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毛主席怎样过“紧日子”

孙  勇

孙勇将军是健在的为数不多的毛主席贴身警卫之一，今年已92岁高龄。从1947年1月到1967年2月，孙勇跟随毛主席从转战陕北到进驻西柏坡，从指挥三大战役到进京“赶考”，从入住中南海到视察大江南北，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0年，亲身经历了毛主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感受了毛主席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我眼中的毛主席怎样过“紧日子”

中央警卫局原常务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孙勇（中将） 

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工作20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都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艰苦朴素，身体力行，坚持过苦日子、紧日子，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毛主席勤俭过日子的故事很多，我在这里只能挑几个比较典型的讲给大家。

夜宵、冰窖和硬板床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常安排在晚上开。会议经常开到很晚，凌晨一两点还没散会是常事。考虑到中央领导同志晚饭吃得早，到深夜会很饿，叶子龙和我商量后，就报请毛主席让食堂为大家准备了一点夜宵。所谓夜宵，也就是一碗手擀清汤面，再加几根青菜而已。即便如此简单，毛主席也不让随便吃。

有天晚上，毛主席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子龙请示主席，问晚上几点吃夜宵？毛主席严肃地说：要订个规矩，今后不管是在颐年堂开常委会、政治局会或是在家开会和会客，不到晚上12点一律不准吃夜宵。此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正好在颐年堂开政治局会议，叶子龙请示毛主席：现在都11时45了，要准备夜宵吗？毛主席说，不用了，再有10分钟就散会了。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冬天的气温比现在要低很多，最冷时南海结冰四五十厘米厚。为了利用这些冰资源，中央警卫局在南海西岸地下修建了一个8米宽、20米长、10米深的冰窖。每年冬天，警卫团的官兵、职工用钢钎把冻冰切成1米宽、2米长的冰砖，用板车拉到冰窖内整齐摞好，用稻草棉被密封严实储存起来。

夏天，中南海内各个食堂、各首长处都从这个冰窖取冰，作为降温和储藏肉食之用。毛主席怕热，那时中南海没有空调，用电扇降温噪音大，效果又不好，每到夏天我们就从冰窖里把冰块取出来，放在铝制和木制大盆内，在毛主席办公室和卧室里各放二三盆，用以降温。这天然的降温办法既有效，又省钱，毛主席很高兴，表扬我们会办事，“充分利用了大自然”。

毛主席“会过日子”的故事很多，记得还有一次，那是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乘专列离京外出，到上海、杭州视察。杨尚昆、罗瑞卿等陪同。外出前，主席专门指示我们说：你们把我日常用的东西，洗漱用具、衣服铺盖、书籍等都带上，到地方不要用公家的东西。我们按主席指示，把上述东西全部装箱打包。我还把留声机和京戏唱片也带上了。

在火车上，只要主席吃饭时，我就把留声机打开，放他最喜欢听的京戏唱片，比如高庆奎唱的《逍遥津》，言菊朋唱的《捉放曹》，刘鸿声唱的《斩黄袍》，谭富英唱的《空城计》等等。主席一边吃饭一边听唱片，有时还同杨尚昆、罗瑞卿谈论京戏。

27日凌晨l时专列快到上海时，杨尚昆召集罗瑞卿、叶子龙、汪东兴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开会研究确定：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保密起见，不在上海火车站下车，提前在南翔车站下车。毛主席由柯庆施等陪同，乘汽车前往上海市区华东局领导同志住地励志社。到励志社时已凌晨两点钟。毛主席与华东局陈毅、饶漱石、柯庆施等领导同志见面，谈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准备上床休息。

毛主席走进卧室，看到床上铺着花床单、缎面被子、绣花枕头，非常生气，对李银桥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不要用公家的东西吗？把这些被褥统统拿走，用我自己的！李银桥对毛主席说：带来的被褥在火车上没有拿下来。毛主席更生气了，这时叶子龙说：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取。主席到卫生间，看见台子上摆着大小花毛巾、香皂等，再次对李银桥说：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1954年4月19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山海关、北戴河等地视察。20日凌晨1点，专列到达天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等人到车站迎接。当晚，主席入住天津市委大院宿舍。

这晚，我值班。深夜两点半左右，毛主席突然打开房门叫我，说：我睡不惯软床，你给我把褥子、床单铺在地板上，我睡地铺。我说：这不行！马上找人来换个硬床。毛主席不同意，说：夜深了，不要兴师动众的，我睡地铺就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向叶子龙、黄火青汇报了毛主席昨晚睡地铺的事。黄书记听了，非常歉疚：怎么能让主席睡地铺呢！怪我事先不了解情况，没有准备好。10点钟，毛主席起床后，黄火青急忙道歉。毛主席风趣地说：睡地铺比你那软床舒服多了！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后来我们警卫人员都知道：毛主席到外地视察，我们一定要随身带上他的被褥、洗漱用具等东西。

之后多年，毛主席到全国各地视察、巡视、调研，都是自带行李和生活用品。他老人家从来不睡钢丝床、席梦思，一辈子只睡坚实的硬板床。到任何地方，唯一离不开的就是满满几大箱子书籍，手不释卷是毛主席保持终生的习惯。为不给地方党委、政府和负责同志“添麻烦”，毛主席视察时，很少住当地宾馆，一般都会住在火车专列上，办公、找地方负责同志谈话，甚至会见外宾，也都在火车上。

“好心办蠢事”

1949年6月，毛主席从香山搬进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

丰泽园是一个三进院落，正门朝南开，靠近南海，视野开阔，从这里可看到瀛台、新华门及整个南海的景色。东边是勤政殿，也是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地方。西边是皇家园林“静谷”，精致幽雅。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常到静谷散步。

丰泽园因年久失修，有些破烂不堪，雕梁彩画和大门、柱子上的油漆都脱落了。

1950年底，叶子龙请示毛主席：丰泽园大门、院内东西厢房、颐年堂和走廊油漆彩画破破烂烂，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议稍微修整一下。毛主席听了，严肃地说：全国刚解放，西南还在剿匪，几十万志愿军正赴朝鲜与美帝作战，国家经济困难，能用能住的，就先将就着用和住吧。我相信，外宾和民主人士也不会因为我住的房子破就不来见我。

到了195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过来，朝鲜战争也停了，这时，杨尚昆再次提出整修丰泽园，他还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请总理征求主席意见，周总理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颐年堂会见完外宾后，周总理说：主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外宾越来越多，丰泽园应该修整一下了，一是工作需要，二是为了保护古建筑。毛主席这次同意了，说：既然你总理同意，那就修吧！

周总理随后打电话告诉杨尚昆说：毛主席同意修整丰泽园了，请你抓紧时间办。

杨尚昆立即召集叶子龙、汪东兴等布置，乘毛主席外出的时机，尽快施工。不久，修整后的丰泽园焕然一新，既不花哨而又整洁大气。毛主席看了，高兴地说，这么一修整确实比原来好看多了，你们要注意保护，不要碰坏了油漆。

时间到了1954年。9月下旬的一天，叶子龙请毛主席到玉泉山去住，换个环境休息几天。

就在此前不久，叶子龙、汪东兴商量，经杨尚昆同意，在玉泉山一号楼院内给毛主席修建了一个长8米、宽5米的小游泳池。叶子龙原想给主席一个惊喜，所以事先并未将此事报告给他。

毛主席乘车来到玉泉山，一进大门，叶子龙就笑着说，请您参观一下新修的游泳池。

毛主席听了一愣，停下脚步说：什么游泳池？

叶子龙说：您喜欢游泳，冬天快到了，我们给您建了一个室内小游泳池。

没想到刚才还满脸笑意的毛主席，顿时变了脸，他问叶子龙：这是谁的主意？给我修建游泳池，为什么不事先报告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但办的是蠢事。你们游吧，我是不在这儿游的！另外，这个游泳池既然是以我的名义修的，那就应该由我来付钱，你们把修建的费用搞个清单给我，不管花多少钱，都从我的稿费里出。

毛主席说到做到，后来他果然一次也没在这个游泳池游过泳，而修建的费用却是从他的稿费中报销的。后来，警卫局把这里改成了花房。

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那是1958年春天，我们警卫局的副处长毛崇横向叶子龙、汪东兴建议，春耦斋年久失修，阴暗潮湿，地砖磨损严重，周末在这里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地面不平整，容易出意外，加之大厅只有一个公用卫生间，警卫值班人员和服务员合用一间小房不方便，乐队演奏员、舞伴无地方休息，都坐在走廊里，杂乱拥挤。因此，建议把春耦斋改建或扩建一下。

叶子龙说：等我报告了杨主任后再定。没过几天，叶子龙、汪东兴召集开会，说：杨主任同意扩建春耦斋，我们要抓紧设计和尽快施工。

这次扩建春耦斋，杨尚昆、叶子龙认为这里是公共场所，不是专门为毛主席扩建的，所以就没有向他报告。有一个周末，毛主席提出要去跳舞，叶子龙说，春耦斋正在修缮，舞会临时改在勤政殿了。听说是修缮，毛主席没说什么。

1959年秋，春耦斋扩建工程完工，焕然一新，新建的大理石露天舞场与原来的室内舞场相连，汉白玉栏杆，房檐中挂着大匾“春耦斋”三个镏金大字，特别显眼，特别是露天舞场上悬挂五颜六色的彩灯、小旗，像过春节一样喜庆。

在扩建工程完成后的第一个周末，欢快的舞曲再次奏响。晚上9点多，我们去报告正在办公的毛主席，今晚春耦斋有舞会。

说话之间，我们和主席一起来到春耦斋。叶子龙边走边介绍说：这是新建的大理石露天舞场。毛主席非常震惊地问：什么？又往前走了几步，然后站定，看着舞场满脸不高兴地说：大理石柱子，汉白玉栏杆，还悬挂着彩旗、灯饰，可真是豪华呀！这哪里是修缮，分明是重新建了两个舞场！

毛主席越说越生气，指着叶子龙问：这是谁的主意？谁批准的？为什么不事先报告我？当前国家经济这么困难，一个娱乐活动场所，建得这么豪华，这么富丽堂皇，你们是怎么想的？

最后，毛主席说：你们去跳吧，我是不去的。说完，扭头就往回走，边走还边说：修了这么华丽、漂亮的舞场，这要花费多少钱？回到办公室，他又严肃地对叶子龙说：你们马上给我写检查。

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只在勤政殿跳舞。有一次，杨尚昆送来一份急电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走到休息室批阅，杨尚昆趁机说：扩建春耦斋舞场，是我批准的，我犯了错误，向主席检讨。但舞场建好一年多了，老不用，也是浪费。叶子龙、汪东兴也都作了检查。毛主席听了，只是摇头，一句话也没说。直到三年后，在周总理的多次劝说下，毛主席才同意到春耦斋跳舞。

在西安饭庄吃饭

毛主席始终反对搞特殊化，反对身边人把自己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

1956年10月6日一大早，毛主席到西苑机场，为应邀来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送行。从西郊机场回中南海的路上，我随毛主席坐在车后座，叶子龙坐前座。9点多钟，当汽车开到北京展览馆附近时，毛主席突然对叶子龙说：我饿了，找个饭馆吃饭吧。我说：主席，家里做好饭了，回家吃吧？叶子龙也说，回家吃安全。毛主席不高兴了，说：怎么不安全？我今天就想在大街上吃顿饭。

叶子龙只好叫司机周西林停车，下车后，他对坐在随卫车上的汪东兴说了这件事，汪东兴一听就急了：那不行！主席哪能随便在大街上吃饭？叶子龙说：“我与孙勇都劝了，主席根本不听，还是赶快找个地方吧。”这时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张处长说：前面新街口南大街有个西安饭庄，条件还不错。叶子龙说那就去吧。

到了西安饭庄，毛主席走进店内，里面还有不少顾客在吃饭，但因为主席戴着口罩，穿着灰色薄大衣，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毛主席坐下后，喝了几口茶、吸着烟，对叶子龙、汪东兴、李银桥和我说，你们阻止我，这儿不能去，那儿也危险，其实我看是你们不相信人民群众。今天我在饭馆里吃顿饭，有你们这么多人保护我，能出什么问题？别忘了我是人民选出来的主席，人民信任我，我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接近人民，不能把我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你们不要怕，人民群众不会害我，想害我的人有，那是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特务。但即使他们真的要害我，人民群众也会保护我的。你们这些人不都是农民出身吗？进了城吃好了、穿好了，都当官了，可是你们别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忘了他们就是忘本！毛主席特别提醒我：孙勇我告诉你，现在不能出去找人打电话，搞得警卫森严。

我点头称是，问主席，吃羊肉还是牛肉泡馍？毛主席说，都可以，你去跟人家商量着办吧。

我起身先去找饭庄老板，问他：贵姓？他说：姓孙。我说：孙老板，你知道是哪位首长在你这儿吃饭吗？孙老板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经看出来了。我说：那你马上去监督做饭，牛肉、羊肉泡馍都上。

我交待完后，急忙跑到附近派出所找到市局警卫处张处长。张处长告诉我，他已布置好了饭庄周围的警卫，市局领导随后就到。我这才拿起电话急告中南海警卫值班室，说明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违心地没听毛主席的话，因为我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不能不这么做。我叮嘱张处长说，一定要注意缓和警卫形势，你们不要进饭庄，不要在大门口活动，市局领导来了也别露面。

我迅速赶回饭庄，先到厨房问孙老板：饭菜准备好了吗？他说：准备好了，喝什么酒？我说：不喝酒。

饭菜摆上桌。毛主席吃了一些羊肉、牛肉泡馍，还吃了些青菜。他有说有笑，兴致很高，还举一些例子开导我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10点多，毛主席吃完饭，乘车离开饭庄，安全地回到中南海。罗瑞卿、汪东兴、叶子龙及我们警卫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慈爱民、刘文韬根据孙勇将军口述和其所著《在毛主席身边二十年》一书摘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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