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值得阅读的精品力作

　　周克玉

　　首先祝贺田瑞昌将军的《诗歌诗论合集本》正式出版。

　　我和田瑞昌同志有书信往来之交。看到他相继出版了《藏头诗与杂体诗集》、《古体新风》诗歌集，到现在，他又出版六卷本的《诗歌诗论合集本》。还有，正在写作的三卷套的《解易集》(上)《追踪中华文明发展之源——破解<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天体运行密码信息》;(中)《追踪中华文明发展之源——破解易经哲学与儒老诸子百家及其各种流派的渊源影响》;(下)《联系历史与现实，之系列专题》，令我不尽吃惊，这是何样的胸怀与追求?

　　一，就其诗歌创作实践而言，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的不断探索精神。

　　当代诗歌正与我们“渐行渐远”。田瑞昌同志不满这种状态。他要为之一搏。他说：“我为诗是从写藏头诗和新古体诗起步的”，“主要是想在诗歌发展上寻找到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取得一定成果受到业界的好评后，他又不断反思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他说：“古典格律体诗词，终是中华诗歌的瑰宝和一个巅峰，无比辉煌灿烂，是不是就真的不能表达现代生活题材了呢?”他从毛泽东诗词，老一代将帅诗词，清晰地感受到，“毛泽东、陈毅、叶剑英，等等，有哪一位不是紧跟时代步伐，着意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激烈的战争生活、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和世界风云的无穷变幻呢?”他认为，“毛泽东只是说，古典诗词青年人不易掌握，并非不可为不能写。”事实上，由于《中华诗词学会》的推动，包括军队系统退岗的将军们纷纷把枪换笔，以笔代枪，继续书写爱国情怀，尤其在全国各地已涌现出一批“诗词之市”“诗词之乡”。于是，他面对疑问，迎接挑战，在近三四年的时间里，刻意创作“格律体诗词”，而且把四种格式的五七言律绝和依近二百种词牌，一个不落地照牌填写，一个词牌少则一首，多则七八首，并且附上“韵谱”，这是何等巨大的工作量啊!他，一个退休领导干部，哪来的这种执着?他说他这样做，就在于思考“在继承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在于追求“诗歌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拓宽反映的领域，表达今人的关切”。我想，这是这本诗集的最重要的精神和特色。因为这本合集，有格律体诗词，有新古体诗歌，有大量的藏头体诗歌，还附有诗词韵谱，这亦可看做一本“工具参考书”，说其是“诗词诗歌辞典”，恐怕也当之不愧，不算为过。

　　二，眼界开阔，贴近实际，囊括古今中外世界大事，用诗歌抒发胸意，歌赞鞭挞，淋漓痛快，扶正却邪。

　　《中华诗词学会》已故孙轶青前会长评价说：“这本诗集，最大的特色是时代气息强烈，内容广泛，既有对山河花月的赞赏与抒怀，又有对友情亲情的挚爱与歌颂;既有对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党的英明领导的描绘与放歌，又有对世间不平之事的鞭挞与痛斥;既有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发掘与张扬，又有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矛盾的解析与回答;既有对大千世界奥秘的问探与追索，又有对宇宙、社会、人生哲理的思考与禅释。而且，这一切竟都能以诗的形式和上口的语言，直抒胸意，豪情达天，鞭劈入里，针砭入地，实属难能可贵。让人感受到的是，诗人那颗随着时代步伐激烈跳动的心，那种爱恨分明、追求真善美、抒发爱我中华的大情大志，真乃是：胸装古今事，眼观四海情;笔端惊雷滚，诗寓和风融。”，我以为孙轶青老的这段评价，用于瑞昌同志的这本“诗歌诗论合集”，仍然是非常恰当的。而且，我以为，这也是诗歌创作应有的社会担当与责任。而这正如作者所说：如其不然，“传统诗词的创作恐怕就只能围绕山水花草和个人的闲情逸致来抒发了，而使其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消遣玩物。如此，则是对中华诗歌优良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的极大背离，也谈不上诗歌的历史担当与创新发展。”这里，尤其要指出的，瑞昌同志的诗歌艺术实践，完全与党与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诗歌，无疑都是一事一书，有情有物，情景交融，独立成歌的;但是，把他的千多首诗歌连到一起看，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诗歌创作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条红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美好。或歌或伐，皆不离要旨，反映着诗人的博大胸襟与崇高境界。尤其他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走中国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采取的英明举措，所奋斗的阔步足迹，一一放声歌唱，这是时代的最强音，反映了诗人的责任感，读来令人振奋鼓舞。

　　三，诗歌，在语言和意象上，力求做到“叙事抒情结合，浪漫与写实结合，达真写意，语言通白”。决不故弄玄虚，使之能有直接的感染力。无疑，诗歌不是散文，更不是政论。她要求运用拟喻手法，情景交融，讲究“意象”，这可以说是诗歌艺术的生命。但在古典诗词中，也有以叙事为主要内容的题材形式，并且不乏直接叙事的名篇，如《石壕吏》《卖炭翁》等等。当然，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内容题材，以诗歌形式加以表达，并能做到化概念性的东西为形象思维，决非易事。这里仅举写中华文明传承、英烈奋斗、祖国新颜的几首词，已可感作者的胸襟和词中的韵味与气势。(一)霓裳中序第一·歌易儒道律 车轮滚滚继，历史风云何解秘?人类生存博弈。但看九州魂，植根天地。阴阳两翼。运转交合化形倚。循环往，日出日落，万物竞天际。 羲易。中华儒笔，大道九重书穷壁。雄拔千载神立。文化传承，古国新迹。唱儒仁大曲。任烈烈黑风卷地。天人系，易挥霞漫，看我怎雄起。(二)阳关引·百年兴衰 古国千年赫，怎奈封关锁?西方恰此，超飞越，乾坤各。怎中华堪侧，国弱遭屠落。志士激，民族觉醒战魔却。 红日东升烈，光四射。伟人雄略，说毛邓，演天若。四海风云幻，世界格局错。代代接，中华后辈看先觉!(三)宴清都·壮丽河山 万里山河碧。凝眸远，怎收神韵抒绘?珠峰霄影，崑崙蟒嘨，与天云对。茫茫雪域涓水。散曲汇，黄河怒脊。向大海，长江滔滚，神州血脉魂寄。 中华大地。百朝千宫胜迹，传递禅息。开天有易，春秋大业，统一秦帝。阴阳作合天理。日月换、千年魄继。到而今、古国文明，霞飞宇翠。(四)拜星月慢·峥嵘岁月 志士先人，峥嵘岁月，抛洒一腔热血。浩浩豪情，献身不足却。怎雄列，且看、中华大地涛怒，奋起农奴挥钺。横卷河山，九州重生确。 日东升，域满歌欢掠。踏新程，几许从头越。劈浪斩荆惊天，创神州奇业。六十年，甲子一轮烈。复兴梦，恰是今朝切。极目望，古国新颜，可辉昭日月。(五)念奴娇·悼念为国捐躯万千英烈 清明祭扫，九州香烟袅，万户魂交。回望山河风雨泣，天堂恭奉贤尧。忠孝承延，神州大脉，仁善育琼瑶。篷岚画就，红旗血染今朝。 千载神律魂韬，丹心书道义，为国头抛。多少无名英烈许，愿揽危难沉涛。侠曲豪歌，九霄回荡，信仰筑德标。中华强盛，赋辞聊表凭召。(六)贺新郎·习总书记主持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并讲话-----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大步高足进。问苍茫、怎说历史?当骄琼引。近二百年风雨肃，热血燃炉杰俊。五千载、民族魂沁。回顾九十二年路，创人间、奇迹惊天震。修必课，固国本。 光辉历历承接锦。汇滔涛、源流一脉，大旗摇峻。特色中华唯道路，理论当言自信。制度建，复兴梦蕴。领导核心责担重，聚群鞭、万马奔腾阵。长曲啸，新局面。

　　四，这本《合集》还有三章别样的内容，一是反映对伏羲易的探讨诗歌，前面所列几首都有这样的义含，难能可贵，而且研究《易》的书稿将陆续面世，可谓开先河之作，读者可关注。二是关于李贺李商隐诗歌反皇权，追求民主思想的解析，以及对其《无题诗》的研究，是完成毛泽东的未经意志，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读者应多加关注。至于他的诗论和业界的评析，亦可作为读者的参考。总之，这是多年来，少有的“精品力作”，它的问世，必将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这里就不一一点说了。希望瑞昌同志继续努力，为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包括诗歌的创新发展，作出进一步贡献。

　　2014年1月15日

　　作者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政治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5月晋升为上将军衔。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诗人。代表作品：《天方行草――克玉出访日记》。被周南先生称为“功补信史”的著作，诗词呈现出新颖、独特的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其中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作者从1985年10月――2002年9月，17年间6次主要的出访经历，出访十六国，行程百万里。文中颇多诗作，记述异域风情，抒发内心感慨，情景交融，诗文并茂，令人耳目一新。

　　为霞尚满天

　　——祝贺《田瑞昌诗歌诗论合集》出版

　　凌行正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借用唐代诗人刘锡禹的这两句诗，来形容田瑞昌将军退休后潜心研习中国古典诗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源流方向所取得的佳绩，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记得，我读到他的第一本诗集《藏头诗与杂体诗集》时，大约是在2007年。而今，时隔几年的功夫，摆在我案头上的这部《田瑞昌诗歌诗论合集》却是一套五卷本的巨著了(凌行正写此序言时，还是初编的五册本---《合集》者注)。其中有格律体诗词(第一册)、新古体诗(第二册)、藏头体诗与楹联(第三册)、诗解伏羲易与解析李贺李商隐诗(第四册)以及诗论并附诗评(第五册)等，可谓是一部颇具专业性学术性的集诗歌作品和诗歌创作谈于一体的文集了。

　　那么，田瑞昌将军何以在离职以后在另一个领域中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的呢?一位多年从事部队军政工作的领导干部为何在退休后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当我读了他的一些诗文之后，觉得，他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积极表现。首先，他回答了他退休后为什么开始写诗：“我为诗的目的有二，一是，调节生活，老有所乐，也即精神寄托，情感表达。这不仅是寄托于山水花草的赏悦，更是对当代世事的感悟，尤其是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或正义善举，或霸道邪恶，则尽情地加以宣泄。二是，算是老有所为吧，想对当代中国诗歌的发展创新做一探讨。”“我国是诗歌的古国大国，但今天诗歌这一中华瑰宝，却正在远离知识阶层和大众的视野。我说了，我从事诗歌创作，是从创作藏头诗和新古体新起步的，主要是想在诗歌发展上寻找到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他在诗歌写作的实践过程中，研读了李贺李商隐的作品，并且接触到了《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源流的探讨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认为“伏羲创易，文王演易，孔子解易，这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源与流。”由此引伸到我们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一世界观、科学观，不恰恰与中华易文化的世界观、科学观十分相近相通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华大地，照我看，是与中华文化的特质有着密切关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国情，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特有品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上生了根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虽是外来的，但它已中国化了，已融入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我们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条脉络：田瑞昌将军虽然戎装在身，但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喜爱中华文化的瑰宝——古典诗词，退休之后，他开始练习写作诗歌的需求，他对李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感兴趣，并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他还有感于当今世界上的文明冲突，对中华文化的源长流长进行了探讨，发表了自己的心得、见解。

　　把握住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来，田瑞昌将军的诗词写作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题红线，那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讴歌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一缕心音献中华”。通过一篇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诗词作品，表达了一位革命老战士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意。让我们试例举几首来读一读吧：

　　忆归游·爱国卫中华 自古多侠士，从文从武，沥肝抒胆。叹楚赋，屈原血染，荆轲匕首，魂烈秦坛。荒原大漠苏武，添雪牧羊鞭。岳母刺儿言，精忠报国，感奋英班。 更文天祥义，映照汗青丹，砥砺足攀。八年抗战血，大军援朝半，魂脉承传。巍巍九州豪气，激励国人前。驱虏山河圆。何人敢犯华夏天? 暗香·易演中华辉煌 星辰日月。看几番轮转，九天人界。道律有格，经易开源问穹野。交对阴阳履旅，相合万、苍生欢越。五千年、华夏文明，纬地经天掠。 歌臬。敬贤切。但看豪杰书，怎问神界?孔学律解。阐释伏羲问禅确。自古中华雄立，曲折路、更多英烈。看今朝、天道续、再飙霞业。 五绝·颂泽东 华夏高歌奏，深情颂国雄。大江东逝水，历史记泽东。

　　诚然，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精神支撑，同时，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今天，我们正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因此，这就需要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使它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所以说，田瑞昌将军文集的出版是恰逢其时。同时，通过他的这部文集的出版，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就是，对离退休老干部的智力再开发，对于推动当今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2013年3月于北京

　　作者系：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原社长兼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胜利功勋荣誉章和中国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荣誉证书、荣誉章，著有诗集《高原短歌》、《洛桑丹增颂》(以上与人合作)，散文集《关山情》、《江河赋》、《神圣的珊瑚礁-------南沙纪行》、《岁月留痕》，长篇纪实散文“军旅青春三部曲”：《初踏疆场》、《铁血记忆》、《感念西藏》。《感念西藏》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初踏疆场》获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二等奖。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荣获第七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散文集《戎行风景》获第十二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文学类一等奖。

　　自序(篇前告白)

　　探讨中国道路和诗歌在传承中发展创新

　　这本《诗文集》，是我学习探讨诗歌创作以来的一个合集本。原来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底。最后截止时间为2014年2月底。原来书名为《诗歌诗论合集》，按形式体裁分为：格律体、新古体、藏头体，以及“解易歌”、“解析二李诗歌”，“诗评诗论”共六册。最后定名为《诗话中国梦----田瑞昌诗文集》，分《华夏吟》、《军旅曲》、《为民瑶》上中下三部。

　　为何要做这样一个交代?主要是因为此集写评作序者，多数看到的是“五册稿”，有的看的是“六册稿”----六册稿与五册稿的不同，在于增写了从2012年12月底到2014年2月底，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足迹。而现在按主题重新编辑，分《华夏吟》、《军旅曲》、《为民瑶》上中下三部，是各位作序写评者当时所不知道的。

　　我为诗的目的有二：一是，调节生活，老有所乐，也即精神寄托，情感表达。这不仅是寄托于山水花草的赏悦，更是对当代世事的感悟，尤其是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或正义善举，或霸道邪恶，则尽情地加以情感宣泄。二是，算是老有所为吧，想围绕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诗歌的发展创新做一探讨。

　　对中国道路的探讨，主要体现在诗词创作的题材内容的表达上。也可以说，我的所有作品，主要围绕一条主线，即千年历史，百年奋斗，世事变幻，兴衰荣辱，探讨与歌抒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对诗歌发展的探讨，主要围绕形式体裁与时代题材内容的继承发展创新上。

　　下面将我的思考与实践，做一交代介绍。受毛泽东主席主张写新体诗的影响，我为诗是从写藏头诗和新古体诗起步的。1997年6月退休后，逐渐兴浓，于2007年后，相继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藏头诗与杂体诗集》《古体新风》集。这之后，为了深入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与创新，除继续坚持藏头诗和新古体诗的创作外，我又回过头来研究与创作格律诗词。应当说，在这本《诗集》中，格律体诗词是占据主体部分的。为了对这几种体裁在我的实践中有个综合比较，这次出版新集，有意将“藏头”与“新古”已出版的作品部分地收录进来，其既有旧作又有新作，旧作有不少也作了重新修改。应当说，这本合集，反映了我的创作实践和水平。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本集子除诗歌外，还另有三章，一章是用诗歌形式解析伏羲易的，因为伏羲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儒老法等诸子百家皆起源于它，绕不开就去研究，结果“越陷越深”，不仅知《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天体运行模拟图，蕴含着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科学宇宙观，于惊叹之时，我的诗歌就不能不受其影响。其实，这与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息息相关。因此，写了不少有关《易》的诗歌。除待整理出版的文字著作(如，《解易集》系列专题：中国道路----中外古今人文理念纵横谈)外，也就把所创作《易歌》，收集到这本合集里。

　　再一章是研究李贺李商隐诗歌的。对二李诗歌毛泽东主席极为推崇，称李贺是“英俊天才”，但二李诗歌到底云何，千古大家不解真义，随亦成了千古之谜。毛泽东晚年带重病研究李商隐《无题诗》，未果而离去。有专家曾请教于他，问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如何评价，他说可做疑案，仍未下结论。耿仲琳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接过毛泽东的接力棒，以七八十岁高龄，孜孜不倦，矢志以求，终得揭开迷雾，原来二李诗表面艳丽，其主旨乃是反皇权思想的。他的《李贺诗歌愚解稿》《李贺、李商隐歌诗愚解稿》已出版。因机缘巧合，我受耿老启迪，参与其中。在《文艺报》发表他的大作时，我配合发表了一篇“浅析耿解”的长文，又附了我解析的二李几作。我将《文艺报》发表过的文字，收录于内，一则是因为这可能有益于对古典诗歌的研究探讨，一则因伏羲易、儒学中的“民本、民生、民主”思想，是二李诗歌之源，可能也有益于对弘扬中华文明的研究探讨。

　　另一章是，诗评诗论。之所以称这本集子，为诗歌诗论“合集本”，不仅有我在“太原诗歌论坛”、“淮安诗教现场会”上的两次发言----讨论当代诗歌发展道路问题的稿子，收录于内。同时收录了在拙作《藏头诗与杂体诗集》出版后，业内专家和友人，写的评论文章。此外，我的许多写国际国内时势的诗词，本身就是一种诗论，在有些诗作后面，还加了不少文字说明，亦为一论。故名曰《诗文集》。

　　下面，不惧冗繁，谈谈我的创作思考与实践。我国是诗歌古国大国，但今天诗歌这一中华瑰宝，却正在远离知识阶层和大众的视野。我说了，我从事诗歌创作，是从创作藏头诗和新古体诗起步的，主要是想在诗歌发展上寻找到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毛泽东曾说过，旧体诗词束缚思想，青年人掌握起来不易。因此他主张在吸收民歌养份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独具特色的诗歌发展道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样的期望并未变成现实。200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当代诗歌发展陷入了“尴尬、低谷、困境、边缘化”的境地。实际上，除古典诗词外，藏头诗、风古乐府，古已有之。问题在于，哪种形式更适合表现现代生活题材呢?自由诗由欧洲舶来，虽已扎根中华大地，但并为成为人们生活学习修养的载体与习惯。我的探索，就在于“在继承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

　　同时，诗歌这一艺术形式，能否被群众拥抱，其所反映和表达的内容，更是关键。古典诗歌，大体上反映的是农耕时代的社会生活。当今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语言习惯，与古代农耕社会相比，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社会联系的更加紧密，眼界的无比开阔，人们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狭小的个人生活际遇，更多的则是关注每天发生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这些大事，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还是社会生活层面的，都与普通百姓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不仅为诗歌创作发展，在形式体裁上提供了多样性选择的可能，也为诗歌创作发展，在题材内容上提供了无限遐想与表达的广阔园地空间。其实，诗歌起源于劳动，它要求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认为诗歌的本性特性是“小众化”，误也，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以较灵活的形式，着意书写“藏头诗”与“新古体诗”。我的看法是，诗歌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拓宽反映的领域，表达今人的关切”。

　　再有，诗歌在语言和意象上，力求做到“叙事抒情结合，浪漫与写实结合，达真写意，语言通白”。决不故弄玄虚，使之能有直接的感染力。无疑，诗歌不是散文，更不是政论。她要求运用拟喻手法，情景交融，讲究“意象”，这可以说是诗歌艺术的生命。但在古典诗词中，也有以叙事为主要内容的题材形式，并且不乏直接叙事的名篇，如《石壕吏》《卖炭翁》等等。当然，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内容题材，以诗歌形式加以表达，并能做到化概念性的东西为形象思维，决非易事。但是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因为古代诗词大家特别是伟大诗人毛泽东，已为我们开辟了这样的艺术风格之路。且看毛泽东，不要说他的诗词表达军事题材是那样的顺手拈来：“弹洞前村壁”、“分田分地真忙”;“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等等，无不脍炙人口;就是写国际斗争，批判“修正主义”，也是出神入化，令人叫绝：“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当然，我们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是置一生之精力去追求，恐也难于做到。但我以为，我们不能因难却步。那样，传统诗词的创作恐怕就只能围绕山水花草和个人的闲情逸致来抒发了，而使其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消遣玩物(所谓的“小众化”)。如此，则是对中华诗歌优良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革命传统的极大背离，也谈不上诗歌的历史担当与创新发展。

　　因此，我的“藏头诗”与“新古体诗”，力求揽括世间之一切，力求将政治经军事文化等重大题材入诗，将逻辑思维、抽象语言，组合成一种“意境”出来，成为上口的韵歌。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后，业界众多专家给予肯定，中华诗词学会孙轶青前会长评价说，“这本诗集，最大的特色是时代气息强烈，内容广泛，既有对山河花月的赞赏与抒怀，又有对友情亲情的挚爱与歌颂;既有对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党的英明领导的描绘与放歌，又有对世间不平之事的鞭挞与痛斥;既有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发掘与张扬，又有对现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矛盾的解析与回答;既有对大千世界奥秘的问探与追索，又有对宇宙、社会、人生哲理的思考与禅释。而且，这一切竟都能以诗的形式和上口的语言，直抒胸意，豪情达天，鞭劈入里，针砭入地，实属难能可贵。让人感受到的是，诗人那颗随着时代步伐激烈跳动的心，那种爱恨分明、追求真善美、抒发爱我中华的大情大志，真乃是：“胸装古今事，眼观四海情;笔端惊雷滚，诗寓和风融。”我将按其鼓励，继续走下去。

　　我不断地反思，古典格律体诗词，终是中华诗歌的一个巅峰，无比辉煌灿烂，是不是就真的不能表达现代生活现代题材呢?读读毛泽东的诗词，读读《将帅诗词选》，人们就会清楚应有的答案。毛泽东、陈毅、叶剑英，等等，有哪一位不是紧跟时代步伐，着意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的激烈的战争生活、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和世界风云的无穷变幻呢?毛泽东只是说，青年人不易掌握，并非不可为不能写。事实上，由于中华诗词学会的推动，在全国各地已涌现出一批“诗词之市”、“诗词之乡”。可见，古典诗词今天仍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然据我观察，今天格律诗词的创作，多数仍拘泥于“山水逸情”的老路，虽也有歌抒祖国发展、国事兴旺的作品，但终归还属少数。照我看，这样的因袭旧路，乃是误解;依这样的误解，格律诗词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事实上，古典诗词的主流，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实际与关切的。这在第“诗评诗论”有充分论证。

　　于是，我面对疑问，迎接挑战，在近三四年的时间里，刻意创作“格律体诗词”。一则是补课;一则是探索。所谓探索，就是看看“格律体”到底可不可以反映现代生活，尤其是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题材?为了严谨，也为了探索，我还将一切能收集到的“词牌”，一首不落的加以创作，并在所有诗词后面，附上“韵谱”(重新编辑时，为了阅读流畅，将“韵谱”从附于诗词之后撤下，集中在一起附于三卷之后)。我想，这对于爱好者，或许是有益的。我写的格律诗词，主要在于努力把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现代生活的内容，用诗歌形式加以体现和拟化。其目的，不仅要拓宽诗歌形式体裁，也要拓宽旧体诗词反映的领域内容题材。如果说有什么创新的话，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在继承中发展，在探索中创新”。

　　最后，想再对《诗解伏羲易》，对中国文化渊源与发展道路问题，多做一点说明。何以如此?缘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确与否，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

　　有人说，中国无宗教。确耶?误耶?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有没有呢?儒教、道教、佛教、回教?天主、基督?中国人到底信仰何也?儒与道的本质与形态，并非是真正的宗教，但作为“信仰”，她又确实有着宗教的功能效应。不同的宗教信仰，就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基因，抹是抹不去的，刨也刨不掉。现代自然科学，西方最发达，可是欧美的大多数人包括科学家在内，他们不还是信仰基督教吗?今天西方大国，自以为是，硬要与“伊斯兰”过不去，愚也!中国人聪明吗?五四时大批易经儒学，高呼“打倒孔家店”----这当然与“误导误读”有直接关系。当时人们是把“孔家店”与封建文化意识划了等号的。封建文化不打到，思想不会解放，革命不会成功。功莫大焉。但是也种下了“刨根换种”思潮的恶果，悲乎。今人包括有些学者对经学儒学，仍不以为然，自作聪明，力搞西化，几乎弄得“礼之邦”(礼，乃仪、亦制、亦法也)面目全非，浮华风气甚嚣尘上，岂不同样可悲!

　　中国人是敬天地，拜祖宗的，天就是中国的“神”。从这个意义上，它是宗教。易说天地，阴阳八卦，非迷信，乃智慧科学。从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宗教。中华文化的优点，是科学与宗教的合一;但这大概也是我们的不足与缺陷。为何?当我们将其作为科学来探讨时，本质上要求质疑，结果往往又动摇了对信仰的绝对真诚;当我们将其作为宗教信仰时，本质上要求绝对忠诚，结果又忽视了对其“与时俱进”的不断探索，盲目迷信。这恐怕是，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理念上种种矛盾，信又信得不坚，探又探得不深，自然科学后来落后，不够发达的缘故吧。当然，这最多是原因之一。中国后来的科技落后，根本原因是史上的所谓“大儒”们，将易儒文化的科学宇宙观人文理念，加以曲解误导，而成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保守意识形态所致。

　　科学与信仰之间的这种矛盾，致使我们在文化传承中，往往把对天地的崇拜，有时又看成与弄成迷信;孔子的儒学本是来源于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律解，蕴含着科学世界观，然而在一些腐儒的误导下，又把它看成因循守旧的保守世界观。孔子主张“中庸”，这本是说的是要运用“太极图”、“伏羲图“(中，是太极图的象形字;庸，即用)——“伏羲模拟天体运行方圆图”来观察自然社会，“与时偕行”。孔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何为“天命之谓性”?性，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之客观天体运行规律，道也;何为“天命之谓性”?命，道位之必然也;何为“修道”是何?是研究掌握运动的变化规律;何为“教”?开智也。故“中庸之道”的本义，要求的是践行天道大律尔。然结果竟被宋程颐弄成了个“不偏不倚谓之中”恒直之说教。孔子主张阴阳男女平等，班固董仲舒等伪儒，却弄出个“三纲五常”来。是的，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不过是对那个时代的秩序表达，并非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孔曰：“父母之谓”，“家人有严君”。“柔得尊位”，“利有攸往”。请问，这里有什么“三纲五常”?更有彖辞革卦，革命高歌赞：“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孔子在《彖辞》中是大书男女平等、与时偕行、主张革命的呢?可惜，可悲，可叹，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知识精英界，一些所谓的名人，还在央视、凤凰卫视上，把“三纲五常”这种伪儒货色之封建主义糟粕，当成真正的儒学思想，拿来做靶子批判。更有甚者，一位据说是我国的“国际文化名人”(恕不点名)，竟把中华文明传统或者说儒学，概括为“孝道、礼道、中庸之道”，大肆兜售。实在令人悲哀与痛心。他所谓的“中庸之道”已不是孔子解读的“中庸之道”，而是经过伪儒的歪曲，偏离了易儒天道大律本道的，“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前不后”的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之“谬言误说”。

　　须知，伏易孔解，揭示的是：天体是运动的，运动是旋转有规律依道而行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柔并济，与时偕行”;“革而信，革之时大矣哉”;“天下为公，以左右民”，“以同而异，容保民无疆”;强调仁爱，以德治国，又强调法制，“节以制度，以制数度”，“非礼弗履”;敬天拜祖，忠孝两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我中华，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

　　我以为，我们不应回避中华传统内存的又统一又悖论的问题。我们只有把这个头绪捋清楚了，才能将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真正的加以继承和发扬。如果回到信仰与科学上说，宇宙天地之神，非上帝，而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敬拜天地，就是要敬拜“伏羲图”，永不动摇。同时，它既是永恒的真理，又是“与时偕行”的相对真理，需要我们不断地开拓探索，永远进取。这样理解，才能寻找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之所在。

　　下面我们再展开做点介绍。伏羲创易，文王演易，孔子解易，这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源与流。《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在文字出现前，对天体运行的模拟图解。它是完整的宏观与微观、系统联系、平衡运行的科学体系。并非迷信，亦非玄学。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我们即可看到由此引领的辉煌灿烂，亦可看到由于误读误解误传，带来的种种弊端与危害。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正本清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与弘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文化基因之基础，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天体模拟运行图。从宇宙大爆炸，到太阳中心说，从阴阳的化分化合，到显物(有)与隐物(无)的依道(律)有序运行，乃是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德”，在孔子的儒学语汇中，则是对“道”(规律)的正确认识与实践，是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统一的结果。佛学中有“顿悟”与“禅思”，大概也是讲的要认识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两者的精神与原则是一致的。由中华文明演进的开宗史，我们可知，从无字转为有字的初始时期，真正悟懂解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者，照我看主要是三个人。

　　一是周文王，他最大的功绩，是通过演易，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的各卦，用文字作了正确地标名，并依天体运行的客观实际，以科学的逻辑勾勒出卦与卦之间的内在的客观联系，史上称其为《周易》。但纵观其述，其分析解读，还比较梗概与粗略。但他终究是用文字解明、科学定位《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第一人。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羲只是创始八卦，而六十四卦则是文王绘制的。这是有违史实的误考误判。

　　二是孔子，他的《易传》尤其所作“彖辞”，承接文王的逻辑思路，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卦卦阴阳运行变化，作了详细的文字解读，给出了自然的人文的科学阐释。直到今天，我们来研读孔子的彖辞，不能不敬佩孔子的科学考察能力。说到底，孔子的彖辞，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第一次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所蕴含的天体运行密码信息，作出的最正确最科学的破解与阐释(他的文字表述，皆源于卦卦阴阳变化，无一自造杜撰，我在另著中将详加解析)。史上把孔子的《易传》亦列入《周易》范畴，统称《周易》。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不论文王，还是孔子，他们的所谓“易说”，实际上都只是对《伏羲易先天图》的阐释与解读，把“周易”与“伏羲易”分割，或用“周易”取代和等同“伏羲易”，不仅使中华文明的发展源头变得模糊起来，还会使后世忽视了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这一中华文明源头的进一步深入探索。这种只知“流”而不知“源”的后果，即是造成很多的误解不能从根源上加以辨证与澄清的最根本原因。以至直到今天，伏羲这位中华文明的始祖，并未取得他应得的地位与尊重。这是一大历史遗憾。敬天，就要敬拜伏羲及其《方圆图》。这是中国的神道(阴阳规律)，也是中国科学之源。

　　三是老子，他的《道德经》，不是走的文王演易之路，而是独立地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破解与阐释。他的道说，所揭示的就是宇宙爆炸，天地开辟，阴阳运行。但因过于抽象，缺乏网络支脉的联系与支撑，多被后世引入玄学的迷雾。其实，老子的《道德经》所曰：“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说的就是，世间万物，皆“由无到有”，即由“看不见”的阴阳交合而“显”，也即“无名，万物之始也”;而一切“有名”之物，皆由“阴阳交合”而生，故曰“有名，万物之母也”。所谓“两者同出，异名同谓”，就是说的“阴阳”气流能量，两者同为宇宙大爆炸阴阳裂分而来，虽然后来有的交合为“显物”，有的未交合仍未“隐物”，但“异名同谓”----同源同出也。所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就是讲的“道可道，非恒道”，其运动变化无穷;而“恒无欲”与“恒有欲”，说的就是运动永恒，而又变化无穷，因时而异，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在老子这里，从宇宙与万物发端来看，其哲学思想是“精神第一性”，一切皆由“无”而来。“无为而治”，讲的就是要从“看不见”的“东西”与领域抓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造“软实力”。今天的“信息”、“航天” 、“光电”技术、“生物科学”，不都是在“无”的世界里的“大有作为”吗?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文王与孔子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破解与阐释，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只是说它正确地揭示了天体运行的客观轨迹，为我们诠释了系统的联系的宏观宇宙观。而并非指他们说过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言语迷信。他们那时还处在农牧氏族社会，因而他们的人文解说不能不带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特征。更不要说，任何天才伟人都绝不可能没有认识与判断上的失误与错误，这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包括周文王老子孔子，一切伟人圣人在内，无一例外。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与把握他们所揭示的科学世界观，而决不是固守一些僵死的言语教条。

　　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来看，它的以“震巽”为中心之六十四卦有序运转，不过是描绘的宇宙大爆炸，阴阳裂分，天地开辟，地球围绕太阳的自转与公转的有序运行，及其由此衍生的自然万物生生息息与社会的不断演进与发展。《方圆图》，不是天圆地方，方图也是圆的，是圆形的一个截面。圆图是指某域某物所处的时间;方图是指某时某物所处的地域，两者是时空(域)统一。在这里，他们特别强调了天人合一，系统联系，运动与生态平衡，及至社会的天下为公、“以同而异”、“德仁和善”、“礼仪法度”(礼，“以制数度，议德行”) “与时偕行”，“容保民无疆”，等等。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与时俱进”等理念所系之根吗?尤让人万分感慨的是，当欧洲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证明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人文界却是一片愕然，大呼中华科学落后了。是的，不错。但我们不能不问：一切大儒们、知识精英们，你们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一切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中，是早就被揭示、被阐释过的普通常识?为何你们会如此的大惊小怪?(这有古籍可查)由此足可说明，后来的许多儒士，不过是假儒伪儒腐儒。中国文明的后来衰落，中华科学的大大落后，正是这些伪儒腐儒所误导的结果。

　　需要辨清的是：何为正，何为谬?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并非中华历史中的一切存在，不分良莠，皆可拿来做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也就是说，虽然《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源头，但并非一切解读与实践，都是正流。《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产生的年代，尚无文字。有了文字后，史上百家争鸣，其解读更是莫衷一是。虽各有其真知灼见，独到见解，但误读误解误传者，则比比皆是。所以，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绝不等于要遵循一些所谓“儒家”的观点，更非要照移封建社会时期的一切。这完全是两码事，这是一种对是非取向的莫大混淆。因此，辨清中华文明传统之正源，就成为今天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一项重大课题与任务。因为，五千年积淀太过冗繁沉重，要不要设立中华文化的专门科研机构和教育院校，加以梳理传播，我以为也是应当考虑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决不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伏羲文化产生于远古时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时代不同，即便是用同一世界观来观察社会，得出的具体理论结论亦不同，因此，当然不能将中华易学与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划上等号。但是必须知道，中国的易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就其世界观来说，都是对天体形成与运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凡读过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是应该很清楚的。

　　如果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受中国的阴阳学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从精神物质即为阴阳的角度看，他受中国阴阳学的影响，那他学对了;而从反映论角度看，他没有学到精髓，搞错了。因为《易》之阴阳学，不是脱离实际的“心算”，而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并要“与时偕行”、“多识前言往习”和“议德行”的，这讲的是实践论反映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又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改造。那么，于是我们就更应知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着中国文化基因遗传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本属于西方文化范畴，但它是反“上帝文化”的，主张无神论。而这正是中国易儒文化的一大核心内容，易学阴阳讲的是 “精神物质”、 “看得见看不见”、 “有与无”、“显物质与暗物质”的客观存在，是无神论。《山海经》中有神鬼说，也是一种误读。“盘古开天”，盘，旋也;古，初也。这本是说的宇宙爆炸，阴阳气流旋转。可是却被解读为“神力无边”。拟人化神，鬼怪人伦，以此为开端，封神演义，延绵不止。这已违了《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天地自然人文科学观。在易经孔子的语汇中的“鬼神”，不过是对看不见的“阴阳”的指代。所以，从世界观上看，恐怕马克思主义其根在中国。而非在西方的上帝文化。

　　我们还可以说，中西文化交融，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到马克思手里结合西方社会的实际，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恰又与中国的易儒文化之“大同”理念相一致(中国古老的“大同”理念里，当然没有马克思的“五阶段”的共产主义学说，那是时代局限使然。但不能说在“社会发展模式”的追求上没有相通性)。而我们尤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又武装了中国人的头脑，经过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理论家的反复探索，今天我们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岂不是几经螺旋上升，“接力棒”又回到了原点----伏羲的天体运行之大道!

　　这里，有个个人观感，即：凡世界先进文化，我们都有借鉴吸收，但我以为，我们中国人要特别注重借鉴吸收“德国先进文化”，这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还在于因为德国哲学严谨，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祥地。而历史渊源，又使两大文明曾交融互鉴。我们应承袭这一优良传统。

　　再考，今天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应有怎样的定义?这里的科学观，难道是指西方的自然实证科学观吗?虽然可包括，但绝非仅仅如此。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显然是指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结合当代现实与中国的改革实践，丰富和赋予了新内容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升华的结晶。它在本质上，就是宏观的系统的相互联系的协调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世界观。那么，这样看来，这一世界观、科学观，不恰恰与中华易文化的世界观、科学观，十分相近相通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于中华大地，照我看，是与中华文化的特质有着紧密关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国情，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特有品性。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上生了根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虽是外来的，但它已中国化了，已融入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我们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由此我们可知，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在本质上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将两者对立与分割，就是不知何为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何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发展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不仅需要我们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吸取营养，还要不断从中华文明优良传统中吸取营养。而对于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来说，可谓任重道远。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正本清源，分清良莠，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要能做到这一点，需要以新的视野，重新解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既要正确地理解孔子的科学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又要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实际，赋予新的解说，得出新的结论。或者说，因为文王与孔子的解说与阐释，有他们那个时代特点与局限，并非唯一。唯一不变的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唯此，它才需要根据时代变化，作进一步的探索开拓与说明。这才是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宗旨与要义。

　　如果，从前面分析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看，宇宙社会发展、人文科学理念的“接力棒”，今天正在我们手里。站在这个角度，来理解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和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不是会更加感受到，造福中国人民，为世界作出新贡献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责任吗?

　　而这一切，关键在于实现中华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我有两个东西，是探讨研究与回答这一课题的。一是《追踪中华文明发展之源——破解<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天体运行密码信息》(此为第一卷，已成初稿，尚在整理中;还有第二第三卷，有些也有初稿);一是《问祖追踪·中华文明向天歌----八卦是个啥，东方曙光华》(长诗)。此集中收录了后者。故在此，多着了些笔墨，加以说明。

　　说了这么多话，意在交流沟通，敬请专家方家和读者赐教!

　　田瑞昌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