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他认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 结抗日”，文艺家“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既“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又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抗战文艺 “伟大的光荣任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艺战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艺事业也在抗战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保安人物一时新”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形成，共产党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历经了10年艰苦反“围剿”之后，共产党获得了名义上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不那么紧了，人员甚至可以往来自由。根据地朴素平等的风气，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态度，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心向抗日的文化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1936年9月，被国民党拘禁3年多的作家丁玲恢复了自由。她在离开南京后，选择奔赴西北，成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对她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不但亲自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为她举行欢迎宴会，会后还赠《临江仙》词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等真挚热情的态度，加之延安充满生机活力的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的到来。包括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哲学 家艾思奇，作家周立波、杨朔、萧军，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诗人何其芳、卞之琳、艾青，漫画家华君武……都是在这一时期到的延安。如果将名单全部列出来， 就会发现差不多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文艺领域的精英人物。

　　他们的到来，大大改变了根据地的人员构成。之前在南方苏区几乎全都是军人和农民，鲜有文化人存在。而此时的黄土高原上，除了穿土布军服的战士和戴白羊肚头巾的农民，还多了不少文艺工作者。

　　怎么看待他们，就成为首要的问题。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这个问题上曾犯过“关门主义”错误，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阶层，不论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在外，把自己搞得非常孤立。

　　毛泽东深刻吸取了这个教训，在1939年12月《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 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下了很大力气。1936年，丁 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这个协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抗战文艺团体，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协会的名称也是毛泽东提议的。在11月 22日的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抗战“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的意见。

　　1938年4月，毛泽东亲自参加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汇集了包括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华君武、孙犁在内的当时延安一多半的文艺家，培养了穆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等一大批杰出学员，堪称群英荟萃，为抗战文艺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学院以鲁迅命名，本身就包含着毛泽东对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毛泽东与鲁迅素未谋面，但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文艺战士极为崇敬。他称鲁迅为“中国 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自认“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与周恩来领衔发出的《创立缘起》中，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 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 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 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不久之后，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就“如何做艺术家”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 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 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 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据艾思奇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记载：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和五周年，毛泽东都到鲁艺讲了话，这些讲话大都很生动、很重要，寄托了他对延安文艺乃至整个抗战文艺发展的殷切期望。

　　毛泽东自己作为文人，也乐于同文化人交往。延安不大，毛泽东经常从自己的窑洞出发，信步走到某位文艺家的住处，同他们谈天说地，他曾同萧军谈 《聊斋》，与茅盾论《红楼梦》，谁有了好作品，他也及时给以赞扬。1939年，《黄河大合唱》首演，毛泽东参加了音乐会，据冼星海记载，毛泽东“还叫了三 声好”。

　　除了根据地，毛泽东还时刻关注着国统区的文艺动向。1939年12月，毛泽东向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提出，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 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并要求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1940年，国民党的西北摄影队到内蒙拍摄影片《塞上风云》的外景路过延安，毛泽东亲自 设宴款待。席间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统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听取了领队应云卫介绍影片的情况后，毛泽东称赞影片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 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之后，还特别致电贺龙、关向应，请他们对同去的上海画家沈逸千的战地写生队加以保护。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这一时期，党对文艺的基本态度是包容与积极支持的。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十分活跃，各种团体、刊物、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

文艺与群众结合，“从此天下太平矣”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文艺家们满怀希望地奔向延安，但时间一久，问题出现了：亭子间队伍开始不太适应山上的环境。据周扬回忆，当时有些文艺家“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 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 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

　　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鲁艺，也有类似的情况。19 41年前后，抗战进入紧张时期，鲁艺仍然坚持“正规化”“专门化”的思想。学院派十足的音乐会，《太平天国》《钦差大臣》等大戏、洋戏充满舞台。鲁艺所在 的桥儿沟，隔壁就是农民的场院，但不少人把自己关在窑洞里，不和农民来往。不少从前线回来的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前方缺乏剧本、歌曲，“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 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理解不了”？

　　1941年到1942年，随着日军加强“扫荡”和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据地生活非常困难，人们普遍情绪苦闷、火气牢骚大，各种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

　　例如，1942年2月党内整风开始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将批评矛头对准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平等”：一般同志走路，领导干部骑马是不平等；一般同志 七八个人点一支蜡烛，领导干部点两支蜡烛是不平等；后勤部长窑洞的窗子中间安了一小块玻璃，也有人说不平等。有的人还把点名批评领导同志的文章挂在延安的 闹市区，前往观看的人川流不息。王震从前方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生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 党！毛泽东也提着马灯看了墙报，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有人闹过这样的情绪，说红军“平等平等，连长骑马”。毛泽东当时批评说：“连长应该骑马。”这是打仗的需要，但不少知识分子 没上过前线、不了解实际，又不同程度带着小资产阶级习气，对类似问题不能辩证看待。后来，此类文章还被胡宗南拿去翻印散发，对延安进行攻击和污蔑，造成很 坏的影响。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对延安一些现象感到失望，想回重庆去。临行前他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原本很赏识这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就询问他离开 的原因。萧军后来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 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不久，毛泽东又写信给他说：“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 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 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 上。”毛泽东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萧军，他最终决定留下来。

　　但萧军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说过：“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因此毛泽东决定就此搞个调 研。除了请萧军帮忙外，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毛泽东还委托艾青、罗烽、白朗、舒群、欧阳山等调查文艺界的意见，特别提出要“正反两方 面”情况都听。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毛泽东心中大体有了数。

　　1942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单独约见了艾青，问：“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据周立波回忆，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又邀请他及一些文艺界人士到他的窑洞做客。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都是 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客人们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问，都不说话。毛泽东又提了第二个问题：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见客人们仍未发言，毛泽东讲了第三句话：一 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大家这才明白到毛泽东是在委婉地批评。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很多。他讲农民看不懂知识分子演的戏，说 农民连铁路都没见过，你们演铁路工人，怎么能懂？你们要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农民，农民也了解你们，你们演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又谈到知识分子到延安以 前，把延安的一切想得都很好，但到了后看到延安也有不足也有缺点，不符合他们的幻想，就产生不满，发牢骚。还讲到知识分子崇尚的“人性”，说打仗时我们的 同志受伤了，是停下来救治呢，还是继续追击敌人呢？我说要先继续追击敌人再回来救治同志，这样，知识分子就讲我们没有“人性”。毛泽东的话使周立波等人深 受启发，思考了很多。

　　不久之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讲，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 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 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提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 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 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 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对此，会上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朱德就用自己亲身经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 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有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 愿一识韩荆州。你到哪里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 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他的这番肺腑之言，令所有人心服口服。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文艺工作者们以深刻的触动。据参加座谈会的导演水华讲，这些问题自己都不曾深思熟虑过。他在从事文艺活动以来面 对的“大众”不断变化，从知识分子到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的陕北农民，该如何根据受众群来调整创作态度和方法？该如何处理灵魂深处那种崇尚深刻、复杂的艺 术观念，确定新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使他始终困扰却没有解答的问题。“《讲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转折，之前已经有紧迫感、苦恼感、危机感，不知怎么走了， 路老是走不通，这时才找到一条通道。”

　　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出现新气象。5月，艾青给毛泽东写信，主动要求到前线去体验生活。1943年初，在欢迎吴满有等劳动模范的大会上，延安文 艺界发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倡导。这年春节，鲁艺为响应毛泽东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号召，派100多人的秧歌队到杨家岭、大 砭沟等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人们奔走相告“鲁艺回家来了”。毛泽东也看了鲁艺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称赞说“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

　　毛泽东关注着文艺界的进步，及时给以赞扬。在回复艾青要求去前线的信中，毛泽东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 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一年后，毛泽东就 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写信给胡乔木，称赞：“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三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 的作用。”同年7月，毛泽东读了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非常高兴，写信给他们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 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这一时期，延安涌现出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 风骤雨》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战士、农民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像“勇士、官员和文人学士”一样当主角，他们打冷枪、抬担架、开荒种地的平凡举 动，也像古代英雄的业绩一样被描写和传诵。更重要的是，由此亭子间和山上两支队伍开始真正融合到一起，知识分子从受优待的客人变成了工农兵的一家人。当 1944年毛泽东看到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的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时，发出“从此天下太平矣”的赞叹。

　　建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除了自身的文艺建设，共产党人还要应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1943年，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己理想中的救国之路。他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 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 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只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蒋介石所说 的“我国固有的伦理”，包括封建社会的“四维八德”，也包括名曰乡村“自治”的宗族、保甲制度。为推行此书，国民党在全国不惜亏本销售100万册，并将其 列为必读课本，还面向英美等国推出了英文版。不久，在蒋介石旨意下，“中国孔学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心还是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蒋介石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列为“文化侵略”，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冲着共产党来的。而且蒋介石的设想，涉及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 题。他的主张完全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找依据。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不仅将攻击的矛头对准马列主义，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 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西方进步文化也一并否定了，还特别点明：“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 彻底认识的”。这让许多原本奉他为抗战“英明领袖”的知识分子接受不了。当时任教西南联大的闻一多说：“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 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摇头，认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发这样的小册子 “实在有失身份”。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共产党必须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回击。在《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毛泽东即组织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 铭等与国民党展开论战，坚决揭露其“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的本质。但这还不够，既然否定了蒋介石的主 张，共产党就必须鲜明地说出自己的主张是什么。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到1940年，他的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了比较全面的展现。

　　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是要在“同一切别的民 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建立“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的新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绝不同于《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那种复古主义；“科学的”是要“反对一 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四维八德”等封建伦理纲常，正是科学文化要讨伐的对象；“大众的”，是新文化应该为“全 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必然反对蒋介石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进而提出，我们面临着“两种中国 之命运”的抉择，“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样，在抗战文艺完成“伟大的光荣任务”、行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之际，毛泽东高高树立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旗帜，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引导着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