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培元:关于诗歌的议论——《逆光行走》讨论文集序言
关于诗歌的议论
——《逆光行走》讨论文集序言
忽培元
一次诗歌研讨会,作者不在场的情况很少。《逆光行走》研讨会,作者崔荣德不在场。研讨会在京城召开,他却远在重庆一个县的基层学校坚守。他也许正在给学生上课,也许是在同家长谈心,或正在批改作业。因为他是一名教师,平时有繁忙的工作,写诗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当你认真阅读他的诗,走进他的心灵世界,你会惊异地发现,一个周身透亮真诚的人,在月光下行走。他背着极简单的行囊,步履轻盈而坚实,姿态却不无笨拙……不时地佇足下来,四处张望寻找。他逆着光朝黑暗的未知走去,那生命的燃烧,远看像一盏微弱烛光,闪烁在地平线上……
如今把那次研讨的发言汇集在一起,读来竟然是那么亲切。那么多的人,关注着那盏微弱的烛光,这在人妖共存,人欲横溢的世风之下,令人感慨万端,回味无穷。看到这么多善良真诚的人,写诗的和论诗的,名家和热心的普通读者,认真读过的和不一定仔细通读的人们,手捧着这本部头并不大的诗集,发了那么多走心的和动情的议论,而且是在作者并不在场情况下,这令我感到了欣喜。这似乎也证实了,当初欣然同意为这本书题写书名的初衷是对的。这就如同赌石,读着这些评论,我感觉自己当初的阅读判断没错。我并非专意写诗的人,也不善站在一旁说道。但是我对诗意是敏感的,能够凭借直觉,掂量分辨出诗的成色。阅读诗稿的时候,就感觉《逆光行走》是一组真诚走心的好诗,是来自生活的生命的吟唱,是在某一处生活的深处,一个草根诗人的真诚奉献。当我想到这些,我对新诗充满了信心,因为还有崔荣德这样迷恋写诗的作者,和那么多渴望读诗的人们。他们至少不是趋炎附势,不是附庸风雅,不是为了换取某种桂冠和花环或是讨好某些人而写诗评诗。他们是一群探求真知的逆光行走者。他们写诗或读诗,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功利,而是在捍卫人性,寻求尊严,呵护人类的高尚,体验生命的美好境界。说白了,也就是捍卫诗歌,体验诗的魅力。真正的诗人,是痴情的精神卫士。真正的诗歌,就像提纯的稀有金属。诗意原本隐在生活的矿藏里。辨别和寻找、挖掘提纯,是诗人的本事。纯真的诗一旦诞生,既光芒四射,令生活充满光热,令诗人变得深沉凝重,沉浸于思索的欢娱与发现的喜悦之中。诗把人从普通动物的俗波浊浪里拯救出来,鼓动高尚灵魂冲破狭隘功利的绊篱,呼唤崇高超然,从而呼吸到人性自由的空气。这种诗境,绝非那些浅薄龌龊肆无忌惮,任意发泄生理欲望和低俗趣味所能获得。
可见诗是崇高无上的精灵,是人类精神的保护神。诗的有无,也许是人与兽之间最后分野的重要标志。一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是诗人的堕落和诗意的消减或缺失。作为人性标杆的诗人的精神滑落道德沦丧,会导致人性全面崩溃。当诗歌创作逐渐化作名利场上的喧嚣和点缀,人们的精神光芒难免被乌云遮蔽。最最可怕的是,人们对此毫不自觉或麻木不仁。连所谓诗的“大树”也在纸醉金迷中枯萎衰朽,人们却视而不见。曙色暗淡的黎明,人们企盼洁净诗意的光明。令人欣喜的是曙色里草根在默默萌发绿芽,并于沉默中成长。《逆光行走》正是其中令人欣喜的一丛。故在此向诗人致敬,向健康的诗苗顶礼膜拜。
诗有各种各样的表达。含蓄朦胧也许是一种深刻,清新爽朗何尝不是健硕。仅就形式而言,诗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有一位写诗的文友在微信里肆意狂言说,“诗要是能够朗诵,那就离垃圾不远了”。我对他说这话打击面太大,人家很快删除了。可见他也承认自己论断欠妥。你能说徐志摩的诗是垃圾吗?当然不能这么讲。其实真正的好诗,首先应当是朗朗上口。好多年前,我在延安工作,一次陪同老诗人贺敬之先生到延安大学演讲。面对鲁迅文学院的广大师生,年过八旬的贺老应邀朗诵《雷锋之歌》。白发老者,朗诵了开头二三十行,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听得热泪盈眶。贺先生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数千人场合朗诵自己的诗,很受工农兵欢迎。他的诗是深入人心的,他被国家授予“人民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的确,至少有三代人是读着他的诗歌成长的。特别是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鲜有不知道《雷锋之歌》《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和《桂林山水歌》。这些诗是清新爽朗的,又是艺术感染力极强的。不单是健康向上,堪称时代的号角,更是空气的清新剂和灵魂的净化散。呼唤人远离功利脱离平庸。贺敬之是崔荣德此类诗人心中的偶像,更是他们追赶的明星。《逆光行走》中那一股追求光明清新向上的力量,即是来自生活,也来自偶像火炬的传承。这在研讨会的发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当然,对于他的诗,在探索中,也不乏稚嫩与生涩。然而,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依照良知的导引逆某种潮流和虚幻炫目的光环而动。因此难免逆光者的孤寂与冷清。更多人在趋炎附势,逆光行走的滋味可想而知。荆棘丛生,坎坷曲折。道路永不平坦,脚步即难以稳健。也许正因如此而越发显出寂寥漫长,留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读着崔荣德的诗,和围绕《逆光行走》诗集的评论,不禁想到了当代新诗的困惑。客观上有无所谓“诗坛”,倒也另当别论,但乱象却是真的随处可见。林子深了,会有各种各样的怪鸟;草地大了可见各种各类的毒花。乌鸦和狼毒之类,当然亦不甘寂寞。它们也是活物,也要顽强地发声绽放。噪声与毒素的危害在所难免。这当然也很正常,要相信大自然的自我消解和净化的力量。如同郑夔笔下兰花,时常有荆棘相伴。此乃艺术生态,无差别难以平衡,无文野之分,何鉴高下矣。良莠的区分,必由诗品成色见得,因此不必大惊小怪。
2021年2月5日
北京义耕堂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现任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村》《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改编成同名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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