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其大量著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使他兼具政治家和理论家的身份。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间有多少回声,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遗憾?拿句老话说,可谓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然,毛泽东对自著的评点,也有一个怎样还原历史去辩证分析的问题。

“是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①。

这些坦率的评判,说明毛泽东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学者在书斋里写出的文字,其间也道出文章合时而著,理论缘于实践的写作规律。对这个规律,他不是泛泛而谈,还具体地列举了一些篇章内容。比如,“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十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②,“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文件”③。这里说的“几本军事文件”,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

因为是血写的著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也就是说,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他也不愿删改。为什么?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反倒显得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不那么自信了。

对“血的著作”,毛泽东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做此事。后来毛泽东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自信?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④。

“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据逄先知回忆,毛泽东1960年春在广州通读《毛选》第四卷稿子时,特别兴奋。“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时,他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阅读旧著,回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气,快意迭见。同年5月22日,他在杭州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时,作了如下解释:“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个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蒋介石。”此后,他还进一步说到,“《毛选》第四卷就是记录三年解放战争的事”,从中“可以看到蒋介石是怎样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开始我们是怎样丢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样发动反攻打败他们的。可以看出我们党的一些倾向,一些错误思想,我们是怎样纠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胜利”⑤。当年的决策玄机,战争的推进波澜,历史的本来模样,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献之中。

不光是《毛选》第四卷,写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泽东视为历史的记录。1965年1月23日听取余秋里等人汇报工作,说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同外宾讲:“《语录》和《选集》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⑥虽是谦虚之辞,视旧著为“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也揭示了其著述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一向持敬畏之心。1967年7月,有人提出将9月9日定为建军节,毛泽东果断表示: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区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

与此同理,对待过去的著述,尊重原文史实是一种必须的态度。1960年编辑《毛选》第四卷时,正值庐山会议不久,有人请示是否出现彭德怀的名字和相关战役事件,毛泽东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毛选》中提到的一些人被打倒了,几次有人提出,新印发和翻译的《毛选》,宜修改一些人名和事件的注释,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至少去掉某些人名后面的“同志”二字,毛泽东都明确拒绝,理由就是,“这些都是历史嘛”,“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还说:“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⑦

旧著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但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毋庸置疑。毛泽东1951年着手编辑《毛选》时,为集中精力,专门到石家庄住了两个月突击,原因就是“《毛选》现在中国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变化,屡屡用“历史资料”来淡化其著述的现实作用,还说今天阅读只能“参考参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主要是毛泽东觉得,现实任务已发生重大变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已搞了十来年时间,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写出新的理论著述。1964年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二版,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古董”的分量既已摆在那里,要紧的是写出“新东西”,这是典型的政治理论家与时俱进的心态。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

编辑《毛选》,毛泽东所取原则是精益求精。为避免带来不必要的现实困扰,他舍弃了一些个性鲜明、情感色彩过多的文章。写于1941年9月前后,5万多字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便属此类。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这9个文件比较集中体现了王明、博古等人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及其政策。毛泽东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读这9个文件的笔记,直截了当地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而且用词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看得出,他写作时确实怀抱激愤之情,似乎要把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遭受打击憋在胸中的郁闷来一个大宣泄。虽几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文风,终究难以消除。当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只给刘少奇、任弼时两人私下看过。

这里不妨引几段《毛泽东文集》选录该文时,已经公开的文句:“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老爷们的工作“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文中还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点普通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

这些文句,理论性较强,在整篇文章中还算是比较温和的。在延安整风时如果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思考者可以个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虽说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却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泽东此后20多年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文章,看起来真的是当做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被永远地搁置起来了。

不知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这篇文章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云、吴冷西、陈毅等人阅看,还说:“请提意见,准备修改。阅后退毛。”1965年1月2日,又批给谢富治、李井泉、陶铸阅看,仍说:“请提意见,以便修改”,还讲:“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并没有确定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准备花工夫重新修改呢?想来,在毛泽东心目中,此文未必纯属“历史资料”,其中或许藏伏着立足现实需要让他格外珍惜的东西。的确,这篇长文反映了党的一段历史,一段犯“左”倾错误因而遭受重大失败的历史。毛泽东倾注那样大的心血,摆出那么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放纵那样锋芒毕露的犀利文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怎么能让它永远尘封?他相信对后人是有启发作用的。再则,事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引起“怒发冲冠”的情绪。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长沙动手修改这篇文章,把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修改完后,他打电话让王任重专程从武汉到长沙来阅看,并将改稿送给了几位中央领导人。一番犹豫,他依然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内部印发。看来,如何处理此文,毛泽东心里确实颇为纠结。将近10年后,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此文,打算印发中央委员。又是一番犹豫,结果也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据说,1976年8月,毛泽东还请人把这篇文章读给他听。一个月后,他逝世了,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复杂心绪。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当长征谈起毛泽东的著作时,毛泽东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这个评价,他后来始终坚持。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说道,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⑧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⑨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写出有创见的哲学论著,才能显出理论上的贡献,才能实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毛泽东本人对哲学理论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在延安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时,他不是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的著述中,毛泽东比较看重其哲学“两论”,并认为《实践论》最好,对《矛盾论》则不那么欣赏。原因或许就在于,作为哲学家,他特别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就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反观《矛盾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待遇”了。1951年他主持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放弃了与《实践论》同时期写作的《矛盾论》。对此,毛泽东在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解释说,《矛盾论》“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言下之意,《矛盾论》不能和《实践论》等量齐观。文章的得失,确乎在作者的寸心之间。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心中还有一个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毛泽东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毛泽东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指《实践论》——引者注)。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到贡献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1956年3月14日会见长征和艾地时,长征还问毛泽东:“《毛选》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毛泽东回答:“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论联合政府》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弊帚尚且自珍,毛泽东这段话当然有明显的谦虚成分,但也反映他对自己著述的评判,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既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也看文脉、文气、文风。他整体上说“完全满意的很少”,似乎也传达出文章之外的心绪。

什么心绪呢?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都相当重视毛泽东的著述,兴起学习热潮,这在党内领导层也是共识。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愿去推波助澜,托以“完全满意的很少”,是在情理之中。第二,旧著中确实有一些阐述具体问题的著述,时过境迁之后,他不是那么特别在意了。比如,毛泽东在1942年印过一本书,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主要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当时发挥了不小作用。但编《毛选》时只选录了其中的第一章,而对其他内容,他后来一直不感兴趣,看不进去,也不愿意再印行此书。第三,毛泽东是一位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于是常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⑩。

实际上,毛泽东满意的旧作并不在少数。不能说他不看重那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生重要影响的名篇,诸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屡屡谈及撰写这些论著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就是对一些没有收入《毛选》的文章,他也时常眷顾。1961年初,新发现写于1930年的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毛泽东如获至宝,印发给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说:“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4年,他把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1965年,毛泽东还私下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批注:“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可见,对这些旧著,他不仅满意,而且继续从中汲取对现实有用的思想资源。

顺便说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的。这本《语录》摘自毛泽东著述的不同篇目,按专题归类,把精华观点集中起来,确有益于传播。1965年11月15日,他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听取安徽省委负责人李葆华等人汇报工作,李葆华说到“四清”运动中运用毛主席著作很解决问题,毛泽东就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有些欣慰地说:“这本书共有三十三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五千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李葆华等提出,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表示:“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此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临,毛泽东许可并鼓励多多印发《毛主席语录》,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自有其现实考量。政治的心曲常常融于耐人寻味的细节之中。

“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对《毛主席语录》的看法有了些改变。1966年3月20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到“要学习毛主席”,毛泽东立刻讲: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要受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1967年8月16日接见来中国翻译、校对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时,毛泽东又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

“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

重要文稿公开发表前,毛泽东都要反复修改,哪怕是过去已经公开过的,他也决不草率印行。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编辑了一本毛泽东著作集准备出版,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腾出时间修改校订中文版《毛选》,便让外交部告诉捷克方面“暂勿印行”,待“中国正式出版的《毛选》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在主持编辑《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亲自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还具体地做词句数字、标点符号的校订工作,动手为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有的文章他重新拟定标题,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后的标题,一下子把文章主题拎出来了。编辑《矛盾论》时,毛泽东改了一遍不满意,后经再次修改补充,才收入第二卷。后来印行重排本,才按时间顺序移入第一卷。发表旧作,反映出他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献价值,又追求适应现实需求的思想价值。为此,毛泽东甚至说:“有些东西应该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应该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应有所修改。”(11)

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毛泽东甚至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实际上是在修改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1956年3月14日,他对长征和艾地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艾地听了感到惊讶:“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这些话揭示了文章写作和修改的真实规律,是文章大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说完,毛泽东还补充一句,“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大概也是指还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著述,如果是他特别看重的,不光是边写边改,就是完稿后,他也不急于公开发表,总是要沉淀一段时间,修改后才拿出来。据吴冷西回忆,1957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讲话,过了三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者注),已经过了三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作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他修改了14稿;《论十大关系》曾集中修改三次,却始终没有在生前发表。他关于把“新闻”变成“旧闻”的比喻很有意思,从“新”到“旧”的目的是“旧而弥新”,通过修改实现理论提升,文章的生命力反倒久远了。

宋代大儒朱熹最懂得文章的功夫在修改。他花了40年的时间研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不断修改其《四书集注》,自述修改的过程是“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所谓“逐字称等”,就是把每个字词都拿到秤上去称,使其表达的意思恰如其分,不高不低。“称等”之意,就是毛泽东说的“提高准确性”。他的原话是:文章“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写出来经过大家讨论一下,搞成比较谨慎的作风,把问题把思想写成定型的语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确性”(12)。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花了常人难及的修改功夫,才成为后世科举教本。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不断修改著述的目的是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时代和动因与朱熹不同,但文章修改道理别无二致。当然,以修改为由,耽误一些对现实实践有正面引导作用的好文章的发表时机,也是不合理的。

《毛选》第五卷“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很想写出《实践论》那样的论著,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13)。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14)他还说:“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15)“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引者注)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16)。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1965年,中央把编辑出版《毛选》第五卷提上日程。差不多一年后,毛泽东才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听后的表态是:“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17)。看来似乎是有些勉强,作了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讲要进一步整理1960年初编的《毛选》第五卷,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同时立即着手分批逐篇整理毛泽东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作为第六卷。不久,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六卷的编辑工作,明确讲:“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18)毛泽东确实没怎么把编五卷、六卷的事放在心上。尽管中央领导层几乎是锲而不舍地推动,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怠工”“拖延”“懒得看”。1966年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七一”那天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拒绝了,表示“在党内发表就行了”,原因是“不合时宜”。他还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同林彪等人谈话时再次撤火:“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等人向他汇报《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的编辑,将来再说,现在不选。”1968年9月9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在召开九大前把最近几年的文稿编为《毛选》第七卷,先予出版。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待商。”1969年5月26日,九大开过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编辑《毛选》第五卷、六卷,“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此后,编辑工作事实上停顿下来。到了1975年6月,邓小平等人提出《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泽东同意了。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编辑工作在毛泽东生前事实上不了了之。

从这个梳理中不难看出,编辑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一再延宕,与他本人比较复杂甚至两难的想法有关。他并不完全反对编选,但随着政治思路发生变化,注意力和兴奋点明显转移,怎样评判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陷入纠结之中。比如,《论十大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扛鼎之作,自己也曾相当满意,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说过,《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但是,1965年12月和1975年7月,刘少奇和邓小平先后建议公开发表,他两次都拒绝了。除了认为在理论上的沉淀和提升还不到位外,大概还觉得这篇文章与他晚年关注和倡导的“文化大革命”实践很不协调。身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氛围,回看此前的著述,毛泽东很可能意兴阑珊;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不仅完整成篇者少,究竟站不站得住,确实又难以拿捏。从对待新中国成立后的著述上,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把自己带入了很难摆脱顾虑的思想困境。

余音:“一千年以后看”会怎样?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样理解这段“文章千古事”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哲学气氛。一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了“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不仅他的著述,连同马列“老祖宗”的著述,岂不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不能“千古”,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何尝不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呢?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52页。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8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3-17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0、181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108页。

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

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24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29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19页。

(1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1页。

(1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7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1页。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602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0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57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