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西方徒弟，钱钟书做文化泰斗

黄纪苏

其实我们的用意根本不在个人，我们是通过具体的人来看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不妨把这几十年文人的谱系简要地捋一捋。

先说钱钟书。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父亲去欧洲参加那里的汉学家会议，带回来不少资料，其中有一本俄文书，说是翻译中国一个作家的小说，叫“围城”，译者托父亲把书转给作者，作者叫钱钟书，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父亲把书寄给他，他回了封信，信不长，好像净是打趣的话，忘了怎么说的，大约是“为国争光”什么的吧。我略感诧异，因为我爸并不认识他。后来不久他就成为知识界的泰山北斗了，这比电视剧《围城》让蹬平板车的都知道他可早了小十年。

他的蹿红在中国社会的山河巨变中有深刻的根据。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中国革命在“文革”时期被推上高峰，接着跌下了深谷。于是这个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诱人的光泽。而西方，这个小时候觉得黑咕隆咚几盏昏暗路灯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财两空，得赶紧改邪归正，跟西方师傅好好学手艺，再不旷课逃学了。记得1977年天安门广场群众一圈一圈开什么“民主讨论会”，我们那圈黑眼睛、蓝的确良围着一双蓝眼睛、绿衣裳（我后来碰巧知道那是个澳大利亚海员，大概是来天安门广场看热闹顺便泡妞的），大家结结巴巴向他打听中国向何处去。我记得有人跟他请教“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还问周围人谁知道“体制”英文怎么说，当时“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惭愧地垂下了眼帘。

这个场面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以玄奘译经的态度认真咀嚼、仔细钻研。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忽然背着手走来一位同胞，说了一段英文，接着又说了一段法文，接着又是德文，大家能不傻么？于是他再接再厉——意大利文、古希腊文、拉丁文，把“蓝眼”都听得溜圆，大家能不疯么？这是钱钟书暴得大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中国革命转为改革开放，文化思想上虽然不少人扔掉老主义投奔了新主义，但一般知识分子打心眼里对“义理”有些瞧不上了，具体的知识相对升值，这跟清初朴学的兴起是差不多的道理。梁晓声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自己写的另一篇几百字的文章用了三四十个希腊典故，想想也没什么劲，无非是想说明本人也是读过点书的。王蒙当时也向文学家发出了“文学学问化”的呼吁。当时的小说报告文学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则《辞海》条目，就跟给孩子取名查《现代汉语词典》一样。大家后来提高了点水平，散文杂文又都以《世说新语》打当头炮了。在这种普遍的文化氛围里，钱钟书能不是巨匠么？那一代读书人急于拥有却还没拥有的古今中外各种小摆设，都快把四卷本的《管锥篇》挤爆了。

黄裳先生对钱的定位客观而中肯，说他是位学人兼才人。钱的确不比这高，但也不比这低。钱夫人杨绛先生回忆当年在清华园初识钱钟书的情景，钱当时就表明了胸无大志、唯愿终生向学的心迹。对此杨很认同，两人遂结百年之好。钱的学问平心而论是颇有可观的，首先像他这样博览群书而过目不忘的，当世还真找不出几个，当然有了孤狗、搜狗这样的助手之后寻常人也有可能达到那个境界，但这两样利器在他生前都还没普及。当然了，不少人批评他没有建立大的理论体系，但就文史的既有传统而言，能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把材料找出来，功劳真的已经不小了。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基础性的工作，投入了生命岁月——用他的话说，属于“冷淡生涯”。他的劳动是应该肯定的。

但钱的文学创作，的确没夏志清捧得那样高。他只是个戴着镣铐跳舞的才子，练的娶青妃白、烹文煮字的手艺，津津乐道于小世界的鸡飞狗跳，气象不能算大——他给胡乔木改诗词，自己也颇慨叹“仁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区别。历来文艺作品的评价，作家的境界怀抱都是要算在内的。其实这境界也会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举个例子，鲁迅说：“婚礼不过是同居的广告。”何等的简括有力！钱钟书的连类比喻一般是没完没了，一直连到读者都夸“他可太有想象力了”才肯罢休，这跟爱打扮的娘们一天换八套衣服没什么两样。鲁迅的比喻是为了更有效地表达思想、说明问题，而钱则是在表演才艺。一繁一简，反映出境界的高低。其实钱先生的现代汉语写作相当匠气，多少于此有关。倒是看他的古文比较舒服，古文比较程式化，谁写都跟小老头似的，个性相对容易掩藏。

钱无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文人都算是不错的，而且也没听说他坑过谁害过谁、干过什么缺德事。只是把他当作“泰斗”，却多少说明那些年社会文化的某种病态。在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钱这样的人很容易领袖学林，就像清代的阮元。不过平心说，由他坐第一把交椅，真够对得起当代文化史了。在这个周老虎三聚氰胺的年代，哪天韩寒做了文坛祭酒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或者上面愣派个人事处长来当文联主席，不也得接着么？钱先生到晚年颇悔少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轻薄亢躁的当代文坛偏就拜倒在他的“少作”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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