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古巴文化代表团访华期间赠送礼品给毛泽东。

     培养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应从何入手？种种根本措施之基础，则在于思想教育与防微杜渐相结合，注意从平时的一点一滴抓起。礼物一事看似虽小，但论其本质却蕴涵不小。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等开国元勋堪称典范。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立新中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一贯倡导清廉之风，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淡泊名利，甘当公仆。当礼物从四面八方纷呈而至时，他们总能头脑清醒地果断妥贴处置。这分明体现了他们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行为准绳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1929年2月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等打开包一看，竟是令人眼馋的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惑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不祝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作地名。

     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适值60岁大寿。事先，老家湖南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给他要求进京为他祝寿。毛泽东一概婉言谢绝。10月4日，毛泽东在给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中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而不是“为了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毛月秋，只邀请他和另外二位亲友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还特别强调“你们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10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家住湘乡大坪的表侄文九明说：“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并再次提醒说：“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爱戴，曾给毛泽东送过一些礼物，这种举动本是发自内心的平常礼数，但毛泽东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的就或者依价付款，或者交公。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给86岁高龄的著名画家齐白石写去一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和之情，还邀请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齐白石读信后兴奋不已。

     为感谢毛主席的知遇之恩，1950年国庆节前夕，齐白石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挑选出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赠给毛泽东。这两件作品均是他多年前所作的上乘佳作。其中《鹰》作于1941年，对联是作于1937年7月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这次馈赠时，齐白石特意加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及“九九翁齐白石画藏”的题款。同时，还把自己收藏的一方端砚、一方歙砚和自己用了近半个世纪的一方发墨快而滋润、石质坚硬、视为传家宝的花岗岩圆石砚赠予毛泽东。

     毛泽东收下这些珍贵礼物后，很是感动，便派人给齐白石送去了取自毛泽东工资或稿费中的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示酬谢。

     后来，毛泽东将齐白石送的这些礼物连同其他人送的许多珍贵礼品一律上交国库，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收藏管理。

     湖北省蕲春县有一座海拔1244米的云丹山，山麓附近的郑家山一带，盛产一种被称作“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

     1951年10月，当地农民王金龙与王金和等人一起，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并表达敬爱之情，就萌发了把优质水葡萄米当作“礼品”向毛泽东寄送的想法。人们一呼百应，纷纷找王金龙，找土改工作队，要求把自己家里刚刚收到手的新鲜水葡萄米寄给毛泽东。盛情难却之下，土改工作队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把各家拿来的水葡萄米，凑成整数寄到北京中南海，送给敬爱的领袖毛泽东。

     50斤水葡萄米寄出后的第46天，王金龙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湖北省领导张体学找到他说：“你们寄给毛主席的水葡萄米，毛主席收到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你们寄来了钱和信。”说着就把钱和信交给王金龙。

      王金龙收下了信，可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着急地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穷苦农民的今天，他老人家吃这么一点我们自产的大米还要付钱？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郑家山人都不会收。”

      当时毛泽东像刚刚发行，还远未传至县城。张体学见王金龙坚持不肯收下毛泽东寄来的米钱，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大包领袖像交给王金龙，王金龙只好遵命，喜滋滋地收下了这份贵重礼物。

     王金龙开完会回乡后先到了王金和家，迫不及待地一古脑儿讲述了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款复信的事。王金和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合不拢嘴，拿起毛主席像翻山越岭送到郑家山家家户户。郑家山人高高兴兴地把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堂屋墙上，并奔走相告：“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

      翌日，郑家山召开群众大会，王金和宣读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的回信：“……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建国初，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特别关注。每次达赖、班禅来京，毛泽东总在颐年堂会见他们。有一次，西藏头面人物托人送来一块金表，那表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含金量很高。

     工作人员收下金表后，想要毛泽东把金表戴上，好让他把原来的旧表淘汰掉。

     可是，毛泽东对金表毫无兴趣，吩咐工作人员说：“不换，明天就把这块表上缴特会室去。”特会室是专为中央领导同志管理经济的，也管礼品。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遵命把这块金表上缴到特会室了。

     1959年9月，毛泽东又收到一份寄自湖北鄂城县灵泉寺住持融广之手的礼物东坡饼。融广为报答共产党对被战乱所毁坏的该寺庙多次整修之恩，授命寺僧用最好的原料，采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了12个当地名吃东坡饼，同时请鄂城县京剧团的同志代写一封书信，寄给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灵泉寺写了回信，大意是——

      寺僧亲手精制的东坡饼已收到，现寄来东坡饼款，并向你们表示感谢。中共中央早有明确规定，禁止任何集体或个人向中央领导赠送礼物，希望今后不要再寄。

      10月份，融广住持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信件后，立即组织全寺僧尼传阅，并激动地对大家说：“毛主席如此廉洁，老衲佩服，佩服！”

      此后，融广亲自将此信件用镜框嵌好挂在庙中大堂的右侧墙壁上，表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

     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对情节较严重者，毛泽东不管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为了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还决定：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万多元。

     20世纪60年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时，说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泽东，茶场的同志听说后非常高兴，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把茶带回北京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由。后来，毛泽东委托别人把这罐茶叶送还给梅家坞茶场，并表示感谢。不独如此，毛泽东对湖南家乡人送来的腊鱼、腊肉等，由于不便退还，也是算清价钱，分文不少地把钱寄去。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经常要会见外宾。外宾来访时常会送一些贵重礼品给毛泽东，这些礼品有金银器皿、象牙制品、民族工艺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毛泽东只浏览一下后便嘱咐交公。

     毛泽东的“管家”有时劝毛泽东留用一些，说：“主席，这些礼品都是送给您个人的，吃了用了都是应该的。”毛泽东却回答说：“不行。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党有纪律。这些礼物不是送给我个人的，是送给国家主席的，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比如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就上行下效都可以了，那样的话，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处置这些礼品，毛泽东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交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若是水果，就送幼儿园；若是茶叶，则送身边工作人员。

      “管家”从来没听毛泽东说过将这些水果、茶叶送给江青和自己的孩子们。每逢送来的土特产量大时，毛泽东就让工作人员拿到中南海食堂去卖掉，然后附上一封说明党关于不准送礼的规定和纪律的信，将钱寄给送礼的单位和个人。对于送来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郭沫若送的手表等被毛泽东留作自用。

      毛泽东之所以留下这少数几件礼品自用，是因为和送礼人有着特殊的私交。由于形成了铁定的制度，许多礼品常常未经毛泽东过目便直接上缴国库。

     大约在1964年，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浪潮骤起，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了他们。有侨胞出于感激之情，送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给毛泽东。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秘书徐业夫试探地说：“主席，是不是家里留一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道：“不用留，一点都不用留，全部送走。”

     于是，这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十多年后的1975年，年迈的毛泽东已经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日渐衰弱。看着主席一辈子为党和国家无私操劳，心力交瘁至此，着急心疼至极的“管家”就向办公厅领导提出要给毛泽东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厅领导找到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

       经汪东兴批准，打收条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毛泽东在汤里加一点。直到离世，这位伟人也不知道那31.5公斤燕窝破例被他喝掉了7两。

附文：毛泽东曾批评国宴规格太高：吃掉的还没有扔掉多

吴德广

      国宴为最隆重、规格最高的正式宴会。国宴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的庆典，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而举行的正式宴会。地点通常选择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地举行。1959年前则在北京饭店、中南海勤政殿等地举行。我在礼宾司工作多年，经历的国宴很多，可以说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开国第一宴”

    我在礼宾司，亲闻“开国第一宴”的故事不少。

     1949年10月1日下午，来自社会各界代表、国外来宾600余人，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北京饭店，出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宴。据说，考虑到嘉宾来自五湖四海，周恩来亲自确定：菜式以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淮扬菜为主。当时，北京饭店厨房人手不够，还特意征调了京城著名的淮扬饭庄如“玉华台”的一些淮扬菜名厨。此后，国宴菜从淮阳菜风格，历经几代人，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堂菜”。

     “开国第一宴”菜单如下：燕菜汤，热菜是：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

     不久之后，国宴热菜减少了，“四菜一汤”的标准便确立了下来。

“四菜一汤”与”三菜一汤”

     认为国宴的菜一定是山珍海味，饕餮大餐，这是一个误区。记得我在礼宾司时，看到一个笔记本，这个本子汇集新中国领导人对礼宾、礼仪的一些指示和谈话摘要。其中，毛泽东对宴会的指示尤为深刻。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曾经批评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确立的“四菜一汤”的标准沿用至今。其实到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两菜一汤”。不管哪个国家元首来访举行国宴，报上去的菜单都是严格按照“四菜一汤”的标准。不过，“四菜一汤”并不包含冷盘、点心，冷盘标准不大一样，有时只一个大拼盘，有时有七八小碟之多。

     4个菜不同时上，而是等宾客吃完一道菜后，再换下道菜。主菜上完，再上甜点、水果，水果是根据季节选择，有猕猴桃、葡萄、西瓜等。

     1984年11月，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再次确定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

     2008年8月8日中午，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各国政要举行的国宴为“三菜一汤”：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瓜盅松茸汤。目前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既节省经费、物资，又节约时间、人力。眼下国宴时间为1小时15分钟，过去国宴通常花二三个小时。国宴既在数量上同时在质量上保证国宾就餐的需要，又让国宾了解并享受中国饮食文化之美。

“堂菜”和“台菜”

     最近几年，国宴的“堂菜”和“台菜”的名词，流传甚广。何谓“堂菜”和“台菜”？“堂菜”本是人民大会堂主要厨师随口一说的名称，而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堂菜也由此成为八大菜系之外的又一个新品种。

     “台菜”指出自钓鱼台国宾馆宴请国宾的菜，国宾在首都下榻钓鱼台国宾馆，日常用餐也在那里。“台菜”很有名气，中、西餐都做得好。如里根开戒的“佛跳墙”、金日成喜欢的“香橙狗肉”、西哈努克爱吃的“沙锅狮子头”、有邓小平赞赏的“中华第一汤”“酸辣乌鱼蛋汤”等。其他名菜如黄扒鱼翅、芙蓉燕菜、香橙鸭子、纸包鱼、鱼翅四宝、富贵鱼鲍、计司烤鱼等都是名在中外。

     钓鱼台国宾馆的菜系博采国内八大菜系之长，也广纳世界各国菜肴之精。上至宫廷肴馔谱录，下采民间风味小吃，外及各国元首口味、习俗，构成了钓鱼台国宾馆菜肴的特色风味“清鲜淡雅，淳和隽永”。上千位曾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其他政要，对钓鱼台菜肴均称赞有加。

菜肴有约

     宴请国宾制定菜单有规范化程序。礼宾官必须事前了解外宾的饮食习惯，把外宾的饮食习惯及时告诉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宾馆厨师，请他们根据中外宾客的不同口味，安排不同的菜谱。订菜谱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国宾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夏天以清淡为主，冬季以荤为主。尤其注重他们的宗族信仰，穆斯林国宾菜单与非穆斯林国宾菜单差别大，丝毫不能马虎。有针对性的菜单既使国宾感到宾至如归，又使国宾对有中国特色的菜品十分感兴趣，赞赏优秀的中华饮食文化。

     我想起几份菜单，情趣轶事，历历眼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亲自设宴招待。当年宴会是“四菜一汤”，除冷菜拼盘外，热菜为芙蓉竹笋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杏仁酪。点心有豌豆黄、炸春卷、梅花饺、炸年糕、面包、黄油等。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养源斋会见伊丽莎白二世一行，并设午宴招待。菜单除冷菜拼盘外，热菜是茉莉鸡糕汤、佛跳墙、小笼两样、龙须四素、清蒸鳜鱼、桂圆杏仁茶，点心有鲜豌豆糕、鸡丝春卷、炸麻团、四喜蒸饺、黄油、面包、米饭。

     伊丽莎白二世对中国菜的烹调颇感兴趣。宴席上中方人员介绍佛跳墙菜名的由来，说这道菜味道鲜美，香味扑鼻，连在墙外的和尚闻到味道后也会情不自禁地越墙来品尝。女王听后笑容满面地说：“那我们更要多吃一些。”

     选定菜谱有针对性，充分考虑国宾饮食方面的爱好。例如日本的几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等都十分喜爱中餐。尤其是海部俊树，他1991年访华时，特意要求安排一次中药膳食。许多客人对小笼包子、手工水饺、手擀面、元宵、年糕、煎饼等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食品很感兴趣。

      由于礼宾官对来访国宾了解不细致，不太符合国宾胃口的菜单偶尔也有发生。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够实惠了。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胃口也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每顿饭都加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大寨的“粗茶淡饭”

     1965年5月21日，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由周恩来陪同来到大寨。太原专门组织厨师、服务员，提前带上原料、饮料、餐具、酒具来到大寨准备。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交代，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来的人、拉的东西，没有来得及下车便撤走了。大寨人准备的主食有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

     周恩来以“大寨精神”为话题，介绍了我们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历程。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粗茶淡饭”的宴会。

     1976年5月，我作为礼宾司人员随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大寨。外宾很赞赏大寨主人“粗茶淡饭”接待。

国宴的“瘦身”

     1965年2月28日，外交部递交了《关于改进接待国宾的礼仪安排的几点建议》，建议：国宴上取消外交团祝酒和敬酒，拟同外交团协商后免去排队敬酒，我领导人也不去各使节桌上敬酒。不过，“文革”十年中，各行各业都受到冲击，国宴的改革速度也相对放缓。直至1978年9月，新的改革方案才正式实施，规定：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后，增加邀请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商来访国确定。

     这样一来，大大节约了宴会时间，也减少了中方领导人喝酒的负担。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占宴席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在通常情况下，宴席上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摆大中小杯3个，酒类主要是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还摆了桔子水、矿泉水等。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3种文字。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国宴作了改革，欢迎国宾的宴会不再邀请外交团出席，宴席规模几乎减少了一半。随后又几次调整，国宴的规模缩小到现在的规格。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到8桌，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宴席的减少来自对邀请对象的严格控制，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同时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以及少数主要外交官。此项改革既符合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外交实践，又切实做到了不讲排场，节约外事财政开支。

注重国宴礼仪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注重礼尚往来。近年来国宴注意营造既隆重又亲切的氛围，以主动热情友好、周到细致，有的放矢、严谨细致的作风做好礼仪工作，使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国宴礼仪尤为重要。热情好客，彬彬有礼，不卑不亢，周到得体的礼节，使客人感到亲切。例如，宾主入席时取消奏两国国歌；宾主双方在席间不发表正式讲话，或致辞、祝酒；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席间乐，曲目单包括来访国著名乐曲；宴会期间或宴会后安排歌舞、文艺节目助兴；镶嵌国徽的菜单和曲目单由中方礼宾官事先安排精心制作，让客人赏心悦目。

     国宴严格按对方提供的礼宾顺序名单排列席位，并事先通知出席者；按来访国习惯，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尤其注意安排好主桌，不一律安排圆桌就餐；精心制作座位卡，用两种文字写成，方便客人入座，座位卡名字的中文在上，外文在下，如外宾姓名过长，中文只写姓氏和职务，外文则写其全名和尊称。 

    坚持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这样做，既减少浪费又卫生方便，也利于服务员实行规范化的服务；宴会的餐具主要用筷子，如宾客不方便，则用宴席上的备用刀叉；饮料多种多样，应索提供；宴席上视客人的爱好和禁忌确定用酒。

    我曾多次随国宾赴省市访问，省市领导人也为国宾访问举行宴会，但菜肴十来个，时间也比较长。我记得外宾对此也有议论。如：1986年澳大利亚副总理鲍恩到东北一城市访问时，在宴会上说：你们的饭菜太丰盛了，如果到我们国家，由我来宴请你们的话，一没有这么多的饭菜，二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话与其说是对我们好客之举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这种铺张浪费之举的含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