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异常强大的哲学之王

基辛格

德国《时代周报》5月29日报道，原题：冷战，新时代的开始。以下是文章内容摘编。

亨利基辛格有关中国的书刚出版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书中他披露了1971年的秘密访华，并建议打造一个连结美国和中国的“太平洋共同体”。

亨利基辛格，1969年至1973年美国安全顾问

时代报：基辛格博士，四十年前，您的中国之行是秘密的。您当时是带着什么样的期待降落在北京的？

亨利基辛格：我不知道在北京会发生什么。我就知道，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件，也有可能会导致全新的国际政策。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不清楚的。我们跟中国政府没有过任何联系。当时组织这次见面时我们只掌握一些秘密信息。那些从中国人那边传过来得少量的、似乎很哲学的提示，我们几乎是没有理解的。

时代报：是什么提示呢？

亨利基辛格：六十年代，毛接受过美国记者斯诺的两次采访。这两次采访的意义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因为斯诺被人们看做是共产主义的鼓吹者。1970年斯诺对毛的采访也没有被我们所认知，但是当时已经有其他联系了，比如通过巴基斯坦。不管怎么样，理查德尼克松和我决定跟中国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时代报：您两个中是谁先发起的呢？是尼克松还是您？

亨利基辛格：尼克松和我是1968年认识的，在他竞选总统前我们基本不认识。我只是见过他一次，不到五分钟，那次是Claire Booth Luce在自己公寓举办的圣诞节派对。尼克松在1967年时，在Foreign Affairs上发文呼吁跟中国取得联系。我当时给尼尔逊洛克菲勒写政策文件，我是他的外交顾问，并且他是尼克松在共和党人中最为著名的对手，我写的这些文件多多少少跟尼克松发表的文章有相同的观点。尽管如此，尼克松当上了总统。他自己就可以跟中国对话，不是我，我是他的安全顾问。

时代报： 当时外交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亨利基辛格：1969年，中国人和苏联在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有过交火。我们开始并没不认为这件事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我们想，中国人肯定在意识形态上、军事上，更具有攻击性。稀奇的是，苏联人很详细地告诉了我们发生的一切。

时代报：是谁告诉您的呢？Dobrynin大使吗？

亨利基辛格：Dobrynin来过两三次，告诉我情况。这对苏联人来说是不寻常的，尤其是事件涉及到的时候。我让人们制作了地图，并把乌苏里江发生的事情标出来。我请一名Rand Corporation的专家Allen Whiting给我解释那副地图。他认为，事件都是在苏联军事基地发生的，距离中国军事基地甚远。这意味着：是苏联人发起了攻击。但是Whiting搞错了。最糟糕的冲突事件确实是由中国人发起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苏联陷入震惊，而且由此来阻止一系列的由苏联挑起的边境冲突。

时代报：当时的世界离战争有多远？

亨利基辛格：俄罗斯人咨询了二线的人，如果他们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发生什么。尼克松和我都认为这不太可能发生。在我现在看来，危险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国人提高了警报程度。毛曾经一度命令所有顶级人物离开北京。只有周恩来总理可以留在首都。那是1969年九月、十月。

时代报：尼克松和您对于当时情况的评价是一致的吗？

亨利基辛格：是的，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您就不能把我们的立场分开了。我发起了访华的计划。如果当时不是我，而是其他安全顾问来做这件事，尼克松肯定也是期待他做出和我所做的一样的事情。我不想留下任何让别人以为我在促使尼克松做某件事的印象。我们是一同决定要跟中国人对话的。

时代报：您有一次写道，访华是您一生中“最影响深远的旅行”。

亨利基辛格：那次旅行确实影响深远，因为它引起了冷战政策的原则上的延缓。它被认为是对话的开始——它确实也是。但是它却不仅仅是对话的开始：它让联盟反转了。这次旅行后中国开始朝着美国事实盟友的方向移动。

时代报：您跟周恩来还有毛会谈时，气氛如何呢？

亨利基辛格：我第一次访华是并没有见到毛。我担心的就是跟毛见面。

时代报：为什么呢？

亨利基辛格：因为我知道尼克松想亲自跟他见。但是毛给了指示，如果我请求跟毛见面，则立即批准。我肯定是当时在北京的唯一的竭力避免与毛见面的访问者。

时代报：这对您来说肯定是很难的！

亨利基辛格：在分享总统桂冠的问题上，尼克松是很大方的。但是如果那样，我就过分了。他想第一个与毛见面。周恩来是我最重要的会谈伙伴。后来我还是见了毛。见面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去读一下我跟周恩来会面的会议记录，您会注意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大学教授在谈论外交政策，在尼克松访华时，我们的谈话才结束。周极有风度，有宰相之风，高度睿智，而且似乎有无限的耐心。毛是哲学之王。他的谈话像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他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要对方做出评价。但一旦他觉得，对方想为自己获取不合理的好处，他会毫不犹豫的以同样毫无顾忌的方式进行反对，就像他之前毫无顾忌的支持某人一样。

时代报：官员和哲学之王——不管怎么样，周和毛要对好几百万人的死亡负责。

亨利基辛格：这是正确的，绝对正确。这我也有写过。毛得对几千万人的生命负责。在书中我只是想描述我们的会谈和他们两个人的谈吐。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时代报：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您的一个前任，外交部长John Foster Dulles还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美国和中国当时的敌对程度比跟苏联的敌对程度还要大。

亨利基辛格：中国的共产党人们搞垮了美国的一个朋友蒋介石而上台。所以美国当时有很强大的反华议会外活动集团。但是我非常相信，如果Dulles当年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也会尝试走我们的路。

时代报：尼克松是根深蒂固的反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他去北京的时候，共和党右翼没有把他在空中干掉？

亨利基辛格：恰恰是因为如此！恰恰是因为共和党右翼认为他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他展示了访华之行的战略重要性，那是反对苏联的一招棋。但是尼克松也跟前总统Woodrow Wilson有相同之处。他和我一样，都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核战争的危险笼罩在文明之上。所以他相信，我们的中国政策是符合人类利益的。此外，他也想展示给美国人，他的政府致力于和平计划——跨过当时还一直在折腾着的越南战争……

时代报：您在访问中国时也跟邓小平会谈过。毛跟邓，谁改变中国多一些呢？

亨利基辛格：毛是一个强大的，几乎是异常大的革命家。邓被人们认可是由于他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重新恢复正常。

时代报：邓在中国搞了改革开放。政治上他的作为并不多。长远地看，没有民主，可以有经济的长远发展吗？

亨利基辛格：中国会给出答案的。我认为，不存在没有多元论的经济。这话的意思是：让更多的人参与。这是否必须是西方的民主模式，或者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民主形式，另外，西方是否要检查一下自己民主中的某些元素。我对此是持开放态度的。

时代报：您书中有一个章节可以体现出，人权话题在西方对华关系中的角色过于重大。

亨利基辛格：我书中对此题目有很多也的描写。我将人权和政治制度分开来。西方有权利坚持遵守人权。

时代报：具体情况中要怎么做呢？？

亨利基辛格：西方应该对此有所表态。

时代报：您自己在同中国人对话时，表过态吗？

亨利基辛格：我的政策是，表达我的观点，但是不公开表达。

时代报：您能帮助单个人吗？

亨利基辛格：可以。

时代报：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亨利基辛格：我只想说一个例子。美国工会运动支持过一个通过新疆非法进入中国的人，他想去那里用照片记录当地的侵犯人权的情况。他被抓起来并被隔离。美国工会组织ALF-CIO的主席Lane Kirkland请求我插手。我告诉他，我帮忙的前提是，这件事不会被公开。那人最后被放了出来并驱逐出境。

时代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对于西方模式的另一种选择吗？

亨利基辛格：中国的体系不是成熟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会有调整。中国人不说这是一个模式，他们以前也不这么认为。但是即使他们承认这是一个模式：我也不认为，这个体系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因为，按照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政治也必须跟着变。这会变成多党，或者其他体系，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多元化。

时代报：现在美国的反华情绪很高。

亨利基辛格：异常高，是的。

时代报：这有多危险呢？

亨利基辛格：我很担心。我写书得目的也是为了把这个潮流引向辩论。去年有几个月，有三件事碰到一块了：对台军售、达赖访问白宫、财政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人把三件事都算到了一起，认为这是美国的恶意。每一个了解美国国内政治流程的人都知道，这三件事是独立发展的，不是计划好的要施加压力。但是这让双方的对话更加困难。

时代报：中国人在猛烈地进行军事装备。这让您担忧吗？

亨利基辛格：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和中国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军事能力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现在已经拥有最大的陆上兵力，如果它再追求海上的优势地位，那么我们肯定会面对跟19世纪末引起英德矛盾一样的问题——即使我其实并不相信什么历史的重复。我们不能说，德国当时没有合法权力来武装舰队。只是：那个做法并不怎么聪明。

时代报：美国有两种思想流派。一方想跟中国拉近，另一方则想限制中国。限制派的政策与当时跟苏联对抗时候的政策是一个意思吗？

亨利基辛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一贯有帝国主义传统。他们权力的扩张总是或多或少直接跟扩充军事力量相联系的。相反，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用文化帝国这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影响。中国对相邻众国的影响跟入侵这些国家的威胁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说要限制中国的权力，那么首先不是说要在军事上限制它。而是要创造出外交环境。这是完全不同的限制方式。

时代报：中国拥有近5000年的历史。很多古文明都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中国文明能生存下来呢？

亨利基辛格：因为中国人成功地把制度建立在了文化的模式上。他们甚至可以让外族占领者认为，接受中国文化，对于他们的统治来说要更好。毛在会谈中当然也是回顾了一些一千年以前的历史事件，来为他当时的行动提供参照。这好比是一个欧洲人说：我们可以向卡尔大帝学习。

时代报：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二百年的美国历史……

亨利基辛格：中国历史重要的部分是两千年，不过这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的，整个美国历史也比中国大多数的单个朝代要短。如果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踏入世界舞台的“崛起的国家”，那么这并不符合中国人自己的观念。中国人认为，他们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是有短暂的150年的中断期。现在他们只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并不想拥有一个新的地位。

时代报：回到正常。

亨利基辛格：是的。

时代报：中国人说：直到18世纪末我们的经济一直都占统治地位……

亨利基辛格：直到19世纪初。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成就比欧洲的都要大。

时代报：西方在过去200年中的优势地位现在要终结了吗？

亨利基辛格：我想，是的。欧洲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已经不再优越了。美国还相信自己的特别地位，这实质上跟中国是一样的。美国和中国是例外主义的两种不同形式。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教式的。中国的是文化影响强大，但是它不试图让别人皈依他。

时代报：这两种形式怎么才能和谐相处呢？

亨利基辛格：我把这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

时代报：您的书中建议成立“太平洋共同体”。

亨利基辛格：我尝试着找到一个结构去强迫双方长期能很好地共处，这个结构应该创造一个框架，以打破这样的尝试：那就是，一方面建立一个亚洲集团，另一方面美国又实行军事上的限制政策。

时代报：“太平洋共同体”这一表述会让人想起跨大西洋共同体。

亨利基辛格：只是语言上的。跨大西洋共同体是在共同防御和共同价值基础上建立的。而太平洋共同体的基础是，尝试建立共同的未来，这个更难一些。

时代报：您首次访华是1971年。之后您已经去过中国五十次了。

亨利基辛格：甚至是七十次了。

时代报：七十次？

亨利基辛格：是中国人告诉我的，他们记得比我准。

时代报：是什么让您对中国这么着迷呢？

亨利基辛格：我喜欢他们构想式的思维方式，历史的眼光以及人们的忠诚。还有社会的多样性。中国有权力强大的中央政府，还有强大的地方自治甚至极大的个体化现象，这些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以往的统治者也担心过，这个庞大的帝国会随时走向灭亡。

时代报：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内容。欧洲将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亨利基辛格：在软实力的世界中，欧洲是可以从容应对的。但是欧洲的自信心哪里去了？

时代报：欧洲的时代在终结？

亨利基辛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人们总说，欧洲太弱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欧洲二战后的重建，后来取得的成就，都是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成长起来的人们创造的。他们只是知道，他们要做的任务是什么。他们从历史的失败中学到了东西，有清楚的信念和目标。即便是只出于这个原因，我也愿意保留一个自信的欧洲作为美国的大西洋伙伴。（译者 happyxiaom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