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饱经战乱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凝聚各方面政治力量。这就要求开国领袖必须有宽广的胸襟和气魄。1949年时的毛泽东，就表现出了他作为开国领袖的博大胸襟。

　　“这是一件大事”

　　1945年7月，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这样一段对话。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这段历史对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从1945年起，就考虑到了依靠人民建立新政权的问题，表现出了他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1948年时，蒋介石的大部分军队已经被消灭，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日子不远了，是到了筹备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了。从这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推翻蒋介石统治后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依靠谁来建设新中国?对此，毛泽东早就做出了回答：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依靠人民来建国。

　　1948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建国打算：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实际上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建立一种既适合中国情况，又有利于表达人民意志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基本构想。

　　1949年，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基本被消灭，毛泽东开始按照他1948年9月形成的思路，着手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当时，还没有使用“代表大会”这个词，毛泽东用的是“人民代表会议”一词。但是，依靠全体人民，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来建国，并且采取“人民代表”参与政权的形式，已经作为原则被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气魄，推进着民主建国的进程。

　　1949年8月初的一天，时任北平市负责人的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说，北平市即将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建立北平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他向叶剑英询问了会议准备情况、会议内容和出席会议各方面代表的情况，并表示要抽一天时间参加这次会议。8月9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会议结束前一天的8月13日，毛泽东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发表的这次讲话，与其说是针对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如说是面向全国的。他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阐明了他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从各地基层起步，实行普选，在选出各级人民代表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此作为建国的基础。他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胸怀和气魄，才敢于实行普选，并建立人民的政权。此时，毛泽东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案已经形成。毛泽东是想用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组织人民，依靠人民，建立新国家。他认为，这是建国的一件大事。

　　1949年10月11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电报。饶漱石在电报中向毛泽东汇报了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他立即将此电报转发各中央局，请各地依照松江县办理。他转发时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使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会使党内外广大干部得到教育。

　　依靠人民建国，把最广泛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使共产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只有毛泽东才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

　　“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1949年各地各级选出的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大多数。这有两种原因：一是当时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各地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各地方的人民群众在选举时，自发而真诚地选共产党员作为人民代表;二是各地方的领导干部不一定都具备毛泽东那样高远的眼光和宽广的政治胸怀，也不一定能完全领会毛泽东依靠人民建国的思路，因此在名额分配上不太重视非党的代表。

　　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很不满意。他说，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他向各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在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不能太多。要注意给民主人士一定比例的名额。在各级政府中，也要安排进步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在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府中，共产党员数量太多并不好，那样共产党反而没有力量。毛泽东认为，在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的名额“不多不少则力量大”。毛泽东还说，我们新中国是共产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建立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在他们那里，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共产党与非党人士合作有好处，这样就不容易发生官僚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说“不多不少则力量大”呢?这是与毛泽东宽广的胸襟和依靠人民建国的思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共产党要有宽广的胸襟，不光在共产党内要搞五湖四海，还要广泛团结各方面民主进步人士，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革命胜利，要依靠统一战线，现在要建立新中国，也要依靠统一战线。共产党只有团结广泛政治力量，才能建立起有广泛人民基础的新国家。但共产党员在人民代表和各级政府中的名额，也不能过少。我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共产党在新的人民政权中起领导作用。如果共产党员名额过少，新的人民政权难以体现工农联盟的基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难以体现。毛泽东的原则是“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是个什么比例?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一半一半，即，在各级人民代表中，在各级政府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各占50%左右。实行这个比例，共产党员既能在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府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也能更广泛地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建国。因此，毛泽东说，这样做，共产党会“更有力量”。

　　“重视人民通信”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泽东以其博大的胸怀推进人民民主，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敢于讲话了。他们主要是向共产党讲话，向共产党献计，对政府工作提意见。当时，工农群众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讲话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与新政权建设者较多。特别是在中央，许多知名民主人士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他们可以直接向共产党建言献策，各地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可以通过信函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言献策。而基层工农群众则主要是把意见反映给共产党的干部，反映给人民代表，再由他们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而各级人民代表、各级干部，是需要经过层层向上反映的。工农基本群众的文化水平整体上还不高，意见也是分散的，上级包括中央得到的群众意见往往不完整、不及时。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群众往往采取直接给各级人民政府直至中央人民政府，甚至给毛泽东本人写信的方式反映意见、建言献策。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不久，就有大量人民来信寄到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领导人那里，毛泽东办公处也收到许多人民来信。

　　在毛泽东看来，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同样是发扬人民民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性质、密切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人民来信却谟然视之，有的甚至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个情况，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0年11月3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说：“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毛泽东认为，重视人民群众来信，认真听取群众来信中提出的意见，也是共产党有宽广胸怀的表现。在这方面，毛泽东本人也做了表率。他特别重视各地写给中央和他本人的信的处理工作，要求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要认真对待人民来信，定期报告群众来信反映的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按毛泽东的意见，定期将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提出的意见和中央的处理情况向毛泽东报告。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1951年1至3月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的报告中专门批了一段话：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种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还提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当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领导干部本人应该自己亲自处理或由秘书直接处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本人亲自批阅、处理了大量人民来信。他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协助中央和他本人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并提出要求：重要的人民来信要及时办理，不能延误。

　　“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

　　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建立新中国，建国后也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这一点对于开国领袖毛泽东来说，是非常明确的。他在1949年10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那一天，毛泽东与绥远军区负责人谈话，特意把傅作义请来。毛泽东说：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笔者注)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和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安排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起义将领担任领导职务，并且一再指示各级地方政府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说，对于这些人，我们不但要安排领导职务，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人选考虑得很周到，对安排到中央人民政府中的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很关心。毛泽东还亲自过问程潜的工作情况，表示：程潜应酬多，开销大，每个月要给他5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政务院有十多个部长是党外民主人士。中央安排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后，毛泽东经常向薄一波了解傅作义的工作情况。此前还对薄一波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交给新华社记者一张写着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名单的字条，告诉他，要小心这张字条，要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原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宣读公告时，由于会务方面安排的宣读时间限制，毛泽东只能说：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而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一半是党外各界著名代表人物。毛泽东宣读完毕后，特别要求新华社记者：在公告见报时，一定要把这56人全部写上。因此，他特意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有56人名字的字条，并且亲自逐一核对，然后亲笔在字条上批示：照此发表，不要疏漏。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重视参加人民政权领导工作的民主人士到了何等细心的地步!

　　“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

　　毛泽东对待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领导工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像对待共产党的干部一样。他把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领导工作的党的干部和民主党派干部比喻为一个手上的“手掌”和“手背”上的肉，告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

　　1950年4月21日，他在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徐冰谈话时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到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

　　毛泽东还要求，新中国各级人民政权中，同级的共产党的干部和民主党派干部的待遇要一样。不仅如此，共产党还要帮助参加各级人民政权领导工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毛泽东对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领导工作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他们有职有权，使他们说的话也算数。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出了示范。1950年5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反映苏南三个县征粮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后，先后亲自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发出指示，要他们对黄炎培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要求他们：“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毛泽东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了他本人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更重要的是，给各级领导干部做了一个认真对待党外人士意见的表率。

　　“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博大胸襟还体现在他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上。他说，我们共产党执政，要有气魄，不怕骂。他认为，建设人民政权，要实行人民民主。实行人民民主，就要有胸怀，有气魄。他说：

　　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参加新中国政权领导工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确实是敢讲话、敢提意见的，有的意见还十分尖锐。对此，毛泽东都虚心听取。他认为，这些朋友的心是好的，是与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出于对工作负责任才提意见的。对他们的意见，哪怕再尖锐，我们也要听进去。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的心胸和气魄，当时许多著名民主人士都愿意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除了黄炎培外，宋庆龄、张治中、张澜等，都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过这样那样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呈现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的良好局面。

　　“包起来”和“招回来”

　　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起来后，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怎么办?毛泽东以其伟大心胸和气魄作出决定：“包起来”。所谓“包起来”，就是对这1000万人都要给饭吃，给出路。当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对国民党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进行了细心安排。对行政人员，有的留在各级人民政权当中当干部，有的安排到参议部门中去，有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去教学，有的则干脆养起来。对国民党军队人员，则通过逐步整编，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去。是军官的，大体仍然按原有的级别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恢复和建设的繁重任务，迫切需要大量建设人才，但国内建设人才奇缺，满足不了建设需要。毛泽东很重视延揽人才，并且在延揽人才中表现出他博大的胸怀。在国内，有许多建设人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在日伪统治时期，不同程度地为国民党、日本人做过事。我们许多干部便带着“左”的眼光看待这些干部，不信任甚至排斥他们。毛泽东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各地纠正，要求各级政府在安排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军政人员时，注意发现他们中间的建设人才，把发现的人才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建立新中国后搞建设，对这些人，我们要重视，不光要在专业上使用他们，有的人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加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而这些人也衷心拥护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加积极地投身新中国建设。

　　毛泽东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在新中国与西方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他要求统战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吸收海外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经过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开拓者、奠基人。诸多人才齐聚祖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场面，没有毛泽东的博大胸襟，是不可能出现的。

　　“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博大胸襟也表现在他处理民族问题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在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使用的是列宁和孙中山的口号：“民族目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把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放在更高层次的含义上理解和运用，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并把它当做民主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毛泽东考虑，我们建立的新中国，是人民共和国，不叫联邦。因此，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不太合适了。再提这种口号，也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入被动的地位。但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原则不会变。我们把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原则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并真正体现人民民主原则，最好的方式，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这一思路，在筹建新中国时，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用“民族区域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毛泽东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的一种体现。在新中国，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各少数民族都有平等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权利，这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质的一种体现。在处理少数民族干部问题时，毛泽东同样体现出了他博大的胸襟和伟人气魄。他指出，要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里，要有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人民政权中，更要有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政权领导工作。

　　1949年11月14日，他在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特别强调：

　　各政权机关均应按照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毛泽东自己还亲自选拔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包尔汉、乌兰夫、赛福鼎等一大批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先后到地方乃至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以博大胸襟制定的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对稳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局势，维护祖国统一，起到了重大作用。新疆、西藏两地区民族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在内的边疆各少数民族全体人民都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周围，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时间内创造的一个奇迹。

　　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 中国也要出兵朝鲜

　　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既有宽广的胸襟，又有伟人的气魄。表现他伟人气魄的，莫过于他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直接介入朝鲜战争，并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对目前朝鲜军事形势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由金日成出面，给苏联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各写一封信，向苏联和中国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

　　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分别收到了金日成的信。斯大林十分关心朝鲜局势，是要支援朝鲜的，但考虑到苏美两国之间过去是有条约规定的，苏联如果直接出兵朝鲜，有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他希望中国直接出兵朝鲜，由苏联给予军火和物资等方面的支援。朝鲜方面的意见和苏联方面的意见集中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高层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许多人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抚平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开展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人民迫切希望安定、和平，如果此时再打仗，就会中断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并认为：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恐怕也支持不了这种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美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要先进得多，和美军打仗，中国人民解放军未必会取胜.一旦打败仗，来之不易的中国革命胜利成果会全部丧失。

　　但是，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充分考虑了朝鲜的处境，也以更加深远的眼光考虑了中国的长远利益。他说过这样的话：邻居家里闯进了强盗，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我们不能眼看着朝鲜落入美国手中。另外，如果美国灭亡了朝鲜，美国军队占领了朝鲜半岛，就会给中国造成极大压力，整个东北会处在美国武装力量的威胁之下，我们不会有安心搞建设的条件。因此，毛泽东主张出兵朝鲜，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

　　但是，毛泽东是务实的，他考虑到了中国军队在实力上不如美国军队，因此他当时特别希望苏联方面能够给中国军队以武器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希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以争取制空权，保证中国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顺利推进。但是，斯大林此前只是表示，如果中国出兵朝鲜，苏联会在武器装备方面支援中国军队。现在要苏联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支援，斯大林却十分犹豫。他主要是担心，如果苏联飞行员被美军俘虏，苏军就将暴露，美国就会抓住口实，对苏联不利。对于给中国军队提供武器装备支援，苏联的态度也开始不明朗了。到了此时，苏联政府在出动空军和提供武器两个方面，迟迟不做出承诺。毛泽东当然知道苏联方面在武器装备、空军两个方面不予支援的后果。但是，此时的毛泽东，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安全考虑，从中国与朝鲜的唇亡齿寒的特殊关系考虑，从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考虑，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即使苏联方面不给中国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中国也要派兵入朝作战。

　　10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要派兵入朝作战，我们正在争取苏联方面支援我们，但即使没有苏联的支援，我们也要派兵入朝。我们不能看着朝鲜亡国不管。

　　但是，毛泽东对苏联的支援，还是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他当然认识到：有了苏联的支援，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战斗力会大大增强，困难会小一些，而且，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将会加快。据彭德怀回忆：10月4日那天，他从西安飞赴北京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和他有一次长谈。谈话中，彭德怀说：“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和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熙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坚定地说：

　　彭老总说得好!我们出兵参战的困难确实很多，但是，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眼看着美国侵略者对其肆行践踏而置之不理;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就在这次会议上定下来了。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最后中国取得了光荣的胜利。毛泽东在当时能够作出即使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我们也要出兵朝鲜的决策，确实表现出了他一代伟人的非凡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