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我的家乡就在长白山里的鸭绿江上游，在我的童年时期，中朝关系非常好，我游泳的时候，游到靠近江中心的木排上休息一下，再游到朝鲜对岸去，晒一会儿太阳休息一下再游回中国这边来。

　　那个时候中朝在长白山砍伐下原木后扎成木排，然后在鸭绿江里将木排放到下游去。两国游泳渡江的，游到中间的时候累了就爬上木排休息，而放排的舵手和摆排的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都对游泳上来休息的人很友好。遇到暴雨，两国的木排都可以立刻靠向另一国的排港停泊。

　　而我自己从小学到中学，班级里的少数民族很多，特别是朝鲜族、满族、和回族。我最怀念的中文老师却是一个回族人，如果我们背不下古文，她就拿起教鞭对着我们的背抽过来，所以到现在我读古文还很顺畅。那些教鞭都是小时候同学们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到山上砍的荆条，削掉刺以后又硬又软又韧，被抽一下就长记性了。

　　有的同学怕抽，冬天就穿着厚大衣，被抽狠的同学有的就发誓说春节的时候要到老师的家门口挂上个猪头(当然最后也没挂)。去年同学聚会时听说那个回族老师已经去世了，我们同学都难过了好久，都感慨那时各民族关系为何会如此和谐，不分彼此。也许我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各民族在一起嬉闹的景象了。

　　那时候中朝关系真是好，各民族的关系也真是好，令我无限回忆。而我也遗憾，曾经这么好的中朝关系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让我心里很难过。如果哪一天中朝变仇人，那志愿军的血真是白流了。

　　回到正题。我小时候看鸭绿江对面的山，就问我母亲为何朝鲜的山格外平缓，而不象中国这边的那样陡峭。我母亲说那是被美国飞机给炸的。我就很奇怪，怎么不炸中国这边?我母亲说美国飞机在抗美援朝刚开始的时候也开过江来，专门轰炸开出山洞隧道的火车，不过后来就不再开过江来了，而是专门在朝鲜那边轰炸江桥和中国的开过去的火车。这样一来，美国飞机为了炸江桥，如果第一次投弹没炸成，就要在朝鲜境内兜个大圈再转回来。这个时候躲在中国境内山洞内的火车就可以趁机装货卸货，运送伤员。我家那里仅70公里的铁路就有12个山洞(我们管隧道叫山洞)，而且都是很长的山洞。

　　那么在朝鲜境内兜个大圈的飞机，还要防备中国这边的平射机枪，因为从中国这边江面挺立出来的峭壁可以高达200米，刚好可以平射飞机。我小时候走山路，在峭壁路上走的时候，鹰过江就都是在我脚下飞过去的，我是俯视着鹰飞过江，而不是仰视。所以可以想像当年美国的飞机是很憋屈的。

　　我小时候很奇怪美国飞机为何不到中国这边来轰炸，而在狭窄的江面上受平射机枪的气。长大了才知道怎么回事：中国志愿军刚入朝就让美军领教了厉害，所以美国当年并没有胆量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上去。这一点，我小时候母亲并没说清楚，其实很多中国人也是到了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一个伟人的作用，是利益到每个人的，包括那些骂他的人。

　　另外现在有人宣传说美国一开始就不想和中国做敌，这完全是瞎说，因为抗美援朝一开始，美军飞机是轰炸中国这边的江桥和铁路的(我家边上的两组烂桥墩就是证明)，但不久就不炸中国这边了。这当然也是因为随后冬季的到来，江面封冻起来，中国志愿军夜晚直接从冰上走过去就行了。

　　那么，即使美国的飞机如此憋屈，我家附近沿江短短的一公里内就有两组被炸烂的桥墩，我母亲告诉我那曾经是两座江桥，但都被炸烂了，由此可见战争初期志愿军过江的难度。东向那个烂桥墩边还有一座坟，这那座坟呢，埋得不是人，是马。我母亲告诉我说那是当年的一批战马。我小时候该坟的周围是生产队的菜田，生产队从来都是绕着坟种菜。顺便说一句，我每想到当年士兵居然没把战马给吃掉，心里就很崇敬这匹马和士兵们，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慈悲之情。

　　而现在的江桥是第三座，我的小学就在第三座桥边，下课时常常到桥上玩，放学了经常看边防兵们打球。去年回家乡，看到那两座炸烂的桥墩还在，生产队已经解散了，而那座马坟却已推倒，上边建了房，而离桥不远边防站附近也盖上了豪华房。我看着那些烂桥墩，眼泪就要流了下来。

　　我母亲告诉我，印象最深的是志愿军过江前。那时刚起过大白菜和萝卜(“起”在我的家乡就是拔的意思)，忽然一夜之间田地里到处都是兵，他们在白菜地里就地挖了坑睡觉，衣衫都很单薄。那时秋霜已经很重，天亮的时候老乡看到这些兵，都很心疼，赶紧请他们到家里，但这些士兵们告诉老乡要立刻开拔到朝鲜去。老乡一指：那不就是朝鲜嘛。士兵们一看，有的立刻就把背包里的衣服扔给老乡，说是马上要打仗了，怕累赘。老乡来不及劝，士兵们就开拔过江了。

　　我小时候听到母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非常奇怪这些士兵为何不把衣服带在身边。长大了才明白，开拔过来的是南方士兵，他们不懂得长白山里只要一来寒流，一夜之间就会见飞雪，溪水立刻就会冻起来。

　　那为何指挥员也糊涂呢?现在才明白，原来中国是仓促应战的，没有什么准备之说，政府连百姓的动员都没来得及做，士兵就紧急开拔到前线来了。否则怎么老乡们事前都不知道呢?一夜之间白菜地里就都是兵。可以说，志愿军打的完全是无准备之仗，但居然打赢了。

　　我母亲每次讲到这里，就说当年的兵纪律真的严，夜晚开拔过来为了不扰民，就是睡在冰冷的白菜地里。而我长大后，想到的不是纪律严，而是这些士兵的仓促开拔以及秋霜过后的严寒。我小时候到小学要走半个小时的路，冬天戴着棉帽子，走到学校时帽子上沿都是呼吸结成的雪白的霜。而我所在的那个小学在我小时候的名称是“民主小学”，小时候大家都说金日成在那里曾经念过一年，但去年回去的时候，发现小学早已经取消了。

　　我家乡的大罗卜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是精品，长白山下过秋霜后(也就是十月份中旬)就要起大罗卜(如果下初雪后再起就已经糠掉了)。那个时候起的大罗卜又辣又甜又脆，直接生吃就行了。心芯特别甜，而皮特别辣，可以辣出眼泪来，所以吃皮还抗寒。此外，大罗卜放在菜窖里可以存到第二年五月份。

　　我小时候读魏巍的《东方》一书，里面描写后方的士兵历尽艰难把大罗卜背到坑道中，大罗卜又解渴又解饿又卫生。因为坑道到中水是很珍贵的，不要说洗菜淘米洗脸，能有喝的干净水都不可能啊。

　　然而，小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没有感觉，等现在长大成年了才佩服当年中国士兵的聪明才智，真是信手拈来皆可用啊!而且想想看，没有鱼水之情，这个知识怎么来的呢?

　　所以，一个大罗卜虽然不起眼，但恰好说明志愿军能战胜美军凭借的不仅是勇气，还有高超的智慧和不可思议的鱼水之情。

　　我也因此格外佩服毛主席，他的部队到了任何环境，信手拈来皆成威力，什么条件下都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已入化境。

　　对比今天那些作家和导演拍和写的那些抗日剧或军事片，感觉都离生活太遥远了。而小时候读的那些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作家都是真正深入生活而写实的。

　　我的一个学生有一次问我：怎么以前电影那些好演员都碰巧凑到一起了呢?

　　我说：不是碰巧啊，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用演啊。

　　我们小时候在冬天吓唬女孩，就瞪大眼睛看着她的脸，然后很吃惊地说：啊呀，你的耳朵呢?

　　通常被吓的那个女孩就会凄厉地大叫一声，双手赶紧去摸耳朵。

　　我母亲在我小时后常吓唬我说如果不把帽子戴严，耳朵一拨拉就掉了。

　　因为，长白山进入三九天的时候，耳朵一旦冻狠了，感觉到的不是冷，而是热辣辣，这一点南方人很难体会。而且，下的雪象干冷的砂子一样，手一握，完全是干砂一样的感觉，完全不是江南湿雪的感受。如果穿的衣服沾上了水，外面马上就是一层冰。三九天的时候，江早就冻起来了，汽车可以直接在上面开，南方人很难想象冰冻三尺是个什么概念。

　　因此，当我读到书中关于志愿军们设伏击圈冻死在战场上的故事，不能想象他们是靠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持下去的。

　　我们中国人今天能够在世界上站住脚，其实也是享受了志愿军们给我们带来的成果。现在不是很强调做人要有感恩的心嘛?那就从感谢志愿军开始吧。

　　我在大学的年代，有很多浙江人在入深秋的时候在我的家乡开始做生意打工，于是我们长白山人都感叹浙江人比东北人抗冻，而我在浙江念大学，常夸浙江文化如何细腻多姿，所以浙江人就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说东北人是多么的懒而且是多么的怕苦，哈哈。

　　为什么呢?长白山在深秋的时候白天如果有太阳，很舒服，而且天蓝得是如此透彻，我猜想一定会让让这些浙江人心情很好。可这些浙江人不知道寒流是可以随时来的，一旦来了，则一夜飞雪，如果少穿件线裤，腿就冻风湿了。而且，我们家那里最低平地的海拔都有400米，到了800米的海拔，雪要到来年6月初才化。我在六月初爬上我家边上的猫耳山(1070米)时，上面的冷风还是吹得手指头疼。

　　我去浙江念书的时候冬天都戴着耳套，因为小时候滑冰的时候耳朵冻白过，留下了后遗症，所以在东北零下30度的时候不痒，但偏偏在冬春和秋冬交界的时候耳朵很痒，加上浙江冬天的湿度很大，所以我如果不戴耳套，就经常挠破皮，耳朵上一道道的血痕。而我的那些浙江同学反而没有这个毛病，他们可以在没有暖气的机房里上电脑。

　　真的不是我懒啊，因为我的手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戴手套也起厚厚的冻疮啊，可没有一个浙江同学能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的前辈在朝鲜战场却领教过比这厉害的十倍的痛苦。

　　所以，我每当看到那些贬低志愿军的贴子，就很希望作者在三九天能到长白山穿件单衣过一晚，回来就一定能把自己的嘴管住。

　　从长白山的寒冷再说到加拿大的军事博物馆，我是在长白山里长大的，小时候就知道，手如果冻得没有知觉了，向温水里一放，会比刀割还要疼，这个南方人又是很难理解。手冻得没有知觉的时候，如果放到温水里，会有内缩和外胀的又冷又烫又舒服又痛苦的奇特感受。如果手的外部已经冻坏了，又心急放到很热的水里去温暖，则手基本上就要废掉了。

　　因此，用人体来温暖还没冻坏的地方通常是最好的疗法。有人看《上甘岭》电影，会发现志愿军里有女兵，虽然镜头很少，但《我的祖国》就是通过演绎女兵的镜头而唱出来的。其实，当年志愿军女兵的伟大却远超过电影所描写的内容，也鲜有人提起。我早年读过一篇回忆录，里面回忆说志愿军士兵的脚通常会有严重的冻伤现象，所以当年很多女兵都是主动揭开衣服用她们的胸脯给刚抬下来的伤兵把脚暖过来，还有的女兵用嘴吸通士兵冻伤的尿道。早年读到这个回忆录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作者写的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小时候得到的防寒教育就是要暖先暖脚，脚暖身才暖。而男性的尿器官在打埋伏的时候要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温度下冻很久，这是很难想象需要什么样的意志力的。

　　虽然战争中女人是配角，但在抗美援朝过程中，中国女人所拥有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心性，却是惊天动地的。有这种精神，志愿军不赢是不可能的。

　　我还记得一个回忆录里说中国志愿军里有个狙击神枪手，司令员把自己的皮靴当场脱下来奖给那个士兵。南方人很难理解这个奖励的重要性，但我是很知道的。后来我看到美军的回忆录说志愿军发动总攻冲锋的时候很多就是光脚冲的，这让美军产生一种梦幻感。读到这里时，我真是很难克制自己的感情的。

　　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黄种人以及南朝鲜人)，都要感谢这些志愿军，是他们的牺牲阻挡了丛林法则的推进;也是志愿军，给人类带来了真正的种族平等。而黄种人以前一直被白种人侵略和杀戮，也是朝鲜战争使得这两个人种平等起来，也使后来的黑种人和其他肤色的人种真正平等起来。因为，在抗美援朝以前，世界上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

　　麦克阿瑟在志愿军的打击下叫喊着要对中国东北动用原子弹，就是这种丛林法则的反映。而他们白种人自己也被丛林法则所左右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互相砍杀，所以他们当年也是丛林法则的受害者。毛主席当年在欧美受到普通百姓的崇拜，和他宣扬慈悲平等、斗私批修、以及反对霸权(实际就是丛林法则)是分不开的。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没有了这个道德追求和制高点了。

　　我在2012年夏天的时候去渥太华的战争博物馆参观，看到里面专门有个展厅介绍抗美援朝(当然展厅是称为朝鲜战争的)。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撼：里面陈列的加拿大装甲车非常雄壮厚实，我围着装甲车反复研究结构，惊叹魏巍在《东方》小说里写的真实性：比如志愿军拉开炸药包导火索后要扶着炸药包在履带上走一会儿(否则就会滚落)，算好了爆炸时间然后跳开。而这种镇定或淡定在今天看来是神话，但确实是历史，因为很难找到其他爆破装甲车的办法。这种清醒镇定的作战方式和心理素质，美军及其他联合国军除了崇拜是没有其他评语可以形容的。而毛主席当年敢出兵捍卫中国人的尊严，这种勇气在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

　　而在该展厅中，一位加拿大老年军官穿着整整齐齐的军装，仪态自豪而笔挺地向人介绍他所在的部队当年是如何在汉城北面的五座山头挡住志愿军冲锋而使美军大部队没有遭到围歼。我仔细看了一下该地形，加拿大军队当年扼守在五座山头上，火炮密集布置在山腰对山谷形成覆盖火力网，而接近谷底的平路和溪水是则是加拿大的装甲部队，而志愿军进汉城就要从山谷的这些平路迅速突破。我是从那种山里长大的，看了这个地形和加拿大军队防备到水泄不通的程度，很赞叹这位加拿大军人的诚实和尊重他的自尊：成功地阻滞了志愿军的进攻，为美军撤退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而挨着装甲展厅的是中国志愿军的装备介绍：士兵只背了一杆枪和几条子弹套，加上一条干粮套斜跨在肩腰上。上面的文字介绍是：苏式装备，虽然很落后，但很有效和轻便。我看到这里，很为加拿大的洗脑水平惊叹：明明装甲车输给了步枪却还要忍不住嘲笑胜利者的落后。“苏式”二字还表明他们不肯尊重历史事实。其实，苏联决定援助中国也是在第一次战役胜利以后才下定决心的(其实人类社会里，种族肤色的观念到处都是，加拿大展厅的介绍就是一例，无非是暗示西方人没输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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