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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

作者：郭松民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日期：2021-01-20 点击：

论流氓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

郭松民

　　“流氓”一词，在中国古代并无贬义。“氓”就是“民”的意思，“流氓”意即“流民”，在古代或称“游民”。

　　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氓”，与古意不同。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施展下流手段以谋取生存的那部分人，他们欺软怕硬，轻视生命，没有道德感、责任感，也没有理想。

　　流氓无产者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他们不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流氓无产者主要来自于遭遇天灾、战争、巨大的社会变革等而被剥夺或破产的原中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前期，大都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失业之后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工人等。流氓无产者通常靠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

　　从冷战结束到新世纪，流氓无产者的来源更加复杂，总的来说，在一个社会陷入危机和出现重大转折的条件下，很多人都可能从他原有的阶级、阶层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自由漂浮的”人群，即流氓无产阶级，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反动的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给出如下解释：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那么，流氓无产者都有哪些特点呢?

　　经济上，流氓无产者往往一无所有，无田产，无正当职业。他们往往以偷盗、讹诈、赌博、拐卖、行骗、卖淫等不正当手段和非正当职业谋生。

　　政治上，在阶级社会的各阶层中，只有一个阶层是最难以定性和最具有流动性的，那就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大胆求变，爬上上流社会的欲望相当强烈，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无立场、无原则，忽左忽右。“见盛兆则纷纷聚集，见败者则纷纷逃之”，经常会被收买，沦为新旧统治者的爪牙和走狗。

　　流氓无产者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

　　一是流氓意识。他们没有道德准则，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是非立场，无价值追求，以逢场作戏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滋生了种种丑恶现象;

　　二是奴性意识。流氓无产者往往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意识，只有奴才主子二元对立。他们除了被动接受侮辱和损害，就是主动去欺凌和羞辱更弱者。

　　马克思对流氓无产者非常厌恶。在他看来：

　　“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与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则指出：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流浪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

　　由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流氓无产者也具有革命性的一面。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流氓无产者也被卷入了革命洪流中，因此，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流氓无产者，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相始终的重要命题，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红四军内部的流氓无产者思潮。

　　一个值得注意和思考的现象是，在晚近三四十年的中国，流氓无产者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成为相当强势、主流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这里一个基础性的因素，是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轨”、“改制”的过程中，许多人被甩出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失去了尊严和保障，成为“自由漂浮的”人群。从存在决定意识到角度看，这必然会使流氓无产者思潮大行其道。

　　而一个文化上的因素则是，原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遭到解构。有人很想复活封建传统文化，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真正填补空白的是流氓无产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口号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几十年来，流氓无产者“文化”伴随着王塑小说、冯小刚的贺岁片、春晚小品、各式网络段子、郭德纲的相声、崔永元、周立波的脱口秀，以及高晓松、梁宏达的视频节目、袁腾飞的课程和畅销书等，汹涌而来，占据了主流。

　　电视剧《亮剑》长期受到追捧，就是流氓无产者“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证明。

　　一位著名文化学者在评论李云龙的形象时这样写道：

　　“当下的观众群体，又凭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龙这种扭曲历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实际上，这个李云龙并非源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说到底，每个时代建构的‘英雄形象’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观’的产物。今天，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

　　李云龙的形象，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