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处理“裙带关系”的6封家书钩沉

李  俊

1952年8月9日毛泽东同李敏、李讷、毛远新在香山听李讷讲故事

[摘 要]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明史知理，树立正确亲情观，厘清权力公私边界，不能颠倒公私、混淆是非、模糊义利、放纵亲情。必须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一切特权现象。从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家风败坏常常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给自己定下的处理亲情、乡情、友情三原则，言简意赅、振聋发聩，不仅令世人崇敬，更值得当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以此为鉴。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处理“裙带关系”、家风家教等方面树立了典范。他给自己定下了处理亲情、乡情、友情的三条原则，即“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不管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一直保持着与亲友的书信往来，有问候，有接济，也有劝慰，笔者拟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6封家书谈起，初步展示毛泽精神世界的独特一面。对家人、亲友、故旧有着特殊而又深厚的情感，更深深挚爱天下黎民，但却从不惮冒亲戚怨尤而徇私情。

一

“运昌仁兄如晤：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安吉。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文运昌即毛泽东舅父文玉清的次子，不仅是毛泽东表兄，更是其救命恩人。1925年，毛泽东以“养病”为名，回韶山组织农民运动，与文运昌在一次聚会时险遭逮捕。湖南军阀派兵抓毛泽东，因长得酷似毛泽东，文运昌掩护毛泽东脱险，自己却被捕，后经多方营救始获保释。1949年到京后，文运昌给负责接待的田家英列了一个15人名单，全是毛泽东的文家亲戚，要求安排工作或是保送入学。名单经由周恩来转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悦：这种事，我毛泽东不会答应。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为自己私利奋斗。1950年初，毛泽东另一表兄文南松又写信为文运昌求情。毛泽东仍没答应，回信给文南松：“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毛泽东乃一代伟人、领袖，但亦有常人的情感世界，亦有父母兄弟、儿女媳婿、堂亲表戚、三姑六舅。管窥《毛泽东家书》便可领略到毛泽东对亲友、乡梓的一往情深，更能体悟到他处理亲友及其他社会关系时的高风亮节。然而，在当下改革开放时代，并非所有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都能够妥善处理“裙带关系”，周永康即是如此。周永康的6名秘书分别是冀文林、郭永祥、李华林、余刚、谈红、沈定成。其中，李华林曾担任周永康的专职秘书，余刚和冀文林一同担任其处级秘书。与郭永祥同期的秘书还有冀文林。周永康肆意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培植“秘书圈”，令人触目惊心。诚然，国家对领导秘书选拔任用已有明确规定，但程序不很规范，甚至出现秘书由领导直接挑选或指定，秘书跟着领导快速提升等现象。个别领导选任秘书竟然不看能力，而看其对自己是否忠诚，愈发助长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此所谓中纪委点名的“秘书帮”。                                                    

二

“炳璋同志：二月十五日的来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求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好！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文炳璋是毛泽东表侄，文南松次子。少年文炳璋最崇拜的人就是表叔毛泽东。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文炳璋南下广州，在中南军区服役。1954年初，文炳璋转业回到家乡，发现亲戚中确有一些因去北京见过毛泽东而很骄傲，不大听从当地干部管理。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毛泽东历来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陋习，他不容许亲友因自己而搞特权。作为一国领袖，他时刻谨记“人民会要说话的”，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监督之下，遵守党纪，不谋私利。1954年4月，毛泽东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文家任何人，要与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湘乡唐家坨外祖家，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之间关系都不错。毛泽东十分关心他们，建国后于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们写过20多封书信，多次邀他们进京做客，并寄钱赠物。但当他们每每提出要毛泽东推荐介绍到北京或家乡工作时，毛泽东均一一婉拒，从未答应，充分彰显出他不徇私情、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的伟人家风。毛泽东率先垂范，入情入理地对亲友故旧谆谆教诲并严格要求，可作为共产党人处理亲友故旧关系的楷模，今天思来依然令人叹服和敬慕。

不可否认，“裙带关系”造成官员的不公平选拔制度已成为当下一大祸害，如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比如，前些年“坐在腐败阵营军帐中的执牛耳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令计划在以其家族为轴心拓展财富版图的同时，企图以晋籍为纽带打造官商攻守同盟。2007年前后，一个所谓“西山会”的高官圈子悄然形成。据披露，已落马的刘铁男、令政策、陈川平、申维辰等高官全部是其核心要员。事实上，近年来查处的所谓“大老虎”背后往往有一个或松或紧、或明或暗的“帮派”“团伙”。诸多落马高官案发的一个共性，即利用其职务便利与在官场的所谓“影响力”，通过私人聚会活动，聚拢一批圈内人士。此所谓中纪委点名的“山西帮”。

三

“远翔贤侄：两次来信都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求得工作，不要来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的进益。此复。即问近佳。毛泽东。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毛远翔即毛泽东族侄，与毛泽东的血缘关系较远。长沙解放后，他曾代表乡亲们向驻扎在韶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欢迎词。1949年10月，毛远翔进入岳麓山的革命军政大学学习。学习不久便被分配到湖南省委交际处工作。出于工作需要，毛远翔萌生了学习的渴望，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道出自己想到北京学习及工作的想法。收到毛远翔来信，毛泽东预感到亲友中有一种不良意识正在滋长。思

虑良久，毛泽东于1951年5月连续给亲友写下5封信，均拒绝了他们要求介绍工作、安排学习的要求。在给文南松的信中，毛泽东拒绝了他为文运昌介绍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在给毛远悌的信中仍是拒绝：“不要来北京，学习的事将来有机会再说。”给老同学叶健农的信还是拒绝：“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也给毛远翔写了拒绝的信。毛泽东用以身作则的领袖作风向国人展示了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即把为最大多数人最高利益服务作为唯一宗旨，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不管亲疏远近、处世处事，都秉持人民至上、天下为公。这种从严约束亲友故旧，从不把公权变私器的一如既往的做法，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我们治党、治国、治军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曾严肃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譬如，国务院前国资委主任、前党组副书记蒋洁敏的落马立时撕开了中石油多年来利益输送“潜规则”的一道口子。在如此庞大、铜墙铁壁般的垄断领域，畸形“裙带关系”乃滋生贪腐的直接根源。已落马的中石油多名高级领导干部，学习与工作经历竟高度吻合：蒋洁敏、李华林同是“胜利系”成员，李华林、王道富、冉新权同是大学校友，冉新权与王道富曾在油田共事，王永春与蒋洁敏在工作履历上也是长期重合。所谓“落马五人多交集，三人是校友，两人属‘胜利系’”。其严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此所谓中纪委点名的“石油帮”。

四

“杨开智先生：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望外祖母。展儿已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务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毛泽东。八月十日。”

杨开智乃杨开慧长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杨开智便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到北京工作。即便是如此至亲，毛泽东依然坚持照章办理。他分别致信王首道、杨开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其后，毛泽东表兄向三立再次转达杨开智这一想法时，毛岸英替父亲给向三立回了封长信：“来信提到舅舅希望在长谋得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地替他惭愧……新中国之所以有别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别于国民党……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毛泽东经常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共产党人做事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当官，沾亲带故之人全都升官发财。如果照此下去，便会脱离群众，便会和蒋介石一样迟早要下台。”毛泽东为全党、全国、全军开了个好头，具有鲜明的示范效应。然而，近年来，“裙带关系”问题一度愈演愈烈，窝案串案甚至塌方式腐败时有发生。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便是典型案例。他在任职期间，屡次提拔亲戚任职于该系统。其弟刘志祥从一名普通铁道工人被提拔为火车司机、纪委书记，直至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温州“7•23”动车事故后，铁道部一度被指“裙带关系”严重。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也无论生活格局怎样改变，家庭永远是重要的，同时依然需要重视家教、家风建设，使得千百万个家庭成为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首要基点。客观地讲，几十年来，在毛泽东给所有亲友的书信中，直接“表态”解决实际困难的，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史料看，仅有两次，毋庸置疑，这是两个特例。前者是毛泽东故居的隔墙邻居，又是烈士亲属的毛爱桂；后者是过去自己家里保姆陈玉英的女儿，陈玉英也是为革命吃过苦、坐过牢的。毛泽东把毛爱桂和陈玉英两家人视为亲人，完全是放在革命前提之下的。由此看出，毛泽东的爱是阶级利益之爱，是博大之爱。

五

“爱桂先生：来信收到，令兄爱堂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一面，以后从来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是为革命牺牲的，是光荣的。此复，并候。合家清吉。毛泽东。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知道毛爱桂其人的人并不多，但到过毛爱桂家门口的人当以千百万计。毛爱桂，即毛泽东故居西头挂有“邻居”字样茅草屋的主人，有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邻居”。早年，毛爱桂的母亲时常帮助毛泽东母亲文七妹料理家务，文七妹生病时还帮助照看。毛泽东非常感激。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运，毛爱桂大哥爱堂等积极参加。毛泽东对毛爱桂说：“你站到山顶上望风，如果来了不相识的人，你就马上发信号：是吃饭的时候就喊吃饭，不是吃饭时就打山歌。”就这样，听到山歌，毛泽东和开会的人便佯装打牌，等陌生人一走，又继续开会。大革命时期，反动派到韶山捉人，毛爱桂的母亲只好带着毛爱桂流落他乡，沿门乞讨，露宿山林。毛爱桂染上风寒和眼疾，几近失明。苦熬20多年，终于盼来解放。听说从上屋场走出去的毛泽东已经做了国家主席，毛爱桂一家异常兴奋。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家省亲前夕，特地交待他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邻居毛爱桂。

其时，毛爱桂眼睛不好，参加劳动有困难，老伴又有病，儿子毛泽林才14岁，生活非常困难，毛爱桂只好求毛泽东关照。他找外甥代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敬爱的毛泽东主席：你老人家好！你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为了穷人的翻身到处奔走，今天中国革命成功了，没有哪个不欢迎，不高兴。主席，我是毛竹平之子毛爱桂，家里六人吃茶饭，就我一人劳动。我眼睛又不好，只有一点亮，没钱医治。其实，有钱治好的话，我还是可以参加劳动的，免得增加国家的负担。主席，我有一个儿子，已有14岁了，读过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我想培养他出来为国家做点事情，可惜没有能力。感谢你老人家的关怀，如果有机会学习，你介绍他出去学习几年好吗？……毛爱桂。一九五二年六月。”

信寄走后，毛爱桂一家惴惴不安。他们非常清楚，毛泽东不少至亲要求其介绍工作都被拒绝。自己不过和主席同族、邻居而已，主席能够理会此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毛泽东不但给毛爱桂回了信，而且破天荒答应了毛爱桂所提要求：“毛爱桂先生：你的来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要你儿子出来搞一点随时随意的工作，我亦十分高兴。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此信立即在韶山引起不小轰动。乡亲们、毛泽东的至亲们真是难以相信毛泽东会为毛爱桂的儿子安排介绍工作，纷纷前来观看。毛泽东在韶山有不少本家和外家亲友，他亲笔回信向当地政府推荐安排工作的，这是唯一的一例。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毛泽东是罕见地闯过乡情关、亲情关、友情关的卓越领导人。其时，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款约束，毛泽东依靠的仅是严厉自律精神和严格党内纪律。当然，毛泽东并非一味地拒绝乡情、亲情、友情，只是强烈反对乡情、亲情、友情染指与介入权力，严禁公权私化。

六

“佩君同志：来信收到，很高兴。你们想到北京看一看，是可以的；但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罢。你母亲现在何处工作，情况如何？如有困难，可告知。祝你进步。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孙佩君即孙燕，是陈玉英的女儿。陈玉英并非毛泽东的直系或旁系亲属，她是早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的保姆。1930年10月，当敌人撬不开杨开慧的嘴而对陈玉英严刑拷打时，她坚定地回答：“你们要杀就杀我，留着开慧回去带小孩。”她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保护革命后代，表现出劳动者善良、纯朴的本性。由于其特殊的经历，笔者对于毛泽东给她以及她的女儿孙燕的信，均视为“家书”对待。1955年暑期，孙燕给毛泽东写信，想进北京，于是毛泽东回了上面的那封信。1957年下半年，根据长沙市三条规定，孙燕需回宁乡农村去，自食其力。其时，孙燕已是学校代课教师。想到就此下乡，母亲无人照顾，自己前途莫测，忧急之中，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很快，毛泽东又回了一封信：“佩君同志：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问你母亲和你好。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如上所述，尽管是两次表态，可是毛泽东特别注意分寸。给毛爱桂的信说，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给孙燕的信说，可持此信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负责同志谈一谈。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毛泽东又特别叮嘱“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如此细节居然想得到，可见毛泽东对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人是何等细致入微的关怀！“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此事应由党作决定”，充分体现出毛泽东不直接插手地方党政工作的明确态度。然而今天，并非所有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都能树立良好家风。有调查显示，80％的官员贪腐案均与其自身和家庭成员过从甚密息息相关，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绝大多数贪官都有相互牵制、互为利用的畸形家风。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风联结党风政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毋庸置疑，执政者是否正确行使手中权力，不为故旧亲友谋取私利，并非琐事私事，而是事关领导干部形象、事关党风政风好坏、事关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原则性问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我们应认真承继开国领袖毛泽东身体力行的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精神，努力抵制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的做派，并影响周围的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唯其如此，于国于民，善莫大焉。诚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反观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案审查的440余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干部，这些干部热衷于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任人唯亲，其中的深刻教训值得长期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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