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安家族》谈到“资本浪漫主义”文艺

不止一位学者这样感叹过，今日中国很像18、19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欧洲。对于这个判断，如果单从财富快速积累、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人欲横流的角度上来看，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从文学/文化的角度上来看，我就不能同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主流的文学流派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广阔而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的社会风俗、人情、国民性和阶级矛盾等，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童话，把人间的一切苦难，都形象且淋漓尽致地昭示给了读者。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仅仅是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对现实的强烈批判在客观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抗议，所以高尔基曾经高度评价它为“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

比如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统治所造成的种种罪恶，其中《欧也妮.葛朗台》这一部，写出了葛朗台这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一生的历史，活画出葛朗台极其贪婪、极端吝啬的“守财奴”典型性格，无情地嘲弄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再比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则真实的展现了社会的黑暗，鞭笞了所谓“慈善机构”虐待儿童的罪恶，抨击了当时的“新济贫法”。

但在目前的中国，虽然正在经历着和19世纪的欧洲相近似的历史进程，然而非常令人不解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却连影子也看不见，我们看到的是笔者称之为“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东西（当然，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受众欣赏习惯的改变，诚如一位论者所言，长篇电视连续剧已经取代了长篇小说），如《红顶商人胡雪岩》、《钱王》、《天下第一楼》、《白银谷》、《龙票》、《大宅门》、《大染坊》、《乔家大院》、《走西口》、《闯关东》等等，正在央视火热上映的《新安家族》则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那些贪婪、吝啬、狠毒的主角不同，中国的这些“资本浪漫主义”电视剧故事的主角，个个都是义薄云天的商业英雄、财富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他们投身于商界、实业界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发家致富，而是为了扶贫济困、造福乡里、兼济天下，甚至干脆就是为了振兴中华。对他们的塑造，完全遵循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注），毋庸讳言，“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特点在于美化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赋予了他们推动历史进步，挽救民族危亡的色彩与责任。

在《新安家族》中，主人公程天送，从一个弃儿、被卖到南洋的“猪仔”起步，历经人生磨难和商海沉浮，最后凭借超人的智慧、意志和胆略，终于成长为一代大金融家。电视剧以热情洋溢的基调，讴歌了徽商群体内求发展，外争商权，为家族，为国家，为民族大义，甘于牺牲、执着追求的精神。有评论认为，这部电视剧弘扬了徽商“诚信天下”、“道术有别”、“和谐共赢”的文化底蕴。

同样是以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主角，中西作品的人物，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美国学者汉德森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要理解《新安家族》以及众多的类似的作品，也应该从今天这个“讲述神话的年代”开始谈起。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改革，总的来看，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取向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再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虽然和国际资本、买办资本相比，他们仍然非常弱势，但和原来的公有制经济相比，他们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在政治上，他们也早已不复当年吴下阿蒙，脱帽加冕，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并被特许代表先进生产力，“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系列的影视作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和19世纪欧洲的知识界、文化界对精明势利的新生资产阶级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不同，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对他们是高度认同的，“人间正道私有化”可以说中国主流知识界、文化界的基本共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主要也有两点：其一是在这个“新阶层”身上，寄托着中国主流文化界推动中国社会向西方模式转型的希望；其二是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的依附性所决定的，这一点同样毋庸讳言。

但是，“资本浪漫主义”的文艺大师，在重新讲述民族资产阶级的神话时，遭遇了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那就是近代以来的客观历史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无论是徽商、晋商，还是浙商、苏商，或者别的什么商，又无论他们如何精明强干、机关算尽、大义凛然，却都承担不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命运！不仅如此，他们自己在国际垄断资本、买办资本以及官僚资本的重压下，一直也是处于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状态。可以说，在揭示民族资产阶级的宿命方面，茅盾的《子夜》是文艺作品中的一座高峰，至今无人超越。待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起，遵循“覆巢之下，宁有完卵”的铁律，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愿意落水当汉奸，也就破产的破产，逃难的逃难了。

在《新安家族》中，程天送似乎真的是一位有“天命”的人物，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每每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总是有贵人相助，但到了最后一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和军舰，程天送终于无能为力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凝聚着他“实业救国”全部希望，装载着化工厂全部设备的轮船沉入黄浦江。第二天，他去参加华商商会时，被日本特务打了黑枪，虽然他靠着类似样板戏英雄人物式的过人意志，拖着重伤之躯，在商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宣布捐出200万银元支持抗战，可是已经与大局无补，上海不久就沦陷了，很快南京也沦陷了，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灰飞烟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恰似重伤的程天送，也只不过仅仅是一息尚存罢了。

对“资本浪漫主义”的文艺大师们来说，一个最大的难以逾越的门槛是：实业救国已经被晚清以来的历史证明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中国不能抵御日本的大举入侵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前述所有的“资本浪漫主义”文艺的系列作品，在讲述到1937年时，调子都会变得悲壮起来——因为无法直面悲剧，所以只能悲壮，但悲壮却无法掩盖悲剧的本质。《新安家族》作者的本意，应该是想谱写一曲实业救国的颂歌，但在客观却写成了实业救国的挽歌，这应该是作者没有想到的。但这和作者的才华、能力无关，而是历史的大格局所决定的。

要先救中国，才能救中国的实业！要救中国，就只能靠凝聚起工农大众的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如此才能为中国的实业开辟光明的前景，近代100多年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资本浪漫主义”文艺不了解或故意忽视了这一历史逻辑，所以他们的故事就总是虎头蛇尾，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

注：三突出是中国文革期间的文艺指导理论之一。最早由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撰文《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受到江青等人的赞同和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其主要内容为：1.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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