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理想信念观及其当代意义

　　陈世润 熊标

　　[摘要]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毛泽东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想信念观。它科学地回答了理想信念是什么，如何看理想信念，怎样树立理想信念等要义，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探讨这些理论成果，有助于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理想信念是人们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决定人们的思想动机和奋斗目标，而且能够为实现目标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坚定而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毕生追求。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理想信念观，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理想信念观一是围绕着“信什么”的问题形成理想信念观的本体论;二是围绕着理想信念“如何看”的问题形成理想信念观的认识论;三是围绕着“怎么信”的问题形成理想信念观的方法论。这“三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毛泽东理想信念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构成了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完备体系。

　　一、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本体论

　　根据各自的奋斗目标，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对于以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追求的无产阶级来说，对于处在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理想信念应该是什么?对“信什么”的回答就构成了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本体论。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笃信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构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然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想信念要想深入人心，必然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的传播，毛泽东无疑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传播者。事实上，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笃信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纵观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历程，他先后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p.128)后来，实践证明这些思想在中国都行不通，打消了毛泽东对它们的信仰。直到“五四”前后，毛泽东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明了这一点：“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p.131)此外，1925年底，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征询意见调查表时，毛泽东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2](p.18)自此，毛泽东一生再也没有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过。他曾这样描绘共产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p.686)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4](p.1059)总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铸就了毛泽东坚强的革命品格、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怀。

　　第二，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在革命斗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所决定的，是中国社会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观也应该与这一历史阶段相符合。毛泽东自觉地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体现了理想信念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体化为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既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的生动运用，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准确写照。尽管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党内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但是，毛泽东却以其对共产主义光明前途的真切感受力、深刻洞察力和敏锐的预见性，断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事业必将胜利。他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5](p.106)在实践上，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斗志，克服悲观的情绪;在理论上，这是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指引中国革命的伟大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的思想宝库。

　　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情境和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时代主题由革命战争转为和平发展，我们党也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确立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来凝聚力量，激发斗志，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是我们党面临的重要课题。无疑，毛泽东自觉运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具体化的道路，对于我们当前提炼新时期新阶段的理想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我们当前及走向未来的正确选择。

　　二、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认识论

　　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理想信念，它最值得信服，能够产生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因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源自于科学理论，立足于社会现实、植根于人民群众。对“如何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回答就构成了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认识论。

　　第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源自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和坚持。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推动主体的行为实践。然而，理想信念所产生的精神动力是大是小，能否持续，这就取决于坚信何种理想信念。科学的理想信念能够产生巨大而持久的精神动力，推动人的进步和事业发展;反之，非科学的理想信念所产生的精神动力要么发挥负面作用，要么不能持久。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理想信念，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才能形成革命合力，克服革命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实现革命胜利的目标;没有科学理想信念，就会引起思想困惑，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那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科学性源自何处?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科学之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诚如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5](p.11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性质和方向。革命时期，由于战事频繁，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论述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5](p.111)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贡献，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同时，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道路。深入研究毛泽东这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想信念观，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理想信念观的认识。我们深知，科学理论的指导是理想信念内化和外化的基础。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理想信念，只能是一种臆想、空想或幻想，一旦遇到挫折，理想信念就会动摇;只有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才能让人信服，才能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动力。

　　第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立足于社会现实。虽然理想信念总是指涉未来，但是它形成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更有赖于现实助推其实现。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不可调和矛盾进行反思的结果，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是源自其对革命情势的深刻洞见。在毛泽东看来，理想信念不仅与科学理论紧密相连，也与现实息息相关。要想全面理解中国化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能只满足于知晓理论，更取决于对中国国情及其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的把握。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6](p.1515)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这里各种矛盾丛生，而且根本上不可调和。毛泽东把这些矛盾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革命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把这一形势描述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5](p.102)这方面的认识，使得毛泽东看到了理想信念光明的一面，有助于引导全党全军克服悲观情绪。在看到中国革命形势有利方面的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在旧中国革命根据地自始至终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地域狭小，物质匮乏，党内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就决定了理想信念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看清不利形势使得人们不至于陷入盲动主义的泥坑。盲动主义是当时除了悲观绝望情绪之外，在党内存在的另一种错误思想，其根源就在于看不到不利革命情势。正如毛泽东所指：“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5](p.99)相比于悲观失望情绪而言，盲动主义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但总的说来，不管是悲观失望，还是盲动主义，他们错误根源都在于不能全面认清中国实际。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中国这个特定条件下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不能不分析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而且是要全面、科学地分析。

　　第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植根于人民群众。科学的理想信念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才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富有生命力。在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显得非常弱小，如何在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中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要思索的迫切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武器装备精良、军事训练充足和物资补给到位等这是敌人力量强大的主要表现，但是他们忽视了社会历史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能动的因素。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与理想信念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观的创造性发展，也是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鲜明特色。在毛泽东的理想信念体系中，人民群众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反复强调，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是建设革命政权和争取革命胜利的重中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挖掘和利用，就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和任何敌人。在总结苏区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5](p.139)可见，理想信念离开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信念，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理想信念的力量之源。概而论之，毛泽东分别从科学理论、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三个方面来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凸显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性、现实性和人民性特征。认清理想信念的特征，既是毛泽东理想信念方法论形成的前提，也是我们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与之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是新事物，有待我们不断认识和深化。毛泽东理想信念认识论，无疑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所要坚持和拓展的维度。

　　三、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方法论

　　为了确立理想信念，毛泽东不仅形成一种新的理想信念观，同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毛泽东深知，理想信念的确立不是完全自发的过程，它需要科学方法的指引。对于方法的探讨也就构成了毛泽东理想信念观的方法论。从信什么，到如何看，再到怎么信，体现了一种逻辑的必然。

　　第一，坚持科学态度。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坚定理想信念的首要任务。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一种僵死的教条或者现成的答案，毛泽东把这种认识方式称为本本主义(后称为教条主义)。他认为，从本本主义出发，看到的只是马克思对一些问题的个别结论，丢掉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精髓，好像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形式化的理解，必将损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也将动摇理想信念。为此，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必须从捍卫它的理论基础开始。毛泽东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反对机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章句，其核心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5](pp.111-112)这不仅是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其一生坚持的科学的态度，以后他也多次强调这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3](p.534)“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4](p.1094)以科学态度对待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从而探寻坚定理想信念的方法，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理想信念教育艺术。

　　第二，批评错误思想。虽然理想信念一经确立便具有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容易受到错误思想的干扰。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3](pp.566-567)在毛泽东看来，任何一种理想信念的确立总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说，理想信念确立的过程就是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

　　革命时期，在极为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人们的思想极为混乱，集中体现在存有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党内和群众中的确立。毛泽东把它们概括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同时，他还深刻分析这些错误思想存在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这些思想存在的根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5](p.85)通过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排除了人们思想上的干扰源，为树立理想信念营造好的思想环境。如果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势必会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削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如果说，坚持科学理论态度是从正面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那么批评错误思想则是从反面来捍卫这一理想信念，两者相辅相成。这对于我们加强新时期理想信念教育，仍然具有方法论意义。

　　第三，结合群众利益。理想信念属于人的精神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精神的生成和实现都源自物质，物质对精神具有决定作用。因此，理想信念的精神力量必须与现实物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p.8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p.103)显然，马克思不仅指明了物质利益与理想信念的关系，同时也提供了树立理想信念的一条正确途径。这一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列宁曾指出，如果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对群众进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中也不回避理想信念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反而更加强调关心群众利益。他深知要使群众确立革命理想信念，必须让群众获得切实的利益，否则，理想信念很难被群众、尤其是那些缺乏理论自觉的群众所感知和认同。为此，毛泽东指出：“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5](pp.136-137)事实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着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本质上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方法告诉我们，只有维护好、实现好群众利益，理想信念才能让群众信服，任何空洞的理论说教，只能招来群众反感，造成理想信念动摇。

　　通过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方法论，我们不难从中获得一些树立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启示。首先，加强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始终是无产阶级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同样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成果。其次，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一直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从未停止过。凭借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领域的优势，他们通过各种不同介质，不断输出西方价值观，这些扭曲的价值观是我们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主要干扰源，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刻不容缓。最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最直接目的是锻造一支好的队伍，而这支队伍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队伍。当前，群众利益突出表现为民生问题，把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事业做好就是保障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说服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79.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0期，摘自2013年第3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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