同

——大陆作家对陈映真20年的“接受史”

■李云雷〈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

近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其中有几处谈到陈映真，且与大陆作家多有错位之感，甚至话都无法说到一起去，因又想起王安忆、祝东力亦有谈及陈映真处，试摘抄并略加评论如下。

阿城与张贤亮

《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在最近“反思80年代”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一部著作，它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80年代文化领域中一些“风云人物”的所思所想，这些人物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等。他们的回忆不仅能让我们具体了解到每个人的性情、趣味，而且对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80年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访谈都进行得较为深入，大部分颇为精彩，其不足之处在于选择对象过于“菁英化”与“新潮化”，我们看不到普通人的想法，也看不到新潮人物“对立面”的思考与感受，此外该书也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因而尚不够深入。不过这仍是目前关于80年代较为重要的一本书。

以下内容摘抄自该书——

阿城：……我记得八十年代末吧，我在美国见到陈映真，他那时在台湾编《人间》，《人间》杂志的百姓生活照片拍得很好，过了十年，大陆才开始有很多人拍类似的照片了。我记得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陈映真是我尊敬的作家，他怒什么呢？写字的人，将自己菁英化，无可无不可，但人民是什么？在我看来人民就是所有的人啊，等于没有啊。不过在菁英看来，也许人民应该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吧，所以才会有“你怎么看人民”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暂时处在有权或者没权的位置，随时会变化，一个小科员，在单位里没权，可是回到家里有父权，可以决定或者干涉一下儿女的命运。你今天看这个人可怜，属于弱势群体，可是你给他点权力试试，他马上会有模有样地刁难起伏别人。这是人性，也是动物性，从灵长类的社会性就是这样。在我看来“人民”是个伪概念。所以在它前面加上任何美好的修饰，都显得矫情。

查建英：我见到陈映真是在山东威海的一个会上，那都九几年了，他可能真是台湾七十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菁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你想那满场的老运动员啊。陈映真不管，他很忧虑啊，对年轻一代，对时事。那个会讨论的是环境与文化，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这也成段子了。其实张贤亮和陈映真年纪大概差不多。

按：查建英的叙述颇富功力，三言两语便将张贤亮的形象勾画了出来，与我们从《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中得出的印象不谬。或许在张看来，“性”与“金钱”便是他所理解的现代化了，但为了现代化，甚至吁请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污染”，于今看来却大谬不然，20多年来发展所付出的环境的代价太过沉重了，每年春天沙尘暴都会给我们以提醒，对这样的“现代化”应该加以反思。

阿城的说法，是想以“人性”、“动物性”来否定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这我们在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中早就看到过了，鲁迅无疑是正确的，即在“人性”、“国民性”之外，“阶级性”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所谓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煤油大王不能理解捡煤渣的老太太的苦恼是也。阿城在80年代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无道理，因彼时距“文革”结束未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与扩大化有一些反思的积极意义，但今日贫富分化如此严重，若仍如此说，则可谓对社会之真相殊无了解。

又，阿城与陈映真的矛盾在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阿城处于反思“极左”，亟欲“走向世界”的80年代大陆，而陈映真则处身于资本主义的台湾，所谋求的是“解放”的理论与力量，故二者产生了颇为吊诡的“错位”。伴随着大陆逐渐“走向世界”的步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更深的了解，对陈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故对陈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侧面也反映着中国社会与中国作家思想的变化。

陈丹青

上书中又有——

陈丹青：……我记得安忆描述他在美国见台湾作家陈映真，陈问她以后打算如何，她说：写中国。陈很嘉许，夸她“好样的”。安忆听了，好像很鼓舞、很受用似的。

多么浅薄啊！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哈维尔绝不会夸昆德拉：好样的！写捷克！屈原杜甫也不会有这类念头……

按：前引阿城、查建英对陈映真颇有些不理解，甚至不屑的意思，而陈丹青此处的说法尤为激烈，直斥之为“多么浅薄啊！”，或许这与言说者性格不同相关，但情感的指向是鲜明的。陈丹青所反感的是，为什么“写中国”就是“好样的！”？此中我们不难看出其背后“走向世界”的思路，也即以接近西方、获得西方承认为荣，而对“写中国”，描绘中国的变化并在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持不屑的态度。这样的思路在今天无疑是值得反思的，我们应该承认现在不存在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也不存在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与唯一的发展道路，中国应走自己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为世界秩序的更加公正、公平而努力。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不是为所谓“极权社会”辩护，“极权社会”我们也是反对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所谓“世界秩序”不会允许中国毫无代价地加入其中；二、中国也不能继续走像西方那样的殖民主义的老路；三，中国有独特的国情：9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遗产等等；四，即使中国能够加入所谓“世界秩序”，也不能仅以“加入”为目的，而必须对目前不合理的秩序加以改变。

王安忆

上段谈的是王安忆，不过王安忆的想法与陈丹青颇有些不同，以下是王安忆谈及陈映真的一篇短文——

英特纳雄耐尔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集资楼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糕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糕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含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集资楼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端，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未知，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帮助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属性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属性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响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者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掉队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按：我们都知道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即是以陈映真为原型的，此文表达了与那篇小说相似的意思，但似乎更清晰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来王安忆对陈映真的“接近”，但这种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将陈映真当作“偶像”与“前辈”，当作一个可以崇敬的人，却并不理解（虽然有些接近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忆看来，陈映真的思想是“乌托邦”，是对现实逻辑“非要坚持对峙的立场”，这是他们真正的“隔膜”之所在。

王安忆不仅对于陈映真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持犹疑的态度，对右派知识分子同样感到不可信任，在据说以张贤亮为原型的著名小说《叔叔的故事》中，她表达了对老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失望，由于认识到了他们并非“英雄”，而对他们，也对自己陷入了怀疑之中，这导致了她内心的迷茫和对前途、对世界的不可把握。

但在这里，需要区分的一点是，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她虽然有些隔膜，但在情感上是崇敬的，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她的态度是怀疑与“失望”。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我们在与前三位作家的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来。前三位作家虽然程度不同，但对陈映真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是持一种否定态度，而王安忆则不同，虽然她并不完全认同于陈映真，但表示了起码的尊重、理解和崇敬，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转折点。

王安忆对乌托邦的态度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经历过“文革”与1989年事件之后，左右两方面的“乌托邦”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她对任何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现代性规划”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但过于执着、认可或接受现实与现实的秩序，也使她的小说越来越琐屑、细碎，在精神上则缺乏一种超拔的力量。如果我们重温一下卡尔·曼海姆关于“绝对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与“相对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的区分，那么对后者保持理性与激情，仍是可取的。

在90年代初的知识界，王安忆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那时文学界以“新写实主义”和“先锋小说”领风骚，这些作品如《一地鸡毛》、《活着》等，以犬儒主义的态度面对现实，宣扬一种“苟活”的哲学；而知识界则提倡学术规范，以“学术”代替“思想”等等，这其实是作家与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一种失败。这一失败使他们限于困顿中，也使他们产生了分化。

祝东力

最后，我要说到祝东力对陈映真的理解，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指出——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1994年夏，台湾作家和思想家陈映真先生来北京，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聆听了他的长篇演讲。演讲的主题大致是台湾与中国统一问题，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及将社会经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表像从深层联结起来予以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渊博和深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借用梁启超回忆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恍然间意识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彼此嬗替的传统，即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长期衰落、停滞和僵化之后，左翼传统经过转型，完全可能铁树开花，出现一次伟大的复兴。

按：另在我与祝老师的闲谈中，他也曾说起90年代中期见到陈映真时的震动，一方面是对陈映真的精神的震动，他说那是陈映真已华发满头，但谈笑风生，神采奕奕，另一方面则是对陈映真“思想”上的共鸣，正是陈映真与其它思想资源的影响，以及90年代中国现实的刺激，使他完成了“思想曲折”，而最终达到了上引段落的认识高度。

这一认识使他区别于王安忆“情感”上的认同，而在“思想”上与陈映真走到了一起，而此时的中国已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使批判的“左翼思想”重新焕发活力，不再仅是陈映真关心的问题，也是祝东力等一批大陆知识分子所认识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关系到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命运，是我们今天所不能不面对的。

以上略谈了阿城、张贤亮、陈丹青、王安忆、祝东力对陈映真的理解，这个过程也是20多年来中国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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