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我一头扎入浩荡碧水，感觉到肚皮和大腿内侧突然交给了冰凉。我远远看见几只野鸭，在雾气中不时出没，还有水面上浮来的一些草渣，是山上雨水成流以后带来的，一般需要三四天才能融化和消失。哗的一声，身旁冒出几圈水纹，肯定是刚才有一条鱼跃出了水面。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对面的船头上，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划桨。他们各忙各的，一言不发。

　　我已经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还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他们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夜里经常听到的一线桨声，带着萤虫的闪烁光点飘入睡梦，莫非就是这一条船？

　　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两年多，已经熟悉了张家和李家的孩子，熟悉了他们的笑脸、袋装零食以及沉重的书包，还有放学以后在公路上满身灰尘地追逐打闹。但我不认识船上的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这附近。

　　妻子说过，有城里的客人要来了，得买点鱼才好。于是我朝着小船吆喝了一声：有鱼吗？

　　他们望了我一眼。

　　我是说，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

　　他们仍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我指了一下自己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有鱼就卖给我好吗？

　　他们没有反应，不知是没有听清楚，还是有什么为难之处。

　　也许他们年纪太小，还不会打鱼，没有什么可卖。要不，就是前一段人们已经把鱼打光了——他们是政府水管所雇来的民工，人多势众，拉开了大网，七八条船上都有木棒敲击着船舷，嘣嘣嘣，把鱼往设下拦网的水域赶，在水面上接连闹腾了好几个日夜。这叫作“赶湖”。有时半夜里我还能听到他们击鼓般地赶湖，敲出了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所思，还有切分音符的挑逗甚至浪荡……偶尔我还能听到水面上模模糊糊的吆喝和山歌。“第一先把父母孝，有老有少第二条，第三为人要周到……”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些久违的山歌，只有在夜里才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我后来去水管所买鱼。他们打来的鱼已用大卡车送到城里去了。但他们还有一点没收来的鱼，连同没收来的鱼网。据说附近有的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严重破坏资源。

　　我的城里的客人来了，是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带着妻小，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对这里的青山绿水大加赞美，一来就要划船和下水游泳，甚至还兴冲冲想光屁股裸泳。他说这里的水比哈尔滨的镜泊湖要好，比广西北海的银滩要好，比泰国的帕堤亚也要好，说出了一串旅游地的名字，显得见多识广。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学校属紧俏资源，高价招生，收入颇丰，连他这样的小头头也富得买车买房，还公费旅游了好多地方。

　　我们吃着鱼，说到有些农民用蓄电池打鱼，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境保护意识也没有。

　　他还说来时汽车陷在一个坑里，请路边的农民帮着推一把，但农民抄着手，不给一百块钱就不动，如今的民风实在刁悍。

　　客人们走后的第二天，院子里一早就有持久的狗吠。大概是来了什么人。我来到院门口，发现正是那个红衣女孩站在门外，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赤裸着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她是走错了地方还是有事相求？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了几天前我在水上的问购——我早把这件事忘记了。我接过她的塑料袋，发现里面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

　　我想起水管所干部说过的话，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是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路以外的大山里面，只因为弟弟还欠了学校的学费，两人最近便借了条小船，每天晚上在这里打鱼。他们的父亲帮不上忙，因为穷得付不起医药费，一年前已经病逝。母亲也帮不上忙，据说不久前已经走失了——人们只知道她有点神志不清，曾经到过镇上一个亲戚家，然后就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回家。

　　我收下了鱼。在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也没有喝我妻子端来的茶。她似乎还怕狗咬，说话时总是看着狗，听我说狗并不咬人，还是怯怯不时朝桌下看一眼，一见狗有动静，赤裸的两脚就尽可能往椅子后面挪。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么？”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仍然没有喝。

　　她提着塑料袋走了以后不久，不知什么时候，狗又叫了，窗外橘红色一晃，是她急急地返回来，跑得有点气喘吁吁。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

　　“你们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

　　“真是算错了的。”

　　“刚才是你看的秤，是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并没有……”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我有点不明白。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她算错了，肯定没有这么多钱。他们又算了一次，发现果然是多收了我们一块钱。为此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也就是一块钱，你送鱼来，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再说，我们以后还要找你买鱼的，一块钱就先存在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你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她的运气不好，小钞票凑不起一块钱。递来一张大钞票，我们又没有合适的散钱找补。就这样你三我四你七我八地凑了好一阵，还是无法做到两清。我们最后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下了七角，但压着她不要再说了，就这样算了，你再说我们就不高兴了。

　　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从外面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一位正在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了，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

　　不用说，这一大把葱就是她对鱼款的补偿。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什么世道，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可以拿去供红衣女孩的弟弟上学，说不定能替他们省下两个钱。但我再没有遇上红衣女孩，还有那个站在船头为她摇桨的弟弟。有一条小船近了，上面是一个家住附近的汉子，看上去比较眼熟。从他的口里，我得知最近水管所加强禁渔，姐弟俩的网已经被巡逻队收缴，他们就回到山里种田去了。他们是否凑足了弟弟的学费，弟弟是否还能继续读书，汉子对这一切并不知道。

　　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何况萍水相逢之际，我们有时候连对方的名字也不知道。

　　我说不出话来。

　　每天早上，我推开窗子，发现远处的水面上总有一叶或者两叶小船，像什么人无意中遗落了一两个发夹，轻轻地别在青山绿水之中。但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我走在月光下的时候，偶尔听到竹林那边还有桨声，是一条小船均匀的足迹，在水面上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但我依稀听得出桨声过于粗重，不是来自一个孩子的腕力。

　　我走出院门，来到水边，发现近处根本没有船。原来是月夜太静了，就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远和近的动静根本无法区别，比如刚才不过是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就翻过院墙，滚落在我家的檐下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不会找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着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