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步伐相伴

杨明伟

 

 

　　从毛泽东的回忆和谈话看出，他是从192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从此《宣言》就在他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了他的一生。据统计，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书，就是《宣言》。早在1939年底他就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1]后来他还说，自己每年都把《宣言》读几遍。他一生到底读过多少遍《宣言》，已经无法统计。对这本全世界无产者的入门书，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了一生，也向党内推荐了多次。

 

　　《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宣言，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共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和历史进程的当事人，毛泽东特别钟爱《宣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他善于把《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道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下我们仅仅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节点，来观察毛泽东的思想和心路历程与《宣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当口，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读《共产党宣言》，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

 

　　进入1949年，面对中共即将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局面以及更为复杂的世界局势，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险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如何提高全党的执政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1949年3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除了在开幕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外，还在闭幕会上专门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问题。为此，他在以往多次为党内干部开列马克思主义必读书单的基础上，又一次为全党干部开列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2]，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说，开列这个书单，是“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他要求干部们，“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思考的是，在我们面临全国执政的情况下，亟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教育干部、培训干部，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他明确提出：“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3]

 

　　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这个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也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全新的理论境界。但是，毛泽东仍然具有清醒的头脑，他提醒党内同志：“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4]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走向新中国的；也是带着这种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头脑，号召全党干部认真读《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其结果，党内许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成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并在实践中迅速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重任。

 

　　半年以后，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阐述“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表明“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等问题。其中他提到，自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毛泽东所说的这个方向，就是中国人民从此走向自由、民主、独立、解放的方向，也就是从此“站立起来了”的方向。他还专门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说明尽管“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却形成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在这里，毛泽东也从理论上讲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特点相结合，从而“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历史的必然。[5]

 

　　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不断阐发《共产党宣言》里的思想，阐明党的领导方法以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远大抱负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更大的难题。尽管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来探索不同于中国革命规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怎么办？毛泽东经常说，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遇到实际问题，就翻阅《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一贯做法。[6]

 

　　进城以后，毛泽东的生活和居住环境也有了根本性的好转，存书和读书的环境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共产党宣言》的各种版本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著作更是伴随着毛泽东，他时常阅读并从中找理论根据、找思想智慧、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新情况，比如：党内一度出现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一些局部出现了分散主义现象，一些人出现骄傲自满情绪，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没有忘记翻阅《宣言》。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审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正因为如此，他再次提醒党内同志：“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他在批评党内少数人“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时，再次引用了《宣言》中的话：“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毛泽东接着强调：“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他还提出：“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7]

 

　　这年10月，在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坚定地说服各界人士，“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他还指出：“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由此，他引用《宣言》中的思想，向大家提到了无产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8]

 

　　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也是毛泽东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他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创新。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就以《宣言》为例，提到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他提醒大家，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9]这年11月16日，他在与外国共产党交流经验，谈到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时，也以革命导师为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他还举例提到：是“在一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像《宣言》中所说的“好多国家同时进行，并且还要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在这个问题上，《宣言》作了预言，但“结果并不是如此”。[10]毛泽东意在提醒人们，无论在革命还是在建设问题上，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又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遇到难题甚至挫折后，毛泽东进一步读《共产党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

 

　　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建设规律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沉下心来，号召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边反思、总结建设经验，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

 

　　1958年11月，毛泽东专门给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还提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1]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在这种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一边读书思考中不断前进的。一年以后，毛泽东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中起来专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在读这本书的系列谈话中，他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特别是在谈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也就是在这次读书思考中，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并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正是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把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与1957年通过的各国共产党“莫斯科宣言”联系起来，明确表示：“‘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12]可以看出，在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候提到这两个宣言，毛泽东的本意是清晰的，就是提醒人们要充分关注矛盾的特殊性，充分认识普遍规律与各国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重要性。由此他在读书谈话中也对“照抄苏联的办法”进行了反思，肯定中国必须走一条“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他坦率地承认，从解放后到三年恢复时期，再到一五计划时期，包括自己在内，“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13]作出这样的反思，是思想深邃的表现，也反映出中共领导层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勇气。

 

　　每次遇到难题和挫折，毛泽东在冷静反思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都要给党内干部开列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书单，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每次开书单，都包括《共产党宣言》或者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在1964年2月要求中央宣传部开列的“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的30本著作中，他要求印成线装本，并恳切地说：“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这次读书，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们要深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提高对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是在“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高级干部们越是“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14]这次开列的提供干部选读的30本马恩列斯等人的著作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年8月3日，他再次请秘书帮他找一本大字本的《共产党宣言》，信中说：“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15]这种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急迫性和反复性，对一位大党领袖而言，是罕见的。

 

　　到了晚年，毛泽东依然对《共产党宣言》爱不释手。在他不断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精读的书目中，无论如何挑选，第一本都是《共产党宣言》。中共九大以后，面对“文革”期间出现的混乱状况以及党内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种种反常表现，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党内要加强团结，一方面要求党内要加强学习。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通过学好马列著作来区分真假马列主义。他说：“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16]1970年9月，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等人又在毛泽东1964年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几本书的基础上，从中选了9本，第一本也是《共产党宣言》。这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并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关于以认真读马列著作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要求。

 

　　直到去世，在毛泽东卧室床边还摆放着他经常阅读的至少三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两个战争年代的版本、一个英文版本。这恰恰印证了《共产党宣言》他读了无数次、且伴随他一生这样的事实；也印证了《共产党宣言》伴随着他探索中国“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样的历程。

 

　　注 释

 

[1]《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

[2]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必读的十二本著作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6页。

[6]  参见徐中远：《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的启示》，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2页。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8页。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7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