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红叶于海岛

张承志

《天涯》 2007年第4期
 

     
　　《红叶作纸》之一
　　
　　1
　　
　　在飞行中如果运气好，能从飞机的舷窗看见富士山。多是夕阳沉没的傍晚，镀金的暮霭之间，富士山拖着优雅裾线，升出于滚滚云层。有过所谓日本体验的人，那时会感觉一种冲动。在东方的天空上，它以一种巨大、绝对、均衡的美感，望着人的通过。
　　但就在欣赏的同时，人咀嚼出了一股隔阂。那东天门一般的富士山，那俯瞰的美，突然用一种似乎是古典和儒家的东西，挡住了唐土中国的来客。它如一个东方的斯芬克司，半空拦路，提出了一个汉字的哑谜。
　　中国人，不管你是淘金稼银的工人、丢人现眼的政客、初作远行的学生，只要你来自孔夫子的国度，使用四方块的汉字——那么无论谁，其风骨的硬度、文学的道行、个人的气质，都要接受它的检视。
　　白人是野蛮人，所以受到款待。你是中国人，所以要证明自己。
　　必须感受一种透明的或有色的、礼貌的或霸气的、有形的或隐秘的——质问。这一质问满是文化意味，中国人不能避而不答。但它的暗藏之中，也包含着许多剔得清与理不尽的歧视、拒绝和压力。是的，用压力这个词比较妥当，你至少要体验一种内心的压力。
　　——这样的感觉在其它异乡是没有的。比如在美国根本用不着这么累，在美国，只需熟悉规矩条框，所谓法律，其它就不必多虑。在美国，人多用不着感受羞耻。中国人爱说他们不喜欢日本，但他们说不清自己的感觉。多么复杂的心理感觉！它招致了抵抗，阻碍了理解。一般情况下它常常使人不快。若是不能获得解决，中国人往往认为自尊心受了伤害。
　　如此的心理过程，又浸泡着民族与国家的血污，反射着贫窘与豪富的强光，使一些人一去不返。他们甚至暗守着一个永别，把不再进入日本，当作对那个质问的回答。
　　
　　中国人——只是中国人，一切西欧北美的白人均不在此列；阿拉伯或印第安的诸族更另当别论——注视着富士山心情复杂。几乎他们的每一个，都因阴差阳错或莫须有的原因，与这个邻近的国度发生了莫名的缘分。但是两国两族之间，百年近代史鲜血淋漓创深及骨，任谁都是心头纠缠着屈辱愤怒。那些大是大非！多少大节大义！偏偏文化的美感拂之不去，交往的真挚，魅人的细节，说不清、理还乱，它们拷打和质疑，不断地与残酷的国家史冲撞齿咬，给每一个忆旧者以折磨。
　　大义细末，形成某个游移不定的印象，它宛如某种秘藏或私事，顽固地浮沉脑海，不肯湮灭。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侵略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了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人有两面：自家人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
　　为什么？
　　一个傲慢的白人女教授问：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的问题？
　　她们拥有的教养或接受过的教育，不够理解系在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当然是心理的问题，是一个牢牢死缠的、心里的乱扣。它依据着沉重的是非，牵扯着历史的道德。
　　或许可以说，我也是一个例子。我在结束了日本的过渡、等到了境遇的转变之后，便归国回家，离开了日本。我也暗守着一个告别：以揖别他人的富足，来答复那个质问。
　　当日本朋友问及时，我喜欢说，“中国で生きる”是我的旗号。“在中国活着”，难道不是太平常了？但它又很要紧。
　　就这么一句平常的话，说出来却并不简单。我自己也觉得怪。当我不仅说，而且常把它写进文章。这样做了以后，我尝到了一种快感。因为我似乎回答了那俯瞰的质问，我在汉唐宋明的古典面前，不是一个龌龊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像小泉八云（一个穿着和服的英国人）那样夸张感性写一种炫逞文采的日本论呢？因为小泉八云不懂得——存在于中日两国之间的，除了战争的胜负，还有他喜欢谈论的是非义理。英格兰帝国不曾遭逢的追咎，对日本帝国却穷追不舍。因为它的行为超越了儒教道德的容忍底线。丑陋的中国人也有权悲愤，有权不依不饶追究日本人的近代史道德。这权利是孔夫子、孟夫子、阳明先生给予的，是日本给予的。一点都没错儿，历史之道，不是茶花之道所能代替的。
　　由于头上永远顶戴着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大山”，中国人在追问时，又被日本人反问。他们时时失语。言论的余地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问，从道、德、仁，到信、义、耻。背负的大山不仅太重且不止一座——百年的失败，恐怖的体制，使他们追问的声音，痛苦而喑哑。
　　但两国之间的政治史，还不是描写困难的全部原因。还有另外一个，一个更加难以探触的奥深。与流血的近代史互为表里，它如阴隐的背面，阻碍着人们直抒胸臆。
　　表里双层的文化，纠缠于每一节历史，使得作为描写和沟通的文字，常常辞不达意似是而非。
　　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很少能读到关于日本的经典。仿佛跻身低檐之下，难写大气文章。浏览着甲午之后的日本谈，虽然新书总在推动旧版，绵绵不断的游记评论也各有长处，但毕竟大同小异：不仅戴望舒周作人抠抠唆唆，即便鲁迅也难脱烦恼——时而我们能从鲁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读出一种依恋与拒否混杂的微妙。
　　所以，先要摈除“这一本”与众不同的幻想。
　　我只是前来了却夙愿的过客，在遣唐使和留学生的千年长河中，如同一粒微尘。不试探徒劳的概括，更不招惹分析的麻烦，我只是阔别十三载重来再访。我在中国活着，并无贪图他人富足的嫌疑，更无阿谀者嗫嚅的暧昧。我是拥有自我的中国作家，以平等的心理余裕，来作观察的旅行。
　　也许读者会惊讶如此嗦的前言。
　　但我猜，也会有人心怀同感。
　　日本朋友的表情沉默。他们对我的情绪，并不作评论。电子信件里传递着精致的日程表，协助者和访问地不断地调整。日程修改再三，从新干线的时刻，到一站站的客舍。方向很快指向了长崎，这将是一次半环日本列岛的旅行。我发觉，这样的两个月将重合着日本的整个红叶季节。
　　——这思路使朋友们也兴奋了。一开始红叶尚未抵达京都。但是，你们将在北上途中，一直迎着南下的红叶。
　　
　　2
　　
　　红叶和樱花，在这个国家，是天气预报节目天天要报告消息的植物。樱花前线红叶信，几乎是春秋两季的代名词。随着气候的转暖或变冷，樱花从暖热明媚的西南向着东北、红叶从冷气浸入的东北朝向西南，沿着斜躺于太平洋上的日本列岛，春季樱花一波追一波怒放，深秋枫叶一片接一片染红。春季的樱花猛烈地开放然后迅疾地凋败，于是进入了苦夏；秋天的红叶深深地浸透、最终落红掺入泥土，直至被初雪覆盖。
　　秋高十月畅游日本，多少会有一丝错觉：好像在地图上，又像在大海，准确地说是在海岛上——追逐红叶。
　　夸耀红叶的国家很多，譬如加拿大。确实，大洋暖流与凛冽寒风带来湿润的空气，打得霜叶红里透紫，红叶染遍了原始密林。温哥华UBC大学的校园里，深红的落叶被雨打成稀泥，柏油路粘得红黑斑驳。也许除了红叶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于是一片大红叶就成了国旗的图案。但是，那并不能与日本的红叶相比。
　　红叶如一道晕染的波澜，随秋色步步移向南国，次第染红日本列岛。留意着电视广播中的红叶情报，我盘算着前方的景色，设计着天天的行程。在奔波中，经常追上了或超越了红叶的浸染线，日本的地理，被一扫而过。
　　
　　津轻海峡隔开的北海道岛，以前被日本称作虾夷地。
　　我没有在北海道看到过红叶，1984年去北海道时，我们特意选择了严冬大雪的日子。在函馆住了一夜，清晨我独自去蛮荒般的大沼散步。在旅游完全停止的季节，那是一片恐怖的雪原。独自走着深雪，四野空寂茫茫。我害怕迷路，没敢再深入那阴冷古怪的雪沼。后来读到日本近代史的时候，只后悔没有去看幕府武士据守的五棱廓，而没有想到红叶。不知为什么，我猜北海道的红叶不会像在本州那样牵人心绪，而多少会和加拿大相似。

　　从北海道向南，听着《津轻海峡冬景色》坐着连络船——如今歌和船都消失了——渡过海峡，就返回了本州岛的最北端，青森。
　　在大雪弥漫的青森北端，那座山好像叫作岩木山。雪花飞舞中，神社的匾额上是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的墨书。甲午年(1894)，他在悍然击沉清政府租来运兵的英国船“高升号”时，还只是一个海军大佐。记得匾上写着的“威镇北疆”四个字当时使我新鲜：噢，这么说在明治以前，津轻海峡那边的北海道，不算日本的领土！随着日本帝国的扩张，他继续挥毫留墨。在日本侵略朝鲜的滩头堡、九州福冈的名护城，他也写了句什么。另外在横须贺，他留下一首书法潇洒的“战后言志”。日本海军的“弄墨”看来有传统，我记起以前看二战电影，新一代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船舱里，也写了一幅“百战百胜不如一忍”。
　　青森的地形，像一条高高跳出水面的鲸鱼。顺着鱼的两侧，大海被划分为太平洋与日本海。慢——提笔就碰上一个例子。日本海一词也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的地理概念。
　　这样且解释且行文，就像涂改墨书：愈改愈漆黑一团，越解释愈说不明白。只不过——尽管谁都怕自家文章纠缠在日本悖论的海草里，但谁又都只能硬着头皮写将下去。
　　
　　——若是沿日本海，从青森陆岬开始沿日本海一侧南下，就进入了有名的“雪国”。秋田、新泻、山形，由于冷热洋流的交锋，冬三月无一天无雪。天上雪花纷纷扬扬，地上雪积三米两米。但是三米的深雪转瞬便被温暖的河水冲走，雪在水中融化了，使人明白说到底它乃是降水。
　　如此丰沛的降水，当然滋养了最好的农作物——最令日本人喜爱、让他们须臾难舍的美味大米，就在融雪后的稻田里灌浆结实。依我看，日本米好吃的主要原因，就因为它带着雪水的清甜味。
　　偶尔横穿鲸鱼的脖颈——翻过山，几乎同时就看见了那一边的海。人们提醒说，那是太平洋。我暗暗吃惊。对岛国的土地狭窄，那时我有了清晰的实感。与雪国隔着山脉，顺鲸鱼的高挺脖颈从外侧南下，就到了偏僻贫瘠的岩手县。
　　那陡峭地跌入太平洋的万仞绝壁！
　　那高耸起伏、红叶连绵的岩手大山！
　　在岩手县的田野*#村，我第一次见识了日本的红叶。
　　那一年和这一次一样时值深秋。在地图上南北笔直的岩手海岸，在视野里真是万山红遍。长满了红枫树的*"岩峭壁，就那么危险地跌落下来，沉入了太平洋的波涛。
　　在一座高山之顶听到了一个故事。据说，旧时官差下乡，去田野*#只有这条山路。官差爬了不知多少道山，当爬上那座最高的山顶，他坐下小憩，举手望，前方山山绵延，不见尽头。筋疲力尽的他，不得不思考一个方案。接着走么？抑或回去？于是，那座山就被叫作了“思案坂”。
　　岩手大山过去以贫瘠著名。由于穷，在战争的时代，据说像长野一样，岩手籍的兵很多。接待的两个村役所职员正襟危坐，问及去过中国没有，两人齐齐低下头来，沉痛致歉。你又一次发觉，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人，悄悄布满你的周围。就像在日本很多地方一样：观赏的愉悦，在刹那间突然严肃了。我夸赞岩手的红叶，他们回答：贵国的风景，那才实在壮观。
　　在远离海岸的思案坂，红叶显出震撼的力量。在山的静寂、荒凉、浩莽之中，红叶也呈着一派沉默、凄丽和壮美。连绵的高山都被红叶染透了，不能想象红叶能那样恣情地蔓延，一种未知的红山野，居然在视野里实现了。这一次没有去岩手县，虽然我记着两个一齐俯首的神情。我想，田野*#那样的红叶，一生只能看它一次。
　　
　　然后是漫长的本州，西去的东海道。关东和关西，分开它们的咽喉关所，以及发生了著名大战的关之原。不用说座落的魅人名城，京都和江户。河流的水量不大但名气大，多摩川、江户川、鸭川。山脉迤逦着，贯穿了日本本州的中部，分开了山阴和山阳——地理的观念，几乎都是中国的。
　　我喜欢给日本人讲述从伊阙进入洛阳的细节，因为他们喜爱将京都比洛阳，把来京都说成“上洛”。我讲到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焦枝线刚刚通车。“便下襄阳向洛阳”。在夜行的硬座车窗口，我默诵着杜甫的名句，激动地凝望着龙门山步步临近。我讲到那个清晨；伊水两侧白雾漂浮，路左是朦胧的卢舍那巨像，路右是约绰的白居易遗迹。火车顺着伊水沿着古路，穿过阙门驶进洛阳。听我吹牛的日本人如醉如痴，最后沙哑地喃喃道：呵，上洛。
　　这一回，我两次住进京都，为了获得观察的心境。
　　头一次只想完成两年前约定的一个讲座，决定事情结束后先去长崎，然后在归途上再进京都。季节还早，加上缺雨，所以头一次只是探头望了京都一眼。一些要紧的去处，哪怕看见了我也闭上眼睛。人若问，我就开玩笑说，现在不看，我要在红叶之中凝视京都。在长崎和九州我打听着京都的天气，生怕吓人的小男孩厄尔尼诺、加上美国在伊拉克制造的污染，破坏了今年的京都红叶。
　　
　　进京都前，还想先看看赤穗。它是脍炙人口的“四十七士”的故国。
　　一切都如愿地、奢侈地实现着；浅野家菩提寺、大石内藏助的神社、赤穗的盐田、甚至那柄切腹的短刀——关于四十七士的现地勘察，全都走完了。在东京，已经去过他们埋骨的泉岳寺，又在最好的坐席目不转睛地看了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的第五和第六折——我已经熟悉了四十七士和忠臣藏，并且开始读一本概括这个题目的岩波新书，虽然心里愈来愈茫然。
　　那种丝毫不以一己生死为重的、绝对的勇敢，使如我这样的中国人被深深地吸引了。应该说，我只是胡乱地迷醉于它，并没有弄清究竟为了什么。确实它很不好懂，似乎藏着几层含意。从读了它的第一天，几乎在半个日本我强求咀嚼它的含义。它那么遥远，却又纠缠着中国的古典精神。它几乎是伟大的《刺客列传》的日本版，不过多了些演绎、纪律和变形。
　　我琢磨着自己对它的亲近。的确，并非那本白种人的《菊与刀》；真正对它亲近的，是丑陋的中国人。但亲近的根据是什么呢？似乎又正是它，威吓着贫弱的支那，司马迁的祖国。
　　一阵阵秋风吹过霜叶，心情似乎也渐渐地红透。离赤穗一步之遥，有古老的姬路城。
　　在日本星罗棋布的古城里，都说它是最古老也最漂亮的一座。但坐落在平原上的它，少了些形势之险。幸好那天登城下来时，一片阴霾不知从哪里游来，渐渐合为铅色的乌云，挡在了城堡的背后。在一派铅黑乌云的衬映下，所谓日本美的短暂，为我显露了一次。
　　那一瞬乌云拥簇的白城楼，真宛似白鹭一般。心里总想着四十七士，一个悖论暗暗在心里纠缠。城下的红叶树不多，而且是精心栽培的。照相时从取景框望去，稀疏的红叶，衬得白鹭孤单。
　　来路山阳，归途山阴，顺着路，红叶由浅淡步步浓深，红艳的欣喜也渐渐枯落。古道上的红叶随着时间，沉默着接近了尾声。追着红叶，想着心事，享受着人生难得的余裕，我们且住且行。
　　
　　山阳道上的广岛是一座重镇，广岛市郊的岩岛，是所谓日本三景之一。
　　甲午战争时，日本造了合称日本三景的岩岛、松岛、桥立三舰，对抗北洋水师的超级巨舰，镇远和定远。黄海一战，定远自沉镇远被俘，中国人陷入了永世不拔的自卑史。无论征服朝鲜或是甲午开战，日本的大本营就设在广岛。甲午年，明治天皇干脆离开皇居、住进了这里的大本营。他的行为，正与住在颐和园过生日的慈禧太后互为掩映。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广岛曾被原子弹轰炸过。
　　除了大本营和颐和园、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这样的痛苦对仗，我们的胸中还应该怀着点别的什么。当我们看清了自己只拥有——屈辱的历史、卑污的官僚、缄默的人民和鲁迅指出的第四份遗产即无耻的智识阶级——我们只有挣脱一切狭隘，追求最彻底的什么。

　　那么广岛就不只属于日本。广岛在今天，渐渐地衍化为知识分子良知的出发点。我想再去一次日本的原因，也许就因为还没去过广岛。我想象：在广岛，能解开中日之间难缠的死结。因为，在新帝国主义的魔鬼一遍遍威胁说他们要使用核武器的这个恐怖的世纪初，我盼望在广岛、还有她受难的姊妹城长崎，能够不仅清算甲午大败和八国联军的积怨、而且也清算潜伏于中国自己母体之内的危险细胞——比如膨胀的民族主义、歧视和无视他者、富强后的帝国选择以及轻慢天下大义的倾向。
　　在广岛的人群中，一个中国人独自在读一本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书，连自己都会有古怪的感觉。但我读得心沉意静。只有在这样不多的几个地点，有可能突破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暧昧方法论，提出本质的质问。我翻阅着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民族自省，那样的凛凛大义，那样的历史良心——由于它们在今天的罕见，使我几乎不忍猝读。
　　
　　天下凡叫作下关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不祥之地。在南京下关，毒枭之国英吉利威逼中国签订了割让香港、裂国侮权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下关，高喊对抗白人殖民主义的日本强迫清朝割股剁足，签订了夺走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两亿白银的“讲和条约”。
　　下关也叫马关，所以我们读过的初中历史课本上写的是“马关条约”。下关又是日本四岛中的本州与九州的分界；关门海峡天下锁钥，山阴道到此便是终点。我站在海峡的本州一侧，对面吹来的，是清冽的朝鲜的风。但在这一处家国的蒙辱地，我无心享受地理的视野。哪怕眼底穿梭着从日本海驶入濑户内海的轮船，哪怕红叶点缀着两岸的欧式洋楼，七八条海底隧道在眼前潜入海水。
　　一味强调近代，会令人生厌。那么选择沉默么？
　　哪怕可怜的邻国早已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还要敲骨吸髓，逼它拿出数亿的白银。哪怕那李鸿章的枯手已签了亡国的花押，老脸上还要再挨凶汉的一枪。谈什么友好易理解难，中国和日本之间，就像汹涌的关门海峡一样，创巨伤深而且鲜血淋漓！
　　
　　我此次日本行脚的尽头，是长崎。
　　长崎的地理位置相当靠南，或者说，相当靠近大陆。由于日本列岛一溜斜斜地在海面上向西南伸铺，列岛西南端就是九州，而长崎更在九州外侧——所以，到了长崎，就已经离上海或台湾不远。
　　长崎外海，是九州岛对着中国东海的边缘。站在外海的岸上向东远眺，五岛如帆如梦，诱人猜测大陆。好像只要有特别的好眼力，在万里快晴的季节和日子，就能看见山东的蓬莱山或厦门的鼓浪屿。
　　远不止徐福和郑成功的点点痕迹。数不清的文化，都从大陆经由这个岛屿，涌入了日本。其中最重要的大约是水稻和汉字吧，它们给了古代的日本以生存的发展，以及文明的开化。后来，欧洲异国的黑铁船，也越过了这道衣带水，把火绳枪和基督教，送到了长崎。在这个炎热而精致、有点像香港却又远比香港丰富的港口城市里，帆桅磕碰，人流复杂，神社教堂并立，香烟缭绕晚钟，好像藏着日本的一个秘密。
　　我知道到了长崎，自己的日本知识、情结以及难以言说的感情，就到了结束的地方。不来不知道，原来长崎藏着一切使我感兴趣的事情。在这个港口，东方和西方真正相撞了：向北是朝鲜，向南是台湾。西坂的殉教，隐匿的基督。郑成功的日本母亲，南山手的犹太商人。还有，它是广岛的姊妹，在一昼夜之间，她们先后被罪恶的原子弹毁灭。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不止一次提到他想再去一次日本。
　　其实他多次提及这个念头。“我随时都想去日本，但现在恐怕不允许我们上岸吧”，“也讨厌便衣警察跟踪”，“上个月很想去日本的长崎等地旅行，但终于因种种的理由而作罢……明年去吧！”
　　我想，鲁迅一直没有机会清理一下他的日本情结。在他关闭很紧的心里，对青春旧地的日本，藏着一些简单的常情，也藏着一些决绝的禁忌。他的这一脉心思，大概在1934年前后对日本女性友人山本初枝表露得最多，甚至他已经考虑就在次年即1935年了却日本再访的夙愿。谁知他是否预感：已经来日无多？
　　长崎在那些天还未入红叶季节。那些天里，红叶如一个神秘的影子，如一片飘飘不至的红云。我终于走完了这告别之旅。
　　当我清理自己的日本储藏，当我沉吟良久还是决定提起笔来时，我觉察到自己从未如此犹豫。红叶如纸，但我不知道，究竟能在上面写些什么。
　　
　　3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日本留言》
　　
　　……也许原因都是留日。在那个屈辱又激昂的时代，或许只有留日学生体验了最复杂的心境。正是这个日本在侵略祖国，而他们却只能赴日求学。他们的立志正是学成利器报复日本，无奈同学里却层出着立论亲日的政客、自诩知日的大师！
　　与留学欧美尤其美国完全不同，他们无法以艺术自慰或者以民主夸夸其谈。尤其不能学成一种愚蠢的怪物、哪怕对老婆也半嘴英语——他们常回避自己的见识，他们多不愿炫耀日语。他们每日求学的这个国度，曾向母亲施暴又正在倡导文明；他们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把一切来自中国的古典思想、把一切琴棋书剑技舞茶花都实行了宗教化，然后以精神批判中国的物欲，用耻与洁等古代中国的精神，傲视甚至蔑视中国人。
　　留学生首当这精神挑战的前沿。要领熟滑者逢迎表演保全自己，匹夫之怒者以头抢地然后消失。只有陈天华蹈海自杀。他的这一行为，是中国青年对傲慢列强的以命作答，也是他们不堪于揭露、包括不堪于这种以蔑视表达的对自己劣根性揭露的——蚀心痛苦的表现。
　　这种难言的心态，绵延于一百年的留学史。它激烈地迸溅于徐锡麟的剖心行刺，也扭曲地闪烁于鲁迅的晦暗文章……
　　
　　……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象∶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与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东浦无人踪》
　　
　　三一八，九一八，他不能不纠缠于这两个结；他的交友立论横眉悦目，都围绕着这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挣不断地系在一根留日的线上。
　　……后来参观鲁迅的上海故居，见厅堂挂着日本画家的赠画，不远便是日本的书店，我为他保持着那么多的日本交际而震惊。最后的治疗托付给日本医生，最后的挚友该是内山完造——上海的日子，使人感觉他已习惯并很难离开那个文化，使人几乎怀疑是否存在过——耻辱和启蒙般的日本刺激。
　　留学日本，宛如握着一柄双刃的刀锋：大义的挫折，文化的沉醉。人每时都在感受着，但说不清奥妙细微。这种经历最终会变成一笔无头债，古怪地左右人的道路。无论各有怎样的不同，谁都必须了结这笔孽债。陈天华的了结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尊敬；周作人的了结也是一种，他获得了日本人的重用。
　　——《鲁迅路口》
　　
　　在六十年代学潮中，三岛由纪夫曾企图与占领东京大学造反的左翼学生沟通。在乱糟糟的教室里，挤满的学生和三岛之间的谈话记录，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文献。事后，三岛在与和他政治立场完全相反的、左翼作家之星高桥和巳对谈时，两人话题大量言及造反学生。唯高桥记录了三岛如下的宣言：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不久后就是他的自杀。确实，在中国本土早已荡然无存的王阳明知行一致说，有了一次淋漓的实践，但却是穿着皇军军装的实践（围三岛而结成的右翼结社“J会”服装酷似军服）。反之，做出如此行为的作家，其“刻于语言”的本意也因此光芒逼人。不知行家里手们是否心有所动；我面对如此的“语言”和“行为”，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
　　我想高桥和巳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羞耻感。文坛上默默演出的，简直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如果右派都不惜命、如果苟活的唯有左派那岂非讽刺？于是不久后高桥也死了。他留下的遗稿题为《遥远的美之国》，只写了序章。
　　——《风雨读书声》
　　
　　上面辑录的，是迄今我涂抹过的若干日本杂感。就像这些芜杂的引文，我的思绪杂乱一团。在这个过分复杂、过分暧昧的日本题目之下，我找不到贴切的思路。也许高桥和巳的倾向，离我们多少要稍近一些？总之我们盼望日本是一个美的概念、是给我们对美的追求之心以鼓励的一个榜样。但是在我们奉为模楷之前，先得清算明治以来的大是大非。
　　说到底，中国人只能追求一步步变得美好。
　　不仅是富国，更不是强兵，不单是好，而且要美。非达到具备美感的好，我们永远是精神上的失败者，永远面对日本，耻不堪言。
　　但是我们并没有重新来一次燕人学步的余裕。阴险地逼近我们两国的二十一世纪，已经丝毫没有遣唐使时代的、阳光海面浮光跃金的征兆了。相反却多是不祥的预感。鲁迅在一篇用日文写的文章（即《我要骗人》）结尾，这样写了一句话：“——临末，以血添付不祥的预感。”
　　他的预感里没有欺骗。一年之后，国家濒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又在涨潮时倒流上海。
　　鲁迅的这句话，被一个中国人不熟悉的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特别留意过。堀田善卫对鲁迅的这一句预感念念不舍，两国尚未恢复国交前，他就在《在上海》一书里接着鲁迅说：
　　“我有一个危机的预感。今日两国的如此关系，在不远的未来，会带来——今天怕是不能想象其样子的危机。”
　　
　　——我也满肚子不祥之感。
　　真没准，比这篇随感更快地，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日本和平宪法，在我的小书出版前就会被日本修改。也没准，我还没写完关于美的穷酸议论，日本宙斯盾级驱逐舰队便会从中国文人题词“一衣带水不再战”云云的码头启航，为龙的传人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鲁迅的时代在循回。
　　说到底，尽管甲午以来的是非尚未清算，我们正处在更狭窄的场地之上。像甲午年、也像九一八那一年，中华民族并未到了最太平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站在清算历史的上风头。
　　我们并没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们仍在多重的含义下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凶恶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种被粉碎的痛苦感觉，忍受生养自己的伟大体系和悠久传统的淌血的撕裂，在剧痛中去追求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和最本质的世界正义。“最后的吼声”，也许只能对着自己。转过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锐，刺向尊大的中华心理。不是因为别的，只因我们并没有——任何其它的武器。
　　
　　但这并非自虐。在重访日本的日子里，我感到，早有不少日本人在自我批判的路上跋涉，并不声张一句。好像一种大洋上空奋力独涉的候鸟，他们的反省是真挚的。对于我，他们的一语一动都是温热的鼓励，也是持续的压力和催促。
　　我们两个民族，仿佛永远喜欢这拉力赛般的思想较量。或许唯有日本，这古怪的国度，尽管它侵略过我们，但正是它才迫使我们反省。哪怕常常失礼，出口刺耳之音，但唯它在古典的文明规矩之上，推着脊梁，促我们迈步。
　　确实，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带着强烈自尊心的中华思想本身，才是一种更要接收批判的东西呢？是否我们祖国的思想进步，首先要踏过虚妄的民族尊大呢？
　　我并没有太成型的思路。我还分不清所谓尊严与虚荣的界限。但是我已经深感——对日本近代史批判的力量，就藏于自我清算的批判中。
　　时值如此动荡的世纪初，一枝笔如嵌如绑，束缚在狭窄的缝隙。何止道路，连词汇也没有多少可供我选择。但是像许多过去的体验一样，我们又一次可以向鲁迅试着求索。他的文字已经存在暗示，我们也可以努力——像毛主席评介的鲁迅，更严厉的是解剖自己。
　　这就像给友人胡乱写的一些信，如在红叶上记下一些随感。在不安的时代，一诉为快还是可能的，毕竟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
　　
　　《红叶作纸》之一
　　
　　写日本最劳神费力。别看它只是一群岛屿，但好像古往今来的麻烦事，都与它的话题有关。
　　这一篇文章，究竟怎样开头呢？
　　百思不得其案。后来想到一个人，我想，没准那白发老头的故事，可以简单地说明这种复杂性？所以，我用这一篇做个引子。
　　
　　1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茉莉花”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地点确是茉莉会。那个会的名字，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ū，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ān hu?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1969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作……”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啦！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共同的青春，度过了青春，草原的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已！……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2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提起茉莉会，他不在意地说：“他们让我讲一次过去的事，我没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
　　霍洛特（horō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想，他倒不像是闪烁其词，他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肯德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的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末节小事。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震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所有那些，要等到下一次。
　　而下一次，就是我们的诀别。
　　
　　3
　　
　　他依然住在民院家属院对门的政协宾馆。我坐定以后，见满桌满沙发都是表格和本子。随手一翻，到处都密麻麻写着学生姓名、年龄、民族、家庭人口、收入、申请的奖学金数额。
　　有些不是个人，而是学校的申请。我拿起一份，读着很有意思——因公路通过校舍，若顺校舍一侧沿路盖房十间，可建一座餐厅或加油站，经营所得款项可补助教育经费若干若干，现申请兴建此十间房屋所需补助伍万元。附着公路和校舍的地图，以及计划中的新屋位置。
　　更多的是报表。学校把申请服部老头援助的学生名单造册：马保国、卓玛草、扎西、黑麦、乙卜拉、李三小——密密麻麻地一行行排列在名簿上。每一行是一个小孩：姓名、年龄、民族、村子、家庭经济状况、申请的补助金数额——我喜欢那些栩栩如生的活泼名字，从那数不清的一份份有趣名单上，一座座藏回汉杂居的村庄，声色气味跃然纸上。
　　我翻阅着，心情复杂。服部老头在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是他自己在东京的两处公司（一处医疗器械商店和一处和服衣料店）经营的赢利。他把挣来的钱收集到手，然后就直奔中国。几年后他选定了青海为目的地。
　　我问他为什么没选内蒙古或乌珠穆沁——话一出口，自己先感到了不必要。大概就像我感觉到的一样，东乌珠穆沁太富裕了！富裕使它也许不在意一捧一鹒的心意，富裕也会使人对学习轻慢。我猜，服部还是觉得青海农村对教育更热爱，何况——
　　“青海也有蒙古人！……”他高兴地对我嚷，“也有你们回族。……”
　　“有一个村子两个民族打架，我去劝他们。嘿，我站在中间，我不怕。人呀，对方哪怕是……唉，有蒙古、奇伯特、回，嘿嘿。”
　　他的话题是高速转移的：“你听说过文艺座么？”
　　我不自信地说：“知道一点。俳座什么座的，像是左翼剧团？”
　　他满意我什么都知道一点。“对呀。就是那个。我的以前的妻子，嘿嘿，是文艺座的。是女演员。所以他们说，我是受了老婆的影响，哼！”我问“他们“是谁，但一瞬间他似乎只忆着那位女性。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脱口而出：“今天的日本右翼，没思想！……”
　　我追问：“您是说，那时候的右翼有思想么？”
　　就这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提到了川岛浪速。由于这名字和另一个可称臭名昭著的人名列在一块，使我刹那间对老头顿生怀疑。
　　他慢悠悠地说：“我曾经在川岛先生家住过半年……”
　　他那川岛先生的满洲养女，是名声刺耳的川岛芳子。那是一个恐怖时代的女人名字，在资料中，那女人疯狂而病态，是日本侵略大业的帮凶。
　　老头嘿嘿一笑：“在中国她的名声不好，对吧？她——不行！”
　　他是说川岛芳子不值一谈。但我还是感到了隔膜。想着读过的川岛芳子，我甚至感觉严峻。您还和川岛芳子有共同青春地点呢！我心里想。
　　但是，那时的我，已经多少见识过日本式的“左右混淆”。川岛浪速和他的同时代人，未必只是些简单的疯子狂人。宫崎滔天、大川周明，那个时代的日本右翼，一个比一个复杂。我在脑子里搜寻着一些碎片的印象，仿佛回忆一部忘记的旧电影。在那些碎片之间，藏着某种门客弟子的关系。
　　“在川岛家做什么？扫地干杂活吗？”
　　“不！——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描绘的川岛家，使我如身历其境。我好像一眼瞥见了一幅中国古代的门客图。我笑着，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好像一个问题不觉间突然推至眼眉之前，逼人正视。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民间人……总之叫作关东军情报员。”

　　“也穿关东军的衣服？”
　　“不穿军服。”
　　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句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猜测着，一一询问，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右翼团体等等，无一不连连摇头。我发觉，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何况又有一位文艺座的左翼女演员，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
　　“那位夫人，文艺座女，后来呢？”
　　他眼睛里掠过一丝难测的神色：
　　“我太任性，让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劳伦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领。显然我的日本知识，涵盖不了这复杂的老头。我深感我只是继承了一些概念，但企图用概念的套子把这不驯老头笼住是困难的。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怎么进了右翼大浪人的门坎、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怎么给关东军当了志愿的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
　　
　　反正，蒙古劳伦斯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左和右剧烈地混淆，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识到：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听他的口气，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他不屑与众人共语，因为“他们没思想”。
　　没错，老头子丝毫没变。我盯着的这颗白发飘飘的脑袋里，藏着一条对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这使我暗暗叫苦。随着交往愈多，我愈加说不清了。茉莉会不行、年轻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难道只剩下我才算懂得他，只因我一样在“东乌珠穆沁之东”住过，像他一样在那儿“送走过青春”？
　　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马占海、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我不是好奇，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
　　
　　他骤然切入的，是我熟悉的世界，宛似另一个东乌珠穆沁。如果我不是对这些名簿上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过于熟悉，如果我不是至今还和他们的父母站在一块无形的场地上，心甘情愿毁誉与共，我依然会忘掉遥远的服部老头，嘲讽地看待一个错把我当成怀旧对象的失意的日本浪人。
　　但是现在不能了，我不能回避他加于我的反省。因为他做着的一件一件，都是我正在努力做的。只是他干得更随意，更富于行动的快捷。
　　
　　“嘿嘿，不用看，……没有用，嘿嘿，”他的表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他认定自己的事，就是按名单发钱。现在钱已发罢，他已经休息。
　　他随手把一叠名簿扔在茶几上。“一个村子的小孩，家里都很贫穷，给谁又不给谁呢！”他自语般说。我又摸起一本，满本的一页页上，申请的助学金数额，都写着五十或者八十。望着那些法土麦和卓玛草，我茫然无语。
　　“去年您怎么没有来呢？”我问。
　　“店里不景气，钱不够。”他望着我。好像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坏处，只是妨碍了他去青海。“今年，我朝姐姐借了一百万日元，说以后还她。”他自语着又呵呵笑起来，“嘿，还什么呢，她知道我任性。”
　　为他开一次例？我沉吟良久，最后犹豫地说：“也许您愿意我把您的事情，在报纸上介绍一下？”
　　没料到，老头正色道：“不！在报纸上登出来，事情就变了！我从来拒绝在那种地方……”我深深感动了。从那天晚上起，拒绝和审查结束，我在内心里把他认作了自己的朋友。
　　
　　4
　　
　　其实对我来说，比他交往更深的日本人很多。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他是我接触过的唯一的一个“原右翼青年”。原来的日本右翼却做着今天的中国左派从来不做的事，这怎能不逼人思考！
　　甚至我还觉察到：在潜意识里，自己居然在等着他。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日本留学的青海籍蒙古小伙子。他曾随着服部老头，在青海家乡的农村跑过。比起我，对老头的青海行为他知道得更细致。一次我和他谈起老头，他居然说：
　　“老头是个伟大的(aγu yihu)人。”
　　我愣了一下。这样的蒙语表达，这样对一个人的评论，是非常罕见的。一般说来，aγu yihu只能用于形容领袖。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我在偶尔想起他的时候，心头好像掠过一丝什么感觉。不过，多是一丝念想闪过心头，我没有刻意地找过他。他一直没有来，我的不安也在蓄积。终于，青海出身的蒙古小伙子学成归国了，带回了服部幸雄先生逝去的消息。
　　缘分就这么短浅。
　　他的人生和思路，至今我也没有弄清。尤其是东乌珠穆沁，虽然我知道他与我交往只是由于那一点，但在那颗银发蓬乱的大脑袋里，东乌珠穆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痕迹，我一直没能究明。
　　我只有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他在中协宾馆的合影，另一张是那青海蒙古小伙子给我的，在青海黄河沿的恰卜恰农村，披着氆氇袍子戴着红领巾的各族小孩，密麻麻簇拥着银发飘飘的他。
　　
　　5
　　
　　了解他的恩师、右翼活动家川岛浪速的概况，不算太麻烦。
　　川岛浪速，长野县出身的大陆浪人。年轻时为“从白人侵略中保卫亚洲”的亚细亚主义倾倒，专攻汉语投身陆军，志在满蒙独立。甲午战争时任军中翻译，后供职台湾总督府。参加八国联军，随同福岛安正——其人曾以独骑踏破欧亚大陆、自柏林返回日本——来北京，据说，曾在西欧军队劫掠颐和园及圆明园时，保护了紫禁城未遭浩劫，因此得到宫中满汉的大大尊敬。清朝庆亲王给川岛浪速二品衔客卿之待遇，委托他按日式改革警察制度，以后与肃亲王相熟。
　　肃亲王之妹是蒙古喀喇沁王府之妃。辛亥革命前夕，川岛向喀喇沁送去一名日本女教师，宣扬抗御白俄的事业。他时而脱逸出日本的国家步骤，自行其是，与满清宗社党、蒙古族军人密切合作，竭力推动满蒙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时，川岛浪速运入日本武器，煽动蒙古兵变。但是由于日本政府采纳支持孙中山的战略，所以他的蛮干遭到阻止。于是他转而从北京搬出庞大的肃亲王家族，借助日本关东都督府，将其安置在旅顺白玉山的旧俄国旅馆。1915年，回国苦恼寓居的川岛浪速，接受了肃亲王的第十四女金璧辉为养女，名之川岛芳子。到了1927年，在满座的关东军来宾簇拥下，这位新一代的日本颠覆满蒙的女性工具，在旅顺大和旅馆与蒙军首领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结婚，并开始了她的急先锋马前卒的悲剧故事。
　　1935年傀儡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派特使探望川岛浪速。川岛以七十老人之身，着燕尾服出迎，感慨无量。他一生献身的所谓满蒙自强亚洲主义，最后的归结就是眼前的这一幕。
　　在无法获得资料时，逻辑是唯有的依据。
　　我想，服部故事的梗概，根据逻辑是这样的：像很多日本人一样，他在年轻时迷醉于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特别对“蒙古浪漫”念念难舍，那时英国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正在流行，他盼望成为“蒙古的劳伦斯”，投身川岛浪速门下。服部进入川岛宅门的时间，该是1944年前后。其时那位浪人正隐居东京，给年轻的服部饱灌了诸如以日本为盟主、促满蒙之独立、摆脱腐朽支那、战胜白人俄苏的思想，“在各方面，受到教诲”。
　　服部领命赴蒙时，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他可能按照恩师指点，手拿“联络图”，活动于川岛苦心经营的地盘，尤其乌珠穆沁和阿鲁科尔沁一带。后来与关东军配合，在满州国边界搜集苏蒙军情报，似乎没有大作为。
　　一年后便是1945年。苏军涌入东北，关东军溃如山崩。他不服，企图独自北上，煽动对苏抵抗，但最终只能回国，逐渐经商为业。川岛浪速死于1949年，回国后的服部，多半参加了他的丧事。

　　他是否参与了一些罪恶，是否与一些大事有关？那是可能的；只是时至今日已无法查考。或者他什么也没做；只是想象着“蒙古劳伦斯”，铺冰卧雪，把内蒙古当作了乌托邦？
　　
　　6
　　
　　前年回乌珠穆沁草原，顺便坐车去看乌拉盖河上的桥。那座桥是我年轻时的一道界线，分开不熟悉的南部几个公社。河流只是一道蜿蜒细水，但我们都知道乌拉盖河虽然缺水，但流得很长。
　　河边有一片废墟，同行的蒙古哥哥告诉我，这就是原先的旧庙。
　　我一怔。什么？旧庙？我只知道新庙！
　　哥哥指着斑驳的土块，一副资深牧民的表情。没有旧庙哪里来新庙？他那天好像个考古队，有些自言自语。原来嘛，庙就在这儿，他说。“是‘科尔沁八路’来的时候，庙烧掉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我惊醒般问道。
　　“好像是一九……几年？还是哪年……”
　　蒙古哥哥也记不清了。
　　后来我查了个头昏眼花。
　　最终弄明白了：我们的庙，是座乌珠穆沁的名刹。它像它统率的牧民毡包一样，迁徙数次。它的旧名是白音古秀苏木，大约曾依次在——乌拉盖中心的夏江淖尔、我们的道特大湖西岸的白音古秀，又经过一个红格尔敖包，最后定居在我熟悉的公社镇上，从而放弃了旧名，以新庙之名著称。这个名字和建筑都安稳下来的时间，据蒙文《道特淖尔史志》记载，是民国七年（1918）。
　　日文的消息大同小异：大正四年（1915）得到川岛浪速支持的巴布扎布叛军在白音古秀苏木被中国军队追歼，庙在战火中焚失。追剿巴布扎布的、新民国的军队，就是日本资料所记的“支那军”，蒙古百姓所谓的“科尔沁八路”。
　　
　　……仿佛在剥着一片被层层裹着的、历史的碎屑。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脑子里跳出来一个乌拉盖的洪水冲毁旧庙的观点。我根据它考证了这个碎屑，在新散文集《聋子的耳朵》里，我写道：“新苏木营建的时间，一定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他在乌珠穆沁的东部打发掉自己青春的那段日子，正在旧庙被水冲毁，新庙尚未重建之间。”
　　真倒霉，考错了！
　　日文《大正时期的蒙古》记载：“大正四年（1915），巴布扎布……经由喇嘛库伦，在白音古秀苏木遭支那军攻击。庙被战火烧毁，后来建起的庙被汉人称为新庙（シンスム）……巴军转至由库珠尔庙，支那军以大部队追击。”
　　也许是因为——服部老头白白背诵了许多农乃庙尕海庙，却让一座与他、确切说是与他那以颠覆中国为己任的恩师关系深切的庙，脱出了记忆之外？喜欢口不离庙的服部，宛如我一样，似乎没听说过白音古秀庙。但恰恰这座庙应该凿刻在他的川岛老师心里。有意没有对弟子讲么？
　　也可能因为——满嘴新苏木的新牧民，也就是我，不知道白音古秀这个旧庙的名字。我能听到蒙古语冷冷说出的“科尔沁八路”这个新鲜词儿，需要等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等到沧桑一变以后。
　　我和他，都没想到这么巧——在我插队的公社，在我熟悉的河边，我曾徘徊其上的白音古秀苏木废墟，居然就是一代日本浪人的折戟之地。“地点”重合了。那苏木，不偏不倚恰在我家门之前，在我胡服蒙语度过青春的地方！
　　一直想和他深谈，现在我知道从哪里谈起了。
　　
　　我一直想，若是再次访问日本，我要找到他那位文艺座女，把当年的事问个究竟。我更盼着告诉他关于新苏木的变迁史；告诉他在乌珠穆沁的座座苏木以东，他和我的虽然相异、又可以沟通的“青春的位置”。
　　但是我最终明白，这些都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我重访了日本，但没有寻找他的家人。就像他不稀罕对他的宣扬一样，他在意的是理解。我应该去做的，是理解他们——与我们前定为邻的日本人，不误解，真相知。
　　我打算到青海去走走，尽管我猜那儿的人，已经快要把老头忘记了。我要到共和县、到海西州、到藏回杂居的村庄、到那些得到他援助的孩子们中间去——我将在他修茸过的学校门前坐下，慢慢琢磨他的谜语。但那片熟悉的土地，能给我以有力的启发么？我直面着巨大的悖论和矛盾。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还有东乌珠穆沁、白音古秀、新苏木——你们能帮助我弄懂“大亚细亚主义”，弄清什么是右翼、什么是志士吗？
　　
　　一介之人，因时代大潮的裹挟，会走过弯曲的路。不用说政治，越是政治的迷误无法闪躲！但在冲淘的时间里，一些人内藏的精神会渐渐显示，最后在终点附近给人以震撼。被扬弃的只是政治方向，那气质和精神一定要挣扎，击败裹挟了肉驱的历史，成全一个自我的轨迹。
　　——大致讲过了服部的故事以后，我的日本涂抹记可以开始了。虽然也并非很合适，但这是一个引子。
　　
　　2006年冬初作于普埃布拉
　　2007年初夏，改定于北京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清洁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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