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回望知青
知青大返城之后,各种媒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论,几乎全是否定的。但是评论者很少有从接纳知青的那一方来看这个问题。我两次回农场,对两代当地人怀念知青的心情,体会尤为强烈。
回到农场,老职工们几乎排着队要请吃饭。那股浓浓的亲情,真是醉人。
那一天中午,是农场的老科协(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请我们吃饭。12连技术员出身、后来当过红旗岭农场党委书记的纪景春说,他早上三点半爬起来,写了个稿子。要给我们念。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不以为然:难道老纪养成了官场作风,一个非正式的老友聚会,也要郑重其事地念讲稿?
老纪居然还把"讲稿"打印了几份,我们每人一张。
原来是一首诗!老纪一边念,我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老纪的诗,全文如下:
欢迎荒友归来红旗岭
四十多年前的今天,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小丫。
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飞到北国来安家。
五湖四海,南腔北调,
黄棉袄和黑土地,敞开胸怀把您们接纳。
北大荒增添了新鲜血液,添加了多元文化。
这才有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北大荒普通话。
上山伐木,下河捕鱼。翻耙耢播,摸爬滚打。
起早播种,又困又乏。一不小心,掉在播种机下。
酷暑大会战,大酱缸中捞草垡。蚊虫小咬,咬紧牙关说不怕。
严寒挥大镐,汗如雨下。盼来中午热馒头,咬一口就冻成白碴。
兵团新闻战士,下基层跑连队,采访报道,忙上忙下。
党的喉舌,高音喇叭。金嗓子播音,传到万人千家。
当前实际,远景规划。尽情描绘,泼墨挥洒。
兵马没动,粮草先行。后勤食堂,添砖加瓦。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您们又东西南北闯天下。
事业有成,也当上了爸爸妈妈。
荣归故里,亦是年逾花甲。
荒友相聚,说不完的贴心话。
亲人眼里,还是当年的小伙小丫。
新城建设,南湖北塔,稻浪翻滚,一望无涯。
红塔下印刻着您们的足迹,
五星湖映照了您们的倩影面颊。
建言献策,锦上添花。感动农场,精神可嘉。
无论您走到天涯海角,这里都是您的家。
无论您走到东西南北,第二故乡都会把您牵挂。
无论您走到哪里,亲人们都会把您们牵挂,牵挂。
同时向全国各地来五十八团的2500名知青荒友问好、致敬。
红旗岭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纪景春敬上
[备注:这次来农场回访的同志有原五十八团机关的北京知青熊蕾、王仞山、张红军;杭州知青汤永林了;哈尔滨知青钟阳等。]
短短一首诗,不仅情深意长,而且把我们几个当年在农场的经历都概括了进去,包括张红军半夜掉到播种机下的插曲。
更震动我的,是老职工们对知青的深切怀念。
的确,无论是这些老职工,还是他们的孩子,都感念知青的好。尽管我自己觉得那时并没有心在那里扎根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
不过,老职工们感念的不是哪一个知青个人,而是知青整体,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从这样的文化冲击,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样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而这种冲击所震荡的,不是一代人。很多老职工子女,都是知青的学生,对当年的老师怀有感情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我们走时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也说自己是知青冲击的受益者。这就很让我们感慨了。
平心而论,若说受益者,岂止是老职工们?我们知青难道就只有失而没有得么?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飘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当然,很多地方为了让知青下乡,采用了很极端很蛮横的方式,激起了几乎众多人的反感,这是那一场运动的败因,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像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以及很多自愿去各地农场农村的知识青年,后来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也是很没有道理的。
抛开强迫的方式,我自己觉得一场上山下乡的经历,还是蛮宝贵的。近日看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讲到当年秦孝公苦于秦国缺乏人才,而中原士子嫌秦国穷困,周游列国而不入秦,于是发布《求贤令》,感动了一些中原士子,包括商鞅。很多士子来到秦国便要官做。秦孝公要求他们先去基层考察,而后写出策论,再量才使用。招致很多士子反感。但是商鞅却扎了下去,几个月走遍秦国穷乡僻壤,之后提出变法的扎实主张。这很有一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味。就算你是栋梁之才,对国情国风却全然不了解,你这个栋梁的基础便也堪忧了。即便如我这样不是什么栋梁之才,经历了上山下乡,也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没有什么不好。
想一想长眠在农场的那些人,想一想几辈子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毕竟只在那里呆了几年,如因此而怨气冲天,实在太没意思。
还想提一点,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下子把农场闪得够呛。许多知青的机务工走了,拖拉机、康拜因都没有人开;许多知青教师走了,学校的课没有人上;......很多工作接不上,农场几乎都瘫痪了,据说缓了几年才过来。我们1994年第一次回农场时听说此事,不由得感到愧疚。然而老职工们却说:我们这才认识到知青在北大荒的建设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老副场长和很多连长为此连连向我们表示歉意:当年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你们太严厉、太缺乏尊重了......
这些话,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北大荒人的胸怀!
去黑龙江农场的知青还有一样受益,就是天南海北的知青交融,对我们的正面作用。比如北京知青,先前多多少少有一种来自"皇城"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从上海、天津、杭州、台州、哈尔滨、佳木斯和双鸭山等不同城市知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也就越来越淡。借用那样一种契机来进行不同地域文化的互补,实在太神奇了。
大约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所认识的知青,不论后来遭际如何,都对那一段北大荒的经历无怨无悔,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探亲"。
附文:
“收复”湿地——再返红旗岭之一
熊蕾
时隔17年,我和“荒友”王仞山、汤永林、张红军和钟阳再次回访我们在北大荒的农场——黑龙江红旗岭。原以为只是访访旧友,没想到我们都被现任场长张晶华的湿地保护激动起来。
今日红旗岭鸟瞰
在席卷全国的圈地开发热潮中,我以为所有的湿地都在沦为"失地"。
然而我们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红旗岭农场,似乎却是个例外。那里不仅停止了开垦湿地,而且还采取措施保护湿地,包括严禁猎鸟。
如今,我们场的原生态加退耕还湿的湿地有16万亩,加上13万亩林地,就超过了27万亩的耕地面积。而这27万亩耕地中,人工湿地水稻田占了22万亩。
稻田里的白鹳——汤永林摄
稻田里的白鹳
从佳木斯到红旗岭,4小时车程,沿路没有见到一块麦地。当年无边无际的麦田,全部改种了水稻。不过原生态的湿地却不多见。所以红旗岭人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湿地是最大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红旗岭本身在黑龙江垦局只是个小农场,其湿地只能占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说它是保护最好的湿地之一,应不为过。
这和我们当年大举"围剿"湿地的做法,反差可是太大了。
我们红旗岭农场,在完达山北麓,全场范围内有挠力河、七里沁河、越岭河、大牙河等四条河,还有五星湖和若干水泡子,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我们农场几乎就是靠开发湿地起家的。从1956年最早来的一批转业官兵开始,我们一直在沼泽地里垦荒。那时候是八五三农场的五分场。1970年,我们向阳团奉命从抚远撤到这里,和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五营,也就是原来的八五三农场五分场,组建了三师五十八团,后来兵团撤销,改为红旗岭农场。我们向阳团1970年刚来时,老五营五个连队,开出来的耕地面积是8000亩。
1958年的转业官兵在沼泽地排水垦荒的老照片——汤永林翻拍
为了垦荒,全场几乎年年排水--那都是在冬天。当时也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工。冰天雪地在冻土上挖干渠,一镐头下去地上一个白印,那可真是苦活。而全团的人,包括团直机关工作人员,如我们政治处,从主任到小白丁,每人每天都要挖三米长的干渠,无一例外。
1972年卫生队队长和医护人员在排水工地挖泥的情景——王仞山摄,汤永林翻拍
我在红旗岭的两年,因为是新建团场,开始还住帐篷,所以要务是基建。到大家搬入营房,农场开始每年冬天修水利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没有赶上那个苦活。但是我却赶上过在泥水里割麦子。那年麦收时节连降暴雨,麦地成了泽国,康拜因下不了田。于是全团人人上阵龙口夺粮。我们去的那片麦地,有些地方一脚下去泥就没过膝盖,一边拔脚一边割麦子,不过大家还嘻嘻哈哈开玩笑。每天收工,我和好友、借调在团部画宣传画的王仞山跑到附近的七里沁河去游泳,没有游泳衣,就把衣袖裤腿卷起跳下河去,游完了再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裳回到团部。真正是穷开心。
泡在沼泽地里开荒打粮和水斗了这么多年,按当时副团长孙鸿武的话说,"我们是在水盆里种庄稼"。而我们当时竟不知道湿地是"地球之肾",是宝。
当然,在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也是湿地为我们国家做出的牺牲吧。
今日五星湖
1970年的五星湖
1970年代,王仞山(右)在五星湖给战友画素描——张天启摄,汤永林翻拍
再返红旗岭,想不到我们当年四连所在的五星湖,已经成了三江湿地保护区的著名景点之一。我们割荒草割芦苇的草泡子里,修起了观鸟的栈道和观景台,那些我们曾经一踩一陷的塔头墩沼泽地,成了飞鸟水禽出没,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五星湖湿地的一个观景台
五星湖湿地
游罢五星湖,我们冲着陪我们来的苑小军--当年我们连长苑春发的小儿子,如今红旗岭农场畜牧水产局的局长--竖起了大拇指。
小军说,红旗岭湿地的保护,得力于现任场长张晶华的坚持。
张晶华——汤永林摄
张晶华是开发友谊农场那一代转业官兵的后代,1979年考上大学。他自己说,他是"知识青年们抱着长大的"。他在2005年到红旗岭农场任党委书记之前,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红兴隆垦局,也就是当年兵团的三师,任环保局长。
他说,他当过环保局长,认同湿地保护的重要。他尤其喜欢红旗岭的湿地,有山有水,"特别美"。
整个三江平原是2002年开始停止垦荒,建立湿地保护区的。仅红兴隆垦局就退耕还湿180多万亩。
但是据说由于现在承包水稻利益的驱使,加上一些体制的原因,私开湿地的行为屡禁不止。
不过在红旗岭,没有这种情况。张场长说,"都知道我这个书记要保护湿地,他们一亩也不能开!"
2002年以来,红旗岭农场先后退耕还湿6万亩,对境内湿地所有宜牧草原和水域进行禁牧、禁捕。像小军这样打惯了鸟的,虽然看见鸟"还有想打的冲动",也已经金盆洗手了。
张晶华2010年就任红旗岭农场的场长。在此之前,农场林业局、科技部等部门已经编制了保护湿地的五年规划,每年投资一百万元,"有计划地逐步恢复天然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完整性、生态链的连续性"。他当场长,湿地保护应更没有问题。
场长一任四年。如果四年之后他不再任场长,红旗岭会当如何?
张晶华相信,到时候,湿地的经济效益会让湿地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而这,正是他和红旗岭人眼下最焦心的问题。去红旗岭的路程已经从我们当年的两天两夜缩短到火车加汽车28个小时,但是对旅游者来说,可能仍然视为畏途。红旗岭旅游设施的软件硬件建设,也还需要大力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湿地的保护和建设,需要很好的规划,以防出现偏差。
我们几个当年的老知青虽已步入"耳顺之年",但我们仍为红旗岭的湿地所激动。用在红旗岭开了一辈子荒、当过我们机务副场长的1958年转业老兵韩维钦的话说,"红旗岭的湿地特点是,水特别清,草特别绿,鸟特别多。"
这么美的湿地,我倒有点担心过多的游客会破坏了她。
或许,还是让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
车过东风岭,场部红旗岭北山顶上的一座七层塔几乎无处不见。这塔是过去不曾有的,它已经成为红旗岭农场的地标。
初看场部北山顶上的红塔,感觉有点怪怪的。
红旗岭地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肃慎人的老家,好像并没有佛教的传统。放一个塔在这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1994年我们第一次重返红旗岭农场时,这个地方有一个防火瞭望台,也可以登上去观景,但很简陋。
农场后来决定把这个瞭望台建成一个永久性建筑。于是在2007年建成了这座高39米的七层塔。不知借鉴的什么原型,外观有点像延安宝塔。塔身以红色为主色调,被称为红塔。
红塔外入口两侧汉白玉栏杆的底座上,刻着《红塔记》,记述了红塔的修建经过和风光。
及至走进红塔,才发现它原来是红旗岭的一座丰碑。这立马改变了我对红塔的不以为然。
按照《红塔记》的描述,红塔里面的每一层,都要有场史的展示。但是目前这个工作做起来还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能有颇多争议,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场领导决定先在三、四两层做,第三层东西两面墙上是介绍农场开发历程的碑刻;第四层东西两面墙是从1956年和19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官兵英雄谱,所有转业官兵的名字都刻在这英雄谱上。
这两批转业官兵,是开发红旗岭的元勋。这个英雄谱,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们不再是无名英雄,而是名垂青史。据说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里,红旗岭农场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红旗岭人的确不信佛。但是他们把塔看做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愿意用这种形式的建筑来表达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功臣的敬意。红塔从而成为红旗岭的一个丰碑。
健在的老转业官兵们对此都感到欣慰。当年我们一起共事的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张天启,是1956年的转业军官。他年近80, 1994年我们第一次回访红旗岭时,他刚刚做过直肠癌手术,如今又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次他一路陪着我们攀上北山顶的红塔,谈笑风生。他还特地把英雄谱上他的名字指给我们看:"我的名字就在这儿!"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红塔当然不仅仅是丰碑。作为红旗岭的制高点,它依然具有防火瞭望塔的功能。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
从红塔看场部,一片红顶的住宅在周围满山葱翠的环绕中,很是夺目。红旗岭人偏爱红色。从红旗岭农场宣传部唐传群2008年写的《红石、红山、红塔、红旗岭》一文中得知:"红旗岭与‘红"结缘最早是满人因这里的山上产一种褐红色的风化石,裸露的山坡呈红色,人们便将这里称为‘红石砬子"、‘红石山"。1946年春,三五九旅王景坤部二营营长尹先明奉命追歼土匪,在黑瞎子沟将土匪全歼后,在山顶插上了鲜艳的红旗,红旗岭因此而得名。进入21世纪,红旗岭人有意无意间将新建的座座楼房与平房都用红色彩钢瓦罩顶;2007年红旗岭人又在当年三五九旅插红旗的山头上,建起了黑龙江省境内的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龙江第一塔‘红塔",继续续写着‘红缘"。"
红旗岭开发55年,建场40年。和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相比,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和我们在的时候相比,那还是恍如隔世。
1970年的红旗岭场部
今天红旗岭小学的学生宿舍
1971年的红旗岭场部
红旗岭文化宫,我们1994年回去时,就已经建成交付使用。这次看到文化宫经过重新装修,座位更加舒适。文化宫前的广场,晚上集体跳舞锻炼的人很多。
两位健在的老转业军官在广场晨练
垦荒老战士的书法
新开发的场部南湖公园——原来是个水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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