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了能团结全党一起努力煞费心思

任志刚

我们继续学习毛选。关于民主共和国的前途，主席说：

“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这个表述我们就能看出，这种在理论家看来是矛盾的东西，在成熟的政治家眼里，也是算不上啥问题的。这实际上是在说：事在人为。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个天才，他花费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底层的人们寻找造反的理由。最终他提出了一整套理论，最了不起的是他做到了逻辑自洽。所以我们从来不否认马克思的伟大。

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是基于某种设定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比如说：唯物主义在强调物质的第一性上是非常用力的，这是为了对付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些常用唯心主义欺负底层人民的武器。不过我们能够看出，其实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发展规律，而是人为的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某些特殊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作用是明显的。事在人为。这大概也是真相。

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篇文章的最后，主席指出：

“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

“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

我们就能看到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当时中国人估计离开了主义写文章就会让人觉得你没有沾上洋气，所以主义是满世界的飞。但是深究这些主义前头的名词就会发现，主席对某些倾向是深恶痛绝的：那就是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注意，主席说这些都是很有传统倾向的，意思是这是共产党过去的传统。

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通病。关门主义就是不要别人，宗派主义就是党内再分群。冒险主义是自认为是掌握着真，所以就应该能赢。这完全是违反政治的基本原则。传说主席曾经问过一位高级干部啥是政治。这位高干回去整理了长篇论文，主席说政治就是把自己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所以统一战线是主席的一个基本法宝。

针对这种传统的倾向，主席提出要求：

“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

这种倾向大概就是主席认定的“左”倾。但是你要是认为应该右打轮，那你依然是搞错了。

“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

主席认为：

“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这就是舵手的职责。该左左该右右，一会儿左舵一会儿右舵。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含糊，那就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舵手，否则就闭嘴。如果站在舵手边上嘴里念念叨叨地重复着说该左了该左了。会是啥结果呢？

所以我说过，作为一个党员至少我认为自己是没有资格当左派的。根据全党服从中央的规则，我们应该是跟着走的。在主席一生中基本上是一直是既反左也反右的。“左”倾和右倾都是错误的。

“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注意，这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的就是能赢的正确的不是书本上的不是从外头抄来的不能使的或者是带来失败的那种。

在主席掌舵之前，中共是没有关于真假马列主义的争论的，是主席掌舵之后才有这种争论的。谁愿意承认自己学的是假的呢？能带来胜利的被实践证明能赢的是真的。对吗？

我们继续学习下一篇：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这篇文章和上一篇是连着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主席在全党会议上做的政治报告，当时的主席只是刚刚被多数领导层接受了，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报告由主席来做了，这是张闻天让出一把手的位置，所以主席后来曾经夸过张闻天是个明，说洛甫同志是不争权的。不过，主席的主张显而易见是有阻力的，在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开会就是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意思。所以主席说：

“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

这就是党内民主。这一点中共是做的很好的。

主席的意见是：

“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

反对意见是：

“他们说：“日本后退了⑵，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

主席说：

“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主席说：

“西安事变⑶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

“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

多方面是指：

“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看到的是“一幅暗淡的画图”。

主席这段话非常有启示性：

“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⑺，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

这也是理想主义者的通病。我们学习主席也是要从大的方面着手，去看待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朝着好的方向上走的呢？还是总体上向坏的方向走？这是最重大的判断。我们认为，自从主席掌舵之后，中国总体上是向好的方向在走，虽然这个过程中有日寇的侵略，有大规模的内战，有解放后的自然灾害，还有改开之后的某些反复。但是总体上讲我们的国家民族都是在进步着的。但是我们总是能遇到一些理想主义者，他们往往盯着的是负面的信息，所以得出和我们相反的结论。这个只能是各选各的道。

主席说：

“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

而有的人说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

主席回答说：

“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

“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

艾玛，我们能感觉到主席的耐心。我们看书的都快失去耐心了。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主席尚未获得绝对领导权，需要他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主席说：

“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

这是因为面对日寇的侵略蒋介石也不得不变。主席举了法国的例子：

“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⑻，同此道理。”

而且作为政治家，主席说出一句很响亮的话来：

“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大家看何新先生所写的《重论毛泽东》一文中就表达过作为政治家需要计谋。但是我们看主席的一生却会发现主席最多用的是阳谋。

反对者认为：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主席说：

“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

“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这种意见实际上是认为，要抗日咱就说抗日，不要绕弯弯。还有人说：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敌人向前扑之前的收缩动作啊。敌人真的退了，对我们是大好事啊。问题是“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有人问：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

主席回答说：

“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

这就是主席为了能团结全党一起努力，他真的是煞费心思啊。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一个团体能不能获胜，主要是看他的领袖能不能把握航向的正确性！中国革命如怒海行舟，无数的冰山暗礁稍有不慎就船帆人亡！也像原本无路的登山，会遇到悬崖峭壁根本走不通的，但是由于主席的思想之锋利愣是劈开了一条道路！

我们读这样的文字越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主席知道，但是架不住全党同志不知道啊。所以柳亚子先生在1950年写的那首词里这样说到“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