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密战》——“得”于生活，“失”于生活　　

《密战》放完了，好看，亦较健康。值得称道处有三：　　

一，将现代谍战手段融入故事，同类题材中堪称第一部，令人耳目一新。　　

二，与时俱进，摒弃传统的敌特间谍身份模式，由前30年的“阶级敌人”型，到后30年否定前30年而事实上回避现实付之阙如，到塑造出佟副秘书长和罗队长，以及“外籍华人”的曹经理和蝴蝶、银狐等间谍形象，《密战》是直面现实、从生活出发实事求是的。　　

这一间谍身份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其必然性，连空军指挥学院的院长们都甘心沦落，金融界和经济智囊以及一些国家职能部门卖国牟利早趋之若骛，买办阶级的得势和买办思潮甚嚣尘上，正是间谍大量产生的沃土。佟、罗们是触法的刚性间谍，如宽泛软性一些，那心甘情愿卖国事敌、认贼作父的队伍，就不好说了。《密战》中的相应形象，在丰满和典型化的程度上虽然存在诸多可议之处，但第一次在艺术上实现这一角色的历史转变，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过去的“阶级敌人”模式并不是概念化，它是生活的产物。如今的间谍，何尝不是“阶级敌人”，因为是主流价值观念的产物，他们的身份也多属于统治阶层，加之阶级斗争理论又被妖魔化了，故诲言之也。他们与买办阶级本属同一阶级，因跨越了道德与政治的最后底线，乃堕落成为国家民族罪人，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同时也是“阶级敌人”。　　

三，间谍未曾标明国籍，但不言而喻，人们都会指向某方——这与事实上的“伙伴”、“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说起来有点悖论，但囿于生活，它只可模糊，却无法改变。　　

这三者都得益于生活，故曰“得于生活“也。　　

《密战》的不足，也“失于生活”。　　

为制造悬念的需要，不让敌人很快落网，一个蝴蝶，千呼万呼始谢幕，银狐更是拖到最后一刻，在他们寥寥几个人面前，我们的反谍人员，显得相形见绌。如果换个位置，他们倒像以往我们搞地下工作孤胆英雄。这一现象，既有艺术创作方面的原因，也是生活本身局限的结果。银狐有一句话说得精彩：“我从事谍报工作30年从未失手”——作者也许是不自觉，但这句话却歪打正着——准确地反映了“特别是”年代的反谍工作状况。在“韬光养晦”大旗下，认敌为友、媚敌事敌成为时髦之际，谈何保守国家秘密！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失于生活”的。　　

再者，该剧虽着眼现实，但在创作过程中，似不是由“力拓”、与刘广智和沈某们的生活真实概括典型化而成，更像是据谍战故事和现代技术生发虚构的产物，所以，它虽然好看，但不够厚重，许多情节经不起推敲。比如，公安局可以成功地破获间谍发出的卫星基础数据，但对间谍间毫无掩饰的明语通话，为什么就无能为力监听？再如，台湾间谍登机前如此嚣张，安全部门无能为力，赖佟秘书长最后的良心发现才得以解决。其实，利用并不复杂的“现代技术”，只要查一下有关人的通话记录，不是简单得多吗？在这个意义上，《密战》也是“失于生活”的。　　

（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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