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因：毛泽东靠什么统一大陆?》是一部宏大的当代史书，全面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失败走向胜利，推翻旧秩序建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斗争史。全书采用纪传体，点面结合，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还有管理之道，值得品读。书中1000多幅高清历史老照片十分罕见，值得珍藏。

　　三湾改编：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7年9月19日，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起义部队陆续到达文家市集中。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提出了上山做“特殊的山大王”的建议。他说，在战后国际资本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共同勾结对付革命的形势下，特别是国内蒋、汪合流，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我们硬要走交通要道，去打城市，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只有把革命引向敌人不注意的地方去发展，胜利才有希望。他的意见得到了前委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改变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

　　次日，毛泽东即率秋收起义部队剩下的1000多人向罗霄山脉进军。9月29日，到达永新县西乡三湾村，这时的起义部队已不足千人，组织很不健全，基层没有党的组织，党不能切实地掌握部队，军阀的残余影响也很严重，由于起义和作战受挫，加上连续行军，生活艰苦，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强的人开始动摇，官兵的思想比较混乱，这样的部队如不整顿，势必难以巩固，为此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部队由一个师改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2个营7个连，另有1个军官队和卫生队。这次改编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二是在军队中开始建立了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可以使军队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内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结一致。这两项基本原则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两个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

　　毛泽东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扩大了党代表的派驻范围。

　　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叶挺独立团成立初期，全团2000余人，只有二十几名党员，基本上都是军官，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各营只有党小组。北伐战争期间，部队中党员虽然增加了好多倍，可是部队也扩大了许多，党组织相对薄弱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尤其是军队中的党组织没有建立和深入到基层，无法很好地掌握雇佣来的士兵。在胜利凯歌高奏的时候，部队还好带，一遇逆境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混乱动摇。三湾改编以后，部队做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党在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里的绝对领导。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毛泽东后来总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从事建军工作之初，就十分注意处理好党代表和部队军事首长、下级士兵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作为部队的政治首长，既是部队的政治领导，又是军事领导的帮助者，以“双首长制”共同实行领导。对于广大士兵，党代表和政工人员则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疾苦痛痒的关怀者。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曾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政委”、“指导员”的称呼一直是带有亲切感的贴心人的象征。

　　与中国旧式军队的私兵制度相反，毛泽东以军中的各级党组织作为统一领导部队的核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团或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决定部队的一切重大事务。中国近代军阀部队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即可拉走整个部队的惯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发生整体性叛变的部队，都是刚刚起义或未经改造的旧式武装。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曾经担任过工农红军总政委一职的张国焘。当他以共产党领导人的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近10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可是当他一旦丢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时，不仅原来的部队和干部不跟随，就连他的警卫员都不和他走，最后落得孤身一人狼狈逃走的结果。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是毛泽东同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一项大胆创举。在国民党军中，非但其杂牌的军阀部队黑暗无比，即使是中央系统的军队也只是口头上标榜民权，实际上其官兵关系仍基本上承袭、军阀部队的传统，士兵军饷动辄被克扣，官长则是“五皮主义”(皮靴、皮武装带、皮包、皮枪套、皮马鞭)。而工农革命军自上井冈山起，毛泽东就要求全军官兵在生活待遇和着装上保持一致，同甘共苦。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士兵委员会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陈毅于1929年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这样介绍红四军内部的情况：

　　“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火头，同时到现在‘火头’两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红军中的一副对联所云：红军中官兵伙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人民军队产生于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所遇到的阻力非常之大。仅以红军提倡不打人一事而言，尽管一再强调，但是开始总是有些干部不照此执行。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达闽西后，队伍迅速扩大，思想工作有所放松，旧有的军阀习气又有所抬头。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工作后，于1929年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废止肉刑问题”，列举了在“红军中使用肉刑的效果”。同时，为克服这种影响军队建设方向且“危险不可胜言”的不良倾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工作，通过从制度上、思想教育上、作风培养上的一系列努力，终于在全军中切实形成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基本平等(根据工作需要略有不同)的全新面貌。同时，毛泽东还带头反对并废除了旧军队靠枪毙逃兵以巩固部队的做法，对开小差者，除携枪投敌者，一律以教育为主，不许枪毙，强调革命靠自觉自愿。这些做法，是对旧军队阶级压迫制度的大胆破除，也是过去人们难以想象，今天却成为现实的创举。

　　井冈山“三结合”

　　在三湾改编的同时，毛泽东也在考虑部队往南走后的落脚之处。他派人四处联系，寻找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地方武装。当他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泽楷派人送来的信中得知宁冈有以袁文才为首的一支农军，在井冈山也有以王佐为首的一支农军时，即率部队向井冈山地区转移。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他本人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上山的中共中央委员，因此在这以后被人们尊称为“毛委员”。

　　在井冈山，毛泽东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付诸实施的土地纲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俄革命时没收地主土地归公的先例，规定把一切土地归公，只给农民耕种权而不给所有权。但这种只“打土豪”而不真正“分田地”的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调动广大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因此井冈山斗争期间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遇到困难，毛泽东察觉到这一问题后，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在随后制定的几个《土地法》中，就逐步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的规定，确定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给农民个人，并且允许买卖，真正将农民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土地归其私有，这样才将“打土豪，分田地”同扩大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广大农民才踊跃参军参战，使得当时只有二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就能坚持长达数年之久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到井冈山后的另一个创举是起义部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发军饷了，要搞供给制度。

　　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当时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就连1927年海陆丰起义建立的中国最早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在编练工农革命军时的方式也是以薪饷招募志愿兵，规定“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在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帜，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也是“组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20元现洋”。这种纲领实际上还是沿用了以雇佣军队吸引士兵的方式，而且想使红军士兵的薪饷比旧军队更多(当时旧军队士兵的月饷一般是5至10元)，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可是广州起义的剩余部队在奔向海陆丰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后，在敌人的进剿下被迫退到穷困的山乡，既没有每月的“20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军旗”的“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下受雇，再加以其他方面的政策错误，部队主要靠也只能靠原有的老骨干进行战斗，结果越打越少，以致很快不能维持。事实证明，这种靠招募雇佣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根本行不通的。

　　走向农村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在政治上、军事上、人事上的这一系列的方针、路线、政策现在看来很简单，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包括六大之前和六大以后，都没能搞出这一套方法，所以说毛泽东确实要比当年的许多人高明得多。

　　大革命失败及随后武装起义受挫的无情客观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要想进行革命战争，就必须走出一条新路，从根本上改造军队，并在建军工作上“另辟蹊径”。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偏僻的山乡，依靠广大农民去创建军队。在这种环境下，既不可能像苏联那样利用已有政权实施国家征兵式的建军，也不可能采取中国封建军阀和草寇式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募兵方法。唯一的出路，就是毛泽东探索出的这一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发动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结合起来的“三结合”方式。此后长达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既没有国家政权，军队又全无薪饷，物资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取兵于农、养兵于农、寓兵于农，靠的就是这种“三结合”式的建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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