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我想还是先倾听年轻一代对赵树理的代表作《李家庄的变迁》意见吧。

　　《李家庄的变迁》这本书所涉及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问题。这在过去的小说中是不可能见到的。它构成了《李家庄的变迁》的显著特色。如果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挖掘下去，就会触及到新文学的本质问题。

　　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典型化了的主人公居多。唐·吉诃德、哈姆雷特、麦克白斯、拉思科里尼柯夫、卡拉马佐夫兄弟、包法利夫人、于连·索瑞尔......，他们的确具有凡人所不及的伟大，而且那伟大又来自于异常强烈的个性。事件的发展是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的，根据主人公的性格，展开戏剧冲突。也就是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一个性格问题描写。正因如此，他们才是孤立的，而且以他们孤独的牺牲，作为悲剧的中心而结束。在这里，也许可以称他们为个人英雄。

　　一般认为，个人英雄支配着他们周围的一切。可是，实际上他们是被周围的一切所支配的，个人所有的行为都由自己负责，个人的一切都受周围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自身表现出来。这样，作品的描写只停留在个人身上，使背景和个人永远继续对立下去，无法统一起来。

　　与此相反，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出现的小常和铁锁，不是仅仅具有"非凡"或"卓越"这种意义上的英雄人物。首先，关于小常，从全篇来看，只是从侧面进行描写的。当然，这样说也许太过分了。例如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在冷元为鼓舞士气说俏皮话的时候，作者描写道："小常听了，暗暗敬佩这个人的说话本领。"

　　这一部分的确是进入了心理描写的领域。但是，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更好地使读者了解冷元这一人物的性格而叙述了小常的想法，毋宁说是作者信笔所至吧!

　　小常最初的出场是在铁锁搬到太原满州坟的时候。也就是说，小常不是自己主动上场的，而是在铁锁搬家的同时出现的。他的存在，随着铁锁的活动而活生生地映入了读者的眼帘。这样一种消极性，使作品在描写小常时，常常赋予他一种特点。他的出现，成为铁锁和李家庄人们自觉成长的转机。因此，在其它的场面中，完全没有描写他的活动和个人生活。

　　这样一种对小常的侧面描写，消极性、转机性，使他从一开始就在很多场合下作为具有背景因素的人物而出场。这种背景性的倾向，愈来愈浓，在李家庄成立"牺盟会"(牺牲救国同盟会)以后，就完全背景化了。他的"死"，只是通过人们的对话告诉读者的。

　　另一方面，作者细致地刻划了铁锁这个形象。对他个人的描写，就占了作品的近一半篇幅。小常是以他人为媒介被间接地描写的;相反，铁锁却常常是被直接刻划的。作为一个贫农，他饱经风霜，作者的意图，集中地表现在描写铁锁作为一个农民，经过与小常的交往，逐渐觉悟的过程。对于小常则始终只是从侧面进行描写。与此相反，作者常常以独白的手法告诉读者铁锁在想些什么，使人感到生龙活虎般的铁锁就在眼前。

　　"牺盟会"成立前夕的铁锁，无论是作为个人或作为组织者来看，作者对他的描写都达到了最高潮。换言之，即这个时期的铁锁是处于作为典型来完成的前夕。从训练所解散的那天，他与小常相遇，深感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在正午的旷野上高兴地仰天大叫着跑回村里，到与妻子二妞的久别重逢;直至"牺盟会"成立时的朝气蓬勃的活跃景象等等，都体现了这点。

　　然而，这种对铁锁的生动精彩的描写，在"牺盟会"成立的同时便停止了。以后的铁锁便迅速转向背景化。对他只是侧面描写了。和小常一样，即使在人们成长、发展的转折时期，也从未积极地描写过他的主动性。其后，主动性就表现在对青年和妇女的描写上了。这样，就使读者对小常、铁锁完全不同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是才华横溢、能说善辩的冷元和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白狗这一类型的人物。铁锁在作品中最后一次出现时，作者写道："白狗已经把铁锁挤到一边，自己站在正台上"讲起话来。这一侧面的描写是具有象征性的。

　　对于小常和铁锁的背景化，应该怎样解释呢?

　　前面谈到的个人英雄的情况，那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作为典型性格来描写，使人物始终与背景相对立。然而，小常和铁锁之所以能成为典型，是因为他们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想。也就是说，使他们成为英雄，并非是因为他们具有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是作为一般的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出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具有与叙事诗的主人公阿伽留斯、奥德赛相通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事件虽然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在发展，但是，作为其直接原因以及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来看，却与他或他们并无利害关系，而是关系到集体的命运。

　　他们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没有得到自己安身的环境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他们可以在无限广阔的空间游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悠然自得地生活在与自己息息相通的世界之中。

　　上述情况，是只有作为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而完成时，才能达到的境界。因此，小常和铁锁在完成典型的同时，就溶入背景中去了。不言而喻，这时的所谓文学作品的背景就是社会(集体)了。

　　以上是将某大学生的读书报告在字句上略加修改后，原封不动地转载的。如果要提出这个作者的名字，也许会给本人带来麻烦。但是不交代名字也是失礼的。我想作者既能写出这种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即使披露她的名字，也不至于使她为难的。作者就是九州大学国语专业的本科生冈本庸子。

　　今年年初，我到九州大学逗留了一周，讲授现代中国文学。在讲授中，也提到了《李家庄的变迁》，但是，我没有详细地阐述自己的意见。因此，以上读书报告的意见完全是冈本氏自己独立思考的见解。读了那篇报告后，我感到比自己整理的意见处理得更有水平。我认为她抓住了赵树理文学的核心问题。为了展开讨论，更确切些说，想专门根据她的意见来进行讨论，所以，在本文开始时，我就引用了她的论点。

　　其次，冈本氏在报告的结尾处附加了以下的感想。为了了解冈本氏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我想，不仅是为了方便，而且因为这篇文章本身也包含了重要的问题，因此想一并引用。

　　我在读《李家庄的变迁》的时候，不禁对小常、铁锁这些人物产生了羡慕之情。他们生活在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境界之中。我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这个境地。我是多么憎恨自己的小市民习性啊!因为过于习惯"自我修身养性"，其结果对于我说来，很难恢复与别人感情上的联系。个人的事件同社会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其实，是当时的日本社会，使这两者不得不对立起来。可是《李家庄的变迁》中，由于个人是社会的人，也就是社会使个人得以存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部作品略微使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小常和铁锁是在完成典型的同时，与整体溶合在一起的人物。如果对他们进行分析，并以图解的方式加以说明的话，会使读者较易理解。尽管如此，对于他们的真正认识，现在我到底掌握到了什么程度呢?在进行图解以后，我所把握的、展现在我眼前的他们，仍然和过去一样栩栩如生、充满活力。从这里，我认识到了《李家庄的变迁》这一文学作品的真实价值之所在。与此同时，对于赵树理的这种从新的立场出发，来把握人类和社会的准确性，我不禁赞叹不已。这部作品表现了一切人们的意志，它作为新叙事诗而问世。这对于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同时，对于力图恢复与人们的合作的我来说，也给予了极大的勇气。

　　二

　　我完全同意冈本氏的意见，包括对《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因此，以下所述，与其说是我的意见，不如说只是我对冈本氏意见所作的补充说明。

　　最近，现代中国文学一般说来是受欢迎了。我想读者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青年吧。但我认为，大概并不是所谓的文学青年。现在所谓文学青年，很多是投机分子，他们不能成为创造未来文学的力量。基于求生的欲望而读文学作品的读者，在当今是不能成为文学青年的。否则，进行探究求索的真正读者好象就产生在他们之中了。关于这一点，我曾多次指出过。

　　我有确凿的证据，当然是自己所经历的范围内的事情。我所接触的学生们，由于不满现状，总是想追求某种带根本性的东西。因此，他们想接近中国文学。固然，也有学生从开始就想专攻中国文学。但是，与其那样说，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在学习西欧文学、日本文学时感到不满足，于是就不断摸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中国文学这个方向。这样的学生数量居多。他们素质好，而且很热情。这种学生的数目正在与日俱增。他们中间有不少优秀的学生。冈本氏就是其中之一。

　　也许出于关心政治而想接近中国文学的学生也一定不少。但是他们不和我接近，所以我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我的观察也许有些片面，但这也是不得已的。

　　总之，就我所观察的范围来说，他们是在寻求与中国文学的相同之点。他们感到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也感到有了解决问题的线索。然而，要找出其共同之点，也未必容易，勉强地说，这一共同点是：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

　　青年的主要要求，如果离开直接的生存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自我完成吧。这是难以抑制的生的欲望，作为其本身来讲，是应该被尊重的。然而，当今的多数青年，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已深感走西欧的道路是不可能到达自我完成的境界的。他们没有考虑到这里孕育着个体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总的说来，过去的文学遗产，已经不能象当时的白桦运动曾经吸引过我们那一代人那样地吸引住现在的青年人了。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的确，安于这种现状的人不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满这种现状的人，而且在不断增加。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是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发现问题。中国文学常常与政治问题相结合，因此，这也许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

　　只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政治原因才学习中国文学，有这种想法的人，眼光是短浅的。尽管是由于那种外部条件的推动，但是，如果中国文学不具有解答青年内心要求的东西，它必然会以流行一时而告终。我认为，阅读中国文学的意义，应从更深刻、更长远的角度加以理解。

　　如果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要求而学习中国文学的话，那么，从浩翰的人民文学中选出任何一部作品来读也就可以了，任何作品都有可以作为教材。但是，若要满足内心的要求的话，对象就很有限了。我认为赵树理恐怕是唯一的一个人了。在这里，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的所谓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

　　这里所说的赵树理的不同性质，包括了个性的问题和自我完成的问题。这一点把他与其他人民作家区别开来了。我想，特别提出赵树理的这种特殊性，是会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吧。因为把赵树理与其他人民作家等量齐观的人不少。但是，我反对那种意见。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更明确地说，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假若只是单纯的割裂或结合的关系，那么，那样的文学恐怕是不能满足日本青年内存的要求吧!关于这一点，看看前面引用过的冈本氏的论文就很清楚了。

　　我认为，风本氏的意见并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今天日本青年的意见，特别是学生中多数人的想法。由于冈本氏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作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无意中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我很敬佩她对作品理解的深度。冈本氏也许只读了译文吧。实际上，《李家庄的变迁》的译文与原文很不相同。作者竭尽全力才译出了梗概，完全没有考虑文章的意境、格调、表现的抑扬。我认为就赵树理的文学来说，他的文体是构成作品特色的很大的因素，即使仅就文体而论，也可以证明赵树理文学革命的新颖性。因此，只依靠译文，对理解赵树理的作品是极其不利的。尽管如此，冈本氏还是抓住了赵树理文学的核心。对此，我是很佩服的。更重要的是，冈本氏对问题认识的深度，使她能够克服不利条件，如此周密、细微地理解作品。只要深入挖掘，道路自然会展现在眼前。

　　(三)

　　现在，再进一步来分析赵树理的文学吧。关于赵树理的参考书和预备知识，请参阅小野忍译的《结婚登记》(岩波新书)的解说。

　　关于《李家庄的变迁》这一作品，冈本氏指出，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的同时与背景溶为一体了。我认为这一看法抓住了赵树理的核心，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本质的问题，读《李家庄的变迁》，给人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点。如果不能解释这一点，就根本不了解赵树理。

　　一般说来，现代文学不采取上述那种描写人物的手法。通常，典型是从环境中选择出来，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的。这就是创造。创造就是从整体中将个体选择出来，按照作者的意图加以塑造这样一种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现代的个体正进入崩溃的过程，对人物已不能再作为普遍的典型来进行描写，于是，就无法进行上述的创造了。但是无法进行这种创造，并不意味着这一原理的变化，为证明选择这种典型已不可能，必须有一个唯一的可能性作为前提。现代文学本身绝不可能具有"还原"的可能性。这就是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从性质上看，赵树理文学与人民文学也是不同的。如果要概括人民文学的特征，那就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体并非不是从整体中选择出来的，但是，选择出来是为了服务于整体，因此，它只具有部分的意义。它不是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故它不是完成的个体，而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没有达到典型的标准。这就是不重视人的文学。并非整个人民文学都如此，但是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占有相当的统治地位。

　　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作品的世界并不固定，而是以作品情节的展开为转移的。这样的文学观、人生观，不就是新颖的吗?

　　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要求有一个固定的座标。固定座标就意味着一种无形的约束。所谓座标是指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等。有人认为这种框框如果中途移动，作品的世界就无法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前提。按理说，现代文学从它刚开始出现时，就应该破除以往一切的束缚，大胆地前进。然而，现代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于这一局限性，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摆脱不了这一束缚。现代文学的大前提，是作者和读者被隔开了。看上去小说似乎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而实际上，它为自己限定了一个框框，还自以为这个框子里的自由是无限的。可是，作为前提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如果改变的话，那这个框框也将和古典剧的创作法一样，成为不自由的桎梏了。

　　赵树理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与读者隔离的条件。因此，使他能够不断地加深对现代文学的怀疑。他有意识地试图从现代文学中超脱出来。这种方法就是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由于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所以，他就能以此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

　　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浑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例如对《李家庄的变迁》这一作品，有人就指责说，它在结构上有很大的破绽，头重脚轻。这是受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束缚而形成的看法。因为座标移动，就认为作品不成熟，这些看法就是这种错误认识所造成的结果。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加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在作者和读者没有分化的中世纪文学中，任何杰作都有未曾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可以举出大量的证据来说明他是自觉地从现代文学中摆脱出来的。仅就《李家庄的变迁》的结构来看，也可以一目了然了。这部作品无论从手法还是从文体上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世纪小说的形式(如《水浒传》)，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这差别只能看作是作者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因为《李家庄的变迁》在结构上一次也没有出现过重复的现象。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其它小说，都是以结构上的重复来展开故事情节的。把各个场面排在一个平面上，用直线将其贯穿起来，于是构成了故事的情节，这就是小说的特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情节是主要的因素。在所谓的人民文学的作品中，这种小说体的作品很多。但是，只有《李家庄的变迁》大致看来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即最初的戏剧性的事件和继而出现的铁锁的自我完成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群众的活动。作者是有意识地这样构思的。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叠交错。每个场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意义地向前发展和变化的。即随着情节的展开，场面本身也在开展。因此，在这里，情节已不成为其主要因素了。

　　赵树理文学，就是以其本质的新颖独创吸引了年轻的一代。本文最初引用的冈本氏的见解，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囿于一定的人生观而想认识人在古代的情况，结果不甚了了，是无可非议的。只有承认认识可以随实践而改变，并进行自我改造，这样才能理解赵树理文学的意义。

　　(以上只能说是关于赵树理文学的序论。关于赵树理文学新颖之处的例证和它的社会基础、文体，以及它在世界文学中所处的地位等等问题，我准备下次再进行探讨。)

　　来源:《文学》二十一卷九期， 晓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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