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钢琴”中间，硬生生嵌进一个“的”字，“钢的琴”，这种诙谐、硬朗的很东北、很底层的命名，既拆解了“钢琴”，又用土办法出人意表地重新加以组合，它在自我嘲讽的同时，也调侃了“钢琴”所象征的特定阶层的高雅文化。影片名字，指向了一种黑色幽默的混杂的喜剧风格。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总之，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学琴的女儿，被逼无奈，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土造一架钢琴。他邀集其他下岗的各自或在奔波或在鬼混的工友们，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季哥、快手、二姐夫，连当年留苏的“汪工”也被动员出山了。大伙回到已近于废墟的原铸造分厂，回到温暖的记忆里，在破败的厂房，用废弃的机床，热火朝天，钢花四溅，各显神通，当然也历尽艰辛。这些下岗工人们，用捡来的废铜烂铁，竟真的打造出了一架钢铁制造的“钢的琴”。最后，他们开动吊车，在静穆的气氛中，把这架沉重、冰冷、寒伧的“钢的琴”缓缓吊运到空旷的厂房中央，这时，荒诞、自嘲的喜剧风格走向终结，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一股悲凉之气上升、弥漫。

    其实，影片的悲剧感体现在多处，毕竟，以衰颓的城市、离散的家庭、贫困的生活为背景，这样的喜剧一定是混杂的风格。喜剧气氛被悲剧感所平衡，这使《钢的琴》完全区别于例如《非诚勿扰》等影片中葛优那种一味油滑、轻浮的喜剧路线。
 
2、
 
    《钢的琴》被誉为“今年口碑第一强片”，绝非溢美之词，它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无疑都是近年来国产片中的杰作。可是，在星美影院的放映厅里，算上我，只有两个观众。这几年，正是中国电影产业突飞猛进的时代。全国总票房，从2003年的区区9.2亿元人民币逐年窜升，到2010年已达到101.72亿。《钢的琴》的票房，与同期或前后上映的《建党伟业》、《变形金刚3》等大片相比，要差上两位数。中国主流观影人群是大城市年轻人，以白领小资为主体。统计显示，39岁及以下的影院观众占全部观众的85.5%。这个白领小资群体，人数以千万计，集中在一线、二线城市。白领小资，面对数以亿计的蓝领工人的生存状况，没有关注的兴趣。他们的这种偏好，是没道理的。
 
    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即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制造业的主体，蓝领工人，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看，自80年代以来，就处于日益下降、倍受轻视的地位。卑微的地位、普遍的受挫感和人材的流失，降低了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和士气，作为一个重要瓶颈，阻碍着中国制造业从中低端向高端升级。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白领也正日益困顿。零八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由于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的挤压，更由于社会结构的固化，导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白领小资的上升空间已经迅速窄化。白领小资与蓝领工人之间，其实是比邻而居的两个社会阶层，蓝领的边缘化、贫困化不啻是白领身边的一个梦魇。但是，小资们追逐的是另一种梦。他们走进院线放映厅，通过分享“梦工厂”打造的时尚大片，释放职场压力，获得身份认同。两种梦，黑白分明。小资白领作为社会中间阶层，天性摇摆，他们在美梦没有彻底破灭之前，是不愿直面自己身边的困境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钢的琴》在白领小资面前遭遇票房失败，又是太正常不过了。
 
3、

    《钢的琴》还有另一条线索，废弃的工厂遗留下两根高耸入云的烟囱，工人们集体联署呼吁保留，但终被拆除。这两根烟囱经历几十年岁月，伴随几代工人的劳动、成长和生活，是城市地标，是记忆参照，更是过去时光荣与梦想的见证。影片末尾，在大群工人伫立遥望中，两根烟囱被定向爆破，瞬间，烟尘升起。

    这条情节线时断时续，作为“造钢琴”这个主线索的衬托背景，颇具意味。它说明，国家、资本、市场的逻辑和步伐，铁面无情，坚不可挡。它还说明，土造钢琴，这个在工人集体失败的时代所创造的单个“奇迹”，其实只是一次无奈的挣扎，正像最终不能留住陈桂林的女儿一样，它并不能改变造钢琴的那个“背景”，不能改变工人集体失败的命运。通过这个背景线索的叙述，《钢的琴》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时代的大势。
 
    主线与背景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各阶层也同样如此，处于彼此联动的关系中。例如，农村的凋敝导致大量廉价民工涌入城市，作为产业后备军，造成了城市工人严峻的就业环境。而产业工人的贫困化，也使白领小资的上升失去了社会基础。蓝领工人正是白领小资的“背景”。工人的困境并不限于他们这个特定阶层，实际上，属于全社会。
 
    但是，我们注意到，《钢的琴》像所有其他底层叙事作品，例如底层文学一样，其视野和维度是相当有限的。例如，它们所表现的底层，始终都处于自发状态，始终都缺少一个来自另外阶层的类似于领导者身份的人物，有机地参与到底层的困境中来，并尝试引导他们摆脱困境。在这方面，20世纪的实践和文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案例。当然，就目前而言，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它们所面对的现实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文学和电影，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想象部门”，本身又具有超越现实的潜能和力量，理应走在现实的前面。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文艺有更多的期待。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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