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非常电影之——《第二个春天》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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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5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后，一批色彩亮丽，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拍摄完成并且上映了，包括《海霞》《春苗》《红雨》《金光大道》《创业》《战洪图》……，等等。 这些影片，和“十七年”影片，同一时期的苏联、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相比，有了重大区别，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趋势，假以时日，有可能成长为真正能与西方电影分庭抗礼，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力量。 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主题并没有充分展开就中断了，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二个春天》是这些新上映的影片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它和同样是于洋担任男主角的《火红的年代》堪称双壁。 《第二个春天》所以能够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究其原因，在于这部电影探讨了的主题，这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深度而言，此后几十年国防工业题材的的电影和电视剧，没有哪一部能够超越《第二个春天》，同时，《第二个春天》也对未来表现出了一种神奇的展望能力，无论其担忧还是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一一得到验证。 此外，《第二个春天》拍摄得也非常优美，白色的海军制服、蓝色的大海、流线型的新式导弹快艇……，画面素净、明朗而富有诗意，与“心潮逐浪高”的基调十分切合，令人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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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年轻的观众没有看过《第二个春天》，这里先简单做一点“剧透”吧。 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春天，海军某部支队政委冯涛（于洋 饰）被派往东港1060造船厂担任工委书记。他到达时，正遇上一艘由我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式快艇“海鹰”号第一次试航，但不幸的是，“海鹰”在试航过程中起火爆炸。 试航失败后，厂长齐大同（张宪 饰）对继续建造“海鹰”产生了怀疑，他不顾总设计师刘之茵（杨雅琴 饰）和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决定将“海鹰”封进库房，而把希望寄托在从苏联引进的“飞鱼”上，幻想依靠外援为我海军造新舰艇。 工委书记冯涛对要不要继续建造“海鹰”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召开工委扩大会议，支持青年设计员刘之茵和工人夏长发（井立民 饰）的意见，驳倒了总工程师潘文（康泰 饰）的错误想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决定继续把“海鹰”搞上去。

　　“海鹰”建造组的同志们在冯涛的带领下，经过紧张战斗，终于查清了起火的原因，但又遇到难以解决的66号材料问题。齐大同再次劝说冯涛丢掉“海鹰”，集中力量搞“飞鱼”。 就在这时，技术人员发现“飞鱼”主机图纸数据对不上号，而苏联专家赫文斯基又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求联合试制“海鹰”。面对这一切，冯涛觉察到所谓“联合试制”是妄图窃取我国军事情报，达到“假援助，真控制”的政治目的，断然拒绝。 赫文斯基无法解释图纸问题，插手“海鹰”的企图也遭到失败，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冯涛对齐大同丢掉原则，把阴谋当友谊，把坏人当朋友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冯涛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海鹰”建造组的同志，奋发图强，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揭露了潘文里通外国的罪行，攻克了材料关，终于使“海鹰”在阳光明媚的第二个春天飞了起来。 齐大同受到了教育，转变了思想，焕发了青春。碧蓝辽阔的祖国海疆上，“海鹰”乘风破浪，飞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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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影是根据著名军旅剧作家刘川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的。 刘川生于1926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剧院编剧，前线话剧团编剧，南京军区创作室创作员等。著有话剧剧本《喜期》《我要做人民的好儿子》《海岸线》《桥》《青春之歌》《烈火红心》《灵魂的代价》，评论《第四种剧本》等，1962年创作了话剧剧本《第二个春天》。 1962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一方面，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恶性发展，继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之后，又在中印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在新疆策动6万多居民逃亡苏联；另一方面，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派出多股武装匪特在东南沿海登陆，中印边境也爆发了自卫反击战。 这年12月，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冬云》，其中“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正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准确描摹。

　　国内外反华势力的大合唱，尤其是赫鲁晓夫主导的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新中国年轻的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危机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中国的国防科技反而凭借自力更生的志气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作为人民军队自己培养的剧作家，刘川敏锐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他深入生活，走访造船厂、海军部队、军港，采访记录，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很快写出了话剧剧本《第二个春天》，不久之后，就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沈阳同时演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也上演了该剧。 《第二个春天》公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颂歌”，报纸和杂志并围绕剧情和人物展开热烈讨论，1963年，文化部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刘川优秀创作奖。

　　今天看《第二个春天》，有一点令人感慨，就是文艺作品和时代的结合非常紧密，作者反应非常快，中苏关系刚刚公开破裂，以此为背景的话剧就创作完成并且上演了，它起到了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帮助群众加深对反修问题认识的作用，也启发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 反观当下，从特朗普上台开始，中美关系逆转，到今天差不多五年了，但居然没有一部电影、电视剧或话剧反映这一大变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也是文艺界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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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第二个春天》，有两个非常有趣的花絮，值得在这里聊一聊。

　　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部话剧在1966年，就被拍成了电影，但却是一部“未完成版”，观众至今无缘与之见面。 《第二个春天》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时代主题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196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 当时，男主角即海军某支队政委、造船厂工委书记冯涛，确定由赵丹饰演，他刚刚在《烈火中永生》里成功扮演了许云峰的形象；女主角，即“海鹰”总设计师刘之茵则由风华正茂的谢芳饰演，那时她担任主演的《舞台姐妹》也刚刚杀青，同时上影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高博、孙道临也分饰其中的重要角色。

　　这一版的《第二个春天》在青岛拍摄完成了大部分外景，但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化，最终未能彻底完成，目前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剧照。如果以后有研究电影历史的人，能够将现存的胶片修复整理再现在大银幕上，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待到1975年《第二个春天》再次上马时，男主角确定由饰演擅长饰演我军英雄人物的于洋担纲，当时他刚刚在电影《火红的年代》【点击阅读】中成功创造了炼钢工人赵四海的形象。为了拍摄《火红的年代》，于洋错过了在《创业》中扮演周挺杉、在《决裂》中饰演龙国正的机会。女主角则由在《地雷战》《苦菜花》中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八一厂著名表演艺术家杨雅琴饰演，她当时31岁，正好和刘之茵的年龄相当。

　　七五版和六六版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大女主”变成了“大男主”，同时主题也突出了两条路线斗争，变得更加深刻了。

　　再一件趣事，就是影片中多次出现了一艘一眼望去非常现代化的导弹快艇——“海鹰”号。 《第二个春天》剧组在青岛拍摄“海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的镜头时，就连现场的海军干部战士都为之瞩目，他们也没有见过具有六个导弹发射器的快艇，这在世界各国海军中还绝无仅有。 “海鹰”实在是太酷、太帅了，影片上映后观众都在欢呼人民海军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先进装备，国外的军事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也如获至宝，他们反复对影片中出现的“海鹰”进行研究、揣摩，最后的结论是：“海鹰”正是中国自行研制的028导弹快艇。

　　西方一些著名的舰船类专业刊物，如《简氏舰船年鉴》、《世界舰船》等对“海鹰”纷纷予以了报道，并推算了出了这艘拥有六具导弹发射装置的快艇的各项技术参数，绘制出了线图，还按照北约的命名规则，将“海鹰”命名为“海岛”级。

　　当然，这些西方的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都闹了笑话。 实际情况是：“海鹰”的“本体”，不过是一艘普通的护卫艇，为了拍摄影片的需要，心灵手巧的海军战士将其改装成了一艘外形非常先进的导弹护卫艇，也就是说，“海鹰”其实是一艘“道具舰”。 影片拍摄时的考虑是：如果选用海军现役舰艇来拍摄，则显得不够新，不够现代，而且观众还会把影片中的故事附会到这艘舰艇上，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但如果让道具师设计、制作一条模型，用特技摄影拍摄出来，则会显得太假，一眼就会被看穿，这必然会影响影片的感染力，而最终采取的改装真实军舰的做法，不仅“瞒过了”普通观众，也瞒过了国外专业军事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海鹰”可以说是“战忽局”早期的一件杰作。 不过，这也反映了当年对电影艺术厚重、认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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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前所述，《第二个春天》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依靠外援？ 这些年来，大飞机运10的悲剧性命运，中兴、华为等在“芯片”问题上被美国卡脖子，事实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必须让广大劳动群众成为现代化的主人，就必须在科技攻关时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原则，否则的话，依靠少数精英搞现代化，和西方（包括苏联）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想“独立”也立不起来，想“自主”也站不住。 在影片中，高博饰演的舰艇研究所副所长刘自强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民族情怀的旧知识分子，他的一句铿锵有力的台词“我这双眼睛，不希望看到中国的海面上，跑的都是外国造的军舰”，感动了很多观众。

　　但刘自强的问题在于，他有情怀，但没办法，看不到群众的力量，遇到问题只会到故纸堆里查资料，依靠少数精英搞现代化，只能搞得冷冷清清，永远跟在洋人后面爬行，这正是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现代化失败的教训之所在。 著名表演艺术家康泰饰演的“总工程师潘文”，是影片中另外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我的感觉是，潘文这样的人物，在影片上映的七十年代中期，并不常见，至少和在生活中熟悉的工程师们的形象不是十分吻合，但八十年代之后，潘文这样的人物多了起来，并且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主流，这几年，收敛了一些，但势力仍然不可小视。

　　潘文的特点，在于对“洋人”（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的高度崇拜，甚至到了信仰的层面，他认为苏联的图纸不可能对不上号，苏联专家也不可能出错，他的立场、认同都在“洋人”一方，等等，就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表达。 最终，潘文图穷匕见，企图借参加“国际海洋动力学术会议”的机会，将“海鹰”图纸带给赫文斯基，走上了叛国的道路。 在影片中，潘文在厂工委扩大会上，有一段精彩表演。 当“海鹰”在初次试航的过程起火爆炸之后，作为总工程师，他不是积极主持查找事故原因，反而散布“三年也不一定查得出”的舆论，企图借机让“海鹰”下马。 潘文的算法是，“‘海鹰’有一万多个零部件，几千份图纸，而研究所只有二十几个工程师”，“就是连夜加班干，也得干三年。”他说的振振有词，支持他的厂长齐大同也频频点头。 但总设计师刘之茵不以为然，她反问道，引发哄堂大笑。 老工人夏长发提出了自己的算法，让制造“海鹰”的工人加入到查找起火原因的行列中来，“自己造的零件自己查，可能出问题的部位重点查”，这样，查明事故原因，“最多只要三个月”。

　　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说，潘文等于当场“被打脸”。 不要以为潘文这样的人物已经销声匿迹，去年，武汉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不是有“权威”就认为“没有意义”，至少需要两年吗？结果当然也是很快“被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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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影片中，工委书记冯涛和厂长齐大同是一对老战友。齐大同对潘文介绍说，“他是当年我在58团的老搭档，人家都叫我们‘两个身子，一个脑袋’。” 齐大同的问题，在于他把政治和科技问题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意识到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而后者又不能不服从前者。冯涛让他认真学习一下有关中苏政治和理论分歧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他嗤之以鼻，“我都看过了，这里面讲的都是政治理论问题，我问你，它能解决‘海鹰’的问题吗？” 最终，齐大同完全被潘文与赫文斯基牵着鼻子走，成了他们的工具。

　　而冯涛则和齐大同完全不同，他在海军任支队政委时，有过在海战关键时刻，苏联援助的新舰艇主机出故障，“备用零件对不上号”，只能坐视受伤敌舰逃走的惨痛教训，对“飞鱼”图纸对不上号油然而生了几分警惕，他比齐大同更深刻的认识到，在中苏发生重大政治分歧的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已经成为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种杠杆和手段。 不过，冯涛最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在掌握其他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首先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学”。 当然，这不是说说而已。冯涛正是通过走群众路线的方式，解决了“查找起火原因”和“主机66号材料不耐高温”两大科学难题，成功地使“海鹰”在第二次试航的过程中达到了“前进四”的速度。

　　当苏联在“飞鱼”总装阶段，卡住主机，赫文斯基专家不辞而别，1060厂的生产陷入瘫痪之后，冯涛站在高高的龙门吊上，对全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是于洋老师最为精彩的银幕华章之一，也是一首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我将其全文整理如下—— 我们自己干！ 协议让他们撕毁吧！专家让他们撤走吧！主机让他们卡掉吧！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 我们从不拒绝外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们的所谓援助是绞绳是枷锁，只要你是按照马列主义原则不跟着他们指挥棒转，他就卡你整你勒死你！ 这帮老爷打错了算盘瞎了眼，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不吃他们那一套！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我们的“海鹰”一定会飞起来！ 如果把“修正主义者”换成“帝国主义者”，我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第二个春天》已成经典，而影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仍然必须回答，也许这就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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