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艺术

王立华

讲讲毛主席卓越高超的领导艺术。从八个方面讲：

一、创建独具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度；

二、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三、一封电报的巧妙工作方法；

四、可以专门开务虚的会议；

五、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六、只唱一出《香山记》；

七、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

八、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这位伟人最初与常人无异，少年时期的发展甚至还有些滞后，但后来却开创了翻天覆地的千古伟业，领导党和人民改造了中国和世界，受到中国人民的永久怀念和世界性尊崇，可以说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什么原因使他如此成功？这是每个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精英，不能不着迷、不能不研究的问题。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与同时代人有大致相同经历。

他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为前面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母亲把他抱着拜一块叫石观音的巨石做干娘，取小名“石三伢子”。6岁开始参加一些零星田间劳动，9岁入私塾读书，17岁那年才离开韶山，到50里外的东山读了半年高小。

18岁考入长沙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读书，当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他到反清新军中当兵，每月7元军饷，在报纸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19岁主动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曾在选择上举棋不定，先后报考警察、肥皂制造、法政、商业等学校，在高级商业学校学1个月后，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省高等中学，但没几天便断然退学到图书馆读书自修，在那里读了大量西方启蒙时期的经典著作，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才知道原来世界那么大，中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找不到。

20岁时，他认为自己最适合教书，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后并入一师编入本科，共读了5年半，遇到几个杰出老师，对他产生巨大影响。如，杨昌济教他伦理学，研究如何修身做人；黎锦熙教他读书方法，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徐特立教他“不动笔墨不读书”，袁吉六锤炼他如何写文章等。在这个期间，他立奇志、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奇男子，参加驱逐校长张干运动，以“28画生”为名写征友启示，不带一文徒步游学900余里，组织校友会，办工人夜校，发起新民学会，组织学生护校并缴获溃敌枪支等。

25岁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负责新到月刊和阅览人姓名登记，月薪8块银元，几个人睡一大炕。26岁时，因母亲病重回家服侍，为生计到长沙一师附小教历史课，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主编会刊《湘江评论》，组织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27岁时，应陈独秀函约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得时代潮流之先，改变了人生轨迹，一步步走向伟大。28岁那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担任记录。30岁时，在中共三大任中共中央局委员（排在陈独秀之后第二位）、秘书兼中组部部长，党内地位显赫。33岁时国共合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宣传部代部长，后来的对手蒋介石当时连国民党中央委员都不是。34岁那年大革命失败，一切从头开始，他发动秋收起义创建人民军队，上井冈山点燃星星之火，历尽艰难曲折。

42岁时，在革命队伍生死危亡关头，在遵义会议被党和军队的领导层推举为党的核心决策人。遵义会议8年后，他50岁时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组织体制上确认了核心领导地位。56岁时建立并领导新中国。坐天下27年，83岁去世，使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中一角，世界舆论以“千年伟人”评价他。

朝鲜战争中，他曾让美国和西方丢尽了脸，越南战争时他说美国不能越过17度线，美国人就自始至终没敢越过，尽管他们不断诅咒，但他们见到他时的心情，却与当年的红卫兵没什么两样，读读尼克松、田中角荣和法国总统的回忆录就可以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坐在自己书房里接见美国总统，还能让他心情激动的？

毛主席白手起家创伟业，从一无所有到领导一切，自然有多种原因，下面只从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上做些解读。

一、创建独具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度

先讲这个问题意在说明，毛主席的成功并非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激发运用集体智慧的集体成功。

在人类政治文明历史上，有“民主制”和“集中制”两种主要领导制度和方式，这两种方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革命导师在创建党组织时，面临着一个重大课题，就是用什么组织原则最科学，怎样规范内部领导关系和工作秩序，才能把力量凝聚起来，实施有效领导。在革命实践中，他们把“民主制”和“集中制”有机结合，创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要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毛主席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创建了对党和军队的科学领导制度，明确最高领导原则是集体领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他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

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后，创立并实施了党委制进行领导。中间有段时间受到当时中央的批判，认为这样削弱了政治委员权力，要求照搬苏联的政治委员负责制，实际是政委“一长制”。后来又逐渐恢复党委制，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写入条例一直延续至今。这套制度与前苏联的“一长制”不同，与西方的政权“三权分立”制约、行政长官负责也不同。它有以下特点：

一是党委领导。领导主体是党委，是信仰和主义的领导和凝聚，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而不只是某个个人的作用，来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对军队来说，就是保证枪杆子听党的话，以党的宗旨、旗帜、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遵循，坚决完成党所赋予的各项使命任务。在这种体制下，某个领导想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很难，你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旗帜，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可比较顺利的实施领导，要想违反既定方针，阻力和困难都很大，甚至会成为孤家寡人（如张国焘、林彪等）。

二是统一领导。领导范围覆盖一切，党委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统一领导，一切组织、一切人员无论是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装备工作还是基层工作等各项工作，包括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都是党的工作、党的干部，都必须置于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而不能游离于党委的统一领导之外。

三是集体领导。领导方式是民主式，决策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要充分发扬民主，书记和委员之间是平等同志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不同意见只能靠说服争取，书记个人不能决定重大问题或改变集体的决定。

四是首长负责。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个人在集体领导下负责，重大问题经党委讨论决定后，按军政首长分工负责贯彻执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由军事主官负责组织实施，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由政治主官负责组织实施，军政副职干部分别受主官领导并向军政主官负责，军政主官必须服从党委的领导，执行党委的决议，积极主动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紧急情况首长可临机处置，但事后必须及时向党委报告。

五是下级服从。各级组织都是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要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的决策指示，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在实践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坚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在新形势下不断有新发展，如提出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委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委议事决策要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16字原则等；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等。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基本都是如此执行。

实践证明，集体领导是科学先进的制度。

一是有利于保证领导成员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最大限度地防止个人独断专行，避免造成工作上的严重失误。以集体领导代替个人专断，这是领导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潮流，顺之者成功发展，逆之者问题多多。

二是有利于充分调动领导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传统领导体制下，关于“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只能作为提醒和告诫，在这里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却成为制度性安排，能更好地通过体制运作正确决策。

三是有利于在集体制约下发挥首长作用，实施全面、正确和周密地领导，保证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世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过分强调那一个方面都不行，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把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统一起来，最大的优点就是两个方面和两种因素优势互补，可以有效防止片面性。

四是有利于调解利益冲突和矛盾，因为集体领导是建立在平等权利理念上的，更看重思想与主义的共识，更看重内在价值的实现，使个人利益对正确决策的干扰淡化，因而能更好地在为公层面上形成共识。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淡化进退去留和地位高低带来的问题。

邓小平晚年，回忆早期革命历史时讲，我们那时候不搞终身制，大家都不大在乎地位。在法国时，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地位高，但回国后陈延年职务最高，当然他确实能干，见解比别人高。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毛主席当党的主席前，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总书记或主席名分，博古、张闻天是以“总负责”的名义，瞿秋白、李立三连总负责名义都没有。毛主席1924年离开中央“二把手”的位置，没有参加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甚至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并没妨碍他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国民党代宣传部长。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他到上海中央去工作，他说我不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去当绿林好汉（领导秋收起义）。遵义会议后，博古已不适合担任中央总负责，有人提出让毛主席当，但他没有同意，而是建议让张闻天当一段时间。可以看出，基于党内人人平等的理念，决定了真正民主的和集体领导体制，也就决定了大家以做事为荣、平等为荣，而不过于斤斤计较职位高低和个人得失，对待个人职务的上上下下，大体上能看得比较平常，并取比较淡然的心态。

这种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方式，是比其他领导体制更进步更科学的方式，更容易集思广益，更容易发挥才干，更容易任人唯贤，更容易上下左右团结一致，更容易做出业绩。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种领导方式，就可以高枕无忧，自然而然的一切通畅。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愿不愿搞集体领导，现在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很多问题，许多是不能贯彻集体领导原则造成的。二是会不会搞集体领导，要发挥好集体领导的作用，还需要科学的思想方法、运作方式和领导艺术，这方面伟大领袖毛主席做出经典示范，也是下面所讲的主要内容。

二、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管理就是管人，而人的行动是思想支配的，管住思想才能管住人，改造思想才能改变行动。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是团结大家一道做好工作的中心环节，否则一切任务都是不能完成的，在集体领导体制中这一点更重要。

毛主席在延安时，虽已明确了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错误思想路线和主张的挑战依然存在，从苏联回来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后来共产国际表态支持毛主席，但他还是不服气，发展到当面与毛主席争论，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领导层中也有一些同志认为王明正确。为什么？按照毛主席的说法，遵义会议前他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中央领导层）仍是过去选出的，这个矛盾已经忍耐多年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毛主席要求不忙着解决这个问题，不忙着调整领导班子，而是先从弄清是非、解决思想问题入手。

一是带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延安时期，他发愤读书写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写下了大量理论著作，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那时写的占76%还要多，《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中那时写的占60%。这些著述形成一个科学思想体系，把中国革命基本模样说的清晰起来。

二是号召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废除那种只知道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理论和实际分离的学习方法，要求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学风，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

三是开展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着力解决的问题有六个：

首先是改造思想方法。中央专门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还成立调查研究局，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核心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研究矛盾特殊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

其二是认清路线是非。通过研究亲身经历的历史，看谁的路线是对的，谁的路线是错的，这一看就很明白了，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开始检查了。

其三是明确纲领目标。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清楚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下子讲清了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区别，讲清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先进性，使大家明确目标方向，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了。

其四是掌握战略策略。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在敌伪顽友的夹缝中生存，提出持久战、全面抗战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统一了军事战略思想。

其五是端正文化方向。大量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部队后，带来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牢骚怪话和自由主义多，看不起工农群众，鲜明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求大家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让工农兵当“韩荆州”。

其六是建设强大组织。在深入的学习整风中，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贯彻“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把错误除掉、把人留下两个目的，最后达到全党高度团结和统一的目的。

思想问题有效解决了，后来调整班子就水到渠成了，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目标、方向、标准、策略及办法等都明确了，领导事业就顺利多了。当时大家对毛主席是心悦诚服、一致拥戴的。

陈云说，过去只是认为毛主席在军事上很行，他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曾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说，过去认为毛主席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阅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他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对各种政策的把握，对毛主席则完全是爱戴佩服。

朱德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魅力、有能力、遇到问题总能想出办法的人，照他的办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

周恩来说，自己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主席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的信服。

比毛主席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主席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

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说，自从读了《新民主主义论》，从此把毛泽东作共产党的理论家看待了。

当时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了，看电影《云水谣》就有这样的情节。可见，领导班子和组织的成熟统一，要靠思想理论建设，要着力解决思想问题。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领导者思想理论修养的要求，你真要在高层次上征服精英，那就要有高人一筹的见地，小的叫主意和见解，大的叫理论和主义。

毛主席年轻时曾说：“主义就是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有时只会做事还不行，还要会讲理，要有把理说透讲清的本事。中央初到延安时，曾流行这样的顺口溜：

“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

这样的说法未必准确，却反映出人们推崇毛泽东的实践之功，不认为他是理论权威。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略上说出道道来，便不大能够服人。陈独秀、王明、博古乃至张闻天等，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是以理论出名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虽然善于做事情，但在引用马列理论和词句上确实比不上他们，而做的事情又常常与他们照搬的马列词句不合。博古派人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在报告国内情况时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当时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帽子，名称就是“狭隘经验主义”和“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毛主席拿出独到的思想理论体系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再也没有人敢说他没有理论，再也没有人能对他进行挑战了，而且大都心悦诚服的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步调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三、一封电报的巧妙工作方法

如何领导部属、指导工作、考查优劣，如何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实施在民主基础上集中，集中指导下民主，把正确意见收集上来，变成大家的共识，在推进工作中坚持下去。其中有一些复杂的考虑和把握，看似平淡无奇，往往背后有精深的考虑，通过这样设计的方式，往往能达到多重目的和奇妙效果。在陈晋写的《读毛泽东札记》中讲了不少故事，下面的内容多是这本书上的。其中有一个电报的故事。

1944年7月，毛主席给7个地方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负责人发了一封不短的电报。我们可以一起看看，再琢磨一下其中的奥妙。电文开门见山：“下列问题，请予电复。”紧接着列了10个问题，为使大家更好地体会其中的奥妙，我们全部摘录如下：

1、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2、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3、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4、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5、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6、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7、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8、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10－20%，是否不致损害财政支出？

9、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10、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电文最后说：“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年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这封电报粗看似无特别之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解读，就会从好像不经意间的电文中，领会毛主席巧妙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写这封电报的目的，似乎已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使中央“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出恰当的指示”，也就是为制定正确的政策作一个调查。从电文中的问句内容来看，他似乎在梳理自己思考的问题，或感觉到需要解决而目前尚未有成熟和明确判断的问题，似乎不完全是在搞个调查。那么，他的真实意图是干什么呢？是否蕴含着多重目的，或者说要取得多重效果呢？如果你是收电报的负责人，如果你在动脑筋，是不是可以做以下理解：

1、他把这些问题同各根据地的负责人通通气，吹吹风，既可以请在一线工作、更了解实际情况的地方负责人帮助想办法，也可使分散各地的他们及时了解中央考虑和关注的事情，知道中央下一步制定政策的重点将放在哪些方面。这显然有助于具体指导和促进各地的工作，有助于促成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

2、电文所列问题，对各地负责人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水平是一个检验。毛主席当时想要了解的，不是单个方面的工作情况，而是涉及党在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方方面面。既要求反映某些政策下发后的执行情况，又要求回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还要求发表对这些新情况的看法和解决新问题的思路。怎样回答这些内容，对接受电报的负责人来说，自然是个挑战，非得下点工夫不可。他还要求“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显然，平时如果高高在上，不了解情况，不勤于思考问题，就难以回答或回答不好；平时不注意学习，不熟悉中央的各项政策，也难以回答或回答不好。

3、提出的问题都很明确具体，直奔主题，是不能虚与应付的。整个电文不穿靴戴帽，没有关于形势和任务的阐述，也没有一句说到所列的这些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关系到什么什么。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问号，如若细数，这十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35个问句。有的话题，更是层层追问。诸如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这样的提问，答复时很难躲闪，绕弯子，必须直面问句，据实相述。而且，必须要有所调查才可能提出意见，靠原则性地拟出几条，或靠翻翻既有的中央政策、指示或某某领导人的讲话来对付，显然不能算是交了好的“答卷”。

4、提出问题的方式给大家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电文中没有特意往哪个方面引导的问句，言语间不显露自己的倾向性。诸如，关于“三三制”推行后的情况，他既问“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又问“右的现象是些什么？”关于大生产运动后的情况，问题是“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

5、电文中的问题大都是要求回答缺点、不足和面临的困难，而不是摆成绩。这样一来，各地负责人就不会有哪些是上面愿意听的，哪些是上面不愿意听的，是报喜好，还是报忧好之类的担心和揣测。解除了这些顾虑，有利于大胆反映真实情况，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

6、可以起到观察、考量和品鉴干部的作用，这应是一个很自然的效果。接受电报的负责人，都是主政一方的根据地党的一把手。他们是鄂豫皖边区李先念、华中局饶漱石、山东分局罗荣桓、平原分局黄敬、北方局邓小平等。毛主席收到他们的答复之后，很自然地对这些负责人的答案会有个比较，由此对他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水平，自然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把这封电报视为不是考试的考试，或许可以说得通。

这样理解正确吗？从后面的情况看一下。电报发出后，陆续得到答复。毛主席又做了以下几件事：

1、在当年底发表关于第二年任务的报告，谈了15件事，其中许多内容是从电报的十个问题演变而来。

2、在作完报告后不久，从各地答复中央电报的材料中，选择了一些转发，一则表彰各地负责同志为中央决策的贡献，二则对各地的经验加以介绍推广。

3、是对各地报告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回复。例如：

他专门就邓小平的答复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看来，他对邓小平的答复是很满意的。

同一天，毛主席还给山东罗荣桓发电，肯定了他们的答复，同时就值得注意的事情作进一步的交代，诸如“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减租后“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等。

一封电报学问大，既有集思广益，又有引导启发；既有实的要求，又有想象空间；既有民主信任，又有检验考评；既有表扬表彰，也有提醒指导。最后的结果是，大家方向明确，齐心合力，精神抖擞地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领导艺术，真可谓深不可测，神龙见首不见尾。

四、可以专门开务虚的会议

这要从毛主席的一则读书批注说起。

唐贞观二年，礼部侍郎李百药写了篇《封建论》呈给唐太宗李世民。这篇文章中说的李世民执政治世之道，被毛泽东在读书时注意到了。

李百药说：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怀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劳民损兵；不贪图游乐，每早视朝，用心听取各种建议，出言周密；罢朝后约一些名臣，推心置腹地讨论是非；晚上，叫一些才学之士到宫中，一起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往往中宵不寐。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每天的几大工作内容。

毛主席在这段话旁批注：“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在这四种“工作方法”中，后两种都不是直接处理具体的政务，多半属于务虚闲谈，时间在上午罢朝之后和傍晚夕阳西斜之后，在坦诚的气氛中，或讨论事情的是非曲直，或与文人们高谈典籍诗文，中间还穿插一些抽象的“玄言”，这显然可归入“务虚”之举。毛主席对此予以重视，以“工作方法”称之，既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

毛主席说这是李世民的工作方法，应当是很恰如其分的。李世民还未登基时，为了能够经常务虚，就从体制上做了设计。他在其天策府开设了文学馆，广招天下学士入馆，号称“十八学士”，都是些博览古今、明达政事、善于文辞的大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三类：

一是以诗文写作著称于世者，如虞世南、褚亮等；

一是以经史学问名重当时者，如孔颖达、陆德明等；

一是知识渊博且善于治道的人，如房玄龄、杜如晦等。有个成语叫“房谋杜断”，即指此二人一个多谋，一个善断。

李世民即皇位当年设置弘文馆，精选才学渊博之人充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分班值夜，“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李百药说，他们的讨论达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程度，可见李世民对务虚何其看重，兴味是何等浓厚。善于务虚，前提是深知务虚之用，他与文学馆和弘文馆的学士以及大臣们，的确“务”出不少为政的妙义要道。李世民与文臣们的对话，被辑为《贞观政要》，都是成体系的论政要籍，成为以后历朝储君们必读课目。李世民的“务虚”和“贞观之治”有什么关系呢？大致三个方面。

第一，李世民和文臣们的务虚，目的是“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讨论以求其是，博学以成其道，务虚以为其用，遂使贞观年间的政风民风，良可足观。李世民能自觉探讨、总结执政规律和领导艺术，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其务虚所得，这也是贞观年间特别是贞观前中期的政策失误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通过务虚总结的一些经验，对后来的当政者也不乏其借鉴和启发意义。其中，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愿为良臣，勿为忠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崇虚名而受实祸；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草创难，守成更难；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千百年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政治格言。

第二，使贞观之治拥有遍及域外远国的“软实力”。李世民被域外远国称为“天可汗”，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国际领袖，而中国在当时被称为中土大唐，可见其软实力之影响广泛。

第三，李世民经常和文臣们讨论学问时事，在其干部集团中形成一种善于思考天下大事，勇于进谏规讽的浓厚风气，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这是形成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同李世民一道务虚的学士们，大都成为了政治家，这些人才追随李世民，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乃至武则天和唐玄宗两朝，都曾仿效李世民重建过”十八学士”这样的干部团队。对于唐初的人才辈出，毛主席甚为称赏，他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常常写下所记文臣武将的名字。如在《旧唐书》上写了封德彝、萧瑀等10人，在《新唐书》上写了李靖、侯君集、马周等40余人。有时候，还特意在这些人名后面注明其才学特征，如姚思廉（历史家）；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钟绍京，书法家；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等。

务虚作为一种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毛主席始终提倡并善于运用。他经常要求领导干部读哲学，读历史，读文学，读了好的篇章，就推荐给其他人，甚至经常开列一些书目，供领导干部学习。同一些领导干部聊天，也常常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即使在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上，也往往作古今中外的漫谈。

他曾专门写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道：

“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那很危险。”

他还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希望领导干部：

“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1958年3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务虚问题作了专门阐述：

“过去也不是一点虚没有务，也谈了一些，可以有那么一点时间不谈具体问题，专谈一般的思想性质和理论性质的问题。”

“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都可以，可以专门开一次实的会，也可以专门开一次虚的会。也可以同时并举。不过现在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太实了。我看我们这些人，比较太实了一点。要逐步引导我们各级党委的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这样一些问题。”

“把他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一部分，这样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注意比较大的问题。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是少管一点事情，少管一点就能够多管一点。”

这深刻道出了务虚和务实的辩证关系。领导干部处理事情，光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想不行，有时仅仅就事论事也不行。除了走出去调查研究，除了阅读各种各样的简报信息，还必须经常同人交谈，以相互启发，获得新的思想资源，或者把一些未必成熟的想法交给人去琢磨，以求丰富和完善等等。特别是在一些比较高级的领导岗位上，主要任务是出思路、谋战略，务虚更不是可有可无之事。务虚看起来没有和具体实践扣得很紧，但可以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以及总结实践的能力；看起来似乎没有实打实地去解决某个具体问题，但却能够为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和智慧经验。务虚说起来好像有些超然，但有时候却很管用。涉及的事情越是方方面面，碰到的问题越是复杂难办，越是需要触类旁通的宏观思维去统筹考虑，这时务虚所发挥的作用就可能很关键。

曾经在中央工作多年的李德生同志，在回忆录里讲毛主席第一次同他谈话的情景。他说：

“我等着他对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体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纵横驰骋，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规的工作方法。他谈起了党的历史，又问我平常爱读什么书。我看到毛主席房间里那么多书，顿感惭愧……”

“毛主席对我是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

“我领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难，而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致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束缚。后来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条件。”

一般说来，人们比较警惕只会务虚不能务实的毛病，对只务实不务虚的做法，却不大容易看出它的弊端。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把一个又一个的事务比作大海，那么，要赴海而不被淹死，就得抬出头来呼吸；要找到最佳的划游路线，也得抬出头来观察。这呼吸，这观察，就是“务虚”，就是在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中，在别人的思考和言行中，在相互的讨论乃至争论中，找出可遵行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五、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准备最坏的，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工作的辩证法。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也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和做法。讲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是建国前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当时，经过整风运动，一些历史是非问题解决了，党的路线方针也有了明确的共识，经过8年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党和军队的力量空前壮大，全党心悦诚服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次会议被称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此后都这样来定位党代会的。在大会结束时，许多代表都是喜气洋洋，也喜讯毛主席讲点鼓劲鼓励的话。但是，他作大会的总结报告时，却意外地告诫人们要“准备吃亏”，这给所有代表极为强烈的震憾。

强到什么程度呢？中央党史研究室2000年编了一本书《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在编这本书的时候，752位七大代表只剩下116位了，其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也已77岁，100位代表写了回忆文章。他们对七大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除了党的七大路线外，给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有两个：一是王明在预选中央委员落选后，毛主席三次向代表们解释，希望选上王明；再一个就是毛主席讲了17条困难。

大家记得前一个细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涉及王明这样赫赫有名的党史人物，再加上许多当事人本来就是在毛主席做工作后才投王明的票的。而记得后一件事，便殊为难得了。当时他们在会上记了笔记，但会后大会秘书处将笔记本收回，不允许个人带走。也就是说，他们回忆时没有当时的笔记本作参考，而这些耄耋老人却不约而同地写了毛主席讲17条困难的事，有的还列举了几条，最多的列了8条，这是55年后的记忆。

在形势一片大好、大家喜气洋洋的时刻，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什么难事？让大家准备吃什么亏？当时他一口气讲了17条：

1、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

2、国内大骂。

3、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

4、准备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

5、伪军欢迎蒋介石。

6、爆发内战。

7、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

8、外国不承认我们。

9、形势不利于我们时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

10、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

11、天灾流行，赤地千里。

12、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

13、日本军队集中到华北，挤压我们。

14、国民党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

15、党的领导机关发生分歧。

16、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17、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在胜利就要到来的时候，设想这么多困难，是不是无事自扰，会不会传染消极情绪，影响人们的信心呢？在七大闭幕几天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又讲了这样一段很悲壮的话：

“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13年，最后在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就像讲17条困难一样，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为了激发更昂扬的气概。越是在胜利的时候，越要有一种应付重大事变或艰险的精神准备，甚至想到失败了从头做起，由此看，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在讲话前，有的代表希望毛泽东讲讲光明面。在讲了17条困难后，毛主席确实也讲了8条“一定要胜利”。包括：

暂时吃亏，最终胜利；

此处失败，彼处胜利；

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

经济困难让我们学会做经济工作；

克服天灾，太行根据地有经验；

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得到锻炼；

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这8条也很有意思，讲光明，不是抽象地谈必然规律，也不是主观地描绘蓝图。这八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是从困难中引申发展出来，甚至是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克服困难。就像他解释的那样：

“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七大后，他讲的有些困难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如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伪军都摇身一变，挂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旗帜；内战在一年后也确实爆发了，蒋介石要3个月消灭共产党；美国武装国民党军队帮助打内战；有的根据地让国民党军队占去了；也有一些党员（当然是极少数）跑了、散了，甚至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国民党特务曾实施过暗杀阴谋等。

一些当年的老同志说，毛主席讲的这些困难，当然有些是极而言之，但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种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前途的思想，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给人的启发是非常深刻的。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的说，对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都对大家交了底。我们此后到胜利一直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就是靠七大。

在17条可能的困难中，最后一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最可玩味，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无论怎样周密设想，都不可能涵盖一切，总会有预料不到的困难。毛泽东加上这一条，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设想到的困难，还有没设想到的困难，都要事前有精神准备，才不至于出现时惊慌失措。

比如，七大召开时谁也不会想到，中央所在的延安会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去。正是有了应对一切困难的思想准备，在胡宗南20万大军进逼的时候，毛泽东果断决策放弃延安，并充满信心地说：要拿延安换整个中国！随后从容地在陕北同胡宗南部队兜圈子。也正是有了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原来设想解放战争打5年取得胜利，结果打了3年就胜利了。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毛主席讲17条困难也是有针对性的。

一是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本来就充满曲折，过去如此，未来也必然如此；一是有感于“从前我们党内有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胜利”；再就是历史转折到来时，在一片团结胜利的气氛中，确有些党的高级干部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

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处于劣势还是处于优势的时候，都需如此。50年代，一次谈到少数人闹事的问题，毛主席说：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

这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党的领导层影响是很大的。建国初期推行一项新政策，陈云在讲完可能出现的种种毛病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除此以外，还能不能举出其他毛病呢？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毛主席一共讲了17条，他要我也举，我只讲了几条，最后加了一条，就是‘有意想不到之毛病’，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想不到的毛病一定会出得很多。”

讲完引起大家一片笑声。可见毛主席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影响了那一代领导干部。

六、只唱一出《香山记》

有一部戏剧，毛主席对其内容没有留下什么评论，倒是对两句开场戏文印象深刻，多次谈到，并从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做了引申。

这是一部什么戏呢？是明朝一位叫罗懋登的戏剧家，根据佛教故事写的《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后人简称《香山记》。剧情是：

妙庄王的女儿妙善违背父意，不愿嫁人，遭受妙庄王种种严酷的刁难和折磨，但因佛祖保佑，屡屡脱离苦难之境。妙善后来在香山修成正果，并暗中治好了父亲的病，终使妙庄王大悔大悟。佛祖遂封妙善为观世音菩萨。显然是一部借人间故事演绎佛教教义的典型之作。

毛主席经常引用的两句戏文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

据考证，毛主席第一次引用这两句戏文，是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的事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这个方法是不坏的。你唱《打渔杀家》不能唱《西厢记》，你不能两个戏同时在台上唱。

1963年5月8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时，他又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描写妙庄王女儿的一本书，头两句就是这样。事物是可以割断的。天也不唱，地也不唱，只唱妙庄王的女儿如何如何。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天也忘了，地也忘了，其他的戏如《白门楼》也忘了，只看我的同乡黄盖。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不唱天，不唱地，只唱《香山记》。

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去年杭州会议后，我们根据主席提出的“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进行传达，效果很好。毛主席说：

我四五十年前看过这本书，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唱这个戏，别的戏就不唱了。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这几次所谈意思差不多，就是把“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作为希望普遍运用的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不顾。而是要求领导干部在一段时间里，想事情，看问题，定政策，抓工作，应突出重点，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毛主席还曾根据中心工作的需要，用以下说法阐发了大体相近的意思。

一是不要四面出击。这是建国初期提出的一个口号，当时头绪繁多，要紧的事便有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解放台湾、西藏，进行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恢复经济，解决就业，改革旧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协调好各个阶级的关系，在国际上还要对付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封锁等。但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交的书面报告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也就是把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能否好转，作为新生政权能不能立得稳的关键问题。在说明这个主题报告时，他特别强调：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这里讲不要四面出击，就是要在诸多事务中，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大为，有所小为，以利实现中心任务目标。

二是反对多端寡要。 1959年3月，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三国时袁绍败于曹操的一个原因是“多端寡要”。在讲了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他接着说：

“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后来又说：“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所谓“多端寡要”，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常常表现为在一大堆问题面前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要害问题，决策起来，头绪多端，力求面面俱到，什么都要讲、要做，结果却什么都讲不透、做不细，办起事来难免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疲于奔命，而影响全局的实质问题却得不到解决。

三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1959年4月5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开始就说：

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

然后，一口气讲了十几条，诸如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其中说道：

搞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打张辉瓒就打张辉瓒，别的敌人放弃，搞点小游击队去牵制。这里讲的“没有重点就无所谓政策”，是希望制定政策要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各级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总是为了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重点问题，总会提出某方面或某阶段工作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并围绕重点问题和努力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果泛泛而论，在政策中过多挟带这也重要、那也重要，这也要做、那也要做的要求，把重点湮没在全面之中，落实起来，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可能要打折扣。

1971年夏视察南方时，毛主席又说：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四面出击、多端寡要、没有重点，是不好的需要纠正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毛主席自己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来看，他确实习惯于集中一段时间抓必须做的和看准了的关键大事和急要之务，而且抓住不放，抓得很细。需要下面贯彻执行的就反复谈话，沟通思想，达成共识，即使下面已经执行了，他还常常转发材料，推广典型，以使大家加深对此急要之务的认识并交流贯彻执行的经验。这种做法，有利于把问题搞透，把工作做深，把事情办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有不少“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工作实例。1950年秋天到1951年，他的工作重心是决策指挥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春，为了筹备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远离北京，到杭州专注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1955年9月至12月，他做的一件主要事情是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看了大量材料，写了一百多篇按语，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春，为了掌握社会主义建设带规律性的问题，他用43天的时间，连续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及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随后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待日常工作，他也主张分清主次，突出重点。以阅看文件这种领导干部每天都要碰到的事情为例，1973年，他要求一位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多读书，对方回答说文件太多，没有时间。毛泽东就讲：

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画圈好了。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的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有太大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总而言之，忙中偷闲，科学安排，是能挤出时间看书的。

七、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

无论集体领导还是个人领导，一个团队达到一定规模，必然是一个集体在领导，而这个集体中的成员，必然也是形形色色、特点各异。怎样建设一个科学、和谐、高效的领导集体呢？毛主席有独到的认识和理解。

1938年三四月间，毛主席曾在抗大反复讲述阐发几句话，就是他制定的抗大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还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的不同个性，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评论。他说：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怕艰苦，七绝山臭稀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悟空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他这是对抗大学员的学习要求，是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从中也揭示出一个大道理：干事业的团队，必须有多样化的人才组合。你看唐僧师徒，加上那匹小龙马，各有优缺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本领各异，打鬼降妖的战术主张常常吵架，但最终还是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各显神通成就了西天取经事业。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团队，用今天的哲学用语，应该叫“多样化的统一”；用古代哲学用语，就是“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聚集不同的事物，结为一种对立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不同事物互为对立面，通过彼此相伴、竞争和比较，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取长补短，不断达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这就是“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是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和”倒是和了，却不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古人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把它用在人格上面，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就是希望共处于一个群体中的人，相互之间不能人云亦云，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要承认不同的个性才具。

对干大事的干部团队来说，和而不同是一种最佳组合方式，使用和依靠各具才性的人物，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优势互补，孕育出朝气蓬勃的创造力，形成克敌制胜的战斗力。

干部团队的“和而不同”，首先是人才来源的多样化。但凡要做一件大事，复杂的事，长远的事，起事者开始时总是少数，或如星星之火散于各处，不通声气。但渐渐地，便汇聚在一面旗帜之下，成燎原之势。《水浒传》里梁山泊根据地开创者王伦，器量格局狭小，是不愿或不敢主张“和而不同”的，于是丢了性命。宋江与他不同，呼朋引类，各路英雄齐聚梁山，闹出一番红火局面。所以毛主席说：

《水浒传》要当一部政治书看。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很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和而不同要“统帅得好”，就是统一的“和”。聚集在一起的干部团队，有的是为“事”而来，愿意干那项事业；有的是为“人”而来，相信并追随核心人物；有的是为“路”而来，即寻找自己的出路。这些“不同”，使团队总是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何增强凝聚力，特别是有共同经历和缘由的人在团队里形成“山头”的时候，怎样让团队真正“和”起来。

按毛泽东在七大时的说法，是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要反对山头主义。用好的干部政策把各个方面的人才团结起来，是事业之幸，反之则成事业之危。毛泽东曾解释汇聚梁山的各路英雄之所以被“统帅得好”，是因为有饭大家吃，有敌人一起打，内部的政治工作做得相当好。让团队“和”起来，当然还要靠其他许多办法，诸如信念问题、纪律问题。要强调的是，在一个干部团队里，只有真正的“和”，“不同”才是有价值的，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境界。我们说成熟的团队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团队，指的是其成员志同道合、命运相关，为了同一个目标或围绕同一个事件相互砥砺、配合、补充，不仅使自己的人格才具在这种映照中更显异采，也使群体行为获得更大的成就。

和而不同的干部团队，还表现为性格才具的多样化。也就是说，干部团队中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对团队的核心人物来说，要承认这种现实，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按一种尺寸来改造和使用。梁山的事业之所以干得轰轰烈烈，就在于大才大用，小才小用，通才通用，偏才偏用。毛主席读《水浒传》，便常常体会其人物各具特色的性格才具而予以发挥。例如，

他说：“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他称赞石秀的拼命精神，说：“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对于武松，他说：“在敌人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弱。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

毛泽东认为：“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

毛泽东甚至还注意到，梁山英雄中也有做特务工作的。他说：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在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毛泽东对梁山英雄的这些不同特点的体会，说明干部团队只有实现了“和”，“不同”的个性才具，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历史上大凡干出大事的政治集团，也从来都拥有“和而不同”的人才结构。汉初将相有“三杰”之称，刘邦说他所以得了天下，主要靠了三个人，即指挥千军万马、拔寨攻城的韩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张良，安抚百姓、筹运粮草的萧何。“三个人”，其实是指“三类人”，韩信、张良、萧何不过是这“三类人”各自的杰出代表。有了这“三类人”，何愁天下打不下来。总之，“三杰”体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人才结构造就的历史效应。这里的“和”，就是都为刘邦所用；这里的“不同”，就是三杰之间不可替代的才具贡献。

设想，如果反过来是“同而不和”会是怎样呢？刘邦手下若尽是韩信，他那个仗，是无法打下去的，首先是没有根据地的依托，没有后勤保障，再就是没有人为他纵观大局，制定战略，操办外交，弄不好韩信们还会各自争功显能、相互拆台呢。反过来，如果都是些萧何、张良，没有前线指挥官的实施，恐怕有再多的粮草和计谋也无济无事。假若这“三杰”不归附刘邦而各立山头单干又如何呢？显然，没有“和”，能力再大也是单项突出，在综合较量的历史舞台上，恐怕早为项羽各个击破，连施展才干的机会都没有。

再说唐太宗。他搞出“贞观之治”，根本上也是得益于“和而不同”的济济人才。贞观十七年他让人图画于凌烟阁上的24位功臣，便可分为四类来源：以萧为代表的高祖李渊的旧部、以房玄龄为代表的李世民做秦王时的亲信、以魏征为代表的归顺之士、以马周为代表的新进寒门才杰。在李世民的领导下，他们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组成了创建唐王朝、成就贞观盛世的干部集团。在这个干部集团中，各自的短长也非常明显，全赖为首的唐太宗，有着罕见的包容胸襟和知人用人的智慧。

贞观十八年八月，也就是唐太宗命图画24位功臣于凌烟阁的第二年，他对一些大臣的优缺点，一一作了评点。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持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泊“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贞，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总之，都有毛病，有的毛病还不算小。但唐太宗却包容了，关键是唐太宗善于对他们扬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诚如他自己所说的“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长”。

可见，所谓“贞观之治”，显然是同这些挟带优缺点的“和而不同”的人才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唐太宗包容“不同”、“和”而用之的政治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唐太宗是因其雄才大略方能使用“和而不同”的干部集团的，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善于使用“和而不同”的干部集团而成其雄才大略的。

毛主席的用人智慧更是无与伦比。红军时期，井冈山有四支部队：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平江起义和当地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到达陕北后，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加上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徐海东的红25军。抗战时期，就是八路军115、120、129师、新四军、东江纵队、东北抗联等。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西北（彭德怀一野）、华中（刘邓二野）、华东（陈粟三野）、东北（林罗四野）、华北（聂荣臻），还有白区地下党。党内早期有苏联留学生、欧洲留学生、本土成长的军队地方干部。还有地域区别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陕北等。战争年代各拉山头起家，最后统一起来，天下归心，当时的干部说毛泽东是最公道的。从建国初期领导核心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邓小平，军队的十大元帅等都有不同的经历、背景和出身，在共同的信仰和旗帜下，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建国后的一些斗争，下面一些人相互有意见斗来斗去，毛主席是最主持公道的。

总之，有战斗力能成事的干部团队，不怕来源不同有“山头”，关键是领军人物是否有凝聚力，并善于统帅；不怕各种人才有缺点，有小算盘，关键是领导人物要心里有数并善用各人之长；不怕各种人才之间意见纷呈、主张分歧，只要领军人物善采纳，有决断。看来，创造“和而不同”的人才局面，关键在于干部团队中的领军人物，或者说核心人物。

八、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既是一对矛盾、又是辩证统一，没有集体领导和没有核心人物都容易出问题，二者应当有机统一起来，而不能相互否定和割裂。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曾谈到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要统一，不能多头，否则会出现内部决策危机。他说：

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一把手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二把手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再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这个评点道出一个常理：干成大事的团队，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核心人物，否则事业就会出现危机。

1989年，邓小平也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那么，核心人物发挥什么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呢？根据毛主席的领导思想及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提出理念目标。团队的核心人物要靠精神信念来凝聚队伍。如《西游记》里的唐僧，到西天取经的首倡者、组织者和这一信念最坚定的维护者，如果没有他，既没有这件事，也不会坚持下去。如《三国演义》里刘备，以复兴汉室作为口号凝聚人心。如《水浒传》里的晁盖、宋江，打出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聚集人心。毛主席曾在一次纪念孙中山的讲话中说：孙中山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纲领，他坚持三民主义，并发展了三民主义。所以他成为近代民主革命团队的核心人物。当然，核心人物提出的主张要符合实际、要为群众乐于接受，否则也是不能成功的。毛主席曾说洪秀全和曾国藩的斗争，洪秀全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则以保卫中国传统名教作号召，把他打败了。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就把天下归心了。

二是制定发展战略。在群雄并起的局面中，要使强者更强，弱者渐次强大，领导团队的核心人物，必须有审时度势、制定发展战略的能力，使团队有不断进取的行动路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游击战16字诀，抗日战争时的《论持久战》、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抢占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延安，千里跃进大别山，十大军事原则等。抗美援朝战争隐蔽歼敌、零敲牛皮糖等。

三是明智采纳意见。怎样听取别人的意见，一直是核心人物的一个难题，也是其有无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善于判断和选择别人的意见，拒绝采纳好的意见，常常会导致失败。成功的核心人物，要能做到既听取别人好的意见，又不盲目地被意见牵着鼻子走。正确的决断任事。

四是拥有识人容人的情怀。各种人才往往是择良木而栖，团队核心人物是否有做大事的胸怀和雅量，往往是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曹操在官渡大战后，烧掉危机时部下暗通袁绍的书信；刘备三顾茅庐的真诚；李世民用废太子的死党魏征等，都是历史佳话。毛主席与朱德、陈毅、林彪、彭德怀、周恩来、任弼时等的团结，不计前嫌，才能发挥各自最大才能，成为事业的强大力量。成功的核心领导人物，在一些方面有时可能不如其他人，但具备了理念主张、战略构想、决断魄力、识人用人、胸怀品格等方面的优势，就具有了综合优势，就能形成精神上、政策上、组织上的凝聚力，赢得团队干部的尊敬和忠诚，拥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