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

文林墨客

毛泽东以善于分析判断社会矛盾而著称于世。他在战争间隙所写的《矛盾论》举世闻名。他是分析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典范。创造了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据此提出某一历史阶段全党的总任务总政策，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革命和建设上来的方法和步骤，开创了分析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先河。很值得后人学习和遵从。

毛泽东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以其对矛盾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过深刻分析和准确判断。

1937年5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我们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他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但是，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同志洞察到“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将要进行一场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正是这种发展趋势，使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特别突出地呈现出来。毛泽东从这种新形势的分析当中作出了相当准确地判断：这就是“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矛盾的变化。一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使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独霸中国，必然要伤害其它帝国主义的利益，使“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二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促使国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裂痕。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围绕是否抗日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不同派别之间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形成不同的政治分野。三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促使中国尽快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因此，必然要求军阀们尽快结束割据和内战，回归和平和统一的轨道。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抗日的支持。四是中日矛盾的变动促使全国人民大众在更大规模地开展救亡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灭亡中国的形势，成为动员全国人民大众、聚集中华民族力量的无声命令，必然形成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抗日洪流。

我们党必须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新形势，提出新的战略任务、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就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最主要的敌人。反对当时比较强大的敌人，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是对外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毛泽东要求“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美派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二是对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种新变化、新形势，必然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民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毛泽东列举了从1935年的“一二•九” 运动，到1937年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所发生的大量的抗日救亡事件表明：“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党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任务。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提出：“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二个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民主。因为“抗日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政治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而争取民主，就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民主改革：一方面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另一方面是人民必须拥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利。因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国共两党共同让步的主张：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动做出有原则的让步。其让步的主要内容就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可以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特区范围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但是，让步的底线，就是“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

最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

“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也就是说，在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我们党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典范。他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利器，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征服和独占中国的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判断出中日矛盾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设计出一个具有全局性、超前性、指导性的完整战略，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使我们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始终把握着战略的主动权。这个报告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光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形势，及时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判断。1952年6月，他在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在打倒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根据这个判断，于1953年8月，明确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9月，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根据这样的分析，党的八大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就是：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根据这样的判断，党的八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这就是：

“党和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都是在毛泽东主持之下进行的。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任务和政策的表述，虽然不是直接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述出来的，但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我们党在毛泽东的指导之下，已经能够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掌握了及时准确分析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据此提出某一历史阶段全党的总任务总政策，并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革命和建设上来的方法和步骤。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矛盾分析)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原理，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新任务新政策，及时转变工作重心，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项思维习惯和工作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毛泽东和我们党分析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思维习惯和工作传统，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形势，及时准确地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善于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又一成功范例。

(此文写于2017年11月21日～30日，修改于201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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