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二代"的命运与我们的时代--读王昕朋的《漂二代》
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为我们展示了农民工第二代的复杂生存境遇,小说以“假伤门”这一事件切入,表现了农民工与官商精英之间的矛盾,呈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场景,并进一步通过探讨农民工第二代的前途与命运,指向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敏感与忧思。
“假伤门”在小说中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围绕这一事件却有不同的力量与人物介入,情节也一波三折,呈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农民工子弟肖祥、张杰与房地产开发商汪光军的儿子汪天大在小酒馆发生冲突,本来已经和解,但汪光军觉得丢了面子,找人为汪天大重新作了脑震荡的医学鉴定,把肖祥给抓了起来。这一“假伤门”事件在农民工聚集地十八里香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事情很快演变成了两方力量的角逐,一方是房产商汪光军及其雇用的高律师,副区长冯援军等人,这是一个由利益勾连起来的小集团;另一方则是十八里香地区的农民工及其子弟,包括肖祥同母异父的姐姐宋肖新、哥哥肖辉、姑姑肖桂桂,律师冯功铭等,这些人既存在整体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境遇,最后他们在这场冲突中逐渐走到一起,打赢了这场官司。
如果说“假伤门”是《漂二代》的中心情节,那么更进一步,农民工第二代的境遇与命运则构成了小说的核心问题,“假伤门”为我们打开了关注这一群体的入口。小说通过肖祥、肖辉、宋肖新、李豫生等人的命运与遭际,为我们集中展示了农民工第二代所面临的生存境遇。
肖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初中即将毕业,但身为农民工第二代的他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继续读高中,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回老家读高中再考大学,或者在北京辍学或读技术学校,这是他所面临的重大人生问题。他的哥哥肖辉是一个榜样,他数年前选择回老家读高中,又考回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他是十八里香地区人人称羡的对象,实现了很多人进入城市的梦想,但是在城市生活乃至家庭生活中,由于他出身于底层,也是为人轻视与欺侮的对象。小说通过肖辉这一人物形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农民工子弟,即使个人奋斗成功了,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那么,对于肖祥一代人来说,该做怎样的人生选择呢?是像肖辉一样继续奋斗,还是像他的朋友张杰一样自暴自弃,进入黑社会?这不仅是摆在肖祥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是否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底层青年也有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
宋肖新与李豫生向我们展示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位年青漂亮的女孩同样来自于十八里香地区,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李豫生先是委身于汪光军,后又委身于冯援军,成了这个腐败分子的“情妇”,但是考察她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她走上这条道路,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在她的生活中,她看不到改变命运的途径,为了家庭,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她被迫走上了游戏人生的不归路。与李豫生不同,宋肖新虽然面临着生活中的困境,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尊与清醒的意识,面对汪光军公司“形象代言人”的诱惑,她丝毫不为所动,在与冯功铭的恋爱关系中,她也不因为对方是副区长冯援军的儿子及其律师的身份就自我贬低,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与之相处,在这一形象中,寄予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面对现实中的困难,宋肖新也时常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宋肖新与李豫生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城市,但是她们在融入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这一“代价”的描述与思考,显示了作家批判的锋芒,也让我们去思考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让很多人物纠结的核心问题是“北京户口”,城乡户籍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也构成了小说的核心矛盾。在历史上,我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曾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人口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一户籍管理制度既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歧视与不平等。尤其是农民工在我国城乡之间的巨量流动,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拥有的是农民的“户口”,但是在城市中生活、居住、工作,与“工人”无异,他们的“身份”始终无法得到明确认定,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城市既离不开他们,又不愿容纳他们,而他们对城市既没有认同感,也无法回归家乡,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说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心态,那么到了现在,第二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历史舞台,问题无疑更加复杂化与尖锐化了。在《漂二代》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李跃进、韩土改、赵家仁、肖桂桂等人来说,北京不过是暂时寓居的“漂泊”之地,他们总还想着回归河南老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北京,他们认同的是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他们就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而在城市之外,他们又无处可以容身,小说中肖祥、肖辉、宋肖新、李豫生等人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代人的困境。小说对这一现状的揭示既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对更公正的社会秩序呼唤,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初我国已出台了户籍改革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漂二代》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漂二代》批判的不只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不公平之处。小说将农民工第二代称之为“漂二代”,在社会上我们也会看到“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等不同的说法。“X二代”这一说法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已经板结化与断裂化,即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不是取决于个人的禀赋与奋斗,而主要取决于父辈与家庭背景,而贫富差距的极大分化则使这一差距有永久延续的趋势。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基础,而且使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退步。我国从隋唐之后,已基本上废除了贵族世袭专权的制度,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平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社会整体来看,则为有为青年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削弱了社会动荡的基础。不仅传统社会如此,20世纪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动力恰恰也是来自这样的“中国梦”:一个人可以靠奋斗改变命运,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价值。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X二代”的出现极大地窒息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对于底层如此,对于精英阶层也是如此,对于“官二代”、“富二代”来说,他们缺乏走出父辈阴影自我实现的动力,而对于“漂二代”、“农二代”来说,他们靠奋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极少。但是正如《漂二代》中所显示的,每一个“漂二代”都是不认命的,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抗争着、挣扎着,而他们不屈不挠的奋争所改变的,将不只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我们社会的不公平之处。在《漂二代》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改变的萌芽与方向。
《漂二代》的可贵之处,不只在于通过“假伤门”探索农民工第二代的命运,并以此剖析城乡结构与社会结构,也在于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并没有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来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功铭这样致力于底层利益的城市律师,可以看到温和善良的居委会大妈和派出所民警,也可以看到秉公执法的区委书记,这些人物向我们呈现出社会生活丰富的不同侧面,让我们在具体的社会网络中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不仅没有小说削弱对主题的呈现,反而可以让我们在更为开阔的空间思考这一问题。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立场。
请支持独立网站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https://www.hswh.org.cn/wzzx/djhk/wypl/2013-05-02/11812.html-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