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又一光辉案例

——毛泽东与“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

谢  忠

摘要

“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力后盾，又是新中国政府行使对西藏主权的重要象征和巩固国防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泽东从来没有因为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而放弃进军西藏。他不仅亲自作出了一系列深谋远虑的军事部署，而且决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提出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西南局提出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获中央正式批准。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是毛泽东进军西藏战略构想的具体运用和光辉实践。

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基本方略是立足于战、致力于和。但是，因为西藏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学术界的研究集中在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思想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实施方略及历史启示等方面，而对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军事战略思想关注不够。事实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因为致力于和平解放西藏而放弃武力手段。他不仅亲自作出了一系列深谋远虑的军事部署，而且创造性地作出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军”的战略构想。《西藏和平解放若干史实考释》一文，对西南局向中央提出“多路向心进兵”策略的时间进行了考证，但对“多路向心进兵”策略的由来、演进、实施的描述，还不够全面。本文以“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为视角，对毛泽东进军西藏的战略思想进行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毛泽东提出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

进军和经营西藏，首先要确定担负这一任务的主要责任者。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经过了一个从西南局到西北局、再到西南局的决策调整过程。

早在1949年2月初，毛泽东就把解决西藏问题纳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总体部署之中，但考虑到交通、给养困难以及民族、宗教因素，认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380。这时，毛泽东只是提出了解放西藏的一般原则，并没有把它列为当务之急而进行具体的考虑。到3月初，即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布下了经营西藏的“第一颗棋”。他嘱咐担负进军新疆任务的一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说：“你们要准备将来派一支骑兵部队，进军阿里，配合进军西藏主力的行动。”这表明，王震将担任进军西藏的“配角”，但谁来担任“主角”还未明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西藏上层民族分裂分子以为挑战中央政府治藏主权的时机已到，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趁机制造民族分裂事件。1949年7月8日，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一手策划下，噶厦以“防共”为名，发动“驱汉事件”，限令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和其他机关的全体人员，连同妇女、小孩、佣人、夫役等共200余人，在两个星期之内分三批启程赴印，返回原籍。事实证明，所谓“驱汉事件”，“驱汉”是假，图谋分裂是真。

西藏当局这一分裂祖国的严重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从此，毛泽东开始积极为解放西藏作准备。8月6日，即一野发起兰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准备解放西藏的第一份指示电。该电指示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要求攻兰州时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9月3日，新华社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的第一次公开表态，明确提出了解放西藏的历史任务。从此，毛泽东开始为进军西藏调兵遣将。

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率部进军新疆的王震，再次指示：“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为了增强经营大西南的力量，毛泽东决定将一野十八兵团划归二野建制，并由贺龙率领由陕入川。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告知一野、二野在西北、西南的作战部署，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局。该电指出：“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至此，毛泽东初步形成了以西南局为主、西北局为辅担负进军西藏任务的战略部署。

到10月底，西北五省全境解放，战事基本结束，而解放大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之中。与此同时，西藏当局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11个团陆续扩充到16个团，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为了加快解放西藏的步伐，毛泽东打算将原定战略部署调整为以西北局为主、西南局为辅。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阐述调整的理由，并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对于毛泽东拟调整原定进军西藏战略部署的上述电报，彭德怀并未直接答复，而是立即派人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研究。12月6日，毛泽东启程赴苏访问。途经满洲里时，他得知噶厦正在组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立即给中共中央与西南局写了一封信。其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12月30日，彭德怀根据调查研究结果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明：“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作者注)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然而，当时国内外形势对解决西藏问题变得更为有利。一方面，在12月举行的成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全歼了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基本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并形成了从新疆、青海、西康、云南四省包围西藏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指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鉴于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由西北进军西藏的困难以及国内外有利形势，毛泽东决定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他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在此，毛泽东将原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最迟时间(1950年秋季或冬季)提前了三个月，显然他是担心西藏问题“夜长梦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和建议。如，“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在五月中旬以前，“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至此，毛泽东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最终形成。其要点有：其一，以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其二，派遣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其三，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出兵西藏;其四，争取在1950年10月以前占领全藏。

二、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西南局提出“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

西南局接到电报后，立即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邀请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谢国安等藏学专家进行座谈，全面了解进藏道路以及西藏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军事及气候等情况。经过调查研究，西南局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从内地通往西藏的大道有三条：从西宁到拉萨的青藏道;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到拉萨的川藏道;从云南中甸到西藏洛隆宗(县)的滇藏道。历史上，清朝在西藏大规模用兵时，往往采取三路围攻的策略，从而真正给西藏地方的反叛势力造成巨大的震撼力，最终赢得战役的胜利。二是从西南、西北进军各有优劣。从西北进藏，优点是道路比较平坦易行，历史上中央政府的军队也多从这个方向进藏;缺点是物资支援困难。从西南进藏，优点是物资支援比西北好，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钟颖率川军进驻拉萨，都是从西南进去的;缺点是道路艰险难行。总之，人民解放军从西南进军虽有很多困难，但仍是可行的。

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贺龙，提出了对进军西藏的意见。其要点如下：第一，“完全同意于今年九月占领全藏”;第二，“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予以协助”;第三，“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第四，“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任务完成后，随即归还西康”。显然，刘、邓的上述意见是毛泽东进军及经营西藏战略构想的具体化，标志着“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初步形成。但是，上述电文只是刘、邓代表西南局向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进军西藏的建议，因此，所谓“协助”的含义并不明确，语气也不肯定。

1月10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及西北局，表示“完全同意”刘、邓提出的进军西藏计划，并授权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商定有关协助事宜。电文指出：“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15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建议在进军西藏的同时，新疆、青海、云南、西康等与西藏接壤的四省，调部分部队进军，以便与西藏连成一片。这说明，在进军西藏的问题上，朱德的设想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的复电和朱德的建议，对西南局逐步完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月16日，西南局、第二野战军致电中央军委，对刘、邓1月8日提出的进军西藏的意见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电文说：“在决策进军部署及拟定补给线时，曾考虑到新、川、滇界线围绕康、藏成一手枚形。我们当以主力从横断山脉及五河由正面前进。如可能时，最好由青、新各派骑兵配合，似较省事与收效，亦请考虑。”18日，西南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进军西藏的大体安排。电文说：“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提出的进驻西藏的时间比西南局原定计划(1950年9月)提前了三个月。这说明，刘、邓等人对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持非常乐观的态度。19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宜以沿四省(此电报加了云南)适当路线作向心的迂回部署，尤其照顾到地形、经济困难，亦以多路的向心进兵为宜。”至此，以二野十八军为主、康藏两侧部队配合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最终形成。

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外交部发言人就噶厦组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发表谈话，标志着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正式确立。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能战方能言和。更何况，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仅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有力后盾，而且是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象征，是巩固国防的必然要求。和平解放西藏必须以噶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为前提。因此，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解放西藏，进军西藏都势在必行。1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西北局、西南局发出由刘少奇起草的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正式批准了西南局提出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的计划，并向有关各方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一，关于派工兵迅速修复由西宁经玉树至甘孜的公路、调查玉树机场情况之事，望西北局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电告中央及刘邓。其二，“由新疆向西藏西部进兵问题，望王震立即调查并提出意见”。其三，关于从云南进军察隅，“请刘邓在陈赓占领云南后令陈赓计划并布置”。其四，西北局藏民干部训练班和北京藏民训练班，应尽快结束学习，以便派到十八军和西南局工作。

综上所述，尽管“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是毛泽东启程访苏之后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有关重大事项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向毛泽东请示;具体问题的处理也是在毛泽东确定的基本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西南局提出的“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无论是进军步骤、完成时间，还是兵力配置、进军线路等，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进军西藏的战略构想。

三、根据中央、毛泽东的统一部署，“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顺利实施

“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获中央批准以后，进入实施阶段。从中央到进藏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开展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为加强对西藏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央成立了西藏问题研究会。2月间，朱德写信给贺龙，就支援进藏和补给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西北局的协助下，派藏族干部张竟成等人以商人身份入藏进行联络。2月1日，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在重庆成立，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任司令员，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任政委。2日，西南局、西南军区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由西北方面加派骑兵，分经青藏、新藏向心入藏。出敌侧背，以收协力合击之效”。军委批准了此建议。9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保障进藏部队供给的指示。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阐明进军西藏的任务、意义和要求。28日，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进一步加强了对涉藏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作为进军西藏的主力，第十八军更是迅即开展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1月27至30日，在四川乐山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及西南局指示，研究和部署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2月1日，军党委下发《进军西藏工作指示》，对进军前的动员教育、物资补充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张国华、谭冠三等主要负责人还分赴各师参加动员会议。2月3日，由第十八军侦察营、工兵营组成的进藏先遣支队200余人，在司令员陈子植(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政治委员陈竞波(军敌工部长)率领下，从乐山向西康省的甘孜先行开路，进抵雅安后即为匪患所阻。为此，西南局、西南军区于2月26日致电中央军委：因四川地区土匪骚扰严重，筹集粮食困难，已确定将十八军主力投入战斗;如粮食确无把握时，建议十八军推迟于冬季入藏。3月2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回电，表示由于土匪骚扰及粮食困难，十八军入藏计划，不能不稍稍推迟，“但现在不应动摇今年完成入藏计划的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划”。可见，尽管进军西藏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和困难，中央军委、西南局和西南军区还是决心实现毛泽东1949年11月23日提出的最初设想——争取最迟于1950年冬季解放西藏。

3月4日，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鉴于先遣支队兵力单薄为匪所阻，第十八军于3月14日组成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率领，统一指挥北路先遣部队(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团)、南路先遣部队(第五十三师第一五七团)，由乐山分别向甘孜、巴塘进发，为主力进军做准备。“前指”途经雅安时，军先遣支队机关并入其中，侦察营、工兵营投入雅安至甘孜段公路修复施工。公路修复通车后，军长张国华率军机关大部于9月5日乘车抵达甘孜，“前指”即并入军机关。至此，第十八军已经兵临金沙江畔，直逼藏东重镇昌都。

在十八军由四川乐山等地向金沙江畔推进之际，其他各路进藏部队也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统一部署，先后由驻地向西藏开进。在滇藏方向，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于7月上旬进驻贡山，后到达门工东北，配合第十八军行动。在青藏方向，由第一军组建的骑兵支队600余人，在支队长孙巩、政委冀春光率领下，于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在新藏方向，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作为先遣连进军西藏。先遣连135人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8月底到达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保。先遣连是进驻西藏阿里地区的第一支人民解放军，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十多个月，为争取阿里上层、团结藏族群众以及后续部队的顺利进军做了大量工作。

尽管中央政府为促成和平谈判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是，西藏当局妄图依托金沙江天险，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藏。因此，西藏地方谈判代表迟迟没有启程赴京。为了以打促谈，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西南局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并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月6～24日，第十八军在青海骑兵支队以及由滇入藏的第一二六团配合下，实施昌都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歼灭了藏军主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而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西藏上层的政治分化，被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昌都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按原定计划只留3000人巩固昌都，主力部队返回甘孜等地从事筑路或其他进军准备工作;青海骑兵支队则返回玉树归建。这固然有大雪封山不利于进军的客观原因，也有留时间让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抉择的政治考量。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正如毛泽东所料，昌都战役后不久，噶厦就决定派出代表赴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1951年5月23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对解放军进军西藏相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有：“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这些规定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提供了法律依据。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于5月25日发布《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训令首先指出，进军西藏的目的是保证实现协议与巩固国防;接着，对进军部署、物资补给以及提高警惕性、加强政策纪律教育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关于进军部署，训令要求：其一，西南军区之十八军除留两个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五十二师进军西藏的任务不变。该师应以一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一个营)进驻丁青、乌所、嘉黎、太昭地区，师部进驻太昭，另以一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工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其二，西南军区之十四军一二六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其三，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其四，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训令强调：“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26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时改写了一段文字，要求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实行公平贸易、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

根据上述训令和指示，西南、西北军区进一步研究所辖进藏部队的具体部署，制定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外事纪律》等规定，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抢修公路，采购物资，准备粮秣。随后，各进藏部队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统一部署，由西康、青海、云南、新疆4个方向，向西藏和平进军。

康藏方向：从1951年6月、7月，十八军部队从甘孜、昌都向拉萨等地实施和平进军。9月5日，十八军先遣支队在王其梅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进抵拉萨东郊，9日举行入城仪式。10月26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军直机关部队抵达拉萨，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10月2日，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师直和一五五团由昌都出发，11月7日前后到达太昭地区。

青藏方向：1951年6月7日，西北局决定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等组成中共西北西藏工委，范明任书记。西北西藏工委进藏时命名为十八军独立支队，范明任司令员兼政委。8月28日，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于12月1日进抵拉萨，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20日同先期到达的十八军部队举行胜利会师大会。

滇藏方向：1951年6月初，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一营副教导员张达德率领60多人的先遣队，先行进驻竹瓦根，为云南入藏部队进驻察隅作准备。8月22日，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600多人在团长高建兴率领下，从扎那出发，9月20日抵达竹瓦根，同先遣队会合，10月1日进驻察隅。

新藏方向：1951年5月28日，第二军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领进藏后续部队两个连和机关人员280余人，到达札麻芒保，同先遣连会师。8月3日，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现噶尔县)。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十八军主力部队抵达拉萨后，所属各部陆续进驻山南隆子宗、江孜、日喀则、墨竹工卡、太昭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到1952年7月，一五四团一部进驻亚东。至此，“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胜利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各路进藏部队始终牢记毛泽东发布的训令，遵循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不仅实现了进军西藏、保卫边疆的战略目标，而且树立了艰苦奋斗、严守纪律的文明之师形象，被广大藏族群众称为“新汉人”“菩萨兵”。

(作者简介：谢 忠——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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