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里“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这句话，指的就是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之战”。

　　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之战”，如果要用一句精炼的语言来概述它，即是：“以巧妙而成功的掩护战术之下高度灵活的运动战。” 这一战术的运用，是在整个四渡赤水之战过程中，毛泽东猜透了蒋介石：既怕中央红军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又怕中央红军东出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防堵用兵作战心理，因此毛泽东挥军自如，获得成功。而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冲出贵州，向云南进军时才醒悟过来，不无感慨地总结这段经历说：“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十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的主力所窜反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置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①蒋介石关于毛泽东四渡赤水之战的这段评论，我们可从以下事实中一一得到验证。

　　一渡赤水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

　　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之战”，是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进军黔北后的衍生结果。因为黔北是贵州首富之区，比湘西条件好。加之遵义北面有长江之险，西面有赤水，东、南面有乌江为屏，是创建根据地的最佳选择。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层后，会议后期讨论了中央红军的下一歩活动的方向和目标问题。会上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二人的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北上四川，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的条件此贵州好。为了实现北上四川的这一战略目标，中央红军决定由泸州附近渡江北上。这是因为：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徳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两人早年都在泸州驻过军，不仅江岸地形熟悉，而且有老关系和群众基础，中央红军在此渡江的把握性大。为此，从 1月19日起，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遵义一带出发，向黔西北的土城地区进军，准备在土城至赤水间西渡赤水河进抵泸州。1月20日，由毛泽东参与的新中革军委在泗渡拟定和下达了《关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该渡江作战计划分为两个步骤实施：一、“中央红军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二、“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中央红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川上游渡河…”②

　　为了掩护红军撤离和迷惑迟滞敌人，中央红军撤出遵义时，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第四师于19日派出得力部队“逼向敌人，积极行动，进行运动防御，并在警戒阵地构筑工事，伪装欲长期防守遵义，以迟阻懒板凳之敌在遵义以南的任务”。③

　　由于朱徳和刘伯承两人早年在泸州有关系，中央红军选择从泸州渡江北上四川，因此无论是以朱徳为首的红军高层，还是以刘湘为首的川军高层，都认为长江不是中央红军的主要障碍，而赤水河则是双方都认为是中央红军入川的一道屏障。因此敌我双方都想抢占和控制赤水河中下游的主要河段，以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土城战役”。

　　土城地处赤水河中游东岸，滨播枕永，襟合带泸，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代因此命名为“武都城”。因此当1月24日一军团攻占土城后，蒋介石极为脑火，指令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将丢失土城的黔北军阀侯之担抓捕法办。与此同时，川军统帅刘湘紧急调集二十余团的川军向土城合围，下令全体参战的川军指挥官“要以必死之决心”，借助赤水河为屏障，在以土城为中心的赤水河狭谷围歼中央红军。为了打破刘湘的这一围歼图谋，毛泽东采取“北守南攻”的土城战役战略战术，先集中兵力消灭尾追的郭勋祺部，把决战的战场放到土城近郊，于是土城地区便成为“土城战役”的中心战场和主战场。

　　“土城战役”中心战场的几处决战，经过1月28日上午大半天的激战，由于对川军兵力和作战决心与目的判断失误，致使双方打成交织状态。后来二师赶来增援，才将川军郭勋祺和廖泽两个旅从青杠坡地域击退到十多华里外的风村坝旁边泥垭坪。值此两敌溃败心有余悸之时，毛泽东利用川军战败，暂时不敢向红军主动反扑的畏惧心理，只用五军团三十九团和三军团四师十一团第三营在青杠坡和三锅桩两地作掩护，九军团在川峰坳作掩护，造成中央红军正在调整作战部署，准备29日再战的假象，主力红军则于29日晨迅速从土城、淋滩、元厚三地顺利地渡过了赤水河。三支掩护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完成了整个掩护撤离任务。

　　这次成功的掩护战，是毛泽东利用川军战败，增援部队尚未赶到的战争空隙顺利实施的。据潘文华28日晚发给刘湘的电报称：“当晚我郭、廖当面之匪仍与我相持中。”另据郭勋祺旅部警卫营长郭文炯后来讲：28日下午风村坝旁沙沟头阻击二师五团的激战中把所有弹药都打光了，因此当晚郭勋祺很恐慌，急派旅部参谋长廖鼎高去潘佐部唐明照团借来机关枪子弹数千发和迫击炮弹数百发，准备29日再战。实际上郭勋祺是一场虚惊，当晚一军团二师和三军团、五军团等迨天黑后便奉命脱离接触之敌郭、廖、潘三部，郭勋棋等人误以为中央红军29日仍将继续攻击，一心只在困守待援，不敢轻举妄动，主动向红军反扑，这就为中央红军主力于29日按建置和序列顺利渡过赤水河迎得了时机。

　　从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红军从土城渡河，并非是因土城战役没有打好，而是按照中革军委23日发出的指令：由土城至赤水县城间渡过赤水河的既定方针进行的。土城战役结束后，根据敌情变化，中革军委起用1月20日“渡江作战计划”中的第二个方案：“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川上游渡河”的行动计划，由土城、淋滩、元厚三地渡过赤水河向川南进军。

　　中央红军渡河后一个多小时(上午九时许)，郭勋祺才带领部队胆怯怯地摸来土城，这时土城河两岸早已不见红军踪影。

　　2月7日，中革军委根据第二渡江方案已不能实践的情况，决定改变战略方向，中央红军转向扎西集结，以便修整部队和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二渡赤水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

　　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后，由于这一带地脊民贫，补给困难，加上这里地处川、滇边邻地区，中央红军进驻这里，必然威协到川、滇两省军阀的利益，拼死抵抗。而川、滇两省军队有地利之便，以逸迨劳，中央红军显然不利于与之作战而在此地创建根据地。相比较而言，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在西南三省中战斗力较弱。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剿部队虽然进入贵州，但他们长途追剿，已是疲惫不勘，不仅与中央红军一样人地生疏，而且经过湘江战役后伤亡也很大，军队编制不足，加上是中央红军的老对手，双方战法彼此了解，有利于与之作战。打败中央军，还能有好的武器和弹药补给。再有，遵义是贵州首富之区，四面有长江、乌江和赤水为屏障，东又与二、六军团相邻，是创建临时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于是，毛泽东决定挥师东进，再占遵义。据吕黎平《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一文记载：在扎西东进前，毛泽东曾对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作了战略转移的动员讲话，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优势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为此，为了实现回师东进这一战略目标，毛泽东决定先攻取黔北军事要塞娄山关，把它作为控制黔北和攻占遵义的关键一步。为此，毛泽东采取由北向南大迂回的行军作战路线，以便把川军向北和向东牵引，进而快速挥师南移夺战遵义，然后借助娄山关和乌江，北阻川敌，南拒中央军吴奇伟部，以便孤立和寻歼遵义西部的周浑元纵队。作战计划拟定后，2月10日，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出东进作战命令：“…我野战军目前…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十一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④据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后来讲：薛岳指挥的两个追剿纵队人马实力因沿途逃亡、落伍和疾病已减员大半，两个纵队共计不足五万人。魏鉴贤看到吴奇伟部士气非常低落，悲观厌战的情绪很农厚，每连多者七、八十人，少者四、五十人，编制严重不足。从随后的“遵义大捷”一事证明，毛泽东决定东进与薛岳兵团作战的战略决策是英明而正确的。

　　中央红军从扎西东进时，毛泽东利用五军团和九军团两个军团作为掩护撤离部队，向滇军猛烈进攻，造成中央红军要攻入云南腹地的错觉，主力则快速隐蔽地顺原路向贵州转移。

　　2月16日，在东进途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我们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因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⑤这就为毛泽东后来三、四次渡过赤水留下了伏笔。

　　为了打乱敌人的碉堡防御计划，东进时，毛泽东创造和采用了“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的“曲线运动战战术”，虽是原路返回，但选择的是走小路，而不是西去时的大路，这就使蒋介石的雕堡防御工事失去了作用。

　　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便勇挑军事指挥重担，亲自在每个军团抓有一个战斗力强的骨干团作为备用。三军团五师的十三团是红七军张云逸的老部队，战斗力较强，善长于打山地攻坚战，毛泽东曾夸奖说：“老广很会打仗!”在土城战役中，毛泽东和彭德怀两人都舍不得动用十三团。这回东进，毛泽东决定动用十三团首战娄山关，因此没费力就夺得了山口阵地，为后来夺取遵义城迎得了关键的一局⑥。毛泽东攻占娄山关的这个作战用兵计划拟定后，当中央红军进到赤水河西岸地区时，为了转移蒋介石和刘湘的注意力，毛泽东先派出三军团十三团以覃应机为指导员，韦杰为连长的侦察连率先渡过赤水河，随即沿赤水河东岸向北快速猛烈出击，将驻守土城的黔军第三旅第五团击溃，一直猛追到陛诏，造成中央红军要由赤水河北出四川之势，借以阻滞和向北面调动川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东渡赤水后向南转移。刘湘果然上当，急令潘文华速调叙永的范子英师到合江防守，魏楷部到江安至合江一线设防。

　　中央红军的这次东进，完全出乎蒋介石和薛岳的预料，因此没在太平渡设防。中央红军第二次顺利东渡赤水河后，毛泽东又采取“声东击南”的攻心战术，把蒋介石和刘湘的注意力向东面的湘西方向牵引。为此，毛泽东命令五、九军团各留下一个团在习水县境内的东皇场、吼滩坝两地阻击川军郭勋祺师，掩护红军主力向娄山关急进。五军团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和政委张南生的率领下奉命在东皇场泥垭关口阻滞敌人，然后边阻击边朝东面的温水方向撤退，前后用六天的时间，拖住川军郭、潘、廖三个旅不放。

　　毛泽东的这一“声东击南”的攻心掩护战术，真的不出他所料，起到了预期的效果。2月21日，薛岳接到蒋介石转给王家烈的电报说：红军回师东渡，已到贵州赤水至土城附近，似有取道川、黔边界往酉阳、秀山与贺龙二、六军团会合模样，命王家烈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造成了黔北腹地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战机。当娄山关守敌告急，蒋介石和刘湘才发觉上了毛泽东“声东击南”的当，急令川军郭勋祺指挥的三个旅南下增援娄山关时，郭勋祺这时才发觉自己上了三十七团的当，急忙调头南下，但为时已晚，中央红军很快就攻克了娄山关，紧接着很快夺取了遵义城，获得了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据吴奇伟部参谋魏鉴贤后来讲：吴奇伟渡乌江北进增援王家烈前，希望周浑元纵队能迅速靠近遵义与他协同作战，但周浑元部不敢前来助战，使吴奇伟很是失望，所以败得很惨。)

　　三、四渡赤水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刺痛了蒋介石剿灭红军的心。3月3日，蒋介石到贵阳亲自部署在遵义一带围歼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命令郭勋祺部三个旅由北向南，周浑元部三个师由西向东，吴奇伟部由南向北围歼中央红军。3月3日，奉命守卫娄山关的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紧急电告中革军委：由于川敌一路由娄山关东面绕道向板桥进逼，拟切断九军团的退路，而五军团又过早地撤离与九军团接应的防线，向遵义方向转移，致使九军团处于远距离孤军作战的不利境地，中革军委只得同意罗炳辉的请求，放弃娄山关。为了打破蒋介石新的围歼计划，3月4日，由中央书记张闻天提议，中革军委成立了以毛泽东为政委(总指挥)，朱德为司令的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⑦。为了把北面的川军和南面的中央军吸引向东，以便集中兵力向西消灭周浑元部，3月4日，毛泽东命令由九军团从泗渡派出一支“黔北游击队”向驻守绥阳的黔军蒋在珍部发起攻击，造成黔北红军主力要东出湖南的假象。蒋介石果然又一次中计，认为中央红军“必向东图，与肖、贺联合”，急忙命令吴奇伟部要“以凤、眉为防堵目标”。

　　娄山关的失守，遵义北面大门被敝开，从而牵动中央红军的整个战略布局，毛泽东不得不于3月5日放弃遵义城，指挥中央红军向鸭溪地域转移，以寻求先与东进的周浑元部作战。为配合毛泽东的这个战略部署，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一道《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明确指出：“在王家烈、吴奇伟惨败之后，蒋介石又用周浑元纵队与黔军配合向我进攻，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现在我们必须争取胜利，消灭周浑元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这是一个决战，或者是我们胜利，站定脚根，消灭敌人，赤化贵州;或者是我们不能胜利，则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逼迫再要转移方向，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大的胜利!”“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⑧这道命令体现了毛泽东的一个新的反围剿战略部署。但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受到极大的干扰。3月10日，红军高层在鸭溪苟坝为打黔军还是中央军一事发生激烈争论，最后以毛泽东的意见获胜而告结束。

　　从陈云在二渡赤水期间完成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文中看出，在扎西期间，中央高层已否定和批评了刘伯承和聂荣臻二人关于中央红军入川的方案，认为他们二人的建议“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沒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因此扎西会议放弃了中央红军入川的战略方针，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这个战略决策在实施时又作了调整，将“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改为“以黔北为中心的有利发展”。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因此一、二渡赤水期间是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苟坝会议后，经周恩来的支持和放权，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全权指挥军事，故张闻天后来说：苟坝会议后，“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毛泽东完全获得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后，便开始构思他的第三套渡江方案。为此，他曾告诉李德说：“目前的军事形势虽然困难，但我坚信，中央红军无论如何会成功地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即使部队最后为了寻找渡口，可能不得不向上游行进很远，我也无所畏惧。”⑨

　　据孙渡3月14日发给龙云的电报称：他们“近日”在黔西大定一带“拿获赤匪侦探甚多…”可见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完全掌握兵权后，便开始派人到黔西大定一带活动侦察敌情和道路，拟从滇东北进入云南，然后再从金沙江上游进入四川。

　　早在3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鸭溪地区时，薛岳就意识到毛泽东的目标重点锁定的是中央军周浑元部，并电告周浑元要特别小心。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亦深知在运动战中不是中央红军的对手，因此在同红军周旋中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不敢和中央红军正面接触。3月13日，蒋介石电令周、吴两纵队：认为中央红军西去是必然之势，但最有可能是朝北面大坝方向趋赤水的公算为大。于是命令周浑元部退到鲁班场，并派出一部分兵力占领大坝，准备向茅坝或大坝方面追剿⑩。毛泽东获知蒋介石这个部署后，认为向周敌进攻，以打破封堵圈的机会到了。因为周浑元已有畏怯之势，并且该部又是孤军背水迎战，且一个师已向大坝方面伸展，兵力已经分散，是进击他的好机会。

　　鲁班场一战，由于临战前红军高层指挥员意见不统一，导致战场的指挥与配合不协调，致使鲁班场一仗未能消灭孤军背水困守的周浑元部。紧接着毛泽东又按照蒋介石和薛岳“红军必向西去”的思路，将计就计，把郭勋祺部川军由东向西调离黔北，同时把滇军吸引向川南，以便转过头来再对付周浑元部时，实施他的第三套渡江方案，侍机从贵州西部进入云南。为此，毛泽东作出了挥师三渡赤水，调动敌人的重大战略行动。这一次毛泽东又实施了一次巧妙的掩护战术，他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一军团二师五团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向古蔺方向进攻，将川军防守镇龙山的廖九甫团击溃，造成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之势。二师五团的官兵们又借势发挥，仿照春秋战国时期孙膑用减灶来迷惑庞涓的方法，每天增加许多灶头来迷惑敌人，给敌人造成大队红军已向西去的错觉，而红军主力则隐蔽在赤水河西岸待机东渡。蒋介石果然上当，他从俘获的红军士兵口中得知：毛泽东的目标是要西出横江，然后到川西北。毛泽东曾说：只要能从这条路线冲出去，哪怕四万中央红军最后只剩一万，也算是成功的!因此蒋介石认定毛泽东这回的西进一定是动真格的了!于是蒋介石于3月15日通电：“是匪急西窜无疑…”他一面命令郭勋祺部向古蔺、叙永方向猛追，一面命令川南地区调集重兵连夜埋头构筑碉堡原地死守，同时命令滇军北进到马蹄滩一带布防，黔军到土城设防。并且要求“另布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围歼计划安排妥当后，3月20日，蒋介石在贵阳沾沾自喜地电告各军说：“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古蔺一带)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11当蒋介石正在做着他的黄粱美梦时，毛泽东则轻易地挥师东进，于3月21、22两日从上起二郎滩，下至淋滩间的赤水河段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

　　据1935年3月21日国民党贵州邮政管理局恢复土城邮局的呈文和红军中革军委当年3月20日渡河电文：一军团由太平渡和淋滩两地渡河东进。为了迷惑和迟滞敌人，一军团先派出一部分兵力由太平渡沿着赤水河西岸向土城方向进攻，一直北进到离土城十二华里的三角塘，造成中央红军又要沿赤水河北出四川的假象，吓得土城的国民党守军一片惊慌。当掩护渡河任务完成后，这支部队从淋滩渡过赤水河后又向东皇殿前进，对赤水河以东的敌人进行牵制，掩护主力部队沿着赤水河东岸隐蔽向南转移。

　　南渡乌江，兵逼贵阳的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　　

　　刘伯承等人曾回忆说：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后(实是三渡赤水时)，毛泽东就说：“只要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因为毛泽东所要调动的是孙渡部的滇军三个旅十个团的兵力，而这部分滇军早已调出滇境布防在川滇黔三省边邻地区，一直在这一带打转转，客观上已不存在“调出滇军的问题”。毛泽东所指的是“调动滇军”，目的是把孙渡部调动到适当位置，然后中央红军抽身进入云南，从金沙江上游进入四川。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鉴于滇军已向北面迁移，滇东北空虚之际(据滇军上尉连长刘国举回忆，滇军北进到马蹄滩，龙云即令停止北进，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毛泽东命令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向黔西挺进，将黔军消灭后趁机从滇东北进入云南，但彭德怀的一个回电打消了毛泽东的这个计划。彭德怀于3月25日回电说：“目前向西南寻找战机，首先需突破周、吴、王、孙纵队，在战役上很难。如向东南乌江流域则比较有利。近日部队很疲劳，须有一两天的休息和准备时间，故不宜有较大的机动。” 彭德怀说“三军团很疲劳，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两天，不宜有较大的机动12”这一逼，加上毛泽东已发现蒋介石已有所防备，于3月28、29两日命令滇军孙渡部先于31日东进到打鼓新场堵截中央红军，随后又令孙渡部转移到黔西防堵，以防备中央红军从黔西方向进入滇东北。毛泽东看出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后，于是改变策略，敌变我也变，走出了整个四渡赤水之战中最为绝妙的一着棋，出其不备，南渡乌江，兵临贵阳 ，“活捉蒋介石”!然后再向西进军云南，从金沙江上游进入四川。

　　中央红军在黔北西部一带兜留及三渡赤水河，又一次把蒋介石的注意力吸引向了川滇黔毗邻地区，把贵州可用之兵都调集到了贵州北部和西部，毛泽东抓住这一战争空隙，决定指挥中央红军主力直趋贵阳，然后侍机向云南进军。战略目标确定后，毛泽东改由自己的老部属一军团为前锋，指挥中央红军穿越枫香至鸭溪间的“遵仁封锁线”向乌江北岸急进。当时敌人采取的是碉堡防御战术，当红军来时，敌人便一窝蜂躲进了碉堡，十分害怕红军的运动战，为此，毛泽东命令一军团“…对敌人守备碉堡的部队应以有力部队监视或包围之，断绝其与外面的通信交通，其突击队则置于该碉堡的附近，以便适时打击其出击或袭扰我后方部队…”13这样，红军便安全地从碉堡之间穿过了蒋介石设置的“遵仁封锁线”。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向贵阳地区推进，这回毛泽东派出一支最大的游击掩护部队九军团在鸭溪以西的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红军，迷惑和牵制黔军犹禹九旅和周浑元、吴奇伟、郭勋祺三个纵队，掩护大部队向南转移。为了让九军团完成好这次重大任务，毛泽东临阵换将，把他井冈山时的老搭当何长工派到九军团接替蔡树藩的政委工作，并向何长工讲明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3月27日起，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九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采用麻雀战术，四处升旗鸣号，遍地燃放炊烟，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同时毛泽东还派出便衣人员到眉潭放风打听通往湖南的路线，借以扰乱蒋介石的视听。蒋介石被毛泽东的这一掩护战术搞得昏头转向，一面命令周浑元和郭勋祺两部及黔军犹国才旅等围堵马鬃岭地区的九军团，一面又抽调兵力到湄潭防堵。据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后来讲：当时他的那个师正在金沙布防，突然接到命令到乌江北岸固守某某据点一线，限期到达。部队刚到袁村、沙土一带，又接到兼程赶到湄潭的命令。经过两天一夜的跋涉，到湄潭还不及三个小时，又限令两日后赶到黔西三重堰待命。结果走了三天一夜才到达三重堰，这时乌江两岸已无红军踪影。何知重的幕僚们指责蒋介石这番不知死活地折磨他们，完全是由于红军近逼贵阳，蒋介石被惊吓得冲昏了头脑。

　　中央红军主力顺利地从黔军何知重的防区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又一次创造性地采取了“多路红军齐头并进”的运动战术(又可称作是“遍地开花”的“麻雀战”战术)，多路红军既是单独的战斗队，也是相互之间的掩护部队，给蒋介石造成眼花缭乱的错觉，搞不清哪股是主力红军。当时驻守在息烽的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由于遵义战役的惊魂未定，听到底坝方向红军进攻的枪声，吓得面色惨白，不知所措。结果是毛泽东先用一军团的两个团封锁息烽，对唐云山师进行威慑，然后迅速撤离，只留下红五军团的一个营在底坝虚幌几枪，佯攻息烽，掩护主力红军顺利向东南方向转移。当主力红军逼近贵阳时，毛泽东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指派一军团二师五团第二营到开阳青口清水江上架起两座浮桥，伪装红军要东出湖南之势。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指令一军团和三军团各派出一个团佯作进攻贵阳和龙里之势，采用高度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力争各个击破敌人。毛泽东突然挥师南下，此举大出蒋介石预料，使之极为恐慌。为此，3月31日，蒋介石急电孙渡：“望兄部星夜兼程由毕节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今清镇卫城)待命。盼立复……”4月1日，为了进一歩转移蒋介石的注意力，把后面跟追的李韫珩和吴奇伟两部向贵阳以东调动，把滇军孙渡部也吸引到贵阳及其以东地区，毛泽东电令红军主力“决心改经息烽、修文之线向东南由底寨渡河，以便寻求新的动机”。14同时命令一军团一师一团“敲山震虎”，大造攻打贵阳的声势，到处张贴标语：“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并用绳索绑成攻城长梯抬着行动，作出一副真要攻打贵阳的架势。紧接着4月2日，毛泽东再一次命令红军主力继续朝贵阳东南方向开进，尽量把李、吴两敌朝东南方向牵引。

　　4月5日，王家烈向蒋介石电报说：“匪大部由马场、羊场、水尾向瓮安方面东窜…”蒋介石也于6日判断：“匪5日午时由牛渡河、清水河向牛场、黄平方面东窜。现吴纵队尾追，李韫珩部由中平向瓮安追剿。匪以乘隙向黄平、施秉之公算为多。”15急令李韫珩和吴奇伟两部继续向贵阳以东追堵，其中李韫珩部最为卖力，一直扑空追到了黄坪。当时清镇、乌当等地也不断传来发现红军并要攻城的消息，蒋介石被近两个月来毛泽东一系列精妙绝伦的掩护战术搅乱了方寸，不知红军所向。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在仁怀北部隐蔽南进时，蒋介石派出飞机都发现不了红军的踪迹，还大骂薛岳说：“你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干啥的，连红军此刻在哪里都不知道!”并为此火冒三丈，把电话机都扔在地上。他还曾悬赏“十万元”取毛泽东的人头。如今毛泽东自己找上门来，蒋介石却如惊弓之鸟，被吓得魂不护体，乃至大小便失禁，在贵阳住所惶恐不安地问身旁的贵阳市公安局长王天锡说：“敌人未必会来攻城吧?”当时各路红军还张贴标语，喊出口号说：“拖死中央军，吓死川黔军，血战滇军!”毛泽东用这一着来刺激蒋介石和调动滇军真的起到了效果，受蒋介石急令的滇军孙度部三个旅，以毎日150华里星夜兼程赶来贵阳保驾，蒋介石则仓皇坐飞机逃出贵阳，命令滇军孙度部继续往贵定方向追击红军。此时，毛泽东感到远距离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同时跟追的李、吴两敌已被牵引到了贵阳东南很远地方，于是虚幌一枪绕贵阳城东而过，然后于4月7日留下三军团的少数兵力分成两路于8日从高堡、簸箕堡和谷脚、观音山向龙里进逼，进一歩吸引滇军到龙里和贵定一带，掩护大部队向南转移，蒋介石忙令吴奇伟和孙渡两部跟追，被这支红军掩护部队阻滞在了贵定西北洗马河一带。直到这时，蒋介石都还认为中央红军“其企图似向龙里西南地区逃窜”，万没料到中央红军主力分成两路从图云关至龙里之间和龙里与贵定之间两处空隙穿过封锁线后，突然向西迈进，与追击的滇军反向擦肩而过，而跟追的滇军及吴奇伟和李韫珩等部已被牵制在贵阳以东的贵定、黄坪一带，从而甩开追敌，冲出了蒋介石设置的围堵圈，完成了整个四渡赤水之战，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声东击西”的掩护战术，蒋介石的高参陈诚无可奈何地对贵阳市公安局长王天锡说：“敌人真狡猾，我们以为他要东出，他却朝西，向花屹闹方向去了……”16而奉命前来保驾的滇军孙渡部，由于在毕节、大定一带驻防期间被蒋介石东调西使，旋磨打圈，体力已经耗尽，滇军中各级军官和士兵怒气冲天责骂蒋介石说：整日指挥我们“跑来跑去，对红军堵也堵不住，围也围不着，追也追不上，昼夜奔跑，把两脚都跑肿了，连红军什么样儿都没有看到!”当中央红军在贵阳东南与滇军反向擦肩而过时，滇军发现红军的行迹是几十路纵队并列前行，知道红军的这一行军布阵是主力部队所为，毎支部队的纵深小，行军速度快，一有敌情便会很快聚集拢来打歼灭战。而滇军一贯使用的是两路纵队并行，这种行军布阵纵深长，速度慢，容易被对方从中切断，各个击破，因此滇军知己知彼，不敢轻易冒进，眼睁睁望着中央红军朝惠水、长顺方向急驶而去 17。追剿军周浑元部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对中央红军的这次行动用了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感叹说：“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

　　自中央红军二进遵义后，3月7日，蒋介石即总结出了“匪之行动，常走曲线”18的红军转战特点，即毛泽东二渡赤水前告知中央红军指战员：为了使蒋介石的碉堡攻势破产，红军必须采取“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的曲线运动战战略战术。但毛泽东的“曲线行军路线”如何走，这使得蒋介石十分伤脑筋，捉摸不透。于是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既要防中央红军北上或西进，又要防中央红军东进或南下，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的每一次小小的佯动，都牵动着蒋介石敏感的神经，置使他把二十多万追堵部队东调西遣，分散得七零八落，始终形成不了一个围歼中央红军的拳头，以致于各路围堵的国民党军，被毛泽东的“曲线战术”拖得精疲力竭，怨声载道，蒋介石也只好认输。

　　对毛泽东四渡赤水之战的评价

　　综上所述，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四渡赤水之战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惊叹毛泽东确实用兵如神。他的掩护战术运用之精妙，其掩护部队少则一个连，一个营;多则一个团，一个军团，甚至整个中央红军都成为各个击破敌人的掩护部队。而兵临贵阳，“示形于东”即“声东击西”的巧妙掩护战术，尤为时人所称道。毛泽东兵临贵阳之举，是毛泽东同蒋介石之间的一场胆识和智慧的较量，结果是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蒋介石的高参们评价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之战说：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盘旋于川黔边境……大有徘徊不去之势，其用意是在吸引国军及滇、川、黔军主力渡过乌江北岸而后乘机乘隙，窜渡乌江，径扑贵阳”，接着又作出“佯为东窜之图，实作西窥之计”的惊人之举，“贵阳一役，为共军西窜最紧凑之一幕”。就连毛泽东的死敌蒋介石都称赞和佩服毛泽东掩护战术的绝妙。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以劻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在贵阳的30天，几乎天天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可说是完全被动。红军四渡赤水河的真正企图，蒋介石、陈诚、薛岳等事前判断不着，事后洞悉情况，重新布置，而红军却又改变行动了。国民党军长追半年，地经六省，多次调动，却达不到‘追歼’的目的”。19 因为四渡赤水期间很多次都是毛泽东按照蒋介石的思路来调动国民党军队的，使国民党军队在围剿中多次被动而扑空。蒋介石及其高参们对毛泽东的这些战术是既恨又怕(李以劻说：“薛岳对毛泽东用兵，一向有所畏忌”)，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而在中央红军内部，承认和佩服毛泽东的人只是少数，对此陈云和刘英都有过评论。陈云在1941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20苟坝会议后，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摇摆不定，还一度想罢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到红军南渡乌江后，张闻天才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天才，于是才有了会理会议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林、彭二人的事情出现。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是用真本事征服人。

　　对于毛泽东“四渡赤水之战”的运用成功，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得益于情报人员从外部所提供的敌人情报信息。其实毛泽东并未派出一兵一卒的情报人员，而情报人员就在军委总部，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三人身边。据黄克诚回忆，当年军委作战科长曾希圣通过自己的克苦努力能破释敌人的电报密码，在长征中起了很大作用。另据陈云解放后讲：“长征期间，我们对敌人的电台密码是能够译出来的。现四机部的王诤，懂得敌人的密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当时中央纵队地方工作部科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懂……”另据吴东峰、朱继红两人合编《细节决定历史》一书记载，长征途中，政治处主任钟汉华等人组织了一次保密工作大检查，但当检查到司令部机关某局时被拒之门外，不让他们检查，钟汉华把情况向上反映，周恩来知道后说那里是个保密十分严格的地方，不让你们检查是对的。后来钟汉华才得知这是一个专门破译敌人密码的部门。但尽管如此，当时的很多时间都是在急速行军转移途中，不可能全部停下来收听和破译敌人电报，许多时候都是靠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思维判断能力来指挥和调动国民党军队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便是他伟大的军事指挥艺术天才的关键所在。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第一次破译敌人密码是1月27日土城战役时。1月27日晚20时，中革军委从破悉的川军电报中获知：“川敌潘文华26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穆旅、潘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风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个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21并把这一情况及时通报各军团。当时军委总部的作战参谋孔石权后来也回忆说：“土城那一仗，敌人的电报我们收到了，但是把川军的‘旅’翻译成了‘团’。”(注：从上面转录27日晚破获敌人密码一事来看，当时对川军八个团左右的兵力破悉并没有错，只是对当日午后赶到的川军六个团判断上失误。更没想到廖泽部的三个团28日上午8时就赶到了青杠坡，其中兰、王两团到猫猫岩增援郭部第七困，另一个团留在风村坝作机动)，致使土城一仗打得不理想，没有消灭掉川军。

　　总结和回顾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之战，按照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解释，就是不厌其繁地使用掩护战术给敌人制造错觉。毛泽东认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又)一(方)法。”22

　　除此之外，“兵贵神速”也是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指挥和调动军队的常用战法。如二渡赤水河及遵义战役和第四次渡赤水等，都是“兵贵神速”的典型战例。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以劻在《国民党将士话长征》一书中是这样描述毛泽东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的：“遵义战役中央军大败，各军震动，对朱德、毛泽东所率红军来去无定的机动神速都感到可怕……”

　　此外，毛泽东四渡赤水之战的成功实施，还得益于毛泽东在土城战役后的深谋远虑。正如毛泽东在扎西总结土城战役时所说的：“这一仗……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从这点来说，又为胜利创造了条件。”23

　　注释：

　　1、王树增：《长征》第300页;

　　2、4、7《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吴德坤主编);按照毛泽东“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委的职权比司令员大，是“关键时刻对重大问题做最后决定”的人，故习惯上称“总指挥”。

　　3、《杨尚昆年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5、《长征中的重大战略决策》(刘华清著、胡锦昌等主编);

　　⑥ 、据当年任三军团十二团参谋的李夫克回忆：“二渡赤水前，我听钟赤兵说：毛主席曾对他讲，(夺取遵义城)娄山关一仗是关键，一定要打好!”

　　8、1935年3月5日《红星报》;

　　9、卢弘：《解谜李德与长征》;

　　10、18《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11、12、15《彭德怀年谱》;

　　13、14、21《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军事电文选编》(吴德坤主编);

　　16、17、19《国民党将士话长征》;据滇军第二旅四团连长刘国举在《滇黔边境追击红军记》一文中回忆毛泽东创造的多路齐头并进的运动战战术：“我们发现红军从龙里与贵定之间的空隙穿过封锁线向西南进军时，其足迹是几十路纵队行进，知道这样的行军纵深小、速度快，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我军一贯是一、二路纵队行进，纵深长、速度慢。”

　　20、《陈云文集》;

　　22、毛泽东：《论持久战》;

　　23、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

　　(注：此文已在2012年1月第1期《遵义》上发表，此处略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